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魏统一北方边疆地区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策略论文,地区论文,曹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边疆政策是一个政权大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予以高度重视。一般来讲，国富民强的时候，边疆政策往往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如秦汉、隋唐、元、清朝早期；国力衰弱的时候，则表现出明显的消极保守特征，如东晋、南朝、两宋、晚清。曹魏边疆政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既不属于开拓型，也不属于消极保守类型，而是一方面积极经略，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求静求稳的倾向。这在曹魏统一北方边疆地区的策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求静求稳方针通常被视为消极保守而易于遭到否定。一味的求静求稳，往往导致边疆动乱、分裂乃至政权的灭亡，北宋即是一个典型例证。但曹魏边疆政策中的求静求稳倾向有其独特的一面，它并不是消极地求静求稳，息事宁人，而是以积极发展自身实力为前提，以最终完成统一、巩固边疆统治为目标，内中蕴涵了开拓进取的积极因素。它是曹魏统治者根据自身实力、紧密结合形势作出的英明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关于曹魏边疆政策的论述虽不少见，但对其独特性的一面却未予充分的注意。本文探讨曹魏统一北方边疆地区策略中求静求稳倾向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和历史意义，旨在加深对曹魏边疆政策独特性的认识，推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赤壁之战曹军失败后，曹魏政权对战略战术作了重大调整，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北方边疆地区的统一问题上。当时的东北、北部、西北边疆各地因东汉统治的土崩瓦解，处于混乱状态，有些甚至公开割据称王。曹魏要统一北方边疆地区，面临重重阻力，任务非常艰巨。
统一北方边疆地区，是曹魏完成统一大业的第一步，意义十分重大。因此曹魏投入了大量精力，制定了积极而又谨慎的方针策略，一方面大力扫平各种反叛力量，另一方面又妥善安抚各种归顺势力，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征”与“抚”的辨证关系。从总体上看，曹魏统一北方边疆地区的策略，无论从具体措施，还是从宗旨与原则，都表现出明显的求静求稳倾向。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东北边疆公孙氏静观时变、先抚后剿方针；第二，对北部边疆匈奴、鲜卑各族的绥抚与分化政策；第三，对西域的羁縻怀柔政策。
一、对东北边疆公孙氏静观时变、先抚后剿方针
公孙氏是曹魏统一东北边疆最强大的阻力，曹氏父子在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后才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处理公孙氏的问题上，集中体现了曹魏统治者求静求稳的基本思路。
公孙氏虽然父子相继，割据一方，却长期接受曹魏政权的封号，保持着形式上的臣属关系。同时，公孙氏在辽东“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卫臻传》。）实力强大，统治稳固，而曹魏由于各种原因，财政紧张，“百姓疲劳”。（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卫臻传》。）这种实力的对比，决定了消灭公孙氏割据势力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慎之又慎。
通过全面权衡，曹魏政权采取了维持现状，静观时变，先抚后剿的策略。《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大破蹋顿，残余势力逃奔公孙康，部下劝曹操乘机征讨公孙氏，曹操否决了这个建议。终曹操、曹丕之世，曹魏都没有对公孙氏采取军事行动，并且继续给予公孙氏种种封号。建安十二年（207年），封公孙康为襄平侯，拜左将军；黄初元年（220年），拜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赐公孙康为大司马。（注：《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
魏明帝即位后，思想上有些浮躁，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下，对公孙氏有过一次冒失的军事行动。《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蒋济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曰：“太和六年（232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谋臣蒋济结合形势，进行谏阻说：
“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考计，不乏职贡。……倘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
蒋济的谏阻实际是维护曹操以来曹魏政权对公孙氏的基本方针。然而他的建议没被采纳。结果是田豫等“无成而返”。这表明对公孙氏采取维持现状、静观时变的策略是明智乃至必要的。田豫等出征失败的教训，使错误很快得到纠正。《三国志》卷二《魏书·明帝纪》载，青龙元年（233年），即田豫无功而返的第二年，“公孙渊斩送孙权所遣使张弥、许晏首”，明帝“以渊为大司马，乐浪公”，对公孙氏进行抚慰。此后，明帝虽然于青龙年间（233年至236年）暗中积极筹划征讨辽东，却一直按兵不动，静观时变。
景初元年（237年），孙权遣使到高句丽，欲联合袭击辽东（注：《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辽东有被孙权所逼夺的危机。而且不久公孙渊即公开反叛，自立为王。形势变化，彻底解决公孙氏割据势力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这时，明帝才命毋丘俭、司马懿等大将先后两次出兵攻讨公孙氏，平定这股存在了多年的割据势力。
历史证明，曹魏对公孙氏采取静观时变、先抚后剿的策略是英明之举。正是由于多年来对公孙氏采取了静观时变、先抚后剿、求静求稳方针，使曹魏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积蓄自身实力，赢得了胜利。下面的史实充分印证了求静求稳、增强自身实力对最终平定公孙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公孙渊公开反叛后，明帝首先是命毋丘俭率军征讨，但不利而返。失利的根本原因，是这次出征仅发幽州一州诸军，（注：《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毋丘俭传》载，青龙年间（233年至236年），明帝“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并令其“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隘”，为征讨公孙渊作准备。《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载，景元元年（237年），孙权谋袭辽东的时候，明帝“遣幽州刺史毋丘俭率诸军及鲜卑、乌丸屯辽东南界”，应付紧急情况。公孙渊公开反叛后，明帝马上命毋丘俭前往讨伐。可见这次出征仅为毋丘俭所率幽州诸军。）实力不够。当时朝臣卫臻就指出了毋丘俭，“偏军长驱”（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卫臻传》。）的不足。所以第二年再次征讨公孙渊时，充分吸取了这个教训，加大兵力，发兵四万人，命当时最有威望的太尉司马懿为统帅，可谓全力以赴。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猝然供应四万兵力四千里征伐的役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说明，曹魏平定公孙渊，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力基础上的。而强大的国力应归功于多年的积累，归功于在边疆问题上求静求稳的一贯方针。
二、对北部边疆匈奴、鲜卑各族的绥抚与分化政策
曹魏的北部边疆包括并州、雍州东部及以北广大草原地区。汉魏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内部变乱与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得这一地区形势极为复杂，曹魏统治极不稳定，边塞叛乱事件经常发生，尤其是北部鲜卑迅速兴起，大量南下，对曹魏政权时服时叛，令曹魏统治者大伤脑筋。对此，曹魏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几次大规模兴兵讨伐，在此基础上密切结合形势，本着求静求稳的精神，采取了以绥抚分化为主的策略。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击破高干，夺得并州，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并州地处北部边塞，又是乌丸、鲜卑、匈奴等内迁少数民族特别集中的地区，位置非常重要，情况也特别复杂敏感。梁习就任后，贯彻了曹操在边疆问题上的求静求稳方针，采取以绥抚分化为主、武力震慑为辅的政策。梁习到任的第一件事是“礼召豪右”，对各族酋豪进行恩抚，将其举荐到幕府，不动干戈就削弱了他们的影响。第二步是分别以“义从”、“勇力”等名目将各族部众分批迁徙，化整为零，削弱了他们的反叛能力，同时客观上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减少了民族隔阂和民族冲突引起的社会动荡，有利于巩固统治。第三步才是对不服从者兴兵讨伐。梁习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出现了“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的可喜局面。（注：《三国志》卷十五《魏书·梁习传》。）
东汉建安七年（202年），内迁于北部边疆的南匈奴降于曹操。曹魏对南匈奴同样采取了绥抚与分化相结合的策略。《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条曰：
“初，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曹魏对呼厨泉既实行安抚利诱，又将其与本族隔离，剥夺其对南匈奴的实际控制权。南匈奴单于被质，群龙无首，势力顿减。尤其是人众被分割为五部，还受汉人司马的直接监管控制，实力大为削弱，无力与曹魏对抗。因此整个曹魏时期，南匈奴很少发生反乱事件。
曹魏在北部边疆最大的忧患，是不断南迁并逐渐强大的鲜卑部众。东汉末年，南迁的鲜卑部众，逐渐形成了三大部落集团：一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泄归泥部；二是轲比能集团；三是原檀石槐的东部大人素利、弥加、厥机等部。（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这些部落时常犯塞寇边，钞略边民，严重影响了北部边疆的安定。
曹魏对鲜卑的政策，仍以绥抚分化为主，求静求稳倾向十分鲜明。曹操统治时期，鲜卑三大集团的首领都通过乌丸校尉阎柔向曹操贡马。曹操沿东汉旧例，表宠其首领为王，进行怀柔安抚。魏文帝在位时，封轲比能为附义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黄初五年（224年），“步度根诣阙贡献”，文帝“厚加赏赐”，以示抚慰。轲比能与素利互相攻伐，轲比能不满乌丸校尉田豫帮助素利，文帝得知，命田豫“招纳安慰”。魏明帝在位时，继承父祖一贯实行的求静求稳方针，“务欲绥和戎狄，以息征伐，羁縻两部（轲比能、步度根）而已。”青龙元年（233年），泄归泥部归降，明帝封泻归尼为魏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如故。”（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下面一则史料从侧面印证了明帝对鲜卑实行的是求静求稳方针。《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田豫传》载，“幽州刺史王雄支党欲令雄领乌丸校尉，毁豫乱边，为国生事”，田豫遂被调离乌丸校尉一职。（注：《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田豫传》载：“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乃使豫持节护乌丸校尉，牵招、解俊并护鲜卑。”以此知田豫任乌丸校尉一职应不晚于黄初元年（220年）。同书同卷又曰：“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以此知田豫调离乌丸校尉一职应不晚于太和二年（229年）。明帝在位时间为太和元年至景初三年（227年至239年）。以此知其调职时必为魏明帝在位时期。）尽管这是一起小人毁谤事件，但“为国生事”成为明帝将田豫调职的理由，则从侧面反映了明帝在控御鲜卑问题上努力求静求稳、不希望“生事”的心态。对此王雄是心领神会的，所以他在并领乌丸校尉后，对鲜卑“抚以恩信”，（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很好地迎合了明帝的心态。青龙三年（235年），王雄遣剑客刺杀轲比能，“更立其弟”，则是一种从鲜卑内部施行分化瓦解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曹魏没花多少代价，就大大削弱了鲜卑实力，致使北部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北部鲜卑对曹魏北部边疆地区的威胁终于基本解除。
三、对西域的羁縻怀柔政策
西域很早就与中央政权确立了政治隶属关系。两汉时期，中央政权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行政机构，对广大西域地区实行有效统治。东汉末年，河陇地区混战不休，阻隔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致使西域与内地来往断绝。魏文帝即位初年，河陇地区叛乱被镇压，西域与内地交通得以恢复，曹魏遂重新控制了西域。
曹魏的西域政策既沿袭两汉传统，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对西域实行羁縻怀柔政策，是内地政权统御西域的一贯做法，曹魏也不例外。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等西域各国遣使来朝，文帝下诏遣使对他们厚加抚劳。（注：《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曹魏厚抚西域来使的做法，进一步刺激了西域各国与曹魏交往的愿望，西域各国纷纷遣送质子，力图与曹魏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派遣的使臣也越来越多。由于西域来使太多，接待费用太大，当时负责此事的大鸿胪崔林“移书敦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注：《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崔林传》。）但这恰好反映了曹魏对西域的羁縻政策。这项政策收效十分显著。《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
“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曹魏西域政策的独特性表现在，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的职能出现了某些变化。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曹魏也沿袭两汉的做法，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管理西域事务，但其职能有所萎缩。两汉的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直接监督西域各国活动，左右西域地区政局。但曹魏时期，面对西域存在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无所作为。（注：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绿洲称霸现象》，载《西北史地》1995年第四期。）换言之，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部分地放弃了对西域的监督职能。曹魏对于西域绿洲大国的称霸行为，实际上是默认的。这是曹魏北方边疆策略中求静求稳的又一个反映。
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的行动，始自曹操统治时期，到魏明帝统治晚期基本完成。假定把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作为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的开始，（注：这次战役后曹操将重点转移到统一北方边疆的问题上来。）把魏明帝谢世时间（239年）作为最终完成统一的时间，那么完成北方边疆的统一用了32年。而曹魏政权的存在时间即使从公元196年算起（注：这一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曹魏政权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操虽然生前没有称帝，但行割据之实，地位至尊无比。）也总共才69年。也就是说，曹魏花了一半乃至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北方边疆统一问题。这表明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的事业是艰巨的，同时也是稳步进行的，突出体现了求静求稳的特点。而且这期间曹魏虽然更换了三代领导人（曹操、魏文帝、魏明帝），求静求稳的边疆政策却体现出很强的连贯性。
另外，曹魏无论是抚是剿，均以消除分裂、臣服边民、维护东汉时期边疆旧有秩序为目的；曹魏的北方边疆范围，也在东汉原有的统治范畴之内，少有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曹魏统一北方边疆具有求静求稳的倾向。
四、求静求稳的原因和意义
曹魏统一北方边疆过程中，为什么会表现出求静求稳的倾向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主观上来讲，曹魏政权以魏禅汉，乃是以汉代继承人自居，其边疆地域概念自然也因袭东汉。因此经营北方边疆以恢复东汉疆域范围和管理体系为要务而较少突破，只有个别时候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对管理机构略作损益。
从客观上讲，曹魏承汉末荒乱之余，人口锐减，生产凋敝，财力窘迫，确实也力不从心，从而在统一北方边疆过程中表现出求静求稳的倾向。
经济上的制约，可以说是形成求静求稳倾向的主要因素。当时朝中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了国家财力窘迫、百姓疲敝的形势。太和年间，黄门侍郎杜恕上书曰：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附杜恕传》）
青龙年间，尚书陈群上书曰：
“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加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群传》）
“统一州之民营九州之地”、甚至户口“不过文景之时一大郡”的窘迫现状，使曹魏统治者深受制肘，面对强盛的公孙氏和轲比能，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因而在对方没有公开反叛的情况下，尽管知道对方的臣服是表面的、暂时的，还是采取了维持现状、绥抚笼络的方针。青龙元年（233年），孙权遣使至公孙渊，“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史，遣兵讨之”，散骑常侍刘劭认为“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宜加宽贷，使有以自新。”（注：《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刘劭传》。）显然，刘劭对当时经济形势和百姓疲敝状况是有深刻认识的，因此反对“遣兵”、“劳民”，主张“修德”、“宽贷”、实际上都是求静求稳的反映。他的主张得到实施，表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最后君臣是达成一致的。
造成财政紧张、百姓疲敝的原因，除了汉末的混战割据给生产造成破坏之外，曹魏统治者自身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明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奢侈腐化，加剧了财政危机。当时就有朝臣对明帝“大兴殿舍，功作万计”的做法提出批评。（注：《三国志》卷二十五《魏书·高堂隆传》。）
另外，吴蜀未灭、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牵制了曹魏大量精力，影响了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的决策，使其不得不倾向于求静求稳方针。这是因为，一方面，曹魏认识到要最终消灭吴、蜀，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首先必须完成对北方边疆的统一，形成巩固后方；另一方面，防守曹魏与吴、蜀接壤的漫长边界，应付吴、蜀不时挑起的大小战事，是关系到曹魏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投入大量精力。尤其是蜀汉始终没有放弃北伐灭魏的口号，曹魏不能不对此忧心忡忡，高度警惕。因此曹魏政权的要务，首先是保证政权本身的生存，然后才是完成统一大业。曹魏在统一北方边疆策略中的求静求稳倾向，乃是当时三国鼎立政治格局的产物。
但是，曹魏的求静求稳并不是消极的，没有原则的，而是积极的，原则分明的。维护统一是曹魏北方边疆策略的最高原则，也正是其积极意义所在。对于北方边疆各股政治势力，只要对曹魏表示归顺，维护北方边疆的统一，曹魏就不计较其反复无常，这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但更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大度。
求静求稳方针符合曹魏当时的客观条件，真实反映了曹魏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利于与民休息，讲武劝农，发展社会生产，改善百姓疲困和财政紧张状况，并为最终解决北方边疆统一问题奠定了基础。无论是遣兵四万攻灭公孙渊，还是绥抚笼络轲比能、怀柔厚遇西域使，都是以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没有求静求稳的方针，就难以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完成统一。求静求稳方针同时也使边疆各族人民受益，保障了边疆人民一定时期内安定地生活生产，最终有利于边疆的稳定和开发。
求静求稳方针不仅符合当时客观条件，符合各族人民利益，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以羁縻怀柔为特色的求静求稳方针，充分反映了曹魏统治者对前代治边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初步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尚书·禹贡》篇提出了五服的概念，《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提出了九服的概念。无论五服还是九服，其核心思想是相同的，这就是：以一个政治中心逐步向周边扩散，统治强度按照离中心的远近递减。这就是最早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落实到边疆政策上，就是在保证边疆对中央政权臣服的前提下，尽量维护边疆原来的社会状况，保持边疆的稳定，并不强求边疆与内地对中央政权尽同样的义务，更不强求对边疆实行与内地同等的管理强度。这种认识已经包含了求静求稳的倾向。
两汉时期，儒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儒家精神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表现在边疆问题上，就是更重视道德感化，主张以德治边，慎用武力。正如班固所言：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内外，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班固的意思是，要根据内外远近选择不同的统治方法，对内应“修刑政”，对边疆地区则应“昭文德”，以缓抚怀柔、道德感化为主。这种主导思想再次为传统治边思想注入了求静求稳的因素。
曹魏充分吸收了先秦两汉以来的治边思想精华，并且使之融入统一北方边疆的实际活动中，实行先抚后剿，绥抚分化，羁縻怀柔的策略。联系先秦时期形成的五服、九服概念，就不难理解曹魏为什么在西域绿洲大国称霸的状况下仍然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这不仅仅是因为曹魏实力受限，而且是按照五服九服的的观念选择的相应统治强度。联系儒家学说的“为政以德”（注：《论语·为政篇》。）主张，就不难理解刘劭“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的历史背景不仅仅是曹魏财力窘迫，同时还有儒学对治边思想的渗透。
曹魏虽然只是三国鼎立格局中的一个分裂政权，但始终以正朔自居，并全盘承袭了前代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维护了治边思想与边疆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对中国传统治边思想的形成发展有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之功。此后，中国虽然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五代辽宋金夏两大分裂历史时期，但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却始终是一脉相承的。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策略的深远历史意义，正是体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