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理论论文,发展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2)07-0011-007
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理论”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该做怎样的回答？由于本人以往缺乏对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思考，所以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发展史问题的实质在于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理论，实质和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理论、条件理论、道路理论、主体理论、阶段理论、规律理论和研究方法等七个方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理论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本质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本质理论，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认识。它既涉及一定的新观点、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归属问题，又涉及这个新观点、新理论在什么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认识。前者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总的一般的问题有关，后者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形式有关。
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产生一些新的观点、理论，这些新产生的观点、理论，性质如何？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总之，是需要研究确定并最终需要实践检验和回答的。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经验来说，需要特别警惕的，是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附加到马克思主义上去。以往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阶级斗争和对市场经济等的认识上，我们都有过教训，把一些完全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观点、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强加到马克思主义中去，甚至被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既存在把本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也存在把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理解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大量的基本的问题，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定人物、流派提出的观点、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评价与阐释，其次才是其在什么意义和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认识和评价。
一定的观点、理论(我们假定其已经被确定在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意义，取决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认识。从形式看，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原发”和“继发”两种意义。被确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理论的观点、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发性”的发展，亦即创新性发展。过去，我们习惯于只在“原发”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结合新的实际而获得新的扩展和发挥，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继发性的”，而不是“原发性的”或原创性的。应该说，就一定的观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来说，“原发”是主要的、基本的发展形式，但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经验来说，经常的和大量的则是“继发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这样看来，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继承性发展、“综合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形式。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脉相承的总体性质和特征。我们希望并且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发展，但不能轻视或忽略继发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在具体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有机体的新细胞的生成。在总体意义上，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或形态的形成。新观点、新理论的量的增加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性发展或形态上的新变化，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如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由此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更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突出形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过程，对此做了生动的回答。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条件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已有160余年的发展历史。是什么因素、什么力量使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得以可能，使马克思主义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理论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条件问题、动力问题。
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与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这就是它的实践性、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要使自己能够承担和履行并且始终能够承担和履行这一职能、使命，就必须能够随着历史条件和实践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而不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能够发展，首先在于它是科学，是真理，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的基本的内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还在于它的开放性。其实，一切科学、真理都是开放的。它能够吸收来自现实实践、来自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其外在动力、外部条件。客观历史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发展，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条件。问题在于我们对这种客观历史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和把握，清楚这种形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是什么；对我们正在进行着和发展着的实践有清醒的认识，懂得这种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什么要求。列宁关于“一国可能首先胜利”的理论、十月革命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原因都基于他们对当时革命和建设所处形势和实践性质与理论要求有客观的清醒的认识。这同时告诉我们，要科学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把握其发展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必须牢牢把握一条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原则——把一定的观点、理论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1](P158)列宁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特点”的阐述，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应该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条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这一条件。以上是从内与外的方面考察了这个条件，我们还可以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社会、宏观与微观等不同方面进行考察。而在这些多方面的条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来说，除了谈到的以上方面外，特别具有意义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和传统文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状况等方面的条件。我们是否具有和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些条件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都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状况产生影响。笔者本人发表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上的《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个条件——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一文，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条件，从实践中提出理论创新的主题，从包括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在内的社会条件和从理论家队伍建设等方面，集中讨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条件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理论
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实践、斗争、研究、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形式或条件，不在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问题中考察。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这一问题的实际意义，是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的问题，用西方学者的话说，是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
矛盾是普遍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矛盾也决定着事物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总是同发展中的曲折相联系。曲折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状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经历曲折是毫不奇怪的事情，是完全正常的事情。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每逢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诞辰、逝世纪念日，他们的理论的追随者、继承人以及研究者们都举行一定形式的追思活动，而构成每次活动的中心话语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甚至是“危机”这一话题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错误观点、错误思潮的产生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是曲折，如一定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低潮、停滞或落后现象。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习惯使用“危机”这一耸人听闻的字眼儿。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分析造成曲折的原因，找到克服曲折的路径和办法。最基本的路径和办法是结合发展着的实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英国学者阿·齐曼斯基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周期”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周期”，总的是指“正统与开放和折衷提法之间的摇摆”。具体地说，它是由如下四个阶段构成的“基本周期的不断重复”。这四个阶段是：第一，加强活力或推动的时期；第二，形成的时期——重申革命的或唯物主义的理论；第三，革命提法淡化的时期；第四，明显的“修正主义”占优势的时期。依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或五个半)时期，认为“每一时期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周期”。他还认为“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过渡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危机时期”。[2](P221)有意思的是，阿·齐曼斯基不像其他西方学者那样习惯性地认为“正统占优势的时期”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滞时期，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较大的创新是在正统期间出现的，新的概念和理论的引进，是为了解决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2](P232)对于齐曼斯基的“周期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实际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实际的问题，我们暂不做评价。值得特别注意的倒是他那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观。他实际上并不把危机看作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之外的因素，而是看作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要环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要环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危机”或曲折的问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观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当前，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形势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可能有些什么作为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面临的重大任务和重大实践的思考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上，一方面，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坚定的理念、信念，要有坚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特别是在总体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新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新形态。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这一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创建已经初步实现。这一新形态的“原本”已经形成。目前，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完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副本”即它的叙述体系的构建。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过程是一个既包含构建其原本形态又包含构建其叙述形态的总体过程。
四、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体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需要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在主观条件中，重要的是主体条件。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主体发动和实现的。没有主体，就没有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作为活动来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就不能没有它的实现主体。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我们可能会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然主体。我们不否认这种回答，但又认为这种回答不够全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政治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亦有贡献。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体理论的实质，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体的指认，而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政治家)、理论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的关系的认识。
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政治家)和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难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单纯的实践家(政治家)是指那些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或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无产阶级事业的领袖人物或领导人，这些人由于埋头事务，不习惯于也不愿意用脑从理论上思考问题，他们特别不善于对阶级的和自己的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把经验提升为理论。他们在实践上可能有所创新，但这些创新也只具有经验的意义，因为它既可能不是理论指导的结果，也不能完成从经验到理论的提升。所以，就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来说，它只是提供了实现这种创新的材料，对实际的理论创新起了推动作用。单纯的理论家是指那些或者缺乏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直接经验，或者缺乏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间接经验的人，总之是一群脱离实际的人。这样的理论家由于不同实践相连接，而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动力，也不具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他们可能善于对马克思主义已有概念、范畴和理论做通俗的浅显的阐释、繁琐的论证和抽象逻辑推演，但这决不是理论创新。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政治家)和理论家是一批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人，他们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家，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家。对这两种意义的主体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的若干思考》(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6期)一文中有集中的探讨。
在一般历史活动意义上，有一个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在具体性上，它是一个同领袖的历史作用的关系问题，它的作用在与领袖人物的作用的比较中得到说明。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包含无产阶级领袖(包括实践—理论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不完全是这种关系。领袖毕竟是其中的少数。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政治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一般性上是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在特殊性上才是领袖同群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一般性上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群众的关系，在特殊性上才可能是领袖同群众的关系，作为领袖的理论家是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理论—实践家(政治家)。那么，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问题上是否可以提出人民群众的作用问题呢？以及如何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不是在与政治领袖和理论家相比较的意义上，人们通常不会提出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可以承认人民群众的这种作用，并且可以说明这种作用，在于它通过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和利益与意志的表达，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提供动力，提供理论资源。但如果不是相对于政治领袖、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通常是不会提出人民群众的这种作用问题的。而提出这个问题，形式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认识，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分别是无产阶级政治领袖的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作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同人民群众的作用的关系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领袖和理论家一起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所以，就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体理论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政治家)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系问题。而对于两类主体的作用的说明，主要的不是他们分别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是他们如何使自己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所作为的问题。要使这一点成为现实，必要的是使自己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品格。他们必须使自己成为理论—实践家或实践—理论家。
五、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其160余年的发展中表现出阶段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第一个阶段，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原本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谈到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观点的标准问题，指出“给这种确定的标准作依据的，是在十九世纪末大致定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P21-22)这个“十九世纪末大致定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原本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它的继续发展时期，同样呈现出阶段性。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时代条件下的俄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列宁主义也有其普遍性，对于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特别指它的一般理论方面和方法论的指导。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需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划分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标准或原则问题、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
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划分标准问题要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问题更复杂。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划分标准，学者中还没有确定的统一的认识。我们所见到的有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所做的划分，严格说来，不是按照一定标准自觉划分的结果，而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呈现的若干形态以及关于这些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定地位的认识和判断，做出的自然主义顺序排列。要使这种排列成为科学，就必须有一个阶段划分的科学标准或科学原则。这个标准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时期的一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科学地回答了这个时期或时代的重大实践的和理论的问题，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一定国家的、地区的实践取得了重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因而，它是代表了同一时期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水平的。所以，可以这样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任何形态、任何阶段，都具有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性意义，而只有那种代表了历史时代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的，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形态，才有可能成为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定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总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形态划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导线索一定是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形态依次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今天来看，它就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发展的原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由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线索的发展过程。当然，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会仅仅是由原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的历史。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画面，还包括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或流派的理论活动。
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恩格斯在世时领导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它在阐释、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方面有所贡献，在其中产生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它也同这种修正主义作过斗争。但它在阐释、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堕落为机会主义。在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上我们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简单化，表现为在强调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开展对它的评价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差别。从理论角度看，我们还不能得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因为作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的理论还不能说其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我们也往往不能把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评价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人物的评价区分开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被看作为非马克思主义，似乎它的具体人物也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始终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就是，我们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拘泥于对它的具体人物的思想、事迹的研究，而忽略了对这一思潮的整体的研究。其实，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说，对这一思潮的整体的研究，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其人物的个别研究。“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就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贡献来说，不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特定阶段。而对于这一思潮的研究的意义，在于这一思潮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转变中它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表现给予我们的启示。除了从认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的角度，发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人物在时代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面前是如何离开马克思主义，堕落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这一意图外，还有就是要考察它在一定意义上引发“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的逻辑，考察它在怎样的意义上几乎同时引发了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逻辑。所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质不是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阶段性问题，而是它的“经验”问题。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我们即便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形态(这历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或主要流派，它不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性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流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没有意义，也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可以忽略的因素。它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相关意义上，也是应该被写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
六、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的研究，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考察，更包括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和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过程、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人物的产生及其活动、一定时期重复出现的一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一定反映。”[4](P145)
怎样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呢？其方法和途径有以下方面：
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客观的全面的了解和研究。所谓客观，就是研究得到的结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实际。这依赖于全面地占有材料，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及文献的全面掌握和深入研究，因为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容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另一方面是对一切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的材料的全面占用和深入研究。
其次，特别注意总结、发现标志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一定国家、民族的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其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研究是一个总体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一种视野，一个高度。但是，能够真正有所发现的研究还是要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或阶段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研究入手。而一定的具体形态或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经验和规律，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经验和规律的性质与意义。当然，这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它要求研究者具有这一研究的总体意识。我们正在开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的研究，实际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总体意义。这个研究我们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的认识，我们还不十分明确，这应该是我们继续研究的对象。
第三，在矛盾系统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同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一样，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实现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动力。这个矛盾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其他矛盾具有普遍的制约性，是处于矛盾体系的核心的一对矛盾，正是它的辩证运动，构成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力量，显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同错误思潮的关系是一种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同错误思潮的斗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5](P230-23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这一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与经验的真实反映与科学总结。
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
本文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方法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理论。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而言，方法论是关于适应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方法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有其特殊的方法。
首先，是具体—历史方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历史主义方法。历史主义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定的理论观点、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或形态、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物和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和评价，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离开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思想史的联系，对这些观点、理论、阶段、形态、人物和事件进行抽象的、孤立的思考。历史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具体，总是表现为空间具体和时间具体。任何事物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总是既在空间具体又在时间具体中实现。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又总是在具有空间和时间具体意义的实践中生成、存在与发展的。列宁的以下阐述实际揭示了这种方法的实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P163)当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所要求的这一方法被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原理”的考察时，它就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方法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是总体意义的对“每一原理”(根本说来是对“每一原理”的研究，但又不限于对“原理”的研究)的具体—历史的研究。
其次，是文本与解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文本的研究。文本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物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他们的著作、笔记、札记和书信等形式的文本中，对这些文本做什么样的解读就形成什么样的或什么“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就是说，从方法论意义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有一个对文本如何解读的问题，一个文本与解释的关系问题，一个解释学的问题。文本指的是以文本为载体蕴含的文本主体的真实思想，解读、解释是指文本阅读者对文本中的思想的理解与阐释。科学的解释学既承认文本解读者对文本解读、解释的主体性发挥，又反对离开文本原义而对文本的思想内容做过度的任意的解读、解释，要求贯彻文本研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再次，是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的关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要求处理好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的关系。实证方法一般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叫做实证科学研究方法。对研究获得的结论，强调实验证明，通过精确计算获得的数据支持，当然，这一方法是以对外部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的肯定为一般世界观前提。所以，这种方法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它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适当运用，能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辅助方法。总体性是一个哲学范畴，强调在性质上部分对于总体的从属性。总体性作为方法或方法论原则，具有广泛的意义，它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所以，作为方法，总体性高于实证性。对事物、思想进行实证研究时要有总体性的视野，要善于从实证研究向总体研究提升。因为只有在总体的意义和高度上我们才能把握事物、思想的本质和规律。但是，我们也不能一般性地否认实证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意义。其实，它应该被作为一般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把这一方法拿起来，科学运用这一方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把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排斥实证方法，又发挥总体方法对实证方法的统领作用。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意义特别在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的研究中凸显出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的方法论基础是其研究缺乏总体性视野，陷落于片面的实证方法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