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地方城市建设的困境--以1929年无锡道路拆迁事件报刊舆论冲突为例_中国近代史论文

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以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锡论文,为例论文,近代论文,舆论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往昔学者有关拆城的研究区域多集中于大中城市，如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开封、西安等历史名城，而对地方小城市的研究较少①。有关无锡拆城筑路事件的研究寥寥无几②。本文通过梳理报刊资料，从报刊舆论冲突的角度切入，分析和比较双方不同的话语意识，透视官方的革命行动象征符号表达意识与民间传统城防观念之间的深度对抗过程，以期对解决城市建设中的官民矛盾问题有所助益。

       一 无锡拆城筑路事件的背景

       无锡城历史悠久，历代屡有兴废。但近代城墙的形制与规模定型于明朝嘉靖时期，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无锡县令王其勤率领全县军民筑城，成功抵御了倭寇的侵犯。在此之后直至清末，无锡城墙屡损屡修，但城墙的形制基本稳定下来。近代以来，伴随着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空间急剧扩展，至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的呼声达到高潮。

       1.经济因素：发展工商业的迫切要求

       自古以来，无锡地势优越，“南望太湖，北控长江，东西有杭镇运河，南北有锡澄运河。再四乡河道通达，脉络贯通，百货之运输，胥成灵便”③。加之南接苏沪，北靠金陵，地理优势促进了无锡自古及今的商业发展。1888年，清政府指定江苏各县的漕粮在无锡集中转运，无锡米市空前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至19世纪90年代，以大钱庄业的金融资本作为支撑，以米、布、丝茧三业作为主要交易内容，与上海市场联系密切的无锡大商市逐渐形成④。无锡城市商业中心逐渐由靠近南城门的南塘区向靠近北城门的北塘区转移。1906年沪宁铁路无锡车站建成通车，为方便交通起见，修通了从车站直达北门与城中心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为了便于军事调动，锡金军政分府在北门偏东方向增辟了光复门(又称新北门)。由于西近运河、北接铁路的交通优势，光复门至西门一带商市日渐发达，成为商贾辐辏的集中地。

       伴随工商业的发展，无锡人口逐渐增加。1912年至1928年十余年间，无锡县人口增加十万余⑤，全县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工商业⑥。伴随人口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相应的货物交通，无锡城市空间急剧扩展，交通拥挤现象日益凸显。“吾锡街道隘陋，肩摩踵接，行人且感不便，遑论运输车辆。三下塘一带人力车之拥挤，行人视为畏途，南北塘及穿城直街，都是跼天蹐地”⑦。无锡近代商业的发展，对交通设施要求日益提高，城墙成为发展地方商业与交通的重大阻碍，拆城筑路迫在眉睫。

       2.政治因素：国民党践行革命意识的需要

       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取得政权后的国民党逐渐由军政阶段过渡到训政阶段，急欲从事建设。国民党人对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有如此的认识：“何为革命?为建设而革命。以革命除旧，以建设布新。惟革命遂能建设，惟建设始贵革命。所以本党始终以革命为手段，建设为目的。”⑧质言之，革命手段是破坏除旧，革命目的在于建设布新。被送上神坛的孙中山的一言一语逐渐被作为革命的圭臬所奉行，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⑨。

       推行交通建设，诸如拆除城墙、修筑道路、疏浚河流等工程均被看作遵从“总理遗教”的革命行为，从而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针对当时的道路建设，有人赋诗曰：“愧我大中华，人众物产丰，所遗缺憾是交通。建设新道路，光荣显东亚，堪胜美雨与欧风!实际事编遣，裁兵化为工，总理遗教要遵从。”⑩道路建设与军事编遣，裁兵为工，成为遵从孙中山遗教的一种象征。“多修新道路，锐意求交通，国民革命自成功。”(11)道路交通建设在这里又成为实现国民革命成功的直接途径。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建设运动中，城墙作为帝制时代的遗物则成为最具实体化形象的革命对象。拆城筑路作为城市建设工程被赋予了政治化的革命隐喻，时人赞誉无锡县长孔宪铿上任伊始的拆城筑路举动：“拆城筑路，与其谓为物质上之建设，不如谓为精神上之建设。盖城也池也，皆为自私自利偷安苟且之劣性之结晶品，不容于公理昌明青白政治之下。尼父摄政三日而诛少正卯，宪铿摄政二月而议拆城，皆所以革旧染而作新民，先圣后圣若合符节”，指出“拆城为革命建设之始”(12)。在这种革命话语语境中，无锡拆城筑路工程势在必行。

       3.社会因素：国内拆城筑路城市的示范效应

       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内诸多城市陆续拆城筑路。时人统计，截至1927年，全国各地拆城筑路情况如下表所示：

      

       而近邻上海、南通拆城之后的迅速发展，则尤为无锡人所瞩目，早在1923年无锡人薛明剑即指出：“城墙在今日已失保障之效用，人人所知矣，上海、南通拆城可为先例。”(13)身为无锡人的江苏民政厅厅长缪斌于1929年1月12日至17日在视察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后，不无艳羡地对无锡记者说：“通地各种社会公益机关，设备均极完善，并有建筑极精美之戏馆及俱乐部，而公共机关如县政府等，亦有极宏壮之建筑，为其他各县所不及”。缪氏不无感慨地认为，无锡虽与南通并称江苏省模范县，但地方事业“锡地竟十不逮一，此实为锡人及其他各县之羞耻”(14)。

       上海等地拆城筑路兴市的模式，为无锡提供了示范效应，激发起无锡人拆城筑路的强烈愿望，这成为无锡拆城筑路的重要动力之一。

       1929年的无锡拆城筑路之议始自吴稚晖。吴氏起初主张“经真应道巷出西城门，越吊桥，东过棚户，直达荣巷梅园为一大道，自吊桥而南过棉花巷直达惠山为一大道。且此两大道可在山北铁桥附近相接壤，成一圆形大道”。他来锡实地考察后又变更原议，“不由城心筑起，在黄埠墩附近辟一新市区，而以联络老北门旧有商市为原则，于是有拆除新北门至西城门一带城墙之创议”。江苏民政厅厅长缪斌、代建设厅厅长姜可生(姜去职后由王柏龄接任)均赞成吴稚晖主张。因此，拆城筑路，“渐由理想而成事实”(15)。缪斌尤其赞同吴稚晖的提议，他多次考察无锡，积极推动拆城筑路事宜。在缪斌的多次督促下，时任无锡县长孔宪铿开始着手拆城事宜。1929年2月21日，孔宪铿召开记者会，要求各报记者切实进行有关新无锡建设计划的宣传，并表示“现余决定一切事业，均以拆城问题为先决，如拆城不能实行，余当立即告退以让贤”(16)。自2月21日起，无锡各大报均在显要位置介绍了无锡拆城筑路的消息(17)。上海地区的《申报》和《新闻报》也进行了报道(18)。随后拆城筑路工程成为各报宣传的重点。

       二 反对拆城派的上书与活动

       自报界披露了无锡市政当局的拆城计划后，无锡民众几乎群起反对，上至工商教育界头面人物，下至普通商贩市民，采取多种方式表达反对意见：散发传单，投函政府，组织民众团体请愿，刊登反对拆城广告，联络同乡官员活动国民党上层阻挠拆城筑路。最后惊动国民党高层出面干涉，拆城筑路计划随之流产。根据报刊所披露的情况，无锡绅商市民反对拆城筑路，其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以地方治安为借口，担心城墙拆除后会影响城内居民安全；二是城内居民尤其西北城墙内外居民担心拆城筑路必须拆让房屋，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和补偿。简言之，反对拆城派担心的是人身与财产的安全。

       早在1月18日，缪斌在视察无锡时就指出，“闻地方人民对此颇有引甲子之役为殷鉴，而借口地方治安，反对拆城者”(19)。1925年1月，直奉军阀交战，齐燮元溃兵败退至无锡，围困无锡城，无锡商团联合警察、救火队与自卫团困守孤城八日，城外商业区惨遭兵劫，城内居民则幸获保全，这次事件被无锡人称为“甲子之役”(20)，使得劫后余生的无锡绅商们坚定地相信城墙对维护治安至关重要，“甲子之役”也就成其反对拆城的重要理由。

       2月底，各报披露拆城筑路计划后，关于拆城影响治安的言论逐渐见诸报刊。旅苏商人孙季和等人首先发难，致函无锡县商会，请求其出面阻止市政当局的拆城筑路：

       我邑地近太湖，盗匪出没，目前四乡“共匪”潜匿，蠢然思动。忆前岁齐卢战争，幸有此城，元气未曾大伤。京师首都城墙，尚未有拆除之议，吾邑撮尔弹丸，何以先议拆除，使我全邑商业精神，将绝无保障(21)。

       3月1日，继孙氏等人之后，救火联合会会长蔡缄三等三人致函无锡县长孔宪铿，认为一旦拆城筑路，填平里城河，救火队无处汲水救火，会影响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主张完善救火设备后再行拆城(22)，委婉表达了反对拆城筑路意见。蔡缄三为无锡地方绅商实力派人物，他的出面干预，表明无锡绅商正式介入拆城筑路问题。3月2日，又有无锡绅商赵夔(又名赵子新)领衔联合无锡教育界与文化界人物曹铨(又名曹衡之)、邹家麟、胡汀鹭、薛丕基、程宏远、李柏森上书江苏省民政府厅和无锡县政府，以“四乡‘共匪’未靖，城市盗劫时起，一旦拆除，保障顿失”，主张暂缓拆城(23)。赵夔是无锡米业大亨，也是无锡较有实力的绅商，曹铨、邹同一、程颂嘉则是地方上以办教育起家的著名绅士，胡汀鹭是著名画家，李柏森是无锡著名报人，曾担任《申报》驻锡记者。赵氏七人的上书，说明部分商界人物和教育文化界人物联合起来反对拆城。

       3月2日，无锡工商界大佬华艺三、蔡缄三、杨翰西等人，上书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表达暂缓拆城主张。主张待“‘共匪’肃清，人心底定”之后，再行拆城(24)。华艺三、蔡缄三、杨翰西均为地方商界的实力派人物，他们的联合干预壮大了反对拆城派的声势和力量。7日，又有无锡人侯学愈等十八人上书民政厅和建设厅表达暂缓拆城主张，同样建议当局“‘共匪’逐渐肃清，再议举办”(25)。

       反对拆城派在上书无锡县政府、江苏省民政厅和建设厅的同时，还利用同乡关系，联络无锡旅京官员向国民党高层活动，希望利用国民党高层权威向地方政府施压，以求得拆城筑路暂缓执行。3月10日，无锡教育界同仁范廷铨、秦仁存、顾倬、侯鸿鉴、钱基博等人联合署名，致书旅京同乡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教育部俞仲还、孙寒厓、荣渭阳，外交部嵇涤生，工商部张翼侯，交通部蔡子平、秦申吉，军政部虞君石，总司令部、参谋部钱海岳等人，请求这些在京官员联衔上书内政部及江苏省政府阻止拆城筑路(26)。反对拆城派为了阻止拆城筑路，可谓不遗余力，调动了几乎所有在国民政府的人脉，其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以范廷铨为首的八人均是当时无锡教育界的著名人物，范廷铨所著《拆城私议》一文附在新闻之后全文登载，这篇文章足以代表教育界对无锡拆城筑路的态度。范氏强调：“甲子之役，闭城十日，城外市廛民居，饱经焚掠，而地方元气未致大伤者，则以城防幸得保全之故，是曾受有城之益者也。要而言之，城不足以御大兵，而粗可以防小鬼。”(27)范氏自称“身经目击”“甲子之役”，反对拆城的绅商也大都亲历那次事件，这加深了他们对城墙防御功能的迷信。最后范氏主张地方应该先进行“精神建设”，拆城筑路作为“物质建设”不妨缓办。城墙在这些地方绅商的心目中不单是一项简单的防御工程，更是其心理上的治安保障。

       治安问题也许是反对拆城派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现实中的实际利益才是其反对拆城筑路最根本的原因。2月26日的《新无锡》在报道中指出，“兹悉自发表马路六十英尺阔度以后，西北里城脚一带房屋均在拆除之列，是以连日社会上便发生极浓厚之反对声浪”，“今兹反对者，为有切身厉害关系之大部分市民，纷纷函致商业团体，要求维持，并有组织委员会，出而呼吁之说”(28)。

       无锡商界头面人物杨翰西所开办的电话公司恰在城北门内兴隆桥一带，部分电话线路沿城墙搭建，蔡缄三则有大量地产位于北城墙内外，两人产业均在拆除范围之内，这成为两人难以言说而坚决反对拆城的重要原因。普通商民也出于自身产权利益直白地表达了反对意见(29)。他们主张将拆城填河工程费用在无锡城郊另辟新的商业区，所有城垣暂予保留(30)。这些商家的提议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保障了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考虑了政府建设发展新商业区的需要。

       反对拆城派的一系列活动，并未获得江苏省民政厅、建设厅和无锡市政当局的支持，因为无论上书无锡县政府还是江苏省民政厅、建设厅表达暂缓拆城主张都是“与虎谋皮”，拆城筑路的动议本身就是在这三大政府机关的“合谋”之下提出来的，三者实质上是拆城筑路的“幕后推手”。6月6日，江苏省建设厅训令各县县长和建设局：“近闻有少数县份不遵厅令遽将城垣拆卸以致发生事故，其专擅自便殊属荒谬，为此重申前令，嗣后如呈请拆除城垣应于事先拟具计划预算呈由本厅转呈省政府核准方得拆卸倘敢阳奉阴违定当严予惩处，绝不姑宽。”(31)“重申前令”说明该命令早已颁布，无锡县政府能够大力推进拆城筑路，显然事先获得江苏省政府和建设厅默许。

       然而无锡拆城筑路并非一帆风顺。1929年3月底，孔宪铿调离无锡，拆城筑路工程搁浅。遥想当初孔氏让贤豪言：“现余决定一切事业，均以拆城问题为先决，如拆城不能实行，余当立即告退以让贤”。来锡任职不足一年，拆城筑路工程没能实施即挂冠而去，可谓一语成谶。

       1929年4月，孙祖基继孔宪铿接任无锡县长。孙氏接任后，于7月成立市政筹备处，筹划无锡由县升格为市事宜，作为市政筹备工作之一的拆城筑路工程逐渐提上工作日程，从而引起反对拆城派的恐慌。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突然出现一则署名无锡西北城居民李崇德堂的广告，该广告洋洋洒洒七百余字，强烈反对拆城筑路，“先总理革命首重建设，然亦曰必使吾民安居乐业”，而拆城筑路“使吾民居不能安，业不能乐，实与先总理之意大相径庭”，“先总理注重衣食住行，然必须衣食住丰足而后可以言行”，且西北城居民贫者居多，富人居少，拆城筑路对贫者来说，“虽金砖铺地，行之亦有何趣。所利者不过富贵人之汽车耳”。同时，指责吴稚晖，“始则定大拆真应道巷以达西门，以吴稚晖之一言，而改为环城马路，稚老何厚于城中之居户，而薄于西北之居民耶”。文末表达了阻止拆城的决心，“实行期近，惟有执香披被，日夕环恳于稚老之前，俾得向当道解铃，非然者民众之事，民众当然急起自决，断不能供当道一二人之孤行也”(32)。刊登广告的主人公引人猜测，据12月15日上海《晶报》披露：“拆城筑路渐由理想而成事实，然在此附近一带之居户及地主则大起恐慌，先由蔡某在上海新闻报登载封面广告，谓吴稚晖先生何厚于真应道巷住户，而薄于老北门住户，将联合十万民众，持香向吴先生请愿，一方联合士绅向国民政府电告。”(33)文中“蔡某”显系无锡工商界大佬蔡缄三，无锡绅商们在无锡报界难以争取现实利益，在上海报纸上打出反对广告，也就在情理之中。

       迫于舆论压力，吴稚晖向反对拆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自己老友的曹铨去信解释，自嘲关于拆城筑路的提议“皆系一种理论，与大山上应开横路，及中国线装书应投入茅厕中三十年，同一过屠门而大嚼之议论”，都是“乘兴而言，兴尽而罢，如是而已”，“或拆或否，当道自有权衡一切之责，不能只采他人之理论，置厉害于不顾也”(34)。吴氏的这番辩白与其之前积极支持拆城筑路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11月24日，无锡市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钱孙卿、陈湛如、程敬堂、杨翰西、许彝庭等人赴市政筹备处谒见孙祖基，以地方治安不靖请求暂缓拆城。此外，市民曹衡之、高集安、蔡荫阶、薛遂安、吴锦如等人一面联名致函市政讨论委员会鼓励其代表市民表达反对意见，一面同西北市民向市政筹备处暨市政讨论委员会，请愿暂缓拆城(35)。同时，还有西北门外居民代表胡介昌、张厚斋、张伯荪、程宇明等人于次日赴市政筹备处请愿暂缓拆城(36)。

       面对反对拆城派一波又一波的舆论与行动，拆城派则据理驳斥。

       三 拆城派政治话语意识对拆城筑路的政治隐喻阐释

       针对绅商市民担忧的治安与财产问题，孔宪铿曾提出折衷方案：在拆城后，在各紧要街道装置坚固的可折叠铁门，同时添设巡警岗位，加强治安巡逻；将原来所定路宽六十英尺，酌量缩减，以尽量少拆房屋，降低居民财产损失(37)。但反对拆城派对孔氏的妥协并未领情，依然强烈反对拆城。

       面对反对拆城派的步步紧逼，无锡国民党县党部表态支持拆城筑路。孙季和与蔡缄三两人反对拆城信函登出后，1929年3月1日，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人整理委员会(38)，在召开第三十六次常务会时临时动议：“以本会为全邑二十万工友领导机关，对于拆城问题，应有相当表示，当经议决致函县政府，市政局，请坚决实行拆城，百折不挠，并扩大拆城宣传云云。”(39)3月10日，又有无锡第一区党部第三区分部常务委员王颉辉，呈文第一区党部常委胡桐荪，表示“局部为积极新无锡实现起见，开第四次执行会议，议决对于拆城筑路，绝对拥护，务于短时期间，积极实行，以期贯彻建设之宗旨，所有拥护拆城筑路缘由，理合备文呈请钧部鉴核，转呈县党部，函请市行政局积极进行，实为当便”(40)。表达了无锡县基层党部对无锡县政府拆城筑路工程的支持。

       无锡国民党县党部控制的《国民导报》据理驳斥反对拆城派的言论。3月6日，《国民导报》记者杨希南言辞犀利地指出：“近世城垣之于治安，可谓毫厘无关!反之阻碍建设交通，尤莫大乎城垣!且革命旨在兴革，斯区区者，利弊昭然，胡再用喋喋为!反对拆城者，诚不明之甚矣!”(41)3月20日，杨氏又撰文批驳范廷铨等人的观点：“城垣于近世之宜拆除，固尽人而知之矣!所不同者，仅实施之缓急为争辩之焦点耳!夫交通日繁之区，工商业亦日益发达，有优美市场在焉。苟无交通以为之佐，工商业仍难望进步者也。”(42)在杨希南话语中，拆城筑路代表着光明、进步、繁荣，反对拆城筑路则代表着黑暗、落后、衰败，思维的两极彼此对立。在其鼓动与宣传下，无锡报刊舆论界营造出一种政治性的话语意识，其一系列的言论将拆城筑路的政治象征符号意义逐渐抬高，为批驳反对拆城派提供了政治道德的合法性。

       在此前的1929年1月17日，缪斌在接见《锡报》记者时指出：“各县城墙在现时代早已成为废物，无存在之必要，须从速拆除之势。”并指责借口地方治安，反对拆城者，“此实开倒车之思想”(43)。城墙在其话语意识中是与现代社会绝对对立的“废物”，反对拆城的主张，是“开倒车思想”。缪氏不自觉地将城墙归于封建落后的象征，阻挠拆城是一种落后倒退思想的表现；拆城筑路是走向现代、走向革命建设最实际的行动表达，赞成拆城才是进步与时代思想相宜的表现。缪斌的谈话为拆城派的革命意识话语奠定了基调。

       孙季和等人反对拆城的信函披露后，无锡市民李国章、顾拱辰、高廷爵、张光霖、张寿增、薛国治等人致函无锡市政当局予以反驳：

       查城垣乃封建时代之遗物，肇成军事战乱之祸根……近世战术精进，仅恃城垣已不足为巩固之抵御。而况高唱弭兵弭战，崇尚和平之声满布环球，不应再有作战之准备，留此肇成战祸之废物。若彼自称旅苏同乡之徒，果非别具存心，苟无反革命之准备，必系十八世纪之陈腐活尸无疑，此类开倒车之主张，殊不合现代潮流(44)。

       在3月2日驳斥华文川、杨翰西、蔡缄三等人的信函中，李氏等人又指责华氏等人的上书是“土豪劣绅，贪污势阀，结党化名，饰词障碍建设，力谋反对拆城筑路”的行为，并要求省县当局严惩反对拆城之人(45)。李氏等人言论，代表了当时拆城派的主要观点，即城墙是封建政权的象征，是封建帝制的遗存，拆除城墙不仅有利于发展交通商业，更是一种革命行为的象征。在其话语意识里，已然形成“拆城即革命，不拆城不革命，反拆城即是反革命”的思维逻辑，拆城是革命进步的表现，保留城墙则是封闭保守退步的表现。李国章等人的言论延续了缪斌的革命意识话语，将拆城筑路这一简单的市政工程初步想象为革命行动的象征符号。在此，“拆城”变成了一种“革命”的隐喻与象征。

       3月3日，无锡律师张桐致书县府，以一种调侃的语言建议当局，扩建城垣，将城厢内外的居民都包围在城垣之内，讥讽反对拆城派的一己之私(46)。语虽滑稽，但在其思维意识中，拆城不是一项简单的建设工程，而是实现民权平等的象征符号，城墙内外的居民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但城墙的存在显然使居民内外有别，城内居民享有安全的治安，城外居民则置身险境，城墙成为实现民权平等的障碍物，拆除城墙成为实现城内外居民民权平等的“革命”行动象征。

       就在两派反复上书省政府、建设厅，各执一词时，3月20日，江苏省政府训令建设厅彻查无锡拆城筑路事件，建设厅厅长王柏龄将省政府的训令转给无锡县长，令其彻查此事，上报详情(47)。孙祖基接任孔宪铿出任县长后，在复函民政厅的呈文中分析了两派的主张，“反对者谓城垣可以保障安宁，倚之若泰山，此种心理固属谬妄；而赞成方面以为城垣一拆，建设即告成功则亦未免言之过早”。他认为“城垣之必归淘汰，此无待言，即反对拆除者亦仅为时间上之争持”。主张制定具体方案后再行拆城筑路，地方人士对拆城赞否不一的意见，“可暂置不问”(48)。随后无锡市政筹备处指导建设局加紧制定了详细的拆城筑路计划书。各报相继进行报道。11月17日，《新无锡》报道拆城筑路计划已获省府会议通过，并披露了具体拆城筑路办法(49)。同时，各报在各自副刊上开设了有关拆城筑路的专栏。如《锡报》在副刊《小锡报》刊文讨论了无锡拆城筑路后的情况，如房租地价上涨，地名改易(50)；《民报》在其副刊《民众俱乐部》讨论了拆城筑路后将影响无锡电话通信(51)；《国民导报》在其副刊《晨光》上发出征文启事，讨论拆城筑路与市政和民生的关系(52)。但这种和平的讨论局面被无锡绅商的反对拆城广告所打破。

       针对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上出现的反对拆城筑路广告，《国民导报》与《民报》先后在其副刊连载文章，对反对拆城派进行连篇累牍的批驳。

       《国民导报》在广告刊出不久即刊文批驳(53)，对县府拆城坚决支持，认为要发展市政，必须拆城筑路。该报秉承了一贯的激进态度，以革命的意识话语权将反对拆城的绅商斥责为“老土豪劣绅”，坚持拆城的人被称为“有建设思想的一切分子”，在随后的11月28号，《国民导报》特辟“拆城筑路专号”登载文章，彰显党报强烈的革命话语意识。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将破除城垣看作革命建设事业的一部分，而阻挠开辟城墙的人则为一干土豪劣绅，是阻碍革命阻碍建设的人。拆城筑路的两极，一端代表的是封建落后的顽固势力，另一端是革命进步的未来，拆城筑路成为连接现时此岸到革命彼岸的桥梁，拆城筑路的实施关系到民众的福祉，革命宗旨的实现(54)。城墙已“不适用于现代”，保留城墙“有百害而无一利”，拆城筑路“有百利而无一害”，反对拆城的“大先生”撒传单、打电报百般阻挠，盲目反对拆城，可恨可笑。号召人们群起反抗，打倒“大先生”(55)。“清醒的市民们!无锡的党员们!我们是愿到将来的，我们是要以国民经济原理立论的，难道就给这帮特殊阶级的土劣去自利吗?”(56)

       借助报刊舆论的话语权，支持拆城的报刊编辑以具有明显偏向性的语言将反对拆城筑路的绅商形塑为阻挠建设、阻挠革命的反派角色“土豪”、“大先生”、“土劣”。拆城派利用“暴力化”的语言和“宰制性”的话语形塑大众对反对拆城派的认知。由此，拆城筑路这项简单的城市建设工程，被报刊舆论赋予了一种象征革命行为的意义。

       在连续刊登了数篇反驳文章后，《国民导报》似意犹未尽，也学起反对拆城派的伎俩，于12月7日与8日连续在报纸上登载支持拆城筑路的广告(57)，将拆城筑路由改良市政上升到破除自私自利与城厢阶级观念的思想政治高度。该广告渗透了国民党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破除城垣不仅涉及破掉一个物质阻碍，更是破除落后的封建意识的藩篱。

       《民报》在11月25至28日连续四天刊载了署名“天羊”的评论文章，对李崇德堂的广告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该作者站在革命的政治立场对李氏进行口诛笔伐，指责新闻报登载的广告是在阻挠革命建设，违反训政时代建设基础的宣传，辛辣讽刺李氏是富户人家，因为深居简出而看不到窄狭的城市街区，体会不到普通民众局促于狭窄街道之苦(58)。奉告李崇德堂，不要白费了广告费，来做阻挠革命建设的仇人(59)。

       这种话语意识与《国民导报》如出一辙，形塑出反对拆城之人的顽固、守旧、自私的形象。赞成拆城筑路与否是划分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守旧的标志。拆城筑路在其话语意识中是一种进步的革命建设行为，而反对拆城筑路是一种阻挠革命建设的保守顽固行为，拆城筑路作为一项城市建设工程被报人赋予了极端政治化、革命化的象征符号功能。

       经过反对拆城派的多方努力，加之现实治安环境的恶化，拆城筑路问题逐渐引起国民党中央高层的注意。11月下旬，常州溧阳、雪堰桥等地发生土匪劫城事件，社会秩序出现了危险信号。无锡商民四百余人，以及城厢内外商号八百多家，深感恐惧，遂于11月底分电蒋介石、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省政府、建设厅、民政厅等，请求暂缓拆城。12月初，又有一部分民众商号，继续代电呈请暂缓拆除城墙(60)。最后，蒋介石出面干预，下令无锡县政府停止拆城计划(61)。闹得沸沸扬扬的无锡拆城筑路事件，最终被蒋介石的一纸命令叫停。

       四 结语

       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舆论冲突是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初期，国家自上而下建立新秩序的革命话语与民间相沿成习的传统观念形成的一种思想冲突。无锡国民党政府及其党部作为地方社会的宰制性力量，企图利用报刊舆论形塑民众对拆城筑路工程革命象征意义的认识，但是民众则以传统的城防观念与利益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与动力，抵抗着来自官方的宰制。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两派分歧既非简单的新旧势力对抗，也非进步与保守集团之争，而是拆城派的革命诉求与反对拆城派的现实利益的冲突，最后革命诉求无疑让位于现实利益。双方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拆与不拆，而是何时拆的问题，反对拆城派担心城墙拆除，社会治安恶化和危及自身的利益，因此主张暂缓拆除，而非一意反对拆除。

       1929年无锡的拆城筑路已不是一项简单的城市建设工程，而是被报人利用宣传化的语言文字抬高到践行革命意识和行为的象征符号的高度，拆城筑路由一项简单物质化的城市建设工程而具有了表达政治化内涵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化政治功能。在反对拆城的民众意识中，城墙作为一种城市防御工程，它的基本功能是安全防卫，可保地方治安。但在拆城派看来，城墙是封建统治秩序的象征，拆城筑路是扫除封建秩序的革命象征行为。无锡地方政府与党部企图将拆城筑路当作一种革命行为的仪式表演，拆城筑路的这种政治象征意义也就远远超越了它作为城市建设工程的物质意义。因此，以国民党党报《国民导报》为主的报刊舆论大力支持拆城筑路，牵连甚众的普通商民的利益诉求被至高无上的革命话语所淹没。拆城派建构的革命话语意识，显然未能提高无锡商民的政治觉悟。在城市建设中，民众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实实在在的利益，空泛化的革命口号与政治化的宣传语言，不能动员起民众对城市建设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注释：

       ①如杜正贞：《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徐茂明、胡倩倩：《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以上海拆城案为中心》，《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陈蕴茜：《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日常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

       ②如无锡建设局：《无锡古城墙变迁》，http：//szw.chinawuxi.gov.cn/wxfz/，2009年4月17日；郁有满：《探寻近代无锡地方绅商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轨迹》，http：//szw.chinawuxi.gov.cn/wxfz/，2013年11月1日。

       ③无锡县建设局技术科：《无锡县整理水道初步计划书》，《无锡县政公报》第1期，1929年5月1日。

       ④宗菊如、周解清主编：《无锡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⑤无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人口》，《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6辑(内部发行本)，无锡市太湖印刷厂印行1986年版，第2页。

       ⑥陈文源、郭明主编，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图书馆编校：《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9页。

       ⑦吴卓荪：《几个建设新无锡的小问题》，《无锡县政公报》第5期，1929年6月11日。

       ⑧沈君匋、徐觉农：《建设公报序》，《江苏建设公报》第1期，1927年8月。

       ⑨《建设》第2期，1929年1月。

       ⑩剑胆：《交通歌(一)》，《道路月刊》第28卷第2期，1929年。

       (11)剑胆：《交通歌(二)》，《道路月刊》第28卷第2期，1929年。

       (12)《华人里对于拆城筑路之意见》，《锡报》，1929年3月13日，第3版。

       (13)薛明剑：《无锡改进之刍议》，《无锡杂志》第1期，1923年1月。

       (14)《视察南通感想》，《锡报》，1929年1月17日，第2版。

       (15)止戈：《吴稚晖自认白嚼蛆》，《晶报》，1929年12月15日，第3版。

       (16)《孔县长积极筹备地方建设新无锡》，《锡报》，1929年2月22日，第2版。

       (17)《建设新无锡准备施工 蔡工程师宴请各记者 拆城筑路积极进行》，《锡报》，1929年2月24日，第2版；《市政局实行拆城(二)》，《新无锡》，1929年2月24日，第2版。

       (18)《建设新无锡准备施工》，《申报》，1929年2月24日，第3版；《建设新无锡准备施工》，《新闻报》，1929年2月24日，第3版。

       (19)《建设大无锡初步进行计划》，《锡报》，1929年1月17日，第2版。

       (20)冯天农：《无锡战史》(1925年6月)，徐振新等编：《无锡文库》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21)《拆除城墙面面观 旅苏同乡会表示反对》，《锡报》，1929年2月27日，第3版。

       (22)《拆城填河之面面观 反对者反对 赞成者赞成》，《新无锡》，1929年3月1日，第3版。

       (23)《拆城筑路之面面观 赵夔等公函民厅县府请暂缓实行》，《锡报》，1929年3月2日，第2版。

       (24)《拆城筑填河之面面观 华艺三等公函民政厅 请求暂缓进行》，《新无锡》，1929年3月3日，第2版。

       (25)《拆城筑填河之面面观 侯伯文等代电民厅 请予暂缓拆除》，《新无锡》，1929年3月8日，第2版。

       (26)《范廷铨等致书旅京同乡 请求向内部省府请议拆城问题》，《锡报》，1929年3月10日，第3版。

       (27)范廷铨：《拆城私议》，《锡报》，1929年3月10日，第3版。

       (28)《市政局实行拆城(三)》，《新无锡》，1929年2月26日，第3版。

       (29)3月18日，《新无锡》登载了以益茂为首的共114家商号致函省民政、建设两厅长的信函。

       (30)《拆城填河之面面观 一百十四家商号 上书民政建设两厅长 主张将拆城工费移辟商埠 作新旧比例》，《新无锡》，1929年3月18日，第2版。

       (31)《训令六十一县县长建设局不得擅自拆除城垣由》，《江苏建设公报》第23、24期合刊，1929年6～7月。

       (32)《新闻报》，1929年11月21日，第2版。

       (33)止戈：《吴稚晖自认白嚼蛆》，《晶报》，1929年12月25日，第3版。

       (34)《吴稚晖覆曹衡之书为拆城问题》，《新无锡》，1929年11月27日，第2版。

       (35)《市民请求暂缓拆城》，《新闻报》，1929年11月25日，第3版。

       (36)《拆城筑路声中之西区市民大请愿》，《无锡商报》，1929年11月26日，第2版。.

       (37)《孔县长妥筹减除市民反对拆城办法》，《锡报》，1929年3月2日，第2版。

       (38)1928年8月成立，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一个工会组织。陈文源、郭明主编，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图书馆编校：《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第17页。

       (39)《拆城填河之面面观》，《新无锡》，1929年3月2日，第2版。

       (40)《拆城筑路之面面观 三区分部王颉辉呈区党部文》，《锡报》，1929年3月11日，第2版。

       (41)杨希南：《城垣与治安》，《国民导报》，1929年3月6日，第4版。

       (42)杨希南：《拆城之缓急问题》，《国民导报》，1932年3月20日，第4版。

       (43)《建设大无锡初步进行计划》，《锡报》，1929年1月17日，第2版。

       (44)《驳斥反对拆城筑路 市民李国章等之意见》，《锡报》，1929年3月1日，第2版。

       (45)《拆城筑填河之面面观 李国章等具呈省政府务乞从速施行》，《新无锡》，1929年3月3日，第2版。

       (46)《拆城筑路之面面观 张凤清律师函请扩充城区范围》，《锡报》，1929年3月4日，第2版。

       (47)《训令无锡县长奉省政府训令据无锡公民曹铨李国章等以拆城筑路互相申述理由并仰查核办理具报由》，《江苏建设公报》第21期，1929年4月。

       (48)《呈民政厅查复问于拆城筑路一案情形》，《无锡县政公报》第1期，1929年5月1日。

       (49)《拆除城墙已获省政会议通过》，《新无锡》，1929年11月17日，第2版。

       (50)穆：《拆城以后》，《锡报》，1929年11月20～21日，第4版。

       (51)绿英：《无锡拆城之小障碍》，《民报》，1929年11月22日，第4版。

       (52)《本刊征稿》，《国民导报》，1929年11月24日，第4版。

       (53)西区市民一份子：《劝劝无锡的土豪劣绅》，《国民导报》，1929年11月24日，第4版。

       (54)公道：《拆城声中同胞们应有的认识与努力》，《国民导报》，1929年11月28日，第4版。

       (55)曹侠：《拆城声中指大先生听者》，《国民导报》，1929年11月28日，第4版。

       (56)老开：《拆城问题中一个连带问题》，《国民导报》，1929年11月28日，第4版。

       (57)《拆城筑路》，《国民导报》，1929年12月7日，第2版。

       (58)天羊：《读了李崇德堂的广告以后(一)》，《民报》，1929年11月25日，第4版。

       (59)天羊：《读了李崇德堂的广告以后(四)》，《民报》，1929年11月28日，第4版。

       (60)《城垣暂缓拆除》，《新闻报》，1929年12月6日，第12版。

       (61)《蒋总司令批准暂缓拆城 城乡内外各商号电呈呼吁》，《新无锡》，1929年11月2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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