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模式与路径※
张鑫
内容提要： 跨境劳务合作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建设给跨境劳务合作带来了历史机遇。当前“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形成了民间自发的跨界民族间劳务帮扶模式、企业组织劳务派遣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境外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带动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带动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和政府主导型跨境劳务合作模式等主要模式，为推进跨境劳务合作与跨境次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还面临着跨境次区域劳动力流动壁垒、跨境劳务合作质量与结构不合理、跨境劳务参与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不健全、跨境劳务合作多元主体协同不足和跨境劳务合作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要深化“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需要从建立跨境次区域劳动力共同市场、优化跨境劳务合作质量与结构、构建合理的跨境次区域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推进跨境劳务合作格局和健全跨境劳务合作体制机制等路径推进。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跨境次区域 跨境劳务合作 劳务合作模式
一、 引 言
“跨境次区域”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前沿阵地和核心区域，依靠其独有的地缘优势和人文相通优势，带动着毗邻国家的跨境经济合作迅速发展，产生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和中蒙经济走廊等跨境次区域合作的热点区域。除了传统的商贸往来、跨境投资、跨境旅游和对外承包工程等跨境经济合作领域外，跨境劳务合作正成为“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又一热门领域。“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成为连接国际与国内两大市场的重要纽带以及吸引国际、国内两大资源的重要阵地，在跨境劳务合作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区位优势，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给跨境劳务合作带来了历史机遇。基础设施相通和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设施互联互通以及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加快了跨境次区域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生产要素流动频率，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与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结合，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的跨境劳务合作规模与水平。
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是相对于区域经济合作而言的，是若干接壤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自然人或法人基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促进彼此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并结合开展经济协助活动。其中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毗邻地区跨境流动并参与跨境次区域经济协作，由此产生的跨境劳务合作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重要领域。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国际劳务合作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对跨境次区域这一特殊地域的跨境劳务合作研究还不深入，对于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模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是少见。因此，本文通过探索与创新“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可以拓展“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研究范围，也为国际劳务合作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同时有利于推广跨境劳务合作成功经验，对于充分利用跨边境地缘优势实现境内与境外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实现毗邻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互补与资源优化配置和跨境次区域经济互利共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主要模式
1 .民间自发的跨界民族间劳务帮扶模式
民间自发的跨界民族间劳务帮扶合作是最原始也是最初级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它是由居住在毗邻的不同国家的边境地区跨界民族依靠血缘族缘亲缘关系，结合两国生产生活条件从跨界民族互助中演化出来的一种跨境劳务合作模式。两国毗邻地区跨界民族彼此之间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地缘优势，又加上语言相通、文化传统相近，平日里跟走亲戚一样来往密切，一方家里有大事很忙时对方就过来帮，以农忙时帮工、建房帮工和其他帮工等形式存在。跨界民族民间交往扩大，劳务帮扶形式也趋于多样化，特别是随着不同国家毗邻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条件不同，两国跨界民族间经济互助的劳务帮扶活动更加普遍。如我国西南地区跨界民族通过族缘亲缘关系网络向周边国家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农业技术服务，而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跨界移民劳工输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从事农业种植、收割等劳务服务活动，实现劳动力优势互补。民间自发的跨界民族间劳务帮扶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族缘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基础上，有利于跨界民族交往交融深化和边疆稳定发展，但由于劳务合作形式多以临时性和分散性为主，劳务合作不稳定，移民劳工流动性较大，难于管理，具有一定局限性。
2 .境外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带动跨境劳务合作模式
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境外农业生产基地发展成效明显，带动了农业领域跨境劳务合作，成为“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农业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境外建立农业产业生产基地带动跨境劳务合作模式是指一国在境外国家或地区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就地利用国外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由本国公司提供种子和肥料等物资以及派遣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劳务服务，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由这个公司进行收购，充分利用国外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以及本国技术劳务服务互补优势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我国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农业生产基地带动跨境农业合作项目众多(如表1所示)，其中我国广西、云南等地与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建立农业生产基地项目，在境外合作种植甘蔗、木薯、剑麻等农产品，有效地利用周边国家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还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周边国家建立了一大批木薯、茶叶、桑蚕、剑麻等农业原料生产基地，把国外变成中国农业加工企业的原料生产基地。这一模式实现中方资本和技术与周边国家的劳动力有效结合从而带动农业领域跨境劳务合作。
综上所述，他汀类药物被公认为降低人体内血脂和胆固醇的最有效药物，也成为了降低冠心病患者死亡率和致残率的主要药物。通过他汀类药物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中的治疗，临床效果其临床效果也非常显著，主要表现在他汀类药物可以有效的改善心血管疾病患者体内的血管内皮功能，促进患者体内NO生物的合成，同时还可以有效的抑制心血管疾病体内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生，帮助患者逆转心脏重构，而最显著的作用就是抗炎、抗氧化，同时帮助患者抗血小板凝聚，促进患者体内的AS块具有稳定性，而他汀类药物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借助于该药物的非调制功能，因此我们也应充分的借助于非调脂功能帮助心血管疾病康复。
政府主导型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跨境劳务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签订的跨境劳务合作协议及开展的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工作，对于推动“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起着示范和推广作用。政府主导型跨境劳务合作模式是指由政府牵头组织实施的双边或多边跨境劳务合作进程，以加强劳务人员管理的便利化与规范化，协调解决双方跨境劳务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跨境次区域劳动力自由流动与资源优势互补，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并在其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政府主导型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一是“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不同国家政府之间定期召开的跨境劳务合作论坛；二是跨境次区域不同国家就跨境劳务合作达成协议；三是共同推动跨境劳务合作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如我国西南边境地区与周边越南、缅甸和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开展劳务合作由来已久，并且广西和云南与周边国家开展跨境劳务合作试点有序推进，取得了显著成就。云南德宏州与缅甸于2013 年出台了《德宏州境外边民入境务工管理暂行办法》，形成“一馆二站三中心”的外籍人员服务管理模式，其中成立了“外籍人员服务管理中心”。广西东兴市、凭祥市于2015年先后开启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工作。2017年2月广西自治区政府出台《广西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工作方案》，由此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进入全面试点推行阶段。同月广西崇左、防城港和百色等市同越南北部边境省份签订了跨境劳务合作协议。试点以来广西每年引来大量的廉价越南劳动力，有效缓解了边境地区企业“用工难”的问题。
表1 境外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带动跨境劳务合作模式的代表性项目及其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自治区)农业厅发布的新闻资料整理。
3 .企业组织劳务派遣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不断扩大，对外派遣劳务人员成为跨境劳务合作的重要形式。企业组织劳务派遣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一是本国企业在国外承揽业务，该企业把本国员工派遣到国外从事劳务服务业务；二是劳务派遣企业把本国劳动力派遣到国外雇主处工作或介绍到国外就业。其中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劳务类型是主要形式，劳务派遣公司提供跨境劳务供求信息渠道，还由劳务派遣企业与境外用工企业签订正式劳务服务合同，严格按照劳务服务合同各项条款提供劳务服务并获取劳务报酬，有利于保障劳务用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如我国东北与俄罗斯接壤的图们江地区发展起来企业劳务派遣形式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把我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向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劳务输出，主要从事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资源优势紧密结合的农业种植、林业和木材加工以及建筑业等行业。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如下表2所示)，
表2 近五年我国对外劳务派遣人数 及期末在外人数统计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整理。
近五年多时间以来，我国从2013年对外劳务派遣各类劳务在外总数人数85.3万增长到2018年6月底的99.6万，增幅为16.8%。2017年全年派遣各类劳务人员52.2万人，其中工程项下劳务派出22.2万人，劳务项下劳务派出30万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总体规模较为稳定，但增长乏力，工程项下外派劳务人员规模呈现下降趋势。按照地域分布，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劳务派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劳务派遣类别主要是以劳务项下派出劳务为主。
4 .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带动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
跨境次区域劳动力跨境流动壁垒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跨境劳动力流动受到贸易壁垒的阻碍。“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国家基本上对国外输入劳动力有特殊限制，它们出于保护本国劳动者就业机会和维护边境稳定的需要，劳动力输入国对进入本国的境外劳动力流动设置各种限制，包括对移民劳工有严苛入关审批手续、输入劳动力进行限额配额以及劳工素质要求等方面的限制；二是跨境劳动力流动受到劳工标准认定差别待遇的阻碍。不同国家对于输入的境外劳工要求经过专门培训并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甚至还要求获得一定的资格认证。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次区域国家或地区在签订自贸协定中未纳入劳工标准。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了多层次的跨境劳务合作论坛与交流活动，如我国参加的东盟+中日韩(10+3) 劳工部长会议及高官会议机制对深入开展劳工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但主要停留在劳工培训、劳资关系和促进就业等普遍问题上，而对核心劳工标准涉及不多。
表3 带动跨境劳务合作的产业合作园区主要类别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及各对外投资合作平台资料整理。
5 .政府主导型跨境劳务合作模式
事业单位改革对于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于事业单位来说，深化改革也必须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入手，尤其是彻底转变以往的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完善财务管理体系，全面增强事业单位内部财务工作的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制度化。
三、 推进“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1 .跨境次区域劳动力跨境流动壁垒问题
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带动的跨境劳务合作模式是以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等产业合作园区为载体，实现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互补，充分利用境内外提供的劳动力从事边贸加工业、边贸服务业等产业合作从而带动跨境劳务合作的模式。当前共建产业合作园区主要有三种类型(如下表3所归纳的情况)：一是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探索两国一园的合作模式，以边境贸易、进出口加工、国际金融和国际物流为产业支撑，通过双方在园区实施跨境特殊海关监管并实施关税减免，以及给予财税、投资贸易和配套产业政策支持，打造成沿边开放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经济合作不断推进，共同建立了一大批跨境经济合作区。其中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为代表，采用“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合作中心为前店，配套区为后厂，实行免税政策，中心合作区实现劳动力和资金跨境自由流动，这个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高。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劳务合作的最重要载体；二是边境经济合作区为载体带动跨境劳务合作。边境经济合作区是一国赋予该国边境地区发展边境贸易与加工出口的区域，享受本国的财税、关税和产业配套等方面支持政策。自1992年以来我国国务院批准在广西、云南和内蒙古等边境地区设立17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成为我国发展边境贸易与边贸加工业的重要区域，也极大地带动了跨境劳务合作；三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跨境劳务合作。境外经贸合作区采取两国双园模式，以中方对外投资建立境外产业合作基地，提供财税等配套政策支持，鼓励本国企业“抱团”“走出去”向该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以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中·印尼经贸合作区和泰国泰中罗勇建设高科技工业园等为代表，主要是我国企业投资主体在中国境外建立经贸合作园区，该园区享受优惠政策和高质量服务，成为我国很多企业“走出去”投资的首选地。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截止2017年底，中国境外建立了9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56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吸引入园企业近4000家，带动就业25万个，成为带动跨境劳务合作的又一个重要载体。
2 .跨境劳务合作的质量和结构性问题
他为她语气里的凉害怕起来，这么多年，他太懂得她，或者，这一次真的是再也不见。可他如今是那么迫切地想要将来，想要白头偕老，失去她是怎样的生活，他不敢想像。
3 .跨境劳务合作缺乏合理的跨境次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体系支撑的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甲洛洛冲进厕所，厕所的隔墙上什么也没有。甲洛洛心里空落落的，莫非自己猜错了？也许，也许说的是放石子的夜晚才行动？也没关系，再等等放石头的夜晚吧。
跨境次区域产业合作平台及次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体系是开展跨境劳务合作的重要经济基础。当前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缺乏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一是跨境次区域产业基础薄弱限制了跨境劳务合作规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境次区域大多数地区开放开发较晚，以初级产品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产业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不高，限制了产业发展的规模，从而制约了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的规模；二是跨境劳务合作参与产业分工不合理的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境次区域产业分工不合理和产业结构趋同，没能建立起跨境劳动力参与产业分工合作的完整产业链，另外不同国家毗邻地区之间存在产业断裂的问题，没能建立起互相补充的次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体系。还有对外劳务输出没能结合“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不同国家的产业优势和产业园区分布状态进行合理布局，出现跨境劳务输出空间分布不合理，造成跨境劳务供求关系不匹配的问题；三是跨境劳务合作没能把劳务输出与劳务输入“双向”发展战略相结合。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过度强调单向劳务输出的对外劳务合作，而忽视引进对方劳务输入的跨境劳务合作。并且中国对周边国家劳务输出以低端劳动力结构为主，与周边国家对中国劳务输入结构相雷同容易造成了劳务输出同质化竞争，不能实现彼此劳动力优势互补，也影响了跨境劳务合作的规模和水平。
4 .跨境劳务合作缺乏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问题
跨境劳务合作离不开发挥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当前跨境劳务合作面临推动主体力量不足和劳务输出渠道单一的问题。其中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主要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通过中国劳务派遣公司与俄罗斯等国劳务用工企业签订合同，主要限于劳务外派形式，使得劳务合作缺乏灵活性。而与周边东南亚国家跨境劳务合作主要是建立在传统的跨界民族亲缘、血缘、族缘和地缘等跨境地方性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之上，这种非正式的劳务输出途径，往往伴随非法移民劳工的问题，给边境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由于“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市场经济欠发达，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劳动力跨境流动市场化程度不高，主要是依靠官方劳务派遣形式或依赖民间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劳务输入的非正式途径。当前跨境劳务合作的劳务用工企业与劳务服务人员市场联系渠道单一，加上跨国劳务派遣公司发展不足，使得劳务合作市场主体对劳务用工需求与劳务供给不匹配，影响着跨境劳务合作的规模扩大。
当前“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的规模和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问题表现如下：一是跨境次区域劳务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处地位不高。“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相比商品和资本等产品和其它生产要素的规模和速度要差得多，劳务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高；二是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劳务输出结构不合理。其主要表现在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以低层次的劳务人员输出为主，而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务输出所占比重不高，这与我国过去对外产业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产业结构密切关联，我国对毗邻的周边国家的投资结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带动的对外劳务合作也相应以低端劳务输出为主。同时我国还面临劳务输出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和在国际劳务市场的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三是劳务人员技能结构与“一带一路”建设人才需求结构不匹配。“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资源合作，因此对交通类、建筑类、能源类、资源开发类和国际商贸旅游类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增长过快，但当前该区域以低端劳动力输出为主的劳务供给结构与需求不匹配，加之各国对劳务输出人员技能培训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人才供给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脱节。
5 .跨境劳务合作保障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要深入推进，首要解决的是劳动力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一方面是边界的屏障效应的阻碍，另一方面是跨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阻碍问题，因此建立统一的跨境次区域劳动力共同市场是深化跨境劳务合作的重要内容。构建统一的跨境劳动力共同市场要从以下方面努力：一是消除劳动力跨境流动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尤其是要打破移民劳工流动的管制和保护政策，以消除劳动力跨境的限制从而实现跨境次区域劳动力自由流动；二是大力培育跨境次区域劳务服务市场主体。包括跨境劳务派遣公司、国际劳务培训机构和其他劳务服务机构等跨境劳务市场主体，激活跨境劳动力市场活力，为实现跨境劳动力资源商品化和劳动力调配市场化提供必要条件；三是建立公平、有序和法治的跨境次区域劳动力市场体系。“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国家加强合作，制定统一的跨境劳务合作相关协定与规章，规范跨境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保护跨境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四、 “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推进路径
1 .建立跨境次区域劳动力共同市场 ，促进跨境劳务合作深度发展
跨境劳务合作保障机制不健全成为制约“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的瓶颈。“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保障机制不健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跨境劳务合作法制化程度不高。规范和管理跨境劳务合作的法规规定主要是毗邻边境省份地方政府制定的合作协议和规章制度，层级低和约束力不强，由国家层面制定的劳务合作专门法律欠缺，并且现有的关于跨境劳务输出和输入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停留在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规则上，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效力。而且还存在劳务合作相关法律规定政出多门和立法混乱的问题，政府对境外劳务管理方面以行政手段为主而依法行政执行力度不强；二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正式的管理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虽然当前云南、广西等地在探索跨境劳务合作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局限于针对劳务人员和劳务用工企业审批或办证事项便利化采取的措施，而对劳务用工仅限于事前审批而事中事后监督管理体制缺乏，并且主要是停留在毗邻国家地方政府之间合作层面，而国家层面推动得较少，对于跨境劳工移民政策、跨境服务贸易政策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涉及少；三是跨境劳务合作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不到位。政府对跨境劳务人员提供技能和知识培训、法律咨询、劳务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职能不到位。
2 .优化跨境劳务合作的结构与质量 ，提升跨境劳务合作质量水平
优化跨境劳务合作的结构与质量是推进“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的重要方向。一是优化跨境劳务合作区域布局与合作方向。结合我国与“一带一路”所处的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东北亚不同国家的劳务供求状态、经济结构和资源状态等差异及比较优势，确定劳务输出或劳务输入方向。对于东北亚地区，对俄罗斯我国主要是向其输出劳动力，主要是从事农业种植、林业加工和建筑等行业。紧密结合当前俄罗斯产业发展状态和资源优势，我国应选择从加大对俄从事农业种植和林业生产加工等基础性行业劳务输出、对俄罗斯工程承包从而带动对俄劳务输出、对俄生产加工型投资带动劳务输出和对俄矿产和能源等资源开发投资带动劳务输出等重点方向进行跨境劳务合作。对于东南亚、南亚地区，对我国西南与越南、缅甸和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既要扩大我国劳务输出力度也要鼓励周边国家廉价劳动力向我国输入，带动我国边境产业发展。对内劳务输入主要是向中越、中缅和中老边境地区输入低端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边境加工和边境贸易等行业。对于中亚地区，我国以劳务输出为主，主要是从事工程项目承包建设、矿产和能源资源开发以及技术服务贸易等劳务输出形式；三是实现我国在跨境劳务合作质量结构转型。“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务合作深度拓展，中国要加强对周边国家国际劳务市场开发力度，继续保持企业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上劳务输出的传统优势，还要通过加强培训改善我国劳务输出结构，使得劳务输出从低端劳动密集型向技能型和管理型劳务输出转变，实现我国高端劳务输出与境外本地低端劳务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四是优化跨境次区域劳务输出与劳务输入结构。主要是实施跨境劳务合作“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双向发展战略，实现劳动力优势互补。一方面，我国积极实施对“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务输出“走出去”战略。随着我国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和“一带一路”投资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务输出要实现结构性调整，由低端劳动密集型劳务输出向技术型人力资本输出转型升级，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国还要积极实施对“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劳务输入的“引进来”战略。随着我国沿边开放开发对普通劳动力需求上升，而本地普通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且劳动力不足，利用境外周边国家劳动力丰富而廉价的成本优势，积极实施境外劳务“引进来”战略，大力发展边贸加工产业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五是加强跨境劳务专业人员培养与培训合作，实现跨境劳务人才供求结构平衡。适应“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人才需求结构，促进跨境劳务服务的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与跨境次区域人才需求对接，合理规划和布局跨境次区域职业技能人才的专业和区域分布，消除跨境次区域劳务人才供求不匹配的问题。以及构建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劳务人员技能培训与服务体系，加强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合作，培养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劳务人员。
3 .构建合理的跨境次区域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 ，夯实跨境劳务合作的产业基础
构建合理的跨境次区域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是跨境劳务合作的重要支撑。一是建立跨境次区域产业合作经济带，为跨境劳务合作提供产业支撑。以“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互联互通交通网络为基点，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由点带面打造“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经济增长带和产业合作经济带，优化产业空间合理布局。其中东北亚方向重点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木材和农业种植等方面产业合作，中亚方向重点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能源和矿业等产业合作，南亚方向重点加强与东南亚建筑业和农业等产业合作，突出不同区域产业和资源优势，带动相关行业的劳务人员输出与跨境劳务合作规模；二是依托重点口岸城市增长级和各类产业合作园区平台，加快产业集聚进程。以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为重点产业集聚核心区，促进不同国家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结合，使之成为吸纳跨境劳务的重要产业集聚带；三是发挥不同国家要素与产业优势，形成合理的跨境次区域产业链分工合作。通过我国劳动力生产要素“输出”与周边国家劳动力要素“输入”，实现不同国家劳动力生产要素优势互补，同时加强周边落后国家的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与我国资本和技术要素的重新整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跨境次区域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构建完整的跨境产业分工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四是嵌入跨境次区域产业链的高端以提升我国在跨境劳务合作中的地位。我国要大力提高在跨境次区域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努力从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构建跨境次区域范围内的上下游产业链布局，带动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从低端劳动密集型劳务输出向技术型和管理型高端劳务输出转变，从而提升我国在对外劳务合作中的地位。
本研究对30个曲块真核微生物基因组DNA的ITS1区进行测序，共获得2,401,020对Reads，双端Reads拼接、过滤后共产生1,958,852条Clean tags，平均每个样品产生65,295条Clean tags。
4 .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跨境劳务合作的作用 ，构建跨境劳务合作 “利益共同体 ”
跨境劳务合作扩大需要通过民间推动、企业组织和政府主导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一是继续扩大民间自发的跨境劳务帮扶活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跨界民族民心相通，加强跨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和支持跨界民族之间自发的跨境劳务帮扶，为跨境劳务合作奠定民间基础和良好的合作环境氛围；二是培育和扶持专业的国际劳务派遣公司等中介服务行业发展带动劳务派遣合作形式。劳务派遣公司提供劳务信息服务，做好“穿线搭桥”服务职能，还要加强对被派遣劳工的专业技能、法律知识和劳务输入国传统文化的培训，提高跨界移民劳工的质量水平；三是扩大政府主导的跨境劳务合作平台。中国政府应与周边国家加强紧密合作，扩大跨境劳务合作试点，使得跨境劳务合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通过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实现“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管理体制创新发展；四是构建跨境劳务合作的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共同机制。移民劳工、用工企业、劳务派遣公司和政府部门是跨境劳务合作中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主体密不可分，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跨境劳务合作的发展进程。跨境劳务合作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各自利益诉求不同，难免产生矛盾与冲突，虽然利益诉求有差异，但如何最大程度兼顾各主体利益以及最大化所有主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合作的关键，因此需要建立以“利益共同体”为机制目标，协调各主体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等多元利益需求，并通过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各主体的利益平衡。
5 .健全跨境劳务合作体制机制与配套服务体系 ，增强跨境劳务合作的服务保障能力
健全跨境劳务合作机制与配套服务体系是促成“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跨境劳务合作的重要保障。一是构建跨境劳务合作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在跨境劳务合作机制中首先要发挥政府搭建跨境劳务合作平台、制定跨境劳务合作相关管理制度和推进跨境劳务合作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发挥用工企业和劳务服务人员等市场主体在劳务合作中的主体作用，建立起跨境劳动力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机制。同时发挥劳务输出国和劳务输入国各自经济互补性优势，实现劳务合作双方市场平等相待、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最终构建起以政府推动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调节为基础、各方互利共赢的跨境劳务合作机制；二是构建与跨境劳务合作体制机制相配套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其一，政府要制定促进跨境劳务合作的财税支持政策措施。“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国家间要加强税收信息共享与对接，对跨境劳务服务人员和跨境劳务用工企业给予税费减免或补贴优惠政策。同时政策性保险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要对跨境劳务合作提供完备的保险服务以抵御海外各种风险。其二，成立跨境劳务合作管理服务中心，探索和完善跨境劳务人员管理体制机制，为劳务用工企业和劳务服务人员提供“一站式”服务。其三，政府要搭建跨境劳务合作信息平台。我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共同制定跨境劳务合作指南和及时发布劳务合作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务供给信息，以消除跨境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劳务人员和劳务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和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1. 郑宇：《境外劳动力流入的特征与基础解析——来自云南边境区域的多点田野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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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下构建中越跨界民族互利共赢的模式与机制研究”(编号：17BMZ125)、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深化中越跨境劳务合作研究”(编号：17FGL009)的部分成果。
中图分类号： F75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9)01-0061-07
作者简介： 张鑫，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崇左 532200)。
[责任编辑：张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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