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层理论思考——兼论社会主义向人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唯物主义论文,向人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以来掀起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大潮中，几乎所有马克思的重要文本都被重新解读过，并做出了与现实需要相吻合的新的解释。但独有一本例外，这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这本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可谓不重要，特别是它对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独有见地的论述，在马克思文本中十分罕见，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可是就是这样一本弥足珍贵的著作，在20多年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探索 中竟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书中许多重要的思想也未能充分发掘，这不能不说是学界 的憾事。笔者在教学中接触到本书“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倾心读来， 为之一震，思想豁然开朗，原来社会主义在思想和逻辑上竟渊源于唯物主义，在社会主 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必须有唯物主义一维作为基点，这是过去从来没有料想到的。联想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句名言：“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如果 说过去一直一知半解，那么现在似乎一下子彻悟了，原来能用“即”把唯物主义和社会 主义连接起来的关键是实践，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还必须有实践这一维，实践对社会主义 的本真样态具有决定意义。体悟到这些道理是理论认识上的一种升华，而再追问一下社 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恰恰又证明了唯物主义和实践的极端的重要性，可以说，社会 主义的成败得失全都系于此。认识一转向这里，思路逐渐清晰，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关系问题也就趋于全面和明朗。这才下定决心，以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为基础，全面疏理 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并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做出相应的关照。
一、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
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平等性的诉求，它针对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斗争的目标和手段都比较具体和实际，属于那种为既定目标而斗争的直接现实性的思潮。就这一特征来说，它与抽象和思辨的哲学相去甚远，在马克思以前很少有人论及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在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哲学通往社会主义的通道。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英法两国不同，是通过哲学达到的。恩格斯在1843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大陆上的改革运动》，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 讲明了近代德国哲学的健全的思维方式酝酿和造就了德国共产主义的道理，并把这种共 产主义称为哲学共产主义。从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看，哲学(其中包括唯物主义)与社会主 义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这只是思维方式上的联系，单就思维方式来说，哲学不但可以和唯物主义相关联，而且可以为一切学说构筑思想基础。因此，恩格斯讲的哲学共产主义并不表明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实际内容上的联系，事实上，我们也很难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找到共产主义平等要求的要素来。所以，我们不是在思维方式的宽泛意义上来谈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而是在实际内容的承接上来探讨社会主义如何从唯物主义中汲取养料，营造自己。
马克思是发现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真实关系的第一人，他敏锐地察觉到唯物主义特别是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有一个特点，即它的社会政治伦理内涵十分丰富，处在资本主义大变革前夜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富有深刻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不满足于对世界的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把这种客观求实的精神运用到社会历史中来。在他们身上，哲学的先导性体现得特别明显，他们不仅批判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而且在思想中首先构筑了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王国，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伦理原则，如教育至上、环境造人、智力平等、享乐合理，等等。这些观点有力地针砭了时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未来社会的合理走向，换言之，不仅资本主义制度要应用这些原则，一切合理的社会制度也都不能拒绝这些原则。因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它不为资本主义所局限，就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也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正是在“倾向”、“导向”和“逻辑基础”的意义上，马克思才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1](P166)。恩格斯也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其中当然也包括唯物主义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2]。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与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来联系起来不是出于它们在具体的内容上有多少相似或雷同，这种表面上的一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还有许多思潮如平均主义甚至宗教的理想也有某些与共产主义的相近之处，但是马克思却从未称它们为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源，相反还极力和它们划清界限。马克思重视法国唯物主义主要着眼于它的成长力和生长点，即它的逻辑延伸潜力或者说从它那里能够引申出多少有意义的思想成果来，成为共产主义的思想铺垫。这要比那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深远得多，它已经超越了具体内容自身的局限，成为能够贯通一切时代的永恒的思想内涵。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有一段推论和引申，颇能表明他的思想关注点。他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1](P167)对人性、利益、环境这一系列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和要求不仅是针对封建制度的，就是取代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也难以实现这些要求，只有消灭私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平等，建立起公正的共产主义制度，这些要求和理想才能达到。正是在逻辑推论和生长点的意义上，马克思又说法国唯物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1](P160)。
可见，在法国唯物主义中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的并不是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而是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它对世界的客观和唯物的理解本身是否与社会主义存在一定的关联?因为这些政治伦理观点并不专为唯物主义哲学所有，就是在其他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学说中也不少见，比如卢梭、维科、休谟等人就有类似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对唯物主义情有独钟，单说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呢?这里就有一个唯物主义与其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必然联系的问题。在历史上，一切哲学虽然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点，看起来似乎轻视现实，脱离实践，但从根本上来说，哲学来源于生活，关注实践，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出，任何一种哲学都想在社会现实中得到理解，又无不祈望世界能按照自己的哲学理想得到改造和安排。因此，没有哪一种哲学不关注社会现实，不具有社会政治伦理观点，这是古往今来的全部哲学的基本定律。但是，不同哲学关注社会现实的思路和方式不一样，唯心主义重视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总是期望通过信仰的奇迹使世界发生改变。因此，比较起来，唯心主义不太重视具体的操作层面，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的现实的，它们很少能够针对社会现实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所以它们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往往空而不切合实际，有时又容易偏离科学，失去理性，陷于狂妄、偏执等极端境地。唯物主义哲学则相反，它的客观务实的精神和具体求真的态度使它能够重视现实，针对具体的问题和矛盾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不仅十分丰富具体，而且卓有成效，代表了时代的前进的方向，具有先进性和现实性。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不仅永远站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而且在探讨社会主义思想渊源的时候，很自然地把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根源的理解已经完全超出了经验的表象层面，是一种全新的、深层的思索，对我们极有启示。
二、实践对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契合作用
社会主义在思想导向上渊源于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告诉我们的。 马克思在紧接着写作的另一本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用实 践把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契合起来，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著名 原理。这个命题的提出极大地深化了《神圣家族》的思想，不仅肯定了唯物主义与社会 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在实践的前提下，使二者成为可以用“即”连接起来的等同 关系。这是马克思认识上的巨大进步和理论上的新升华，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拨乱反正中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对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 主义者”这个命题却长期认识不足。由于在文本中这句话之前原稿少了5页，与它相连 接的前面话语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这就造成了人们不愿意花工夫解读这句话的不利局面。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中，这个命题虽然不可回避，但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来理解这个命题。要么出于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不理解而认为这句话不过是马克思顺便一提，不值得过分重视，要么只把注意力放到这个命题之后的半句话上，而对于这句话本身却不予解说。由此在马哲史界造成一种很少出现的局面，即在全面解读马克思著作的氛围中却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一重要命题置之不理，导致人们长期不理解实践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在唯物主义者之前加上实践二字他就成了共产主义者。
其实，正是在这里凸显了实践的特殊功能和它对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契合作用。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它能将主体的本质赋予对象，并在对象中肯定主体自身。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 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 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3](P304)对象化活动的这种本质外化 的功能使它具有列宁所说的那种“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把主体蕴涵 的思想潜力或趋势化为现实。对于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来说，一方面，他们的社会政 治伦理观点的精华对于一切合理的社会制度，其中包括共产主义都是普遍适用的，具有 向共产主义延伸的逻辑基础，同时，他们又具有客观求实的唯物主义品质，应该说他们 距离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所差的就是实践，就是缺少把思想化为现实的活动与能力。 正是在这一方面显现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和不足。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轻视现实，不注重实践，只热衷于“解释世界”，不重视“改变世界”。法国唯物主义者们也具有一切旧唯物主义共有的主要缺点，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4](P58)。解释世界用的是思想和理论，而改变世界则只能用行动和实践。思想和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只停留在思想和理论的水平上，不去付诸实践，思想和理论本身也就失去了固有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一切“解释世界”的哲学家来说，虽然他们也有把理论化为现实的愿望，也想按照他们的哲学来安排世界，但是，他们都认为，思想和理论本身就有自动征服世界的力量，无需人的活动与实践，只要制定好蓝图和方案，美好的天国就会自己降临人间。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以前的一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者都在忙于制订计划与方案，而在实践方面，他们投入不多，观点薄弱，根本不知道如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说，旧唯物主义者空有 着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某些思想和情怀，他们的社会伦理观点只能束之高阁，与共产 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毫不沾边。
马克思实现了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改造和提升，使其蕴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由逻辑与潜在形态跃向现实形态，其方式和途径便是在唯物主义的求真和务实的精神指引下，对它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实践化，由理想变为社会行动和具体的政策实践。马克思虽然没有说明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和步骤去兑现这些理想，但是能够指出必须现实化，由“解释世界”上升到“改变世界”就足够了。因为政策举措是具体和可变的，要因时间和地点而有所异，而实践化和现实化的原则是永恒的，有了这个原则就可以 通过努力找到具体的实施办法。这样，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完全超越了哲学范围，而变为 其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现实和实施，这些原则和理想的实践化与具体化就会造成一种社 会态势，它在基本点上必将与共产主义一致或合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实 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命题不仅指出了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在内容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且把共产主义定位在实践的坐标上，突出了实践对共产主义本真样态的决定意义。长久以来，人们一直用封闭和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先定原则的实施，既定理想的实现，完全剥夺了后人对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权。这种看法的弊病就在于它脱离了实践，只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终极结果，而不是把共产主义视为一个过程。用过程的观点来看待共产主义，实践的作用就突出出来了，因为过程不过是实践的记录，是实践的探索和创新的结果，是否实践和如何实践就不能不对共产主义发生决定性的意义。
书本上既有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原则是重要的，它也是历史时代的精华，是实践积淀的结果，我们必须重视和遵循，不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这叫作老祖宗不能丢。但是还要看到，它们毕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有它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今天不同于过去，环境、条件和人本身都不相同。适合于过去的东西并不一定适合 于今天，适合于今天的东西过去或者没有或者相反，这全靠实践来裁判。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可以发现书本上先定原理的缺陷和不足，并找到合适的思想和办法 来纠正和补充。社会主义不是说的和看的，而是干出来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说清社会 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离开实践，书本上对社会主义的规范 ，只能是审议的对象，它的是非对错单凭理论谁也说不清楚，实践将提供对社会主义的 否定和认同。因此，必须确立社会主义的实践标准，通过实践来确立社会主义的应然状 态，这是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命题提供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和 教益。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和确立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邓小平之前，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即使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波折，人们也不敢公开怀疑这种社会主义的正当性。邓小平结合国际和国内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深刻地反思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坚定地认为，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一大二公”，在所有制和分配上带有平均主义和空想性；在政治上，不注意发扬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实行以人为本的国策，又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种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很不成功的。前苏联和东欧已经翻船和解体，而中国则必须掉转船头，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在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并 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系统的邓小平理论，彻底地解决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马克思主义精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论、 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论等等，构成了新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前提，而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生产力标准，确立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和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 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国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以及扩大开放、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等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念是全新的，无论是与书本上的传统社会主义的规范还是与前苏联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相比，它都有两大崭新的特点：一是有相当部分内容是与过去的理论相左的，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辅的分配制度，等等，过去由于一味地坚持其对立面，认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搞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和分配上的“铁饭碗”与“大锅饭”才算社会主义，为此曾吃了大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应内容就是从过去的负面实践中汲取出来的，又由改革开放的正面实践而坚定地确立起来。二是有一部分内容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是在新的时代适应新的要求而创生的，如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一国两制等等。这部分内容虽然过去闻所未闻，但它们也与发展经济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相协调，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是哪部分内容都不是来自书本上的逻辑推理，而是出于现实和国情的需要，是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最终归结。所以必须更新社会主义观念，树立社会主义的实践权威，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既有理念的溢出和先定原则的兑现，社会主义的生命活力就在实践中。在这里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三、唯物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实践规范
社会主义必须注重实践，在实践中确立社会主义的本真，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渊源于唯物主义观点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但是马克思这个思想的价值并不到此为止，它还包含着更为深远的意蕴：既然社会主义来源于唯物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就不能忘记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基因，要牢记是因为有了唯物主义的客观求实精神和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才可能铸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殿堂。因此，社会主义既要注重实践，又要以唯物主义精神来指导实践，对实践加以唯物主义的制约和规范，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命题的必然引申。
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其任何实践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何况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斗争更需要有正确的哲学指引。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一向与先进的阶级相携手，充当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也一直把自己的哲学和唯物主义挂钩，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他还明确地表白过自己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说自己和黑格尔不同，“是唯物主义者”[5](P526)，因此，“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5](P213)马克思的这些话语集中表明一个思想，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永远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建设新生活的实践中，更应该高举唯物主义大旗，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实践课题，使社会主义真正向唯物主义回归。
社会主义归向唯物主义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原则主要指何而言?具体来说，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是要归向何处?根据马克思相关文本的论述和半个 多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是指要归向唯物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精神，即观察的客观性和实践的求实性。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6]。承认物质的先在性，人及其意识都是物质世界的长期发展的产物就是一切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共同点。正是这一点升华为实践中的客观求实的原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态度，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把这一原则概括为实事求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胜利，反之，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错误和挫折又无不是背离实事求是的结果。邓小平深刻理解实事求是原则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把它和解放思想联结在一起，加以提升，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首先就是要大力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国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是社会主义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点。恰恰是这一点最重要，也最难做到，在这个问题上集中地体现出领导的艺术和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作为统治阶级的敌手，处于地下或被压制的地位。这种艰难的处境不仅使党能够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而且也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观察和实践都能趋于客观务实。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才首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各个时期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引导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完全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处处都闪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引下产生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地位变了，由被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者也处于一呼百应的特殊地位，这时如何保持清醒头脑、客观求实、严谨决策就成为一种新的考验。在这个考验面前，我们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问题还是出在能不能够继续坚持实事求 是的问题上。
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共同的失误就是没有严格地从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来确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前苏联不顾自己的落后的实际，硬把马克思关于在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搬到俄国，追求单一公有制体系 ，抛弃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过早过快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最后建立了一个权力高 度集中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其实，俄国虽然比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高一些，但也 高不了多少，对于它来说，适当地保留一些私有制成分和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有利于 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能缓和市场和就业的压力，解决好民生问题。十月 革命后不久，为了应对国内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列宁曾出台了新经济政策，并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显示了实事求是的无比威力。但是斯大林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正”还是 把新经济政策废止了，从此前苏联就一直抛开国情，把自己当成发达国家，一味地追求 社会主义的“完美”，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走上了一条僵化而没有生机活力的 社会主义的道路。其结果是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明显地处于劣势，以致最后剧变解体 。
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教训就更加深刻，也更促人猛醒。作为一个在民主革命中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党，应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没有问题的。建国之初也确曾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此之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就体现在如何从国情出发来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认识国情是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向来就有两种：一种是建国初少数有见地的领导人的认识，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不能用急功近利的观点来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另一种是后来成为主流的认识和主张，对中国的东方式落后国情的意识不强，看不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总想沿着前苏 联现成的道路一下子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和西方不同，和前苏联也不同，中国的 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支柱，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中 国所缺少的。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首先要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 展，在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即使有生产和经营方式上的联合，那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化大生产建立起来之前，只能面对现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其中包括个 体和私有制的现实作用，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增强综合国力，为社会主义奠定社会化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实事求是的认识没有占上风，相反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了主流，于是，从1954年起，就马不停蹄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宣布在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严重背离实事求是的荒唐举动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回顾这段历史使人深感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而邓小平是中国最先觉醒的人，他刚一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就立即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灾难后果，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尽管他的全面整顿的计划最后流产了，但是实事求是已经在他内心深深地扎了根，所以当他第二次复出实际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时，已经成竹在胸，要以实事求是为指针，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顽固的旧体制。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理论和实践的总的出发点，除了解放思想以外，就是实事求是，那个时期，他对实事求是的论述也最多。他先后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7](P143)“一个党，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7](P143)总之，“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7](P143)
类似的讲话在邓小平著作中随处可见，这个思想也一直贯彻改革开放过程的始终。特别是在突破“姓社”和“姓资”的抽象争论而代之以“三个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抓住时机 加快发展、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论断和实践都 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鲜明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以社会主 义向唯物主义的回归，首先是归向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归向实事求是，这是理所当然 的，所以，邓小平也一直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
其次，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归向，其含义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实事求是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还包括唯物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其他板块的精神凝聚，如本体论、物质观、时空观，等等。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回归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渊源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命题导引出来的，马克思并没有具体指明社会主义要归向唯物主义的哪些方面，而只是说要归向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当然是总体上的唯物主义，既有唯物主义求真务实的精神，也包括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还应涉及唯物主义的其他要素如本体论、物质观、时空观等等。因为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回归都不可避免地要牵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以及实践的空间规模和时间的延续等问题。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不会是永远僵固不动的，它也要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回归不是要归向旧唯物主义，而是要归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归向当代的向前发展和提升了的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无论在本体论、物质论和时空观上都有自己的一系列崭新的特点。
在本体论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已经实现了对传统本体论的超越，它不再以对世界终极本质的追寻为目标，不再刻意探求世界的始基和本原，认为那是科学的课题，是哲学所不能胜任的。哲学要走上这条道路就必然脱离人的生活和实践，成为与人无关的 思辨玄学。哲学必须向人回归，向生活世界靠拢，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哲学的价值既 不在于抽象地回答世界的终极本原，也不在于诉诸生活的表层经验，哲学之为哲学的真 正意义在于它能够对人的认识和实践进行超经验的深沉思索，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哲学超越了本体论的诉求，但同时又回答了本体论所提出的 问题，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4](P1)“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 关系中的人本身”，“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P118—119) 而人并不像旧唯物主义所说那样，仅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类存在物，“而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P273)，“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 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P273)。所以，人以实践而自立和生 成，人和自然界的真实关系“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 的生成过程”[3](P310)。这样，马克思哲学就把世界的秘密归结为人，而人的本质和 秘密又最终归结于实践，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 致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4](P60)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就不能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本体论视野中，社会 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就又归向实践这个主题了。
物质论也是社会主义归向唯物主义的重要题目，如何摆正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摆脱18世纪唯物主义的绝对化的唯物质主义的局限，高度重视知识、科学、精神、思想的决定意义是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迫切课题。唯物主义不能不讲物质论，而物质一直是和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旧唯物主义坚持物质的先在性是对的，马克思强调物质的属人性也是他哲学革命变革的实际体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精神的巨大能动作用正在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坚持物质和规律的决定作用，又要充分重视科学、知识、文化、精神、思想的巨大的反作用。要看到，这种反作用在今天已经空前膨胀，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电脑世界无所不包的应用前景中可以看出，精神力量正在消解物质的决定作用，在许多场合下，被知识和思想所取代。这是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所面临的新课题，如何转变思想适应新的时代是人类遭遇的新挑战。
时空观也是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面对的重要实践课题。在“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或康德哲学中，时空观要么是本体论的一部分，是为表明物质的存在状态的，要么是人类的主观的先验形式，是专门为整理和把握世界存在秩序的。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从物理学的角度对先前的时空观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综合，把时间看成是物质均匀流淌的河流，亿万年总不改变，空间则是盛装物质的篮子，也具有永恒绝对的性质。这种时空观由于在我们生活的低速运动的宏观世界中到处适用，无论是观察和工程设计都绝对好使，因而几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恩格斯从逻辑上第一次向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提出了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的科学论断。按着恩格斯的说法，既然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只标明物质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的广延性，那么它就必然随着物质的存在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因而时空就不可能具有绝对的性质。恩格斯的这个论断为后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时空观奠定了逻辑上的发展空间。爱因斯坦证明，时空确实具有相对的性质，它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会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对时空观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不仅认同恩格斯同时也必然包括后来爱因斯坦的新成就，而且还在于，他与自己的哲学革命变革相伴随，把从前的物质时空推进到实践时空的新阶段。物质时空的最大缺陷是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理解时空，如同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一样，对于时空也“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P58)。这种时空观对于“解释世界”还有意义，但对于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哲学来说就完全无能为力了。马克思的实践时空观是为人们的实践而提出的，目的在于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使实践能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持续和空间规模中进行。对于决策和实践活动来说，时间持续的长短与空间规模的大小绝不是无谓的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必须归向马克思和现代的时空观，注意时空调 控，关注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空间变小和时间珍贵与变慢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归向 唯物主义需要重视的新领域。
四、社会主义向人的回归
社会主义归向何处?这里有马克思的文本启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归向唯物主义。但是还有一条路径，那就是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归结，实践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必须向唯物主义回归，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和综合提供了社会主义走向的不竭的思想源泉。其中，除了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回归之外，当下积淀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向人回归，归向人的生活境遇，归向人的民主与权利，归向人的文化和精神需求，归向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社会主义必须关注人的论述几乎比比皆是。但是过去长时期人们对此熟视无睹，更没有努力在实践中把马克思的人学理想化为现实。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把人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激发人们的反思和猛醒。前苏联归根到底是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和周边国家一对比就置社会主义于尴尬境地，这是社会主义在那里解体、巨变、降旗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长时期不注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到阶级斗争和大批判上，“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几乎把国家引向经济崩溃的边缘，上亿人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又是邓小平率先觉醒，成为中国勇敢站起来批判贫穷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反复教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针对当时一些人不顾贫穷现实而掀起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喧嚣，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8]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一定要使人民富裕起来，“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7](P312)这样，邓小平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践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人的境遇与命运联系在一起，开辟了社会主义向人回归的理论先河。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沿着邓小平理论的思路，把如何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当今时代的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把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落到实处。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向人回归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本”的问题向来事关重大，关系到领导者和管理层的施政纲领和治国理念。改革开放前，我国先后推行过与“本”有同等意义的以什么为基础、主导和以什么为“纲”等口号，如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但是把人单独抬出来，并作为治国之本，这在我党和我国的历史上还是鲜见的。诚然，在中国史书中曾经有过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等说法，但那都带有明显的工具性，是统治阶级为了成就王霸之业或为了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而实行的一种谋略，根本不能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提并论。在被扭曲的“左”的年代，“人”是一个被禁忌的词，只许谈阶级和阶级斗争，谈“人”变色。在这种情况下，人被肢解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被排除在人之外，所以才有所谓“牛、鬼、蛇、神”之说。当然，即使是被当作“人”的工农兵，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未被充分关注，实际上也远未被当作“ 本”。所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能够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在思想认识上不 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提升。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摒弃， 而且它把“本”的地位和权利平等地施惠给每一个中国人。现在，凡是中国公民都被当 作“本”来关心和对待，真正地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宗旨。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反映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明晰过程。社会主义要为人民服务，要致力于人的发展和幸福；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种理想和信念也就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从思想到实践是一个飞跃、从实践再到理论上的进一步的升华还需要一个新的飞跃过程。建国以来，我们曾多次接触到以人为本的各个层面，但就是没有到达以人为本。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曾注重发展生产力，但只注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国力虽然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却很低，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很重要，不变革生产关系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也就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不顾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连续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瞎折腾穷过渡，最后也只能影响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越变越穷。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蕴涵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而明确地提出“以人为本”则更凸显了人民利益的普遍性、直接性和根本性，表述方式上也更鲜明和确定。没有任何疑惑，不容一切曲解，当下中国党和政府的全部工作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轴心，关注民生，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一切与此相背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容许的。社会主义向唯物主义和人回归只有达到这个水准，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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