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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3日，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歪曲历史真相、鼓吹侵略有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日本有识之士和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中堂而皇之地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从而再次掀起了“历史问题”波澜。
一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运动愈演愈烈，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日益披上“学术”的外衣，由大学教授们出面，摆出“自由主义史观”等蛊惑人心的“客观”姿态，针对侵略历史进行系统的翻案活动。这一运动的危险能量还在于，学界、政界、财界、出版界、教育界、舆论界中的右翼势力日益合流，形成一股影响视听特别是影响年轻一代的社会势力。近来，他们又把改写中小学教科书作为翻案运动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当局也曾对日本教育领域进行过民主化改造。其措施包括：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把军国主义分子清除出校园和教育机关，不准学校和教育部门参拜靖国神社，停开为军国主义张目的修身、历史和地理课等。但随着美国放弃对日改造政策，日本教育领域内右倾思潮重新抬头。
1955年8月，日本民主党首次提出“教科书问题令人担心”。1956年，日本政府颁布《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废除了《教育委员会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1958年又对教科书审定基准进行修改，为“教科书问题”埋下伏笔。在60年代和70年代，都有右翼代表人物鼓吹战前教育。
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把描述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激起了亚洲各国强烈反对，激起了第一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亚洲各国和日本国内的强大压力下，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出面承诺对教科书予以再修改（注：宫泽说道：“日韩联合公报、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我国的学校教育、教科书审定中也当然应该受到尊重。关于这一点，我国教科书的记述受到来自韩国、中国等的批评。作为我国，要在推进与亚洲近邻各国友好、亲善基础上充分倾听这些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关于今后审定教科书，由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讨论修改审定基准，充分落实上述精神。”）。同年11月，日本教科书审定基准增加了一项“邻国条款”，内容是“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1986年，日本再次淡化和删改教科书，激起了第二轮“教科书问题”波澜。
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对侵略史实的态度缓慢地有所进步。如1993年8月，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随军慰安妇”问题发表谈话，首次承认日军参与了此事，并就此表示谢罪。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逐渐得到改善，在90年代开始写进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史实，如“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强抓劳工以及屠杀东南亚居民等战争罪行。
日本的中学教科书通常每4年申请审定一次。2000年4月，文部省开始征集2001年春审定、2002年春起使用的中学新历史教科书书稿。经过一年的审查，8家出版社提出的在历史记述上普遍严重倒退的书稿全部被文部科学省放行。尤其是其中由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编写的《历史》、《公民》两本教科书书稿严重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这一举动，在日本国内外激起了第三轮“历史教科书”波澜。
二
近年来，在篡改侵略历史的逆流中，以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朗为副会长的“编撰会”充当着极为恶劣的急先锋。这个“编撰会”几乎网罗了日本所有右翼学者，号称拥有一万会员。1996年12月1日，西尾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人们支持他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1997年1月初，他带领其他5人到外务省请愿，要求将现行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记述删掉。1997年1月30日，他组织成立了“编撰会”，当时入会者有200人，西尾干二任会长，藤冈信胜任副会长（注：藤冈信胜为东京大学教授，起初为“编撰会”副会长，现为该会理事。他是鼓吹“自由主义史观”的始作俑者。“编撰会”设会长1名，理事9名，理事兼事务局长1名，监事2名。漫画《战争论》、《台湾论》的作者小林善纪享有“理事待遇”。该会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各设1个支部，东京都另外增设1个支部，入会者有“会员”、“正会员”、“顾问会员”和“法人会员”4种。）。
“编撰会”成立以来，出版了大批否认侵略历史的书籍，每年组织大量此类集会、报告会、讲演会。他们对内鼓吹改变所谓“自虐史观”，对外主张排除“干涉内政”。针对1997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该会发誓要全面修改历史教科书。据报道，该“编撰会”得到了日本100多家企业和财团的资助，这些企业和财团多数为中国人所熟悉，其中有不少已在中国境内建立了合资或独资企业。
1999年11月，西尾干二撰写的一部竭尽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罪行之能事的长达770页的《国民的历史》一书出版。以该书的基调为蓝本，“编撰会”成员主编了初中历史教科书。2000年文部省开始受理和审查2002年度中学历史教科书版样时，日本富士产经集团的扶桑出版社提交了以西尾干二、藤冈信胜为主干的“编撰会”教科书书稿。这一版本通篇颠倒黑白，否认侵略历史。迫于内外抗议压力，2000年12月文部省教学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对该教科书提出了137条修改意见，由“编撰会”进行了一些修改。但西尾干二声称：（修改后）“仍保留着我们的想法”，可见修改并未改变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的基调。
从“编撰会”的成立背景可以知晓，该会一开始就以否定侵略历史为动机和目的，其编写教科书的立论、结构和观点都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其性质并非改动个别语句就能改变的。反过来说，如果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变成一种客观反映历史真相的教科书，“编撰会”岂会接受？
“编撰会”笔下的教科书（包括送审版和修改版）通篇贯穿歪曲历史、挑战国际公理、伤害受害国感情的谬论。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在战争性质上颠倒黑白，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
该教科书提出“历史不是科学”，送审稿中称“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方是正义的，哪方是非正义的。”以此种“是非观”为铺垫，该书抛出了鼓吹“侵略有理”的历史观。
该教科书把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竟说成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
围绕侵华战争的原因、决策、进程等问题，该书刻意渲染中国的“排日运动”，试图给人以日军侵华是为了自卫的印象。关于日伪“满洲国”，该书竟称这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强调“满洲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了提高”。
至于吞并朝鲜半岛，该书经修改后仍坚称，韩国无力应付列强威胁，兼并韩国是出于“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的必要，兼并行为是正当的。
关于太平洋战争，该书经修改后仍贯穿着“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的基调。如把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描述成“提倡各国独立、合作发展经济、消除种族歧视”的会议。该教科书背离了一个最起码的历史事实：在亚洲近现代史上，恰恰是日本，在欧、美、日列强中是最残暴、最凶狠的侵略者，摆脱日本的侵略才是亚洲的最大解放。
第二类，在历史描述上歪曲真相，在史料选择上避重就轻，为日本开脱侵略罪责。
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行为，日本右翼否认侵华历史也总是从否认南京大屠杀入手。其卑劣手法无非有二：一是以质疑被害者人数的确凿性来否定大屠杀本身的存在；二是以战争中有伤亡乃天经地义、日本人也有伤亡为由否认屠杀罪行。该教科书经修改后仍称：“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原书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该书在关键问题上向确凿的史实叫板，足可见其可能对日本后代的影响之恶劣（注：关于南京大屠杀，受害的中国人和实施杀戮的日本官兵皆为活证人，并存在大量文献资料和调查成果。最近的权威性短文参见朱成山：《事实胜于雄辩——驳日本教科书篡改南京大屠杀史实》，载《人民日报》2001年4月11日。）。该书通篇渲染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伤亡人数和盟军对日本的伤害，而对日军的残暴罪行和给亚洲各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却只字不提。
第三类，以神话代替历史，鼓吹“皇国史观”。
该教科书用大量篇幅，甚至不惜附加地图来记载古代天皇的神话传说，把神话与历史混为一谈，以前者作为后者的肇始。该书宣扬曾用于培养军国主义精神的“教育敕语”，其修改本仍称“它成为近代日本人的人格支柱”。
第四类，宣扬侵略战争时的“献身精神”，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
该书随处宣扬日本士兵和国民在战争中“为国献身”的精神，强调“在困难的条件下，许多国民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战争取得胜利的行动。”
就是这样一种肆意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的中学教科书，竟然在4月3日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堪忧的严重事件。面对中韩两国的严正交涉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反应却是“不进行政治干预”和“决不进行重新修改”。这说明，“历史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显露出了长期化、复杂化的迹象和趋势。
三
日本学校的教科书如何记述那段侵略历史，并非只是日本主权范围内之事。从二战结束前后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当代国际社会常识以及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近现代关系看，日本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准确记述那段历史。从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看，日本右翼教科书的主要影响有三：一是极大地伤害了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态度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二是令人对日本政府和国家意志对待侵略历史的真实姿态产生怀疑；三是事关日本的青少年一代是否将接受以“侵略有理”为基调的历史教育。
日本中学教科书的审定机关是文部省（2001年1月改称文部科学省），主管负责人是主管该省的内阁大臣。日本教科书采取鉴定制审查方式，即各出版社将书稿版样送交文部科学省教科书鉴定调查审议会审查，鉴定通过的教科书被批准作为教材出版，供各学校选用。教科书书稿一俟审定合格，文部科学省给相关出版社发出“合格”通知书，相关出版社便可携样本上市征订，按征订份数印刷。日本学校的每一学科都有好几种版本教科书，内容也因编撰者不同而各有侧重，学校选择哪一种教科书则因地方和学校而异。
在此次教科书审定过程中，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反对，背离“邻国条款”和“村山谈话”精神，以“不进行政治干预”为名，于2001年4月3日对“编撰会”编写的教科书予以放行。日本政府既然拥有审定制度，就有权给予合格或不合格；既进行审定，就要对予以放行的教科书负责。据报道，日本政府不仅是纵容，而且还有逆向“政治介入”、予以反面诱导的嫌疑。如文部科学省曾一再指导出版社要在内容上“更加平衡”，诱导出版社以“自主限制”方式删除了很多90年代以来已写入教科书的客观记述。
教科书版本送审以来，中韩两国政府一再对该教科书歪曲历史的做法提出了驳斥，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亚洲及世界舆论对该教科书的内容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对审定过程极为关注。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竟为这样一种教科书大开绿灯，其对日本后代的影响极其严重，未来日本政治与思潮的走向令人担忧，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再度受损。该教科书审定通过后，中韩两国政府又多次严正要求日方纠正审定错误，中国、韩国、朝鲜、新加坡、泰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以及包括旅美犹太人人权组织在内的欧美舆论纷纷表示了忧虑和抗议。面对内外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的回答却是“决不进行重新修改”。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去年以来，日本有识之士和有关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声明，撰写文章，开展了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活动。在此试举部分事例。
2000年9月19日，给教科书真实与自由联络会、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社会教科书问题恳谈会召集人会、日本出版工会联合会、注视历史事实会等民间团体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以历史为准绳，认真处理教科书审定问题。
12月19日，日本60名历史学者和教师联名发表《不能让歪曲史实的教科书进行历史教育》的呼吁书。
2001年2月27日，新日本妇女之会中央总部致信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町村孝雄和教科书鉴定审议会，要求取消一切违反宪法和历史事实的教科书。
3月1日，前东京都立大学校长山住正已等18名教育学者发表声明，指出“编撰会”的教科书版本在内容上“不是立足于史学研究成果，也脱离了国际认识”，对该教科书表示“深深的忧虑”。同日，琉球大学教授高岛伸欣等19名学者发表声明，反对“编撰会”教科书对历史的歪曲，要求依照“邻国条款”和“村山谈话”进行审定。3月2日下午，来自日本原军人团体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日中友好旧军人会和不战士兵市民会三个团体的64名原日军成员向文部科学省递交了一份声明书和一份要求书，表示坚决反对那些美化、歪曲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问世，希望日本政府不要给这类教科书放行。3月13日，地方史研究协议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朝鲜史研究会、日本现代史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协议会等8个历史研究团体发表声明，反对“编撰会”的教科书进入学校。3月15日，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滨林正夫等889名历史学者联名撰文，批驳了“编撰会”的教科书，呼吁日本社会不要用虚伪和虚构的历史教育青年。3月16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各界有识之士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文部科学省不要批准“编撰会”的教科书。大江健三郎指出：“近四五年来，受政治和经济陷入僵局的影响，国家主义开始泛滥。我们同辈人现在要出版这样一部教科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了解历史事实的日本年轻人在和海外年轻人辩论的时候，肯定会败下阵来。在这种时候青年人才会真正失去自尊心。”3月23日，日本各界人士近200人在众议院议员会馆举行“反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紧急集会”，表示绝不允许教科书践踏真理和事实。3月27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等16名历史学者发表声明，对“编撰会”的教科书提出了反对。
4月1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野村浩一撰文指出：推崇封闭的民族主义，孕育着把日本逼进死胡同的危险，无疑违背了向国际社会开放和与亚洲邻国保持协调的目标。4月4日，南京大屠杀六十年全国联络会发表声明，抗议文部科学省给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放行。4月13日，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举行记者招待会，抨击“编撰会”编写的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呼吁全国中学不要使用这一教科书。历史学者荒井信一、滨林正夫等人在会上指出，教科书问题有政府施压的背景，文部科学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文部科学省提出的修改意见就是要模糊这一史实。同时，教科书问题还反映出日本社会存在着要复活战前思想的风潮。他们表示今后将为不让日本的中学采用这种教科书而在全国各地奔走呼号。同日，日本关西传播文化工会会议发表声明说，被政府放行的“编撰会”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存在着美化侵略、歪曲史实、宣传皇国史观等严重政治问题，呼吁不要把否定战后和平宪法和招致日本走向孤立的教科书交给孩子。另外，日本各地教员团体和个人，也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呼吁抵制“编撰会”的教科书进入学校。
“历史问题”始终是损害日本国际形象的致命弱点：它不时引发中日、韩日关系的剧烈震荡，阻碍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给东南亚各国的日本观蒙上阴影，使日本难以“入亚”而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半永久地依赖美国，给日本迈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拖后腿。从长远看，右翼教科书将再生出军国主义思想的后代，最终受害最甚者莫过于日本自身。
日本的侵略历史和以南京大屠杀为典型事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不是靠颠倒黑白和强硬耍赖就否定得了的。抵制历史翻案运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是事关日本与他国能否和睦相处的重大问题，而且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和永恒课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一天不停止，日本反省势力和国际舆论的抵制便不会停止。关键仍在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代表和贯彻何种国家意志。日本政府理应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审定错误，挽回其对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不要给开始构筑“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中日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