史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灵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灵魂论文,史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本文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识问题，是指研究者的史识和研究对象的史识两个方面。研究者的卓越的史识和对研究对象的史识的真知灼见，是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水平，写出具有独特性的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根本所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史识是认识历史的必要途径。养成科学的富有真知灼见的史识的灵魂，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辩证的唯物史观。
黄修己著《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附录“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编目”中，从1924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始，至1993年4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止，共收有“中国新文学史的著作，含文体史、阶段史、地区史及其他有关专史”154部①，由于《编纂史》写作时间所限，1994年以后正式出版的有关著作则不及收入。所有在此《编目》中收入和未收入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著作，都显示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绩，都以各自达到的学术高度和提供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启示了思维新路。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开放局面，人们努力以新的文学观念，运用新的方法，从不同视角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现象，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陈平原就把文学史分为“教科书文学史”和“研究型文学史”，要把自己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写成“研究型文学史”，“突出论者的史识以及结构分析的追求”②，强调了研究者的史识对文学史写作的决定性作用。1988年在全国范围内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为主展开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反映了经过“观念热”、“方法热”之后，文学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追求研究新境界的激情。讨论的重要收获就是更多的人注重了文学史研究的史识问题。在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还有人从史识和史的关系的角度阐释史家的价值取向，肯定史家主体史识的重要性。一部史著所要达到的就是史家主体以自己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对原生态的历史本体，特别是对由一定的思想、意志、才能、品格所支配的历史行为主体的分析、认识，而形成的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的科学的反映和概括，因此本文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识”问题是指研究者的史识和研究对象的史识两个方面。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这是古今中外学问大家之共识。
清代文学家叶燮在其诗话著作《原诗》中，谈诗歌创作强调做诗必先有诗之基，“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③ 认为诗歌创作是诗人主观的“才、胆、识、力”与客观事物的“理、事、情”的统一结合，而诸主观因素中，胸襟是基础，“才、胆、识、力”则使胸襟尽发其神明，“理、事、情”得到充分的显现。叶燮特别强调在“才、胆、识、力”中，“识”又是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根基，他指出：“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④“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⑤“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託。”⑥“识”是核心、是根本；有“识”才有“才、胆、力”，有“识”才会有自己的超出古人和时人的真知灼见。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谈研究文学或作家时总是提醒人们要有自己的锐利眼光和深广见识，他以“选本”为例说：“不过倘若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⑦ 在鲁迅看来，具有独特眼光和识见的人，才有选择和创造的能力，而具有高超史识的人也才有写史的力量。著名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认为文学史家的“学问”，“首先表现在有眼光，衡量那些作家可以入史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发现新作家新作品也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这叫做史识。”“一个文学史家重在有史识，有自己的见解，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好是坏，该突出的就突出，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⑧ 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论及阅读艺术和文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时也肯定了研究主体的学识见解对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出：“‘文学研究’(literary scholar ship)这一观念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⑨ 上述提到的“识”、“识见”、“眼光”、“判断”、“史识”都是讲的人的主观的知识、学识、见解和分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力、洞察力、判断力。这具体则表现为研究主体对社会、人生、历史的综合认识能力、洞察能力，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社会历史现实和预见社会历史发展未来的能力。作为其综合表现的史识，无疑就是研究主体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认识、理解、判断、评价的能力和见解，或者说就是一种发现，一种对于对象本质的发现。这种综合一体的主观能力，是由研究主体的世界观、学识才能、人生体验、学术品格、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融会贯通而形成的。史识问题既是学术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实践问题，它决定着研究主体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接近真理的程度。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史著中都有所体现。
尽管在王瑶之前已有朱自清这样的著名文学家、教授和其他人讲授过有关中国新文学的课程，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出版之前已有将近20部新文学史的著作问世，但是从王瑶的新文学史课和《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和史料的丰富性来看，都远胜于过去的已有成果。因此，王瑶是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设的学术开拓者和奠基者的。王瑶撰写《史稿》是应教学之需，当作任务，随教随写而完成的。时值中国“民主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之际”，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浸沉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⑩，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把1950年5月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作为编写教材的依据，“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11) 因此，在当时作者也就理所当然地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的论点作为基本依据来认识和论析新文学的发展史，这就形成了《史稿》论析评价文艺运动、文艺社团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观点和标准。《史稿》论述新文学的性质、领导思想都是引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件的话来作出自己的结论。《史稿》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应于《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划分的四个时期，只是为了突出延安文艺座谈会，把第三与第四个时期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作了分界线。1983年《史稿》重新修订出版时，作者增入《“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作为“重版代序”，对中国新文学主要问题的认识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论述得更充分更科学更深刻些了，也修正了一些《史稿》初版本中对文艺斗争、文艺思想和世界观等问题的简单化的论析，明确指出“通过思想斗争和文艺批评，引导小资产阶级文艺家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体现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向的。有时过分强调了斗争，有时又过分强调了团结。如在三十年代初不仅笼统地提出过‘反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且还强调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又如抗战初期‘全国文协’强调的所谓‘君子作风’，就都产生过消极的影响。”(12) 指出“就文学思想和世界观来说，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但由于他们比较倾向革命和比较接近劳动人民，因此在社会实践中的客观效果就可以与资产阶级很不同。”(13) 对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实践表现做了细致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从心态到文笔都是心平气和、娓娓而谈，可亲近的。史识是认识主体的主观识见，但通过自身的体验而认同他人的见解也表现了一个人的史识，王瑶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阐述为指导形成自己的史识来认识和总结、评价新文学，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写出《中国新文学史稿》，是难能可贵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也正是《史稿》能够超出以往的各种新文学史著作的主要原因。正如黄修己所说：“唯其如此，《史稿》才有开创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资格。”(14) 尽管《史稿》还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烙印和局限，相信以王瑶的学识、真诚和识见如不仙逝，他的认识必然会有新的发展。
《史稿》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新文学的萌生、成长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和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关系；知人论世，通过作家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透视作家的创作特色，都显示着王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思维和分析方法的深刻性。王瑶学识广博深厚，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中外古今的相互比较、印证与融合中熔铸了他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中常常会提出些准确、鲜明、精辟的艺术见解，表现出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艺术欣赏眼光，促进了王瑶史识的深化与升华，为《史稿》增加了学术光彩。诚然如《史稿》作者在“重版后记”所谦称的“写作中自然也表现了一个普通的文艺学徒在那时期的观点”，不免还有一些不足或有待商讨的问题，但是这丝毫也动摇不了《史稿》在中国新文学史著中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基石的地位。
唐弢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论著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扛鼎之作。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共三册，第三册主编为唐弢、严家炎)，在中国现代文学编撰史中堪称标志性、里程碑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它在全面总结分析以往30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著的成就、特色和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先行的著作，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修正过去的不足，谋划构思，推陈出新，成为一部在理论方法、文艺运动和作家作品的取舍论析、史料的搜集处理、体例结构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的新的文学史著。这是一部内容更系统充实、论析更平实、体系更完备，整体上更具科学性、更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已达到的学术水平，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继承与突破都要以它为参照、为基点，从此起步。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鲁迅的两章由唐弢亲自执笔，“最后由唐弢同志审阅改定全书，重点修改了某些章节”(15)，自然这部文学史也就贯穿着唐弢的史识。他的众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运动、思潮、作家作品、史实等宏观与微观的论述、辨析，也都反映着他的学术大家的识见。唐弢一生追求进步与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新文学运动，特别是追随鲁迅，对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足音有着厚重的历史直感；他的作为作家的独特的艺术感悟和学术功力；他的真诚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铸就了他的不凡的史识，造就了他的学术业绩。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几经变易的编写过程，从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工作到1979年6月和11月第一、二册出版，1980年12月第三册出版，历经将近20年，因此比较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王瑶单枪匹马地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无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实践，做的更自觉、更自如。唐弢也接受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的观点，然而他却能把它融入对具体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承认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各种现象之间和每个现象的各个方面之间都是相互依赖和联系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相互联系着的。唐弢正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现象的普遍的内在和外在联系中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创作、运动和历史发展的。他在自己学术研究的整个进程中都注重文学现象与社会时代的内在联系，强调文学发展与社会历史时代的决定性关系，认为：“从根本上说，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条件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人民革命。”(16) 所以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考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在二者关系的论析中，阐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无产阶级领导思想、现实主义的传统和社会主义方向。他还注重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有个来龙去脉，有个前因后果。”(17) 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专门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同我国民族文学遗产和世界文学的关系，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正是在新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古典遗产和异域的营养以建设我国民族的新文学的历史”(18)。从不同文学现象的联系的视角，他还主张文学史应是“全面的”文学史(19)，他说：“我赞成文学史家视野放得开阔一些，凡是现代文学(新文学)范围以内的，只要艺术水准够得上，可以左、中、右作家都写。”(20) 就具体的作家作品而言，唐弢既看到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受中国政治风云制约的时代特征，认定作家作品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同时又指出“政治是重要的，不过政治和艺术在一篇成功的作品中是浑然的一体，不是什么外加的东西。”(21)“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先应当是一个作家，”“一个文艺作品，首先是艺术。”(22)“文学史首先是一部文学史”(23)。他强调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看重文学的审美本性，主张从历史的和审美的统一的视角完整全面地看取文学现象。虽然唐弢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论评还难以彻底地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但是他还是力求在自己的著述中体现自己的认识，贯穿这些观点的。
史家对史实的选择、意义把握和价值判断是取决于史家的史识的。史实的选择主要是辨伪存真，史识的判断主要是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评价，从而正确认定和阐释史实与价值的内在联系。这也是唐弢治史的史法和思维方式。他主张史实的选择应实事求是，史家的评价要把文学史实的“本质的永久性的价值与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作用兼顾起来”，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好是坏，该突出的就突出，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24)。他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以论带史”。(25)
唐弢的学术理性和史家品格是他的史识的整体的精神内涵，又是推动他的史识不断超越的精神力量，他总是在超越自我的思维定势和历史成见的反思中不断地深化和完善自己的史识，他对胡适、林语堂、冯雪峰的评价就是在自我反思和超越过程中更加切近对象本质的。
王瑶、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述堪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观、史法、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的代表。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还多是处于作者以不同的史观对中国新文学现象做具体的论析、评价的认识阶段。王瑶、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开辟了力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新文学现象作出科学的论析，全面总结其历史发展的学术新时期。当然，由于时代和史识的局限，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时代、文艺的特性等问题的理解都还囿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和党的具体的方针政策，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总的来看是大同小异。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感召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力图以新的观点和方法，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历史的封闭的研究框架，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呈现出研究的新局面。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就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6)。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删除了初版本的长篇“绪论”，增写了“前言”。在“前言”中作者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即指191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新文学；其次它“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27)。作者还特别申明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因此，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28) 作者在“前言”中还强调了“中国文学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强调了“‘文学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29) 这些基本观点与初版本“绪论”中阐述的时间分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根本特征等新启蒙主义观点在文字表述、认识角度和强调程度上虽有不同，但基本认识是一致的，与作者之一钱理群与黄子平、陈平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阐明的观点也是相通的，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求突破和创新的史观与史法。《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全书的总体结构、章节安排、作家作品的评析和文学现象的分析等方面都贯穿着上述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深刻的独特的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虽然不无简单化理想化的“片面的深刻”之处，但却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成为一部具有个性和特色的辞旧开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这充分说明了有什么样的史识就有什么样的史的研究，史识的卓异造就史著的个性和特色。
史识是个人参与社会历史活动行为的思想主导，是史家认识、评价历史的理性判断的根据，是史著的灵魂；而养成科学的富有真知灼见的史识的灵魂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辩证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30)。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31) 这就是说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创造人类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的活动，它一方面要按照自己的欲望、目的、要求去改变世界，另一方面这种具有目的性要求的改变世界的活动又必须依据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按照被改造对象的规律来进行，才能实现这种目的性要求，达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矛盾统一，从而创造人类历史和实现人类的自我发展。显然，马克思主义强调指出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现实的人。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各个世代依次交替的现实的人创造的；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就是从事物质生活生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既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决定性因素，又是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32) 为基础的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现实世界之间的历史的发展着的关系。人类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活动都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现实的人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则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应该是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立脚点。
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人认识、把握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人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感受，创造形象和意境，展现人的情感体验的审美世界，而它的载体文学作品则构成了这一艺术世界的审美意义，并以此认识和把握人的世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就是对艺术世界审美意义的反思、认识、揭示和阐发，使之成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因此，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而言，构成人的史识的世界观、文学观、人生体验、真善美的价值尺度、学术品格、学识素养等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艺批评的是非标准和衡量文艺创作的优秀艺术标准；文艺的教育、娱乐、审美作用；文艺的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深厚的人民性的价值观；艺术家的“德艺双馨”和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创作理念；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统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等，都是从不同时期的文艺现状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辩证的唯物史观和文艺观研究和解决文艺实践问题的重要思想，推动了文艺事业的发展。这些思想蕴涵着深邃的理论精义，应该融入到我们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史识中。
作为史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理论思维模式与思维方法的问题。
长期以来，束缚我们思想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简单化的传统思维方法，习惯于简单化地理解“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和“一分为二”，把事物之间复杂、多样的联系，简单地划分为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的两极。简单化的理论思维模式和方法，必然造成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事实是，属于人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就似整个链条上的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一个处于系统联系、系统运动的整体世界。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变革、发展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历史时代，与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变革密切相联；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文化结构呈现出纷纭复杂、多元交织并存的格局，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各异其趣、标新立异、异彩缤纷的局面。因此，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也要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时代的多方面的整体联系，在文学自身的多元素、多环节、多层次的有机联系中进行认识与把握。关于这个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都有阐述。恩格斯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33) 列宁说：“各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比通常)更丰富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34)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谈事物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关系时，特别是对事物矛盾统一的诸方面的论析，既看到事物“一分为二”、“矛盾对立”的方面，又充分注意到事物诸方面的“一分为多”，“合多为一”的矛盾统一关系。恩格斯曾针对简单、片面地理解“一分为二”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35) 恩格斯还曾以数学方法为例说明一和多的关系，他说：“数学家们在做起来对自己有些方便的地方都毫不勉强地在自己的计算中引用X0=1，或引用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即等于一的分数，——因而数学地运用包含在一中的多。但是如果有人以一般的表现方式向他们说，一和多是不能分离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而且多包含于一中正如一包含于多中一样时，他们就会皱起鼻子并做起鬼脸来。但是，只要我们一离开纯粹数的领域，我们就会看到这是实在情形。……在这里很明显地看出何等的多样性和多都包含在这个初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单位概念中。”(36) 这些论述都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一”与“多”的关系，即“一”寓于“多”是“多”的本质规律或共项的抽象。“多”是“一”的载体，通过“多”，“一”才得以展示自己的丰富性、科学性、发展性，离开“多”，“一”就成为抽象物。这种关系不是有“一”无“多”、以“一”盖“多”，而是“一”寓于“多”、“一”含纳“多”、“一”整合“多”的事物矛盾多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不能把事物仅仅看成是“一分为二”的两个矛盾方面的绝对对立统一体，还应该看到事物是由多个层次、多个方面互相联系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如马克思所说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的统一。”(37)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给人们指示了科学辩证法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文学发展史是创作主体的人通过人生体验、审美感悟，认识、把握世界的实践过程，参与这一实践过程的人创作的一切成果，都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面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多元化现象，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主旋律的同时，还要正确处理主旋律与多元化现象的既对立、差异又相反相成，互为存在、转化的矛盾统一关系。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38)“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39) 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坚持的思维方法，是史识修养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14)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49页，140面。
②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2页。
③④⑤⑥叶燮：《原诗·内篇(下)》，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7页，24页，25页，29页。
⑦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21页、422页。
⑧(23)(24)(25)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423页、424页，424页，417页。
⑨〔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页。
⑩王瑶：《重版后记》，《中国新文学史稿》(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782页。
(11)王瑶：《初版自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9页。
(12)(13)王瑶：《“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重版代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3页。
(15)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87页。
(16)唐弢：《雪峰—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阐述者和发展者》，《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72页。
(17)(22)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53页、158页。
(18)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9页、20页。
(19)(20)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求是》1990年2期。
(21)唐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42页。
(26)《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本于1987年8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为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1998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由于修订幅度比较大，不少章节几乎完全重写，“因王超冰不在国内，而未能参与修订工作”，“修订本就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三人署名。”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后记》。本文所论的是修订本。
(27)(28)(29)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言》1页、2页。
(30)(3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而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43页、244页。
(32)参阅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43页、44页。
(3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92页。
(34)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544页。
(35)《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86页、487页。
(3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218页、219页。
(3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3页。
(38)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156页。
(39)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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