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西南地区论文,民族学论文,人类学家论文,语言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3)06-0098-03
一、引言
抗战爆发后，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纷纷来到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地区工作。这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较为集中的城市依次是昆明、重庆、成都、贵阳等。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辞劳苦地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走访、调查。这批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在经费短缺和资料匮乏的艰苦条件下，克服了交通极为落后等重重困难，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闻宥、张琨、傅懋责力、邢公畹（又名邢庆兰）、高华年、袁家骅等将西南诸省视为语言学研究的黄金地，尽量加以发掘。他们在研究中注意到民族语言研究与民族学的结合，涉猎了民族学问题，将民族学的理论与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从民族学理论出发，研究民族语言问题；另一方面，从民族语言材料入手，探究民族学问题。民族学理论的引入，帮助民族语言学家更好地去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使民族语言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又为民族学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早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初期，民族学家就进行了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文化整体的考察。同时，一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也开始进行语言学的调查与研究。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皮尔（E.Sapir,1884-1939年）的学生、中国非汉语研究的创使人李方桂，在20世纪20年代末留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曾调查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对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语言、傣族语言进行研究。赵元任在抗战之前就已对瑶族聚居区的语言文学作了实地考察。
二、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语言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语言组的罗常培教授（1899-1958年）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由汉语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先后进行了傣族语言和傈僳族、纳西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白族、苗族等多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茶山歌》等语言学调查研究成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张琨在20世纪40年代对四川、贵州一带的苗族、瑶族、藏族等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为他以后在此方面的语言学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宥对羌语音系、嘉戎藏语语法等项专门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傅懋力对纳西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对于民族学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通过民族语言学家的调查，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和很有说服力的参证资料。例如，李方桂在《龙山土语》中发表的语言材料，不仅有故事和山歌，还有讲婚俗和葬俗的材料各一篇；李氏的学生邢庆兰在关于云南罗平县境内的台语（即傣语）的调查中，有亲属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罗常培的弟子马学良1944年到云南去研究彝语言，在当地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经典，种类有祭经、占卜、律历、谱谍、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等。[1]由民族语言学专家从事的这些资料搜集工作，由于语言记录和翻译准确，而强化了其价值。
一些民族语言学家还利用在调查民族语言时搜集的大量资料，直接参与了民族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自1942年起，罗常培在研究语言学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紧密结合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和《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等与民族学有更多关系的文章。他注意到利用语言资料考虑民族分类，从语源看文化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由地名推论民族迁徙踪迹，通过姓氏别号分析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进行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研究，一些文章甚至基本上通篇都是以语言人类学家的风格讨论文化人类学问题，与民族学家直接对话。[2]他不仅注意语言学与民族学的结合，而且注意到民族学理论的发展，避免简单的牵强附会。他在论述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关系时，依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对摩尔根古典进化论将两者之间简单武断地加以联系的做法提出批评。在引证独龙族亲属称谓材料之后，他指出：“民族中的亲属称谓颇可作为研究初民社会里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不过，应用它的时候，得要仔细照顾到其他文化因素，以免陷于武断、谬误的推论。”[3]
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宥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了许多关于西南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的论文，涉及羌族语言、彝族语言、嘉戎的藏语言、白族语言、彝族文字、纳西族文字、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史等方面，也对西南的各民族的语言分类发表了意见。他对民家（白族一支系，“民家”系他称，后同）的地名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说明其意义，发表了《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一文。他还著有《么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一文，旁征博引中外材料，分析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总结其特点。
马学良在云南研究彝族的文字期间，除了搜集彝族的祭经和其他经典之外，以其中的作斋经和作祭经作为主要研究课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没有就经典本身研究经典，而是注意到了作斋和作祭的礼俗，对斋场、祭场情况和重要名物的位置绘图说明，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作斋的全过程。[4]高华年在《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中研究了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当地彝族中传播的关系，从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5]后来，他又进一步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传播一个倮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的上述研究，由于他们在语言学上的造诣，回答了时常被民族学家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些重要问题，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他们将语言视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探讨语言和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更清晰地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全貌，对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语言角度进行了阐述，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学家和其他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实地调查的学者，在调查中注意搜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有些甚至将此作为实地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并将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刊布作为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民族学家意识到，歌谣是研究民族学的宝贵资料，“因它多自民族群众的口中唱出，也就是民族个性的真实表现，而且反映民族的过去或现在社会的一切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制度文化等”。[6]迁往贵阳的大厦大学社会研究部的教授陈国钧在专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因为每次作调查附带搜集歌谣“是件轻而易举并有意味的事，而且材料积累到相当多时，也不必花多大的整理工夫，就可以编成书”，将经几年搜集所得的布依族、苗族、侗族、水族等民族的1000首歌谣编成《贵州苗夷歌谣》。[7]
三、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中央研究院对于体质人类学的专项研究，将中国的各民族体质的调查研究作为主要内容。在民族学组改为人类学组后，由于吴定良主持该组工作，开始更多地注意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抗战开始后至1944年4月，该组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课题有：“中国人颅骨研究”、“丁文江遗著整理（中华民族体质之研究）”、“殷墟颅骨研究”、“各族下颚骨颏孔位置比较”、“罗罗体质分析”、“中国人足庶骨与跗骨之比较”、“中国人发旋之统计”、“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国族体质分类”、“摆夷体质研究”、“昆明人锁骨之研究”等。该组对于贵州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汉族等民族的调查，是将体质调查、测量和民族文化调查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题目是“贵州苗夷体质与文化之调查”。吴定良、吴汝康及张洪夔等人于1941年8月开始，调查了安顺、镇宁、普定、织金、贵阳、龙里、平坝等县的60多个村寨，调查的民族和族群有“青苗、坝苗、水苗、补陇苗、仲家、龙家、打牙仡佬与披袍仡佬等”。该组在调查中得到体质测量材料2000余份，指纹与血型材料1000余份及民族文化和人口统计资料。1942年，吴定良又和技术佐理张洪夔到贵州的大定（今大方）、毕节、威宁、纳雍等地，再次调查苗族支系中的大花苗、小花苗和彝族的不同支系等族群的文化与体质。
1944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担任主任。因为一些成员曾参加过原民族学组及人类学组的工作，对于民族学的研究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该组对各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较为重视，推动了民族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包括边疆各民族之源流与支派的问题、种族心理的各项研究、种族生命统计的各项研究等15项。出版有三种刊物：《人类学集刊》（年刊），专门刊登短篇研究文章，用英语发表；《人类学志》（不定期刊物）专载专题长篇研究，也用英语发表；《人类学年报》（年刊），专门刊载实用的短篇研究文章，并介绍各国人类学知识、技术与消息，用中文发表。[8]他们研究的课题许多都与民族学有较多联系，其中有：“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贵州仡佬之体质”、“贵州仲家之体质”、“贵州
体质调查报告”、“栗粟之体质”、“华族血型之分析”等，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
此外，当时在西南地区的其他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进行了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其中一些测量是民族学家在民族学的综合调查时进行的。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林耀华教授在凉山进行彝族调查时，曾有体质测量一项，但因当时统计考核不便，未列入《凉山夷家》一书中，林耀华曾打算就体质问题另作一篇专门文化。[9]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专员马长寿在对川康民族调查时也包括体质测量的内容。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等专业的学者也在抗日战争期间作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例如，1943年暑假，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方超带领两名学生到雷波测量彝族的体质。[10]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也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仡佬族的体质。
以上研究采取体质人类学的科学数据采集和现代统计分析手段，并依托于对各民族体质的身体测量，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对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体质与民族分类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能够有更准确而科学的认识。即用现代科学方法搜集的体质人类学多项指数来说明民族分类的体质人类学的根据、民族的起源，甚至解释文化与体质的关系。希望由此可以更好地分析各民族的来源、民族群体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发展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拓展和深化了对各民族的研究。很明显，这是一种创新研究，这种创新研究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填补了这项研究工作的历史空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3-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