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对安徽阜阳农村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因素论文,农村论文,安徽阜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一种特殊且重要的现象。本文利用作者2005年在安徽阜阳4县291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的择业机制做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农村发展、农民流动就业政策的调整思路。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劳动力产业间转移提供了持续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为200多万人，1988年达到4600万人，1993年达15700万人，2000年这一数字则上升到22500万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这一趋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存在，打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文献描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过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影响。杜鹰等（1997）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资源缺乏是引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赵耀辉（1999）利用四川省农户调查资料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对促进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作用不大；张林秀（2001）的研究发现，教育不仅决定农村劳动力能否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且决定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De Brauw等人（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其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李培林（1996）认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的流动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蔡昉（2003）的研究证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的农户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原因；林毅夫（2004）则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及地区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持续动力，并且认为解除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能够缩小地区和城乡收入差别。
上述研究结果的共同之处是都主张取消劳动流动限制，通过劳动力城乡间以及区域间的转移，缩小城乡及区域差别；分析结果的差异主要源于数据来自不同的调查区域和不同的调查时间。快速发展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以及各地区间情况的巨大差异，使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差别很大。从这一点上看，选择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对于正确理解未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至关重要。
二、调查对象概况
（一）调查对象概况
本次调查对象阜阳市位于黄淮海平原的南部，安徽省西北部，包括179个镇，4018个村，面积9775平方公里。阜阳火车站是京九线上最大的火车站之一，当地交通便利。总人口865.8万人，其中85.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是安徽省农村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阜阳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仅1.3亩；2004年阜阳农村18～60岁的劳动力达403万人，其中剩余劳动力达221万人。农村人均纯收入1986元，家庭恩格尔系数高达52.3％。农业产值占GDP的40.3％（阜阳市统计年鉴，2005），同期安徽省、全国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9.4％、15.2％。
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便利的交通条件和邻近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使得大量的阜阳农民走出农村到发达地区就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该地每年超过100万的农村劳动力到全国各地打工，阜阳已经成为全国劳动力流出地区之一，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10大农村流动劳动力监测点之一。
（二）调查设计
本次调查从阜阳市颖东区、颍上县、太和县、阜南县各随机抽取一个村庄，为了全面反映劳动力就业的变化，作者全面调查被抽取村的每个家庭，包括调查时人不在本村居住，但1985—2004年曾在该村居住者。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财产情况、农业生产情况、农业外就业情况以及投资情况等。
根据就业行业、就业方式，本次调查将劳动力的就业分为六种类型：农业就业、本地企业就业、以城市户口身份就业、流动就业、自营工商业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后就业。农业就业定义为劳动力每年有10个月以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本地企业就业指每年平均10个月以上在当地各种类型的企业工作，但居住在本村；城市户口身份就业指户口已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并且从事非农工作；流动就业指每年有6个月以上时间在外地工作，工作期间不在本村居住；自营工商业指独立或合伙在本地或在外地从事非农产业；接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指从各种类型的高校毕业后就业。本次调查的劳动力是指年龄在16～60周岁正在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不包括正在上学的学生。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尽管劳动流入地的失业率居高不下，阜阳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在1995—2004年仍增长21.6％，几乎每个农村劳动力都有过外出就业的经历。流动就业群体越来越庞大，广泛地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商业和餐饮服务业，以及家政服务等行业。
（一）妇女参加流动就业分析
很多就业问题研究者关注占劳动力半数的妇女的就业问题（谭深，1997）。图1显示本次调查不同性别劳动力不同年龄段的流动就业情况。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劳动者参加流动就业的比例有很大差别：在16～21岁年龄段，性别对参加流动就业没有明显差别，甚至女性参加率略高于男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普遍比男性要短，导致女性就业时间比男性要提前；在46～60岁年龄段，男性参加流动就业的比例则远远高于女性。进一步调查发现，婚姻是女性参加流动就业的分水岭，52.8％的流动就业女性在结婚后的一年内放弃流动就业，因为生育、照顾子女及老人而婚后放弃流动就业的女性占78.9％。
在就业工种方面，性别差异表现得较为明显：流动就业女性在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的比例分别为43.2％、41.9％；男性在制造业、建筑运输业的比例为32.4％、42.8％。男性的体力优势在建筑业等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得到充分发挥。94.3％的被调查已婚妇女认为，家庭的就业决策都是由夫妇双方及家庭其他成员共同协商，调查区域的女性参加流动就业与否主要是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而非个人行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众多文献（Samuelson,1989）提到的女性流动就业存在歧视现象。
图1 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情况对比
（二）影响流动就业决策的因素分析
跟城市劳动者相比，流动就业劳动力教育水平较低，大部分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训练，因为拥有很少的物质资本，其规避风险的意识较强，大多从事一些不需要投资或较少投资，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危险的工作，并且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
调查发现，极少数的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城市轻松找到较为稳定的工作，每月收入能够达到2000～3500元，还有较好的福利待遇；而大量的缺乏技能、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每月收入在700～1500元，工作不稳定、劳动危险程度高且没有劳动保险等基本的福利保障。表1显示被调查劳动力的主要特点。
农民工流人地的社会网络不仅能够减少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成本，还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能够减少流动决策的心理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他们陷于失业或遇到其他困难，他们往往在当地老乡、亲友中寻求帮助。农民工流动就业最重要的依赖因素不是个人较充分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也不是充分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而是通过社会网络，充分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从表2看出，超过89％的流动打工者通过亲友寻找工作。流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也明显不同于当地居民，78.2％的被调查者回答很少跟当地居民交往，由于收入有限，基本没有娱乐消费，繁重劳动后的生活圈子仅限于同乡、本地亲友。
四、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选择的因素分析
调查表明，农村劳动力能够根据家庭及自身条件，合理选择就业方式。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学习成绩好的年青农村劳动力，都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脱离农业；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和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选择在本地从事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活动；拥有社会资本并拥有足够资本及一定技术的，多在本地从事自营工商业；有一定社会资本、较高的文化水平但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则选择流动就业。而年龄较大、社会资本缺乏、无一技之长、受教育水平低者，大多从事纯农业劳动。本次调查劳动力就业方式与各因素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不同特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
五、农户就业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次调查中，流动就业、本地企业就业、自营工商业占整个非农就业的72.1％，因此，通过计量方法分析这三种就业模式，能够得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实际应用中，我们构造如下Logit模型：
，式中，因变量Y为二分类型的分类变量，当劳动者参加流动就业（本地企业就业、自营工商业）时，取值为1，否则为0。自变量包括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实际计算时用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实际年龄及有无专业劳动训练（参加过专业劳动训练或培训为1，否则为0）表示；X[,2]表示劳动者的家庭状况，包括适龄劳动者数、有无6周岁以下儿童及65岁以上老人；X[,3]代表劳动者性别，男性＝1，女性＝0；X[,4]代表在本地有强社会关系，如果劳动者在本地有亲朋担任官员、企业领导等，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对于流动就业情形，如果流动劳动者的工作是通过流入地的亲朋介绍，则取值为1，其他情形为0；X[,5]代表劳动者的物质资本，分别用家庭财产和耐用品表示：如果劳动者家庭存款超过5000元，则家庭财产＝1，其他＝0；如果家中彩电、VCD、洗衣机、照相机、空调机、摩托车、电风扇等耐用品超过三件，则耐用品＝1，其他＝0。
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比学历低的年长者更容易接受新技术、适应新环境，同时因流动就业产生的精神成本也低，更重要的是，由于流动就业大多从事繁重的工作，需要很强的体力；自营工商业者需要较多的技术和灵活的头脑，也需要对经营风险有乐观的估计，因此，年轻人在这两个行业从业几率要大。计算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年龄每增加1岁，外出就业的边际几率减少5％，自营工商业的边际机率减少3％。进一步的调查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劳动力大多是家中独子，家庭耕地较少，他们从没干过农活，跟目前日本年轻劳动力都不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非常相似。计算结果也表明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在本地企业工作和自营工商业的边际机率高达18％、21％，教育对流动就业则没有显著影响。调查表明，流动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大多在6～9年，比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但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工资低，经常遭工资拖欠和歧视，使得高学历者（指受教育年限超过9年，即初中毕业以上）一般不愿意流动就业。受过培训的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几率大大增加，根据计算结果，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受过技能训练的人参加流动就业、本地企业就业、自营工商业的边际几率分别为21％、22％、24％。
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参加非农就业的几率增加。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家中有三件以上调查所列的耐用品的家庭，其成员参加流动就业、本地企业就业、自营工商业的边际几率为26％、18％、23％。农村贫困家庭往往社会资本也较少，虽然他们有强烈的从事非农就业的愿望，但由于物质条件限制以及缺乏有效的社会网络支撑，非农就业很难实现，就业质量更加难以保证。
社会关系在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本地有较强的社会关系，流动就业者就会减少8％，显示出流动就业并不是劳动力的首要选择；如果在流出地有亲朋好友，则劳动力选择流动就业的边际几率达46％，调查表明，超过90％的流动就业者的第一次工作是通过流入地的亲戚、朋友或者老乡介绍的。本地企业就业和自营工商业非常依赖社会关系，本地有很强的社会关系者参加企业就业和自营工商业的边际几率为26％、19％。显示本地劳动力市场并不成熟，本地企业就业、自营工商业就业不得不借助非市场因素。
家庭状况也对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有较大影响。家中有无未成年儿童，对劳动者的就业决策影响不大；如果家中有老人，劳动者选择自营工商业的边际几率为2％。家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劳动者参加流动就业、本地企业就业、自营工商业的边际几率分别达18％、12％、5％。由此可见，劳动力过剩是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如果一个年轻农村劳动者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良好的社会关系及足够的物质资本，他首先选择在本地从事工商业活动，或者在本地企业就业。流动就业不是劳动者的最优选择，但相比农业生产，由于流动就业具有较高收入，劳动者会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从事流动就业。
六、结论和建议
从长远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众多的主流研究者（林毅夫，2004；蔡昉，2003）都认为，必须鼓励并加大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以期增加农村收入，缩小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
根据作者的调查，城市与农村长期的二元分割，使得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不同质，农村流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很少接受专业训练，他们在城市不得不从事脏、累、报酬低廉、竞争性强的非正式工作。大量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必将导致低端劳动力供求失衡、工资下降。资料表明，随着劳动力流入限制政策的逐步放开，1985—2003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68元。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一方面会导致贫困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产生像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还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安定。
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主要包括：加强农村教育及农民的技能培训，引导扶持农民从事技术含量高、较高资本投入及劳动密集型的新型农业，加强流出地的工业及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使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增大。通过减少低端农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减轻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
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保证农村和城市的和谐发展，实现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稳定有序转移，逐步实现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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