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的张力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高科技论文,伦理论文,时代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
科学技术是人类历史发展舞台上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它自身所具有的对旧传统、旧思
想的怀疑和挑战精神，使得作为理论形态的科学技术常常成为伦理道德思想解放的先导 。而伦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当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发生变化后，旧道 德还要以传统、风俗、风尚和民族心理的形式保留相当长的时间。科学技术的活跃性和 伦理道德的稳定性客观地造成了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发展 的结果使得科学技术不断地向传统的伦理道德发起冲击，也使社会道德活动不断改造自 己的形式和内容，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科学技术主要以以下几个途径影响传统伦理 ：一是科技创新本身就会孕育出一定的道德观念即科技道德。科技道德是伦理道德的一 个分支，它会直接影响传统伦理，这主要表现在科技创新决定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 ，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促进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二是科技创 新的一些新成就及其运用直接引起人们之间新的伦理关系，迫使人们对传统伦理观念作 出新的思考。三是科技通过改变人类生活条件而间接影响传统伦理道德。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伦理道德实质上是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现代科技的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 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人类新的生活 条件。这种新的生活条件又促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从而对传统伦理观念发生影响 。
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构成的挑战主要有四方面：第一，人与自然之间的矛 盾问题。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全球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那么，当代 人类的道德问题是不是还应该像传统伦理那样仅仅局限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来讨论?人与 自然及其他物种之间是不是也存在道德关系?第二，基因研究、生育控制、辅助生育以 及克隆技术与传统的爱情、婚姻、家庭伦理等的矛盾问题。科技创新带来的生育控制、 辅助生育技术打破了人类几千年来自然繁殖的常规，代理母亲、人工流产和人工受精等 技术已引发一系列伦理争论。人们更日益担心无性繁殖或克隆人研究将引发一系列违背 传统伦理道德的社会问题。诸如：基因选择会不会导致人类基因库的单一性并降低了人 的适应能力?辅助生育技术会不会引起家庭亲子伦理关系的混乱?如果克隆人真的出现， 那么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如此等等。第三，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日益改 变着人类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虚拟空间和虚拟生活的出现使人际关系方面的 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第四，高消费与传统幸福观之间的矛盾问题。中 外传统哲学家都有着深邃的关于“幸福”的思考，而最为人类所赞同的幸福观应该是整 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创造和生活享受的辩证统一。但是，现 代消费主义思想的兴起使传统的幸福观越来越倾向于对个人幸福、物质享受的追求。那 么，高消费是否就意味着幸福?消费型社会与全球能否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二、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的张力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高科技对传统伦理提出的巨大挑战呢?一方面，我们需要变革不
适应时代发展的旧的传统伦理观念并代之以新的伦理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
把握传统伦理在高科技时代的张力，以使其精粹部分发挥对高科技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其表现为，科学主体有可能背离 科学目标而发生越轨行为，科技活动有可能背离社会目标而发生方向上的偏差，这就为 运用道德力量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导向提供了前提。而道德具有自觉性的特征，它是个人 和社会实现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重要手段。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规范、导向表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科学活动内部的规范和导向。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工作的科学家经 过代代相传和自我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合乎道德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内化为科学 家的良心，要求科学家自觉地对科学活动中涉及道德方面的行为进行评价和选择。美国 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调节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 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1]“科学的精 神气质”实际上就是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科学道德为科学工作者提供自我调 节科学活动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手段，防止科学工作者发生背离科学目标的行为。其 二，是对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规范和导向。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的建制应该服从更高的社 会目标，即为人类造福和社会进步服务。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说：“新的工业革命是一 把双刃剑，它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但先决条件是人类必须活到使这种造福成为可能的 时期，它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明智地利用它的话，它就可能在这个方面上 面走得很远。”[2]由于社会制度的影响以及科技活动本身的某些失误，科研成果会造 成一些不利于人类利益的后果，因此运用道德手段来调节和监督科学技术活动，是十分 必要的。
我国的儒家伦理思想不但对古代科技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规范、导向和推动作用，而且
其中的合理思想对今天高科技的良好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智慧。下面我们来考察儒家伦
理思想对当代的积极意义和在高科技时代其本身存在着的合理张力：
(1)儒家提出科学技术是一种善德。儒家提出：“知勇仁者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礼记·中庸》)此处“知”，无论指智慧还是指明智，都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在儒 家那里，仁还存在于知中。子夏说：“博学与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中矣。”(《论 语·子张》)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知就是仁。可见，在儒家思想中，知作为一种美德是 不言而喻的。“知”既然是“达德”之一，那么作为“知”的直接成果的科学技术必然 也是善的。科技的善性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科技的目的善和科技过程善。任何科学技 术都必须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为根本目的，无此，科学技术的善性无从体现。(《论 语·乡党》)中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种“贵人贱畜”的 态度，正体现了对人的重视。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为古代科技指明了前进的目标。科 技的过程善指科技发展过程中有其他善的陪护。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论语·里仁》)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技才能 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 公》)的后果。科学技术的目标善和过程善是静动合一的，从总体上规定了科学技术的 伦理状态。科技虽是一种善德，但一旦超出某个范围，就可能变成恶。这个范围表现为 他种道德规范的约束。针对一种善德需要其他善德的约束才能趋于完备这一点，儒家提 出了“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勇是一种美德，若违反了礼，则会走向它的 反面。科技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限制，主要表现为科技主体要遵循科技伦理规 范。
(2)儒家伦理提示了科技主体应恪的规则。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主张“
天人合一”。在《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予 ”(《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间之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特别强调 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间的唯一“天性”(理)决定的，整个 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体现， 即“分殊”。剔除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唯心主义成分，将其唯物主义的一面提升出 来就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人类利 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造福人类自身，是一种善德；反过来，人类保护环境，维护 生态平衡，造福子孙后代，促进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善德。这就是说，科 技主体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 ，不能因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如果科技主体不顾人类的生态环境，滥用科学技术，必然 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最终会毁了人类自身。其次，在 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仁”道、“恕”道。孔子关于“仁”的言论很多，张岱年 先生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的基本定义[3]。在孔子那 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法是“推己及人”，把他人与自己同样看待。如果说 “仁”道从肯定的方面说明了对他人的关系，那么。“恕”道则从否定方面说明了对他 人的关系。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忠”偏向于对他人的态度，“恕”偏向于对自己的态度，归根到底 都是“仁”的体现，都是对“仁”的不同侧面的反映。何谓“恕”?孔子说：“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可见，“恕”道同样是“推己及人”的 表现，是从否定方面对“仁”道的展示，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在科技 领域，科技主体都想发挥自身的潜能，实现自我价值，而根据儒家的“仁”道原则，就 应该承认他人具有同样倾向。既然如此，科技主体就不应该嫉妒他人、诽谤他人。另一 方面，科技主体无不痛恨剽窃他人智力成果、偷窃他人信息资源、破坏他人知识产品、 污染人类生存环境、滥用科学技术、干扰人们社会生活等行为，科技主体“所不欲”的 这些行为，也不能通过自己而“施于”他人。在“推己及人”的方法论指导下，科技主 体应自觉地遵循“仁”道、“恕”道，以净化科技领域的道德环境。最后，在人与社会 的关系上，儒家坚持以“义”为上的原则。孟子继承和发扬孔子“杀身成仁”的思想， 提出了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舍生取义”。科技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应始终 把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个人或者局部的私利而损害人类福利。科技主体 作为社会的人，既有追求自身利益、实现自身价值的合理要求，又应承担对集体、对国 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从大局出发，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使之永远处于“义 ”的范围之内，是对科技生产和使用者的必然要求。
由此可见，儒家伦理思想在高科技时代存在着合理的张力，蕴藏着解决高科技发展给
我们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困惑的祖先的智慧。
三、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的局限与转型
当然，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也存在许多局限，这将成为科学技术发展、人类社会进
步的桎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成就了实用科技的发展，却使得纯理论的科学难以得到成
熟。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
社会秩序。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这种观点
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
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等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
想的影响下，技术化的科学就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可是纯理论的科学难以得到成熟。这
种思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着一定的影响。
(2)德教中心论对科技发展的制约。张岱年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对孔子有“
重德教而卑农稼”的评价。《论语·子路》中就记载了孔子因樊迟提出劳动的事而骂他 是“小人”。在孔子看来，只有“礼”、“义”、“信”才是应该学的。孔子说：“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这里的“学”指的不是自然知识，而是“克己复 礼”之类的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的思想。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是为了服从道德教育的需要 。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论语·述而》)。忽视自然科学知识，鄙视生产劳动技术，这种以伦理为核 心，排斥其他知识的教育思想是不利于科技知识的传播和发展的。天文学、农学、医学 等因与社会稳定有关而与传统的伦理思想相容外，其他的科学技术都被贬斥为“奇技淫 巧”。这样，中国儒家的以德教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 步。
(3)宗族本位制和等级分明的人伦关系抑制了科学精神的弘扬。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
为本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以血缘和亲情关系为蓝本的各种人伦关系得到了特别的
关注。“人伦”一词最早源于《孟子》，即指人的五种反映尊卑等级的社会关系，经过
后世儒家的不断演化，又进一步发展成“三纲五常”理论。中国古代的人伦思想深入到
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利于个体独立人格的形成，从而抑制了民主自由的科学精神的发扬
。另外，在由氏族转化而来的奴隶制社会和深受血亲关系影响的封建社会，还保留了氏
族社会对外的排斥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妨碍了科学技术的流传。技术的
继承往往只靠家族的秘传或行会师授，使得技术长期被封闭在某个家庭或行会这样有限 的领域内，除了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水利等公益事业外，大多数作为天下之公器 的科学技术都是秘方，甚至失传。这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只能靠个人经验的积累， 这种发展显然是极其有限的。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在探讨科学研究的效率时曾提出：“ 有两个因素严重影响工业科研工作的效果。一个是笼罩着科研工作的普遍的保密气氛， 另一个是科研工作者个人缺乏自由。”[4]
(4)德政一体化造成了“大一统”型科学技术。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是具 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宗法等级制，反映和调节宗法等级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必然与治 国安邦联系在一起，以发挥其“纲纪天下”的政治功能，由此形成了道德与政治一体化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功能就是“列君臣之礼，序 夫妇长幼之别”，维护宗法制度。“三纲五常”既是道德原则，也是政治要求。在这种 伦理思想影响下，为适应封建大一统社会的政治需要发展起来的技术便有了“大一统” 的特点。“国以民为本”和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在中国一度保持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都无 一例外的是为巩固政权服务或与伦理思想相容的，而其他与伦理思想不容或与政治需要 无关的科学技术则是人们鄙视的对象。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南北大运河等都是我 国古代高水平的水利工程技术的代表，而这种技术是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的，是“ 以农立国”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也有辉煌的历史，其中一项具有代 表性的伟大成就，即堪称世界建筑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则是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历 法与天文学受到历代王朝关注，也是由儒家的农本主义和“天人相与”的伦理文化造成 的。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都是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或某种道德要
求，而与此无关的一些学科却难以得到发展。
中国儒家伦理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集体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因而，自然质朴
、绵延泽世。但是，儒家伦理在科技创新的不断推动下，其本身必须创新，并在创新中
再生出新的传统，才能实现在高科技时代的创造性转型。
由于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存在着合理的张力，这就为其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能。同时
，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所暴露出的缺陷，也表明了儒家伦理转型之必要。在可能和必
要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儒家伦理向现代科技伦理的转型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 我们应该做到：
第一，建立现代科技伦理学，加强对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尤其需
要以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支点，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扩展到人与
自然及其他物种的关系中去。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
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
第二，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的转型的关键是应从民族化研究走向国际化研究。人类
面临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都需要人类走出民族化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而用适用 全人类的新的伦理道德和道德观念来处理和评价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 儒家伦理真正在高科技时代和全球一体化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型，从而使民族的智慧焕发 新的生命力。
第三，科技主体应加强社会责任感，积极慎重地从事科学研究，加快科技创新。随着 现代科技对伦理道德影响的加强，科技越来越具有道德性质和伦理意义，作为科技活动 主体的科技工作者，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时，不能再简单地单纯 “为科技而科技”，而应充分考虑活动后果，树立起真、善、美的普遍信念，从纯粹的 求真转向求真与求善、求美的统一，把科技创新与人类整体长远利益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