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特别是在他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成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提出了要进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的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他的这一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他的这一思想逐步发展成熟。研究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发展，在学术上和政治理论宣传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萌芽（1940年至1976年）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为调节各抗日阶级的政治利益采取了“三三制”的政权形式。这是我们党建立民主政权的一个初步尝试。对于如何搞好“三三制”政权建设，邓小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坚决反对“以党治国”的做法。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应是指导与监督。“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①]显然，在人民民主政权还未形成全国规模时，邓小平对于党和政府在政权中的相互关系就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成为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对于人民政权的建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一时期他多是从党的建设角度去考虑政权的民主建设问题的。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种种官僚主义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他尖锐地指出：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②]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着重阐述了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而且他认为，发扬民主，是保证集中统一的前提；“没有了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认识的统一，行动的统一。”“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③]从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注意到要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建设上入手，必须把逐步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前进的方向。“文革”期间，邓小平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政治打击。1973年重新出来工作，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一些具体制度有问题，例如干部制度、国家机关制度等，在这些方面需要进行整顿和调整。1975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通过搞编制，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这个思路表明他已开始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段时期的有关阐述，还显得分散，不系统，着重在干部、编制问题上谈得多。总之，从我党“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一直没有间断对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考虑，这长时期的思索和酝酿，为他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初步形成（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
“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百废待兴。当时，党在酝酿、提出和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思想僵化。思想僵化又同政治体制上的弊端紧密相联，从而构成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最大障碍。邓小平最先认识到这一点。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决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④]“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⑤]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⑥]他针对党内实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着重从推进民主化的角度提出党内民主、干部制度、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加强法制建设等一系列已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也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如官僚主义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家长制问题，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特权问题，机构臃肿、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的问题、干部素质差及知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法制不完备的问题，等等，充分暴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逐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设想。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我们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⑦]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四大”会议上的祝辞中，提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同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限制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和培养接班人问题。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指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等，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⑧]同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上述这些观点对于推动全党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起了重大作用。
1980年8月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不仅系统地论述了为什么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且提出了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实施改革的措施、步骤。从法制角度，他提出要修改宪法，通过宪法的有关规定来限制权力的过分集中，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组织体制的角度，他提出成立书记处，变动国务院领导成员，以改变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通过设立中顾委来发挥老同志的监督、指导和顾问作用，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和年轻化；通过设立各级纪检委，维护党的纪律，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民主化；通过明确分开党和政府的职能，来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将来在条件成熟时还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公司董事会或工厂管委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推广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里的残余影响。邓小平这一讲话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致通过，成为指导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标志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已经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
三、成熟和发展（1981年以后）
1985年以前，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从干部问题方面考虑的比较多。1981年7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选拔中青年干部。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精简问题的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实现干部“四化”，是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的贡献，也是对老干部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如果不实现干部“四化”，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而且“可能要亡党亡国”。同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实现干部“四化”作为本世纪末我们要抓紧的四项工作之一向全党提了出来。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指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10条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9条，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发现人才，提拔人才。邓小平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多次提出干部队伍的建设问题，是因为“文革”后干部队伍的状况不佳。首先是干部队伍的总体素质（政治的、思想的、科学文化的、专业的等等）普遍不高，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次是干部队伍青黄不接。10年“文革”，不但耽误了对这一代青年的培养，也严重影响了对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干部队伍的老化和青黄不接现象已十分严重。这种状况是无法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而且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推进，这个问题在这一时期显得更加突出。因此，邓小平把干部队伍的建设作为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的一项战略任务反复提到全党面前。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使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同年3—4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强调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的改革。1986年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讲了几十次，几乎逢会必讲，党内外都讲。他反复强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⑨]“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⑩]。这一时期，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问题讲得更加具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与前几个阶段相比明显地深化了。这主要表现在：（1）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2）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全面改革中的作用，提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事情要由人来做”(11)。（3）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4）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政府的管理体制：首先是党政分开，改变以党代政的局面；其次是下放权力，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第三是精简机构，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这一阶段还反映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决心坚定。邓小平曾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很复杂的，而且有风险，然而不能因噎废食，停步不前，决心要大，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二是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86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1987年6月，邓小平再次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他还建议中央要找些人议论这件大事，制定改革范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央正式成立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搞调查研究，起草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把它作为十三大政治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情况表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这一阶段不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而且已开始进行规划和实施。
四、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总结
纵观邓小平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可以感到，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事关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长期性的任务，看成是保障我国长治久安，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措施之一，是通过对我国历史与现实进行极其深刻的反思后提出的结论。
1、痛定思痛：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对“文革”进行历史反思的必然结论。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邓小平在总结“文革”这段历史时说，“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最带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就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体制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12)这一科学、正确的论断，反映了邓小平对“文革”产生原因的深刻认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针对有的人偏重于从个人责任方面对“文革”进行总结的倾向，邓小平又及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13)。又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14)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纠缠个人责任引导到从制度上、体制上寻找原因，从而把对“文革”的反思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起来。
应当说，一个比较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根据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文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究其根由，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制具有很多弊端。“文革”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与政治生活中缺少民主有极大的关系。邓小平正是基于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和总结，而进一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
2、反思历史：政治体制改革是铲除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重要条件。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专制主义的遗毒影响很深。解放以后，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今天，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如何继续肃清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封建主义流毒，仍然是最迫切的一个课题，也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之一。邓小平对此具有深刻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15)“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16)由此可见，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把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同在思想上，政治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从多方面指出了封建主义残余在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表现。他说，在我们政治体制的弊端中，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17)而且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位、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划地为牢，以邻为壑；地区、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合作；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邓小平认为，“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18)尤其重要的是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9)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封建主义残余就还会有存在的土壤，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才能够从根本上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反过来说，也只有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够逐步建立起来。
3、立足现实：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客观上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这主要表现在：（1）要求实行党政分开，实现政府对经济管理职能的规范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府机构和各级经济组织适应客观经济规律，并依据其内在要求相对独立行使管理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而党政不分，既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又妨碍了这种职能的充分发挥。（2）要求政企职责分离，转变国家宏观管理方式。经济体制改革否定了传统的由国家统一掌握、支配和经营全民所有生产资料的管理模式，并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形成了政企职责分离的新的经营方式。然而由于政府在宏观管理方式上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变，还时常出现中央放权、地方收权、层层截留的现象，企业的自主权难以真正实现。因而，必须对政府的宏观管理方式进行相应的改革。（3）要求政府内部职能进一步分解，形成国有资产经营体系。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者，而且是国有财产的产权所有者。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双重功能。作为宏观调节者，政府要保证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等一系列目标的实现；作为产权所有者，政府必须关心国有资产的有效使用和不断增殖。因而，在政府内部分解国家宏观管理权与国有财产所有权的职能，形成国有资产经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制企业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4）要求加速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以推进经济民主化。在经济建设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必要条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通过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实现劳动者在不同层次自主联合劳动和对经济进行民主管理的权力。这就必然要求在政治体制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保证经济民主化的实现。（5）要求改革现行政府机构。我国现行政府机构体系的特点是“三强三弱”，即业务主管部门强、咨询服务部门弱；职能机构强、监督机构弱；管理机构强、执法机构弱。这种状况，与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不适应，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针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些现实要求。反复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20)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主要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正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中，向人们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我国目前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干部人事制度、政府管理体制等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是分不开的。今后，我们应逐步地、稳妥地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确立。
收稿日期：1996-03-26
注释：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2页，212页，305—306页。
[④][⑤][⑥][⑦][⑧](13)(14)(15)(16)(17)(18)(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页，143页，144页，176页，270—271页，297页，308—309页，348页，335页，334页335页，336页。
[⑨][⑩](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164页，176页。
(1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7页。
(1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标签：封建主义论文; 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