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环境美学的话语形态与理论进展*
□ 胡友峰
内容提要 西方环境美学以赫伯恩为话语形态的开创者，话语形态主要包括以卡尔松为代表的认知型话语、以柏林特为代表的非认知型话语、以齐藤百合子等为代表的融合性话语以及后现代的话语形态，这些话语形态共同推动了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发展。西方环境美学的未来发展还必须确立环境美学在美学体系中的地位，在环境实践和环境伦理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 西方 环境美学 话语形态 理论进展
环境美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美学的话语形态，打破了现代西方美学以分析美学为重心，以对艺术的概念分析为目标的美学话语形态格局，重新将自然审美拉入到美学的研究领域之中，并拓展了自然美学的研究范围：即环境美学将自然的审美对象从“自然”扩展到“环境”，环境美学不仅包含自然美学、还包含人类环境美学，即人类居住环境的景观设计均可以纳入到环境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经历过无数次战争和战役、战斗，留下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总结和继承。毛泽东一贯强调，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在军事科学领域里，他注意探索历次战争胜利和失败的得与失，并从中找出了规律性的东西，加以诠释。
国内对西方环境美学的介绍研究接近30年①，对环境美学的译介也非常丰富②。国内对环境美学的研究有对环境美学谱系进行研究的，有对环境美学理论创新进行研究，对环境美学关键词进行研究，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③。这些译介和研究对于环境美学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内学界了解环境美学的谱系、环境美学的构成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美学几个代表性人物身上，主要是瑟帕玛、卡尔松和柏林特几位，而西方环境美学的构成远远超过这几位人物，在话语形态上也是存在这一定的差异，如果我们从环境美学的话语形态入手，打破以环境美学关键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西方环境美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思路和理论进展则可以更清晰地凸显出来。
一、赫伯恩与环境美学话语形态的起源
环境美学话语形态的起源与自然美在美学中被重新认识密切关联。自黑格尔美学体系建构以后，艺术美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而自然美则逐渐处于美学研究的边缘位置。在20世纪早期的美学中，虽然桑塔耶那在《美感》中对自然美进行了考察，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对自然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经验进行了分析，科林伍德写了《自然的观念》一书，但是从总体来看，对自然美忽视成为当时美学研究的主流。特别是分析美学几乎将哲学美学完全等同于艺术哲学，将审美鉴赏的范围完全局限在艺术领域之内，不能超越雷池半步，也由此，我们无法对自然进行审美鉴赏。然后，真实世界不仅仅包含艺术界，还包含有与我们生存密切相关的自然界，对自然的审美兴趣也在20世纪60年代在逐渐的恢复。这一方面源自于公众对自然审美价值意识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在于景观建筑师、环境规划师在具体的规划建筑过程中需要对自然的形式因素及其审美价值进行评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于1966年在《英国分析哲学》一书中发表了《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一文就鲜明地体现了对自然审美兴趣的恢复，它被公认为西方环境美学的开端。为化解当代美学研究日益狭隘的理论危机，赫伯恩考察了自然审美，他认为若没有对自然美全面深入的探讨，美学上目前存在着的核心问题，便不可能正确地解决。在这篇文章中，赫伯恩首先分析了20世纪自然美被忽视的状况，这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自然审美趣味的转变，它本身已不再是严肃的审美欣赏，而是琐碎的、颓丧的、牵强的审美欣赏；而艺术家自身的创作也已从对自然的模仿与再现转变为对纯粹对象的创造，趋向于表达人类心理的内部结构；自然科学的发展如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产生，在增加人类感知材料的同时，也使人们对自然的审美阐释面临很多的困惑；而从理论层面来看，分析美学使审美欣赏仅限于艺术。④
进而，他从自然与艺术的对照开始，分析了自然审美的特性。其一，就欣赏者而言，艺术审美与自然审美的区别表现为分离与参与。不同于艺术欣赏的静观或保持审美距离，在自然欣赏中，我们处于自然对象的包围之中，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其二，就欣赏对象而言，由于艺术是 “有框架”的，它们与环境相分离，因而作品中的每个要素都被其感知特性所决定，它们的审美特性取决于其内在结构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而自然是 “无框架”、流动易变的，虽然这挑战了我们的传统经验且让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以致无法实现审美欣赏，但也正是这种不稳定与不确定使自然的审美欣赏具有开放性与创造性，可以根据不同范围的语境或背景进行常新的、多层的审美欣赏；其三，自然的形式为想象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赫伯恩在之后的 《景观与形而上想象》（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形而上想象”这一概念，即在自然的形式中解读出高层次的意义或形而上真理。这种形而上的想象不同于琐碎的、容易被理解成附加在自然之上的想象，它揭示了某种形而上的真理，以此对自然进行如其所是的欣赏，并使自然的审美欣赏从琐碎上升至严肃；⑤其四，尽管艺术审美的一些类型在自然中不可获得，但自然也拥有艺术所不具有的审美类型，这不应该成为将审美局限于艺术的理由。虽然赫伯恩从艺术与自然的对立开始，分析自然不同于艺术的审美特征，但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 《艺术烛照下的自然》（Nature in the Light of Art）中，赫伯恩也辩证地从自然与艺术相统一的角度，探讨二者的内在关联。强调艺术审美对自然审美的启发意义，认为二者应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⑥
接下来，赫伯恩就自然审美欣赏的合理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我们应该抵制运用单一最高概念的诱惑，必须用相关核心概念的集合来替代，故而他倾向于一种多元的、统一或融合的模式。对个体对象的静观与融入自然、琐碎与严肃等是两个极端或两个相差很大的方式，我们不能妄言哪种方式恰当或不恰当，在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审美可能性。无论是静观还是参与、情感还是科学知识，都可以根据当下的审美语境及欣赏者自身状况进行灵活的融合。而这种融合不是一种既定的模式或硬性的规定，赫伯恩强调两极之间存在着无数种可能性，因而审美欣赏是开放的、多元的。同时他也指出要使自然审美欣赏由琐碎上升为严肃，必须由自然的真实本性进行指引。⑦
实际上，赫伯恩的思想不仅仅是西方环境美学话语形态的开端，更是一个思想的发源地，它阐述了环境美学的基本框架并涵盖了环境美学话语的基本形态。卡尔松、伯林特等后来的环境美学家，其思想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赫伯恩的一些基本论点。例如就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而言，在《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中，赫伯恩已经注意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若我们想要自身的审美体验可以重复且具有持续性，那么就应该努力保证新的信息或之后的实验不会证明关于对象的知觉是一种幻象。因而，为实现自然审美欣赏的客观性与严肃性，适当的科学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这一观点在 《自然审美欣赏中的肤浅与严肃》一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但在其《景观与形而上想象》一文中，赫伯恩认为虽然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欣赏是必要的，但它同时也使自然世界丰富的感知特性被抽象掉了，因而他转向了形而上想象，以弥补这一不足，并反对卡尔松自然环境模式对科学知识的过度强调。由此也可看出，赫伯恩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一方面强调科学认知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想象、情感等非认知因素在环境美学话语形态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在赫伯恩之后，各种立场的环境美学思想纷纷崛起，若从整体上进行划分，可分为认知立场与非认知立场两大阵营⑧，或称认知与感知、非观念与观念。前者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瑟帕玛、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玛西亚·伊顿（Marcia Eaton）等；后者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马克·萨戈夫（Mark Sagoff)）、谢丽尔·福斯特（Cheryl Foster）、斯坦·戈德洛维奇（Stan Godlovitch）、艾米莉·布雷迪（Emily Brady）等。事实上，这两大阵营的论争主要表现为卡尔松与伯林特环境美学思想的论争，总体而言，其论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认知阵营主要强调科学知识等认知因素在审美欣赏中的重要性，而非认知阵营主张感知、情感、想象等非认知因素在审美欣赏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在哲学立场上，认知阵营整体上坚持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而非认知阵营坚持主客体统一的一元论。当然，这两大阵营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对环境审美欣赏的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有所偏重而已，事实上很多学者的环境欣赏模式都具有综合性，以使不同的因素互补互调，从而更恰当地进行环境审美欣赏。可以说，从赫伯恩开启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经过多年的发展，主要形成了认知立场的话语形态、非认知立场的话语形态这两种话语形态，但从这二种话语形态的发展中，环境美学逐渐细分出很多立场或模式，而随着不同立场之间的切磋论争，我们发现环境美学又渐渐走向了融合型的话语形态（认知立场与非认知立场的融合）。
二、认知立场的话语形态
认知立场的话语形态以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为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种认知主义的话语形态是对传统的自然审美痴迷于感官与形式属性静观的反驳。比如，在1974年论文中，马克·萨戈夫（Mark Sagoff）就轻视这些属性，呼吁人们关注自然的表现力和象征性。⑨卡尔松更是全面地发展了认知途径的相关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他就在一系列文章中阐明，自然的审美欣赏必须从对独立客体的形式主义欣赏和对风景的如画性欣赏的传统艺术途径中解放出来。并且，将自然欣赏从艺术途径中解放出来，并不会使其沦为简单的感官与情感反应，也不会使其走向肤浅的主观主义。相反，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的关键，在于对自然进行如其所是的欣赏。正如恰当的艺术审美欣赏是通过艺术史、艺术批评等相关知识在认知层面加以塑造的。那么，以此类推，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应当通过自然史、科学认识等在认知层面上加以塑造。因此，卡尔松在自然世界的审美欣赏中为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科学知识提供了中心地位。⑩
由几位资深影像诊断医师来分析十二指肠镜检查和CT增强扫描的资料，并对壶腹周围癌的定性诊断、定位诊断、直径、强化特点和对血管或周围组织的侵袭状况、十二指肠黏膜或乳头的形态以及远处脏器是否转移和淋巴结是否转移等病变症状的情况一起商讨并得出最终的结论。
将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是有传统的，卡尔松并不是第一个持这种论点的学者。它在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传统中构成了一种保护美学 （conservation esthetic，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美学）。其核心是 “共同体”观念，即人与土地二者共生共存，同处一个共同体。这里的“土地”，其涵义包括自然界全部植物、动物等各个种类。而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即生物共同体呈现出一种深层的生态平衡，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与环境的和谐。进而，我们通过生态学、地质学及生物学等知识，深入欣赏世界的整体之美、生态之美。他将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审美欣赏与环境伦理相结合，摆脱了自然审美欣赏表面化、主观化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同时也为景观评估、规划与设计等环境实践提供了一种框架。在《沙乡年鉴》中，他将荒野视为文明之源，论述其科学价值、休闲价值、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以及各种价值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这一开创性的说法引发了利特科特和罗尔斯顿等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进一步阐释。并且，它还衍生了另一种影响，它有助于“肯定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优先地位的解释。著名的肯定美学（卡尔松是其理论的重要建构者）认为，未被触及的原生自然独有或者主要地具有积极的审美特性。在自然欣赏与科学的联系中，该方法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科学的世界观可以培育“肯定美学”式的欣赏。这些科学的世界观因为具有审美的积极属性，如秩序、平衡、整体与和谐，而越来越多地解释自然世界。⑪
⑰See Arnold Berleant.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M].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160～175.
对于自然审美，卡尔松从批判传统的艺术途径入手，通过对对象模式（形式原则）以及景观模式（艺术原则）的批判分析，提出了欣赏自然的“自然环境模式”（Natural Environmental Model）。这一模式坚持“自然是自然的”以及“自然是环境的”两大基本原则，与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不同，它反对将自然物体同化为艺术品以及将自然环境同化为风景。尽管卡尔松强调如其所是地欣赏自然，反对将自然同化为艺术，但他并不拒绝将艺术审美欣赏的整体结构应用于自然审美欣赏，这主要表现为以艺术欣赏作为类比，以推导出自然审美的特征和方式。这一模式的提出不仅对自然美学影响深远，还在应用美学、环境伦理等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它指引着卡尔松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环境美学，对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功不可没。⑬
卡尔松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还包括他著名的肯定美学。他曾以《自然与肯定美学》（Nature and Positive Aesthetic）与《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这两篇文章，专门论证肯定美学。虽然肯定美学思想早在18、19世纪就出现了，但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芬兰美学家阿尼肯纽恩（Aarne Kinnunen）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后，关于肯定美学的论述都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段。如上文所言，其思想可简单地概括为，自然的美学是肯定的、自然所有未被触及的部分都是美的。卡尔松在欧美自然审美历史的背景下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一方面，他为肯定美学出现的合理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另一方面，他的论证将肯定美学的意义与价值凸显出来，使肯定美学对自然美学及环境美学的潜在价值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⑭
针对CT产生剂量的表述，主要包括三种[2]：其一为CT剂量指数（CTD1），该剂量指数主要经由一次CT轴位扫描完成测量，将吸收剂量的所得积分相除总射线的束宽度所得。CTD1基于理论来讲能够对扫描容积区域的平均剂量估算得出；其二为剂量长度乘积（DLP），为了能够对CT给定扫描方案中，代表产生的总能量，CTD1vol能够基于扫描长度积分，对剂量长度成绩加以计算得出；其三为器官剂量及有效剂量。其中有效剂量作为一种能够对非均匀照射加以反应，实现归一照射至全身的有关剂量参数。能够运用于具备照射归一至全身照射。
就人类环境而言，卡尔松认为它是与我们的工作、娱乐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类型，包括大到城市景观、农业景观，小到超市、加油站等。对于人类环境审美欣赏，卡尔松批判了传统的“设计者景观”方法，提出了“生态途径”（ecological approach）。这一途径将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进行类比，将生态考虑代入到人类环境欣赏中，它并不将人类环境同化为艺术，而是将其看作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的一种整体的人类生态系统，而其生态必然性即“功能的适应”（functional fit）。“功能的适应”建立在对审美对象功能认知的基础之上，同样强调知识的重要作用以及审美的客观性。这里的“功能”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是在物质层面上之于人类社会运行的功能；其次，是在精神、伦理层面之于人类社会运行的功能。“功能的适应”的核心理念是，每一种生态系统自身都必须与其他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彼此间适合，并且每个系统中的任一元素在其系统内部也同样彼此适合，而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得到充分的欣赏，每一元素都必须依据其与更大的整体间的相互适合来进行欣赏，而这种适合是功能性的，功能描述便赋予欣赏以全新的含义。⑮
尽管卡尔松的环境美学话语对于西方环境美学话语体系的发展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其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卡尔松始终秉持主客二分的哲学立场，因而并不能真正摆脱其一直反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所推崇的客观主义并不等同于非人类中心主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环境伦理思想也是有问题的。并且，尽管他反对传统的审美欣赏的艺术途径，但主客二分的立场使其审美模式依旧是对象化的，这与艺术途径在根本上并无二致。其二，卡尔松过于强调知识对于审美欣赏的重要作用，忽视了情感、想象等感知因素在审美欣赏中的地位，以致审美欣赏被抽象化，甚至简化。并且知识在审美欣赏中的合法性也有待斟酌，知识究竟该如何转化为审美经验、“功能的适应”何以能进行审美欣赏？
将相位屏仿真的在轴闪烁指数结果与理论公式计算的在轴闪烁结果进行对比可得到图3所示结果，该理论结果与文献[15]相一致.图3为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轴闪烁指数随光束宽度的变化情况，其中参数设置为从图3中可以得出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轴闪烁指数相位屏仿真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相差无几，且随着光束宽度的增大，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在轴闪烁指数变化呈现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情况，其中w0≈0.012 m附近处的在轴闪烁指数呈现最大值，w0≈0.044 m附近处闪烁指数呈现最低值.
三、非认知立场的话语形态
非认知立场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主要涉及对传统“审美无利害”自然审美观念批判，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然环境有助于促成一种开放的、参与性的和创造性的欣赏模式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诺德·伯林特一系列论文通过强调艺术欣赏与自然欣赏的相似性论证了上述观点。在他的相关著述中，他不仅批判了审美无利害性，还提出一种 “参与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⑯作为自然和艺术欣赏共有的范式。参与美学提倡超越主客二分的传统观念，并消解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之间的距离，力图构建一种既适合自然也适合艺术的全方位、多感官和连续性的欣赏模式。更进一步讲，参与美学并非仅限于自然与艺术欣赏，而且还为其他环境类型的欣赏构建了一种模型。因此，它不仅对自然美学研究具有贡献，而且对整个环境美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也意义非凡。⑰
与卡尔松根据对象的不同类型，寻找相应的审美模式不同，伯林特试图寻求一种统一的、普适的美学，无论是自然还是艺术，都可涵盖于这种统一的美学，与此相应的是他从根本上反对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哲学立场，反对传统无利害的、静观的审美方式，并否定了其他与艺术传统、艺术界等相关的各种教条。首先，伯林特对“环境”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认为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类环境，包括我们制造的特别物品和它们的物理环境以及所有与人类居住者不可分割的事物，并且内在和外在、意识与物质世界、人类与自然过程并不是对立的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人类与环境是统一体。进而，伯林特从审美欣赏的角度，认为环境即是一系列感官意识的混合、意蕴、地理位置、身体在场、个人时间及持续运动。据此，伯林特提出了“参与美学”（或译为“介入美学”、“交融美学”）。它反对无利害的审美静观，认为人与环境是不可分离的，要求人与环境的全面融合。⑱
具体而言，伯林特首先探讨了美感发生的机制。从哲学或语源学的传统来看，审美依赖感觉，而尽管我们人为地将各种感觉形式区分为视觉、听觉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感觉形式往往是同时起作用的，即通感；与此同时，从认知角度来看，不存在纯感觉，生理与各种社会因素也会影响感觉的塑造。因此，感知既是感官性的，又是生理性的，同时它也渗透了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人类作为一个文化有机体，感知是其进行审美体验的唯一途径。并且，审美最本质的特征即是当下集中全部注意力的感知投入。因此，“参与美学”的特征主要包括：其一，坚持一元论，不存在审美“对象”，人与环境并无主次之分，且人与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实现，也是相互渗透并连续的，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其二，注重审美欣赏的当下性与直接性，身体直接进入环境，并全身心地融入环境。其三，感知是审美体验的主要来源，审美体验的获得需要我们调动所有的感觉形式，并融合其他生理及文化社会因素，例如回忆、知觉习惯、信仰、价值判断、个体经历、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等。其四，长久以来，西方哲学通过揭示世界的构成和结构而不是其联系和连续性来理解世界，但“参与美学”倾向于在连续性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之上⑲，通过人与环境的连续性、审美经验的连续性、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性等，建立一种全面而统一的美学。
此外，伯林特提倡发展一种描述美学（descriptive aesthetics），它通过自我投入的研究方法，结合敏锐的观察和动人的语言，对环境和审美体验进行记录，有半叙述、半现象论、半鼓动性、启示性等特点。描述美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环境和审美体验的理解，并促进二者的统一，它同时还揭示了审美体验本身 “进行中”（doing）或 “经历中”（undergoing）的特性。并且，描述美学还有利于批评理论的发展。伯林特很看重环境批评，而描述美学在为批评提供材料的同时，使其更具有生命力。另外，伯林特很重视环境美学的理论研究与环境批评和环境实践的紧密结合，从而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类生存的环境。
邢先生的学术人生再一次印证了一个传统的道理，贫寒家庭出孝子。从邢先生身上我悟出一个道理，人只有不忘本，才能做出大学问，父老乡亲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本；人只有知道感恩，才能获得大成功，感恩生命中每一个帮助我们的人。
但我们也要看到，伯林特的“参与美学”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尽管他摒弃了主客二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审美自身，走向了人类沙文主义美学的另一个版本；其二，虽然伯林特也说，科学知识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感受力，从而发现其美，但归根结底感知才是审美体验的来源，因而不免过于主观。伯林特自己也说，如何保持理性意识对当下感受力的忠诚，而不去人为地编辑它们以适应传统的认识是审美体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三，在某些问题上，伯林特的研究过于泛化，还不够具体深入，例如究竟是哪些生理的以及文化社会的因素，在感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审美经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的整体，那么在整体之下，其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是否也值得深入探讨等等。其四，自然环境审美是伯林特环境美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如描述美学所要求的，他强调对自然体验进行描述，但始终没有明确地阐释自然体验何以给人一种肯定的、自由的审美愉悦。
在非认知阵营中，诺埃尔·卡罗尔坚持情感因素在审美欣赏中的首要地位。他分析了卡尔松的三个主要立场，即独有的科学立场（science by elimination）、客观主义认识论（objectivist epistemology）和秩序论点（the order argument），他认为科学知识和情感需要融合起来，二者需要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而不依赖科学知识而被自然所感动是一种最普通不过的自然审美体验，自然迅速地、直接地刺激我们的情感反应，这是一种合乎情理并且非常重要的对自然进行审美感知的经验方式。⑳与柏林特不同的是，卡罗尔并不要求沉浸于自然，而只是与自然建立一种情感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以对自然的日常经验为基础。
1.3 当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故障点流过电容电流，未接地的两相相电压增高3倍，这将严重影响线路和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此时电压互感器的励磁阻抗很大，故流过的电流很小）。但是，一旦接地故障点消除，非接地相在故障期间已充的电荷只能通过电压互感器高压线圈经其自身的接地点接入大地。在这一瞬间电压突变过程中，电压互感器高压线圈的非接地两相的励磁电流就要突然增大，甚至饱和，由此构成相间串联谐振。由于接地电弧熄灭时间不同，故障点的切除就不一样。因此，不一定在每次出现单相接地故障时，电压互感器高压线圈中都要产生很大的激磁电流，其高压侧熔断器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⑥Ronald Hepburn.“Nature in the Light of Art”,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Lectures ， 1972（6）：253～254.
而斯坦·戈德洛维奇在1994年的文章 《破冰船》（Icebreakers）中，尝试建立所谓无中心的自然欣赏方式。他研究了三种他认为方向正确的自然审美欣赏的方式，分别是盖亚理论(Gaia Thesis)、卡尔松的认知途径和萨戈夫提出的情感途径，他认为每种方式都有其自身的困境，而唯一恰当的自然审美体验是一种神秘的感觉，它包括自然欣赏的不可领悟性以及对自然的无所归依感和疏离感等。㉒与萨戈夫一样，他将对自然的敬畏感代入我们的视野。此外，他认为除知识及情感外，想象在自然审美欣赏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上文所述，赫伯恩最先提出想象在自然审美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形而上想象”，以增强想象这一方式的客观性。布雷迪进一步阐释了想象在审美欣赏中的作用，她详细区分了四种想象活动的特定模式（specific modes of imaginative activity），称之为探索的（exploratory）、投射的（projective）、扩展的（ampliative）和启发的（revelatory），并阐述了每种模式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所发挥的作用。㉓
非认知立场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强调了对自然审美欣赏中情感、想象等因素的重要性，人在环境之中，人本身就是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之对环境的审美体验需要全身心的融入到环境体验之中，而不是通过对自然知识的认知来达成对环境的审美体验。
四、融合型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
随着西方环境美学的发展与成熟，由赫伯恩开创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都走向了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的融合，颇有“分久必合”的趋势。齐藤百合子 （Yuriko Saito）、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罗纳尔多·摩尔（Ronald Moore）等都表现出这种倾向。
尽管罗尔斯顿捍卫科学知识在自然环境欣赏中的重要作用，他也为我们经验中的其他因素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提供了重要位置。在其1998年发表的论文《森林审美体验》（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forests）中，他以森林审美为例，来探究自然审美欣赏之于艺术审美欣赏方法的不同。他不仅支持此类欣赏中科学的作用，而且支持介入式参与（engaged participation）、崇高以及宗教体验的作用。㉔因此，他在论文中所表达环境美学融合型的立场被后来的环境美学家所发展。
对自然的审美鉴赏还包含着历史中的重要地方和特定人群的文化传统。这种 “地方感”（sense of place）被段义孚（Yi-Fu Tuan）等思想家所探讨。段义孚在他一生的重要作品和文章中，根据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遗产对它进行了详尽地阐释。文学作品和诗歌中对各种人类影响环境的景观描述，即特定人群的“地方”（place），是对这类环境的审美欣赏。例如，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小说中描述的英格兰西南部乡村风景，托尼·希尔曼（Tony Hillerman）作品中所描述的非洲西南部的沙漠景观等都展示了这些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性。当然，除了文学作品和诗歌等艺术形式中所展现的文化故事之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电影、环境艺术以及绘画等也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探索、再发现和重申文化故事在塑造人类影响的环境和自然的审美欣赏方面的作用。在这其中自然艺术（nature art）可以成功对自然进行如其所是的欣赏。瑟帕玛在《能说会写的大自然》（Environmental Stories:Speaking and Writing）中，他提出：“自然告诉我们和写给我们了什么，它又是以怎么的方式告诉和写给我们的？而对于我们所听到的和看到的自然，我们又创作了什么样文本，这些文本是怎样创造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由自然作家来展示，它们的工作就是……阅读自然这本书，然后写出一本书来复述其所读到的内容。 ”㉜
福斯特虽然强调了环境美学的“环绕”的重要性，但她断言当代环境美学研究的认知途径和“环绕”维度之间存在“裂缝”。她将卡尔松、伊顿、罗尔斯顿和齐藤百合子等所持的认知观点归为一类，并认为它们是“叙述性的”（Narrative）；将柏林特、赫伯恩、波琳·冯·邦斯多夫 （Pauline von Bonsdorff）、简·豪沃思（Jane Howarth）、芭芭拉·桑德瑞斯（Barbara Sandrisser）等学者的观点归为“环绕”维度。福斯特通过批判当代文学过度强调认知来支持这种方法。尽管如此，她认为“两种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并声称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都“无法完全清晰地表达我们的自然体验，因为它无法升华到我们所知悉的美学价值”㉕。
罗纳尔多·摩尔将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 “概念论者”（conceptualists），主要是指哪些科学认知主义的环境美学家，如卡尔松、伊顿等。他认为，这类学者坚信，对自然的审美判断中也应该存在与艺术欣赏一样有效的范畴和概念。摩尔将另外一种取向称之为“非概念论者”(non-conceptualists)。它以柏林特、布雷迪、卡罗尔为代表。他们为情感和想象在自然的审美欣赏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摩尔进而提出了他的“融合美学”（syncretic aesthetics）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这种话语形态试图调和这两种环境美学话语形态之间的“裂痕”。一方面，他试图沟通自然欣赏和艺术欣赏之间的各种联系，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将自然审美欣赏从科学主义的范式之中解放出来。㉖
这种融合型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在马尔科姆·巴德（Malcolm Budd）和约翰·安德烈·费希尔（John Andrew Fisher）的论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巴德认为“正如艺术欣赏是将艺术作为艺术来欣赏，那么在自然欣赏时也应将自然作为自然来欣赏”，这种观点来自于卡尔松和罗尔斯顿。他认为，如果能够确定自然的真实本质，我们只能按照自然本身对自然进行审美欣赏，而不能将自然作为艺术进行欣赏。然而，巴德并不认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需要科学知识来进行认知，正如艺术的欣赏是需要根据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相关知识来进行的一样。相反，他认为，自然审美欣赏被赋予拒绝艺术欣赏的自由，并声称，“在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里，无论是在所有环境中，还是在白天与黑夜的所有时间段，我们都可以按照我们满意的方式自由地独立于框架要素。我们可以采取任何立场，可以任意移动，可以选择使用任何感觉模式”，而且，这样做“不会因错误理解而招致指责”。㉗
费希尔认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需要自由的体验，他强调了声音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地位。声音是构成自然审美欣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卡尔松和环境哲学家简娜·汤普森（Janna Thompson）等学者所追求的客观性，通过自然的声音都是无法实现的。他指出，自然界声音的复杂性和人类“听的方式”的多样性结合起来，使得对这些自然声音的审美欣赏具有多种恰当的方式。因此，费希尔认为在欣赏这些声音时，我们应拥有几乎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此“产生了更丰富的聆听”。㉘
五、环境美学话语的后现代形态
在环境美学话语形态的最新发展中，上述的认知型话语形态、非认知型话语形态和融合型话语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批判，形成了多元化的生态美学话语形态，这些话语形态包括“自然如其所是”的欣赏，景观欣赏模式以及地方型经验的欣赏、自然艺术欣赏等等多种话语形态，这些话语形态构成了环境美学话语后现代形态，并推动了环境美学的理论发展。
1.3 观察指标 ①临床症状：治愈/好转：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发热、盗汗、咳嗽、气短）。②影像学指标：有效：胸部CT及B超检查胸水完全吸收，且无明显胸膜粘连现象或胸水吸收达1/2以上，检查仅见轻度胸膜粘连。无效：胸水吸收不明显，反复渗出。③胸水CA125及血清D-二聚体的变化：均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按照试剂盒说明操作。
日裔美国学者齐藤百合子坚决反对通过艺术欣赏的方式来对自然进行审美鉴赏，但她也认为通过“讲述自然本然故事”的神话与民俗解释，有助于支持科学认知主义的观点。因此，她强烈支持巴德、卡尔松、伊顿和罗尔斯顿等人所强调的观点，即自然必须被作为自然，并对自然如其所是地进行欣赏。但是对“自然如其所是”的进行欣赏，“如其所是”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如何促使自然欣赏“如自然”般被欣赏。摩尔强调了艺术经验和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重要性，而在之前的认知型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中，卡尔松、罗尔斯顿等认知主义学者以及贝尔德·科林考特（Baird Callicott）等其他环境哲学家们已将艺术经验排除在自然的审美鉴赏之中。对艺术欣赏模式在自然审美鉴赏中的重新强调是环境美学话语形态的最近发展。这种话语形态特别强调了传统的风景画和如画性欣赏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作用，罗伯特·斯特克（Robert Stecker）、伊朗·纽曼（Ira Newman）、唐纳德·克劳福德（Donald Crawford）等为这种话语形态做了详细的论证。斯特克认为自然欣赏应当“如自然一样而非如其他事物”那样欣赏。他将以科学为基础的认知主义的自然欣赏方法视为 “一种令人欢迎的补充、第三条自然欣赏的道路”。他之所以将其视为第三条道路的原因在于，他认为，那些注重对自然特定客体和如画般风景的形式特性的自然欣赏的艺术方法，也即被卡尔松批评为自然欣赏的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是对那些对象的“完美而恰当的欣赏”，且“没有任何不合规则或不正确”。㉙沿着斯特克一致的方向，纽曼提出一种他所谓 “承认自然自治的自然审美”（a natural aesthetic that recognizes the autonomy of nature），他支持某些形式主义和如画性影响的自然欣赏模式是恰当的，并分别将其称为“精致的形式主义”（refined formalism）和“图像的形式主义”（iconographic formalism）。 ㉚
克劳福德进一步的论证了艺术审美欣赏和自然审美欣赏之间的关系。在 《景色和自然美学》（Scenery and the Aesthetics of Nature） 一文中，他重申了如画性传统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性，并支持将景观欣赏模式作为自然审美欣赏的一个恰当形式。他梳理了三种反对风景模式的观点和论证：首先是乔治·桑塔亚那和罗尔斯顿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景观欣赏不是自然审美欣赏的恰当模式，原因在于自然是客观性的，而风景尤其是景观和景区景象（scenic prospects）必须依赖于具有主观性的、独特的人类视角；其次是科林考特、卡尔松、伊顿和齐藤百合子的观点，他们拒绝承认风景欣赏是自然审美欣赏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风景体验依赖于各种艺术模式，并受到形式和多种组合属性的影响，而自然审美欣赏必须经由自然史和生态学所获得；第三种是柏林特的观点。柏林特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拒绝风景欣赏的原因在于，自然审美欣赏必须涉及对自然环境的积极介入，而风景体验常常是被动的和静观的。克劳福德否定以上三种观点，并得出结论：“除非有学者提出更好的观点和论证，我将会继续享受自然风景，并认为我是以审美的方式在体验自然。”㉛
一个心中有了动机的人只是有了采取行动的准备，然而，最终如何行动仍然受他对实际情况认知程度的影响。认知过程有三种：选择性注意、选择性扭曲和选择性保留。
当然，齐藤百合子、瑟帕玛、段义孚等学者，都认为民俗和神话故事和宗教在特定民族的环境审美欣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环境美学的话语形态构成了走向自然审美欣赏的后现代模式，导致自然审美欣赏的多元性和相对性。尽管如此，形而上学的话语形态还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前面已经提到，赫伯恩主张通过想象来揭示自然审美欣赏的形而上学模式，如此，想象成为自然形而上学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是我们与自然相遇时的最初的审美经验。但是，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在这些原处状态的自然审美鉴赏中，哪些是琐碎的和不切实际的，哪些是严肃的和可持续的？即“哪一种故事揭示了自然的真实本质，并因此推动了自然‘如其所是’地欣赏？”㉝。相应地，如赫伯恩在开创性的论文中所提出的那样，环境美学话语形态的建构，我们终将走向根本性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即对自然的真实体验及自然在形而上学体验中的真正作用。
综上所述，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环境美学发展至今，已有相对成熟的话语形态和理论视野，并且在景观规划与评估等环境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环境美学的理论进展而言，环境审美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关系将日益成为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正有待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越来越广泛地涉及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这些问题包括：我们与环境恰当的、道德正当的关系是什么？为建立这种关系，我们该成为征服者、探索者、谦虚的观察者，还是完全沉浸其中的参与者？伦理判断如何影响审美欣赏，而审美欣赏又如何影响伦理判断？关于环境美学的认知取向与非认知取向，到底应涵盖哪些内容，其审美性与伦理性是否能一致，更进一步讲，二者需不需要一致？
而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离不开环境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就美学体系而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等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勾通以及相互借鉴的可能？关于艺术与自然的区分与统一问题，它不仅涉及审美欣赏的模式，更关系着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内在理路。而由于人类环境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对其进行审美欣赏的模式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环境美学话语形态也应该是多元的。也正是这些问题推动着西方环境美学理论不断地向前发展。
注释：
她没有请他们坐下来。她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直到发言的代表结结巴巴地说完，他们这时才听到那块隐在金链子那一端的挂表嘀嗒作响。
① 《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12期发表了由之翻译，俄国曼科夫斯卡娅著的《国外生态美学》一文，该文翻译自俄国《哲学科学》1992年第2期，题目虽然是以“生态美学”命名，但是内容主要是介绍西方环境美学思想，主要是瑟帕玛和卡尔松等人的环境美学观点。
②西方重要环境美学家瑟帕玛、卡尔松、柏林特的著作基本上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2006年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主持翻译了“环境美学”译丛（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开始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主持翻译了“国际美学前言译丛”里面就包含了柏林特等环境美学家的论著。
现如今，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正在快速发展进步，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各行各业都在与“互联网+”发生着融合与变革，媒体行业也不例外，新媒体传播正在蓬勃发展，在给传统媒体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广阔的传播路径。科技期刊作为传统媒体中具有较强专业性的一种媒体，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在内容创新、信息传播、广告营销及客户服务等方面与时俱进，利用新媒体融合实现自身的延伸发展，成为当下传统科技期刊运营者和编辑积极思考的问题。
③这些论文主要包括程相占《环境美学对分析美学的承续与拓展》，《文艺研究》2012年第3期；程相占《环境美学的理论创新与美学的三重转向》，《复旦学报》2015年第1期；程相占《环境美学的理论思路及其关键词 论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曾繁仁：《关于“生态”与“环境”之辩——对于生态美学建设的一种回顾》，《求是学刊》2015年第1期；程相占《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区别与联系》，《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收入的样本数据目标是32例行髋关节置换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该次实验分组研究依据是不同护理干预模式，一组入组患者16例，参照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之间比例是8:8，年龄范围在61～82岁间，中位年龄数值（70.52±5.55）岁，最长病程20年，最短病程2年，中位病程（10.54±1.98）年；实验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之间比例是9:7，年龄范围在62～83岁间，中位年龄数值（71.55±6.01）岁，最长病程 19年，最短病程 1年，中位病程（10.01±3.22）年。验证对比实验组与参照组行髋关节置换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④⑦参见罗纳德·赫伯恩、李莉《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⑤参见聂春华 《罗纳德·赫伯恩与环境美学的兴起和发展》，《哲学动态》2015年第2期。
此外，马克·萨戈夫和谢丽尔·福斯特（Cheryl Foster）同样坚持情感因素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作用。萨戈夫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中，呼吁我们关注自然的表现性和象征性的审美属性。进而，他根据诸如敬畏、喜欢和爱等情感反应，详尽阐释了我们的自然欣赏。同样地，福斯特将自然欣赏与一些“不可言喻”的感受相联系。由此，她提出了自然审美体验的“环绕”维度（the “ambient” dimens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意即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处于自然中的欣赏者会有一种被环绕的感觉，或一种被灌注的、包围的、紧密的、触感般的感觉。同伯林特一样，她赞成自然体验 （experiences of Nature）是一种逐渐“融入环境自身与我们感知它的方式等综合而成的背景的环境沉思”。㉑
⑫薛富兴：《对肯定美学的论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⑨Mark Sagoff, “On Preserv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Yale Law Journal ， 1974（84）：205～267.
⑩See 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79（37）：267～276.
⑪参见杨平《环境美学的谱系》，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62页。
据外媒报道，LG电子近日对外宣布，旗下α9Gen 2(第二代Alpha 9)影像处理器已经度过了准备阶段。为此，有相关人士爆料，LG电子将会在CES 2019展会上发布一款搭载α9Gen 2影像处理器的OLED电视新品。
⑧See Emily Brady.Aesthetic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3： 86～119.
⑬参见艾伦·卡尔松《自然与景观》，陈李波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6页。
⑭参见薛富兴 《对肯定美学的论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9期。
⑮参见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薛富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244页。
⑯学界 对 伯林特“Aesthetics of Engagement”共有 四 种中文译法，分别是参与美学、结合美学、介入美学与交融美学。参与美学参见［美］阿诺德·柏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陈盼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美］阿诺德·柏林特《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肖双荣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结合美学参见［美］阿诺德·柏林特《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介入美学参见［美］阿诺德·柏林特《环境与艺术》，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交融美学参见程相占、阿诺德·伯林特《从环境美学到城市美学》，《学术研究》2009年第5期；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以上参见张超、崔秀芳《经验的美学与身体的经验——阿诺德·伯林特介入美学对约翰·杜威经验美学的承续与超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本文拟采用“参与美学”这一译法。
具体而言，卡尔松的美学思想可大致分为前后两期，20世纪后期主要从认识论角度阐释自然审美，因强调知识对于审美欣赏的重要作用而被称为“科学认知主义”；进入21世纪，他主要阐释自然生态与人类环境整体功能之欣赏，国内学者称之为“生态功能主义”⑫。他的著作的中译本有《环境美学——自然、艺术与建筑的欣赏》《功能之美——以善立美：环境美学新视野》《自然与景观：环境美学导论》《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这些著述奠定了他在西方环境美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卡尔松在坚持主客二分的哲学立场的基础之上，从研究自然美学入手，进而扩展到环境美学。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美学还是环境美学，其基本问题都是：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欣赏。“欣赏什么”的关键是要如其所是、如其所具有的属性去欣赏审美对象，并且在遵循以对象为导向的客观主义原则的同时，欣赏者要积极地置身于审美情境中，从而避免传统的无利害静观的途径。因此，无论是自然环境、人类影响环境还是人类环境，为对其进行如其所是的客观欣赏，科学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
⑱See Arnold Berleant.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M].pp.14～39.
⑲阿诺德·伯林特在《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的导言中指出，“连续性”（continuity）日益成为其思考的基础，实际上这本书可以称作“自然的连续性”，书的后半部分详细论述了环境连续性问题，话题从身体扩展到建筑、教育和共同体。
在农田水利工程当中，由于受到传统灌溉技术的影响，在进行灌溉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素，从以下三方面对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⑳Noël Carroll, “On Being Moved By Nature:Between Religion and Natural History,”See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Peterborough:Broadview Press,2004： 89～105.
㉑Cheryl Foster,“The Narrative and the Ambient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 1998（56）:127～137.
㉒ See Stan Godlovitch, “Icebreakers:Environmentalism and Natural Aesthetics,”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1994（11）:15～30.
㉓Emily Brady, “Imagination an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 1998（56）:139～47.
㉔ Holmes Rolston III，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Forest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 1998（56）:155～166.
㉕ Cheryl Foster, “The Narrative and the Ambient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 1998（56）:127～137.
㉖Ronald Moore, “Appreciating Natural Beauty as Natural,”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 1999（33）:42～59.
㉗ See Malcolm Bud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1996(36):207～222.
㉘John A.Fisher, “What the Hills Are Alive With:In Defense of the Sounds of Nature,”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 1998（56）:167～179.
㉙Robert Stecker，“The Correct and the Appropriate in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1997（37）:393～402.
㉚Ira Newman，“Reflections on Allen Carlson’s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AE:Canadian Aesthetics Journal/Revue canadienne d ’esth étique ， 2001（6）：〈www.uqtr.uquebec.ca/AE/Vol_6/Carlson/newman.html〉.
㉛Donald W.Crawford, “Scenery and the Aesthetics of Nature,”See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Peterborough:Broadview Press,2004： 253～265.
㉜㉝ YrjöSepänmaa, “Environmental Stories:Speaking and Writing Nature,”Nordisk Estetisk Tidskrift/The Nordic Journal of Aesthetics ，1999（19）:73～8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18ZDA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胡友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
责任编辑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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