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马丹丹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在日渐宽松的社会背景下，泰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而在泰国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GO）也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他们在泰国兴办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泰国的社会状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泰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成长迅速，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则开始改变传统的活动方式，大幅削减对泰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援助，转而将关注点放在艾滋病、环保、难民以及人权等问题上，并获得了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尽管如此，泰国特殊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复杂的政治格局，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活动或项目也造成了相应的影响，这些活动和项目无法得到较好的推广并获得良好的反馈。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的活动已逾半个多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其发展活动方式是怎样的，泰国政府怎样对他们进行管理，不同地区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的活动都有哪些特点，影响又如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 泰国；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发展；影响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全球性共同事务的推动下，一些原本致力于本国事务的非政府组织，逐渐将视野转向国际。这些非政府组织大多起源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并在全球问题的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东南亚地区，湄公河流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项目及活动的重点区域。其中，泰国是该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但其在政治民主、人权、环保、艾滋病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活动的主要切入点。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背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的活动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且不同国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梳理和分析泰国范围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基本情况、活动方式及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点，进一步探讨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的影响及发挥的作用。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以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重点。例如美国学者朱莉·费希尔（Julie Fisher）在她的著作《NGO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中认为NGO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NGO可以帮助解决市场和政府无法涉及的各种问题。不过她书中的“第三世界”不仅包括亚洲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并且未进行详细的国别研究。随着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重富真一（Shinichi Shigetomi）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开始对亚洲国家的NGO进行细化研究，其著作《亚洲的国家与NGO：15国比较研究》以大量的、分国别的实证调研为我们理解亚洲NGO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作者认为，抛开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在亚洲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下，亚洲国家的NGO是在国家、市场、社会这三者让渡出的有限空间里实现自身发展的，其发展空间会根据上述三者的变化扩大或缩小，并且具有相当的能动性去改变和争取发展空间。由于泰国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当中NGO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之一，重富真一还与Kasian Tejapira和Apiehart Thongyou两位学者共同完成了《The NGO Way：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s from Thailand》一书，书中对1959～1973年泰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相较于西方学者，国内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成果较少，具体到国别研究的成果则更为有限。如果以“泰国”和“非政府组织”为关键词搜索，仅能找到18篇相关文章。① 2018年12月1日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结果。 但其中不乏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参考价值的文章，例如龚浩群的《泰国的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的演进》、李文的《关于亚洲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甘燕飞的《东南亚非政府组织：源起、现状与前景——以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为例》、喻常森的《非政府组织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上述学者从政治学、历史学等角度对泰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活动以及产生的影响做了较为完整的研究和论述。另外云南大学陈嵩的硕士论文《泰国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张新文的硕士论文《论多元与互动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以越南、缅甸、泰国为例》以及大连海事大学蔡筱洁的硕士论文《泰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研究》也值得一提。著作方面，学者万悦荣的《泰国非政府组织》通过纵向系统描述了泰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历程、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结合个案和实例，分析归纳了泰国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国内关于非政府组织国别研究中屈指可数的研究著作。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于泰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发展及其影响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其中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但是，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在泰国的活动及其影响并未有学者专门涉及，大部分的学者关于INGO的内容仅一笔带过，并没有详细论述INGO在泰国的兴起与发展，活动方式以及具体影响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力图提供INGO在泰国的基本信息，同时也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20世纪50至60年代，泰国境内大部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来自德国、荷兰、瑞士、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多有宗教背景且主要从事慈善事业。例如“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MISEREOR）、“施士面包”（Bread for the World）、“乐施会”（Oxfam Novib）、“ICCO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地球社（TERRE DES HOMME）等。他们在泰国兴办学校，修建医院，提供治疗霍乱、肺气肿和天花等顽疾的药物，扶助贫困和弱势人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泰国社会状况。① 万悦容：《泰国非政府组织》，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进入20世纪70年代，泰国国内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形势紧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受到限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1980年4月泰国政府“第66号令”② 1980年4月，当时的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签署了“第66号令”，宣布大赦，自此泰国的政治氛围逐渐缓和。 发布后，政治氛围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才开始急剧增长，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各项活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泰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工业化发展迅速，GDP逐年攀升。虽然在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总的来说，泰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国民收入都排在大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前列。据此，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泰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中毕业，于是将大量资金转向缅甸、柬埔寨等周边更为落后的国家。目前，在泰国较为活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不是以资金援助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而是以项目为先导，通过互助、公益、教育培训等方式在泰国各地开展活动，其活动领域主要涉及农业、艾滋病、少年儿童发展、可持续发展、人权、劳工、以及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等。
就国别而言，大部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来自欧美日等国，并且在泰国的活动时间较长。在资金来源方面，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由政府资助，资金实力雄厚；还有部分有教会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国际明爱（Caritas Internationalis）等由教会资助。另外还有一些由个人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资金来源大多为个人捐赠，如泰德发展基金会（Thai-Germ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SOS儿童村（SOS Children's Villages）等，其中无国界医生和SOS儿童村因其影响力大、活动范围广，每年同样会从各国政府、机构或联合国获得大量的资金和物质支持。
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并没有一个运行良好的NGO统计系统，所以到目前为止，笔者无法获得所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官方资料，仅能根据现有资料对目前在泰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和统计（见下表）。
表1 ：在泰国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栏表（不完全统计）
三、泰国政府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在西方国家，NGO是作为政府与市场的补充，作为与二者“旗鼓相当”的社会支柱并且是作为市民社会的实现方式看待的。④ 卢芳：《历史地域语境、发展空间与亚洲NGO——读〈亚洲的国家与NGO：15国比较研究〉》，《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年第1期，第221页。 然而由于特定的生存空间和历史背景，日本学者重冨真一认为亚洲NGO是在国家、市场、社会这三方让渡出的空间中发挥作用，它属于“第四部门”。① Shinichi Shigetomi, “Spaces and Performance of NGOs in Thailand:Their Trans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NGO Way: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from Thailand, Institute of Developing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IDE-JETRO),2004,p40. 因此，当面对国家主导社会资源，政治多元化尚未实现，社会配套设施不齐全，经济相对落后的外部环境，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开展的活动必然会与扶贫、发展本地经济、医疗和慈善有关，其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诊所、医院、学校甚至是小额信贷公司。并且，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活动的目标不是效率与公平，而是受益人数的绝对值和比例，尤其是致力于农村发展，艾滋病防治、社会边缘人关怀等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更是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在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活动的NGO除了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组织性等五个特点之外，还应加上利他型和慈善性。② 卢芳：《历史地域语境、发展空间与亚洲NGO——读〈亚洲的国家与NGO：15国比较研究〉》，《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年第1期，第223页。
在具体操作方面，条例规定外国非政府组织可以有四种活动类型，他们分别为：第一，在泰国设立办事处并开展各类活动，或将其工作人员转移到泰国办事处；第二种，实际上并不在泰国工作，但将给泰国提供资金或其他类型的援助；第三种，在泰国举办一次研讨会；第四种，在泰国举办讨论会并提供资金或其他类型的援助。② Siam Legal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NGOs in Thailand”.https://www.siam-legal.com/thailand-law/requirements-for-the-application-of-foreign-ngos-in-thailand/. 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获准以上述任何一种方式开展活动，委员会将颁发有效期不超过两年的许可证。在这两年中，非政府组织必须对自己开展的活动或项目进行评估，每6个月要向委员会提交一份详细的活动报告。如果有非政府组织不遵守相关规定，委员会可以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如果该组织不接受整改，则其活动会被中止或取消。③ Colin McQuistan, Saowalak Markphaengthong and Jitkasem Permpatr, “Non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in Thailand: A general overview with emphasis on North Eastern Thailand Current status and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Assistance 5771, Poverty Reduction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Remot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 Watersheds Project (Phase I),2000, p18.
另外根据规定，不同的活动类型需提供不同的申请材料。仅以第一种活动方式为例，国际非政府组织需以书面形式提交有关的组织、项目、方案等内容，同时还需提交由本国使、领馆出具的有关其目标、名称、董事会、资金来源及收入等证明文件。④ Siam Legal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NGOs in Thailand”.https://www.siam-legal.com/thailand-law/requirements-for-the-application-of-foreign-ngos-in-thailand/. 由于泰国行政体系十分复杂，资料提交和审批的等待时间十分漫长。因此，考虑到时间成本等问题，一些主要从事慈善、教育、环保等方面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另辟蹊径，选择在泰国成立基金会以便快速开展工作。根据泰国的法律，基金会也属于非营利实体，注册于泰国内政部，成立的条件和流程相对简单① 在泰国成立一个基金会仅需要最少3名董事会成员（成员可以是泰国人也可以是合法具有他国国籍的外国人），还需要去银行开具一个接受至少200000泰铢（约40000人民币）捐款的存单即可。 ，省时省力。于是，这就导致了泰国政府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并不集中，出现了由多个机构或部门负责管理同类问题的局面。关于这个问题，泰国政府也正在考虑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探索新的管理模式。目前，相关草案已经出台，并得到了各方积极的回应。
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的主要活动方式
上文中提到，根据泰国法律规定，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有四种活动方式类型。这四种活动类型都属于较为宏观的法律概念。在实际操作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法律框架内，主要以下列几种具体的方式来开展各自的活动。
将烤鸭皮肉分离，每组样品三组平行，三次重复，处理成厚约1cm，表面平整的待测样品，并分别依次编号，使用电子眼在D65光源下进行直接测定烤鸭样品表面的亮度值L*、红度值a*、黄度值b*，计算平均值。
（一）提供资金援助与支持
上一期的文章里，作者为我们主要介绍了传统金属材质的创新。除了耳熟能详的贵金属材质之外，还有高科技陶瓷在腕表领域的广泛运用。本期内容，作者将为我们带来更多不同材质腕表的详细解读，从表盘麦秸秆、刺绣、羽毛、陨石材质的别出心裁，到机心硅游丝材质的创新独到，真可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腕表品牌研发团队做不到的事了。
（二）开展教育与培训
近几年来，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泰国的“境外劳工”群体。这个群体从事着所谓的“3-D”工作（即Dirty；Dangerous；Difficult），大多来自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周边国家，并且没有取得合法的劳工身份。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外来劳工”在泰国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泰国经常因此遭受到国际社会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抨击和指责。面对这一社会难题，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介入。他们给予“外来劳工”各方面的帮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泰国政府的压力。例如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该组织在泰国内政部的支持下，与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如泰国律师协会和国家人权委员会）建立联系和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主要向泰国境内的劳工提供初级保健、卫生以及法律服务。他们经常带着律师、医师、技术人员以及翻译前往劳工所在的社区，为劳工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类似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国际关爱（CARE International），他们在2005～2012年间为40万劳工提供了艾滋病以及性病方面的预防、咨询、教育以及治疗服务；② CARE International, “ASIA CARE Asia Impact Report released”， https://www.care-international.org/news/press-releases/asia-care-asia-impact-report-released. 另外根据泰国的一项新的法律规定：非政府组织可以雇佣“境外劳工”，国际关爱因此培训和雇佣了一些劳工，让他们为社区工作或者去医院协助翻译。
此类活动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选择相同或类似的领域进行活动，项目内容重复率较高，对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浪费。其次，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内部人员并不是以平等的姿态面对他们所教育和培训的对象，使得当地的村民觉得和这些“外来人”有距离感，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得不到预期效果。最后，由于受到传统佛教文化的影响，一些泰国当地村民安贫乐道，对于改善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因此对非政府组织带来的利好项目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也使得一些项目的开展面临困难。
快进城时，司机停下车，冲车厢里的夏冰喊，“到了，货车白天不能进城。”夏冰提了包裹跳下车，路边几个嬉戏的孩子偷偷地看他。他疑惑地在脸上抹了抹。那群孩子哄笑一声，散开了。夏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黑黢黢的像是一块木炭，便也笑了。他在路旁一处小院里看到一口装有压水器的井，跑上去，按动手柄，取了一桶水，洗了手，洗了脸，又把衣服仔仔细细地拍打了一回，重新上路。
（三）参与解决社会难题
目前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选择在泰国开展农业发展、艾滋病、环保等领域的活动。他们深入到泰国各地，以教育和培训的方式开展活动。这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大多来自日本。他们在泰国的山区和农村帮助农民创收，提高生存能力；在泰国医院、学校、社区、红灯区和边境普及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在森林和海边培养当地人的环保意识。类似的组织还有成立于华盛顿的“国际关注机构”。这个组织在泰国的山区和农村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发展计划，致力于教育当地农民如何种植经济作物，如何加工农作物，如果把产品投入市场，如何合作劳作等。① 万悦容：《泰国非政府组织》，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可以说他们在促进地区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帮助山区人民脱贫等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但是，并不是所有对“境外劳工”的帮助都如上述例子那般到位，有的可能只是为了做秀。例如国际正义使命团(IJM)，他们在泰国将调查人员派遣到卖淫地区长期卧底，并将收集到的证据和资料提交给泰国政府，随后带领警察“突袭”红灯区，“救”出那些被迫卖淫的境外妇女。实际上，IJM并不关心那些被“救出”妇女今后的生存问题，也不对他们进行其它的职业培训，他们只关心这次又“救出”多少人并在网站上进行宣传报道，而那些因“突袭”而失业的妇女在不久之后又会重操旧业。
冬日下的高楼村犹如一幅漂亮的山水画卷，层层绿树环绕，处处花草吐香，景色格外迷人，满眼美丽景观。村落整齐划一，花园美观别致，房前屋后卫生整洁，农户家中窗明几净，街巷庭院绿草如茵。宽阔平坦的马路两旁，墙上多种主题的彩绘栩栩如生，蓝天白云衬托下的农家小院显得干净而温馨。夜色初上，循着整齐的路灯，村民们或三三两两沿着景观大道休闲散步，或在文化活动广场上集中活动：有的跳起广场舞、有的玩耍嬉闹、有的打球锻炼身体、有的在农家书屋看书学习。昔日的偏远小村焕发出独具魅力的迷人容颜，到处展现着一幅文明和谐的乡村画卷。
现代风险导向的内部审计工作是评估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保证，以此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是必要的手段之一，风险内部审计模式和风险管理机制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而服务的。在任何企业中都会有奖罚制度，不管员工表现的好与坏都会有评估机制做判断，企业要想使风险管理机制不利于形式，真正的落实执行，就离不开责任的追究机制。也就是说，有责任的同时也会有权力的存在，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就可以避免一些人员逃脱关系，推卸责任，在这样的机制下也会同样的促进企业的各项发展和业绩的提升。
（四）借助舆论影响寻求政策支持
网络和媒体的发展，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参与形式。面对某些热点议题，国际非政府组织虽然无法直接干预一国的政治决策和问题治理，但可以依靠网络和媒体绕开政府主体直接与利益群众接触，获得更大的支持力量。通过媒体和网络，国际非政府组织把自己的最新见解及有价值的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传达给全球公众和各国政府，多角度地劝说政策制定主体改变政策导向以及处理相关事务的办法。① 汪加引：《互联网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运行机理的影响研究》，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20页。 正如学者龚浩群所说，“NGO运动的最终目标不是反对政府，而是通过倡议来改变政府的某些政策，寻求更合理的制度与法律安排”。2009年3月，位于泰国清迈北部的Mae Moh村的Mae Moh电厂的污染问题引起了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如探索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的关注。他们与泰国当地的NGO一起多次针对电厂开展污染调查活动，发布污染评估报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利用网络、刊物等媒介公开电厂污染对村民健康造成的严重伤害，并呼吁当局给予妥善处理。这些活动引起了泰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泰国各大报刊，如《民族报》（The Nation）、《曼谷邮报》（The Bangkok Post）等都采访报道与之相关的新闻，使污染事件受到了泰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② 杨朝辉：《非政府组织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影响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37页。 得益于媒体的关注和曝光，事件最终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村民们得到了泰国国家发电局的高额赔偿。
提供资金援助与支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这一方式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如果执行到位，监管有力则可以达到很好的援助效果。但是，资金援助也存在短板，即国际非政府组织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实际的活动中去，并且接受大量外来资金的本土机构很有可能被利用，从而达到援助国的某些政治或经济目的。例如，2006年，泰国前总理他信因国内军事政变被迫下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以支持泰国民主运动的名义，给予泰国境内支持他信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大量资金，其中“人权律师协会”经常以代表美国的口吻发表支持的“红巾军”的言论，最终因各种罪行而遭到逮捕和指控。② Tony Cartalucci,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An Instrument of “Regime Change”Financed by Wall Street，June 24, 2016，website of Global Research,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e-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ned-an-instrument-of-regime-change-financed-by-wall-street/5532602. 因此，泰国政府对单纯提供资金援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另外，随着泰国摘掉“低收入国家”的帽子，资金援助早已不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泰国的主要活动方式。
五、在泰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点
（一）美国的INGO：活动时间长，项目内容广，政治倾向强烈
与美国的INGO相比，来自欧洲国家的INGO活动时间相对较短，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活动时间最长的是国际明爱（Caritas Internationalis），时间为45年，最短的是今日植树基金（Plant a tree Today Foundation），仅12年。他们中有的由教会创立，有的由私人或专业人士创立，虽然起源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慈善和环保事业，他们关注儿童的健康与教育，艾滋病的防控、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保护等等，可以说他们很好地体现了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是真正的慈善家和环保主义者。另外，一些来自欧洲国家的INGO也是著名的人权活动者，例如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一直在关注泰国的人权状况，经常因克伦人问题或军政府的执政方式问题向泰国“发难”。
（二）欧洲的INGO：慈善家、环保主义者和人权卫士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INGO相比，美国的INGO在泰国开展活动的时间是最长的。其中亚洲基金（Asia Foundation））和温洛克国际（Winrock International）在泰国活动的时间已经长达65年和64年。其次，美国的INGO在泰国开展项目的内容也非常多样化，涉及人权、环保、教育、社区发展等。较为特殊的是：与一般的INGO远离政治、保持中立截然不同，美国INGO的许多项目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依然以亚洲基金（Asia Foundation）为例，在其近几年的泰国年度报告中，“促进泰美双边关系”是被单独提出来进行说明和论述的，报告中提到：“亚洲基金协助泰国外交部加深与美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联系，为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另一个例子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在2017年，它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支持泰国反腐败的制度化、加强泰国的司法公正、培育底层民众的民主价值观，可以说很好地保持了其一贯的风格。最后，几乎所有的美国INGO都有政府的资金支持，且支持力度不小。另外，这些INGO都有驻泰办事处和固定的工作人员。
（三）日本的INGO：注重教育和人才培养，活动方式与ODA类似
尽管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对泰国的经济水平做出评估后，开始大幅减少资金援助。根据2013年泰国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国外捐助资金仅占泰国NGO收入的0.03%。② The 201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urvey，2013，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in Thailand. 截止到2016年，极少数的泰国NGO从外国捐助者那里获得资金，他们大部分的资金均来自国内捐助以及政府机构。③ Theerapat Ungsuchaval，“NGOization of Civil Society as Unintended Consequence? Premises on the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andIts Pressures Towards NGOs in Thailand”，paper presented to “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 Sector Research”, Ersta Sköndal University College,Stockholm, Sweden, June 28 - July 1, 2016.
六、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产生的社会效应及影响
（一）早期资金援助促进了泰国经济的发展
在20世纪80、90年代初，泰国接受了大量的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援助，这些外资以两种方式促进了泰国经济的增长。一种为自上而下的方式。发达国家通过NGO开展的资金援助，基本以政府购买服务，补助金、合作协议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通过与政府的协调与合作，一方面有援助之实，另一方面也打着自己的算盘。例如美国合作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撬动国际NGO和跨国企业的资源，① 杨义凤，邓国胜：《发达国家的NGO参与对外援助的制度比较与经验借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4期，第230页。 日本的NGO通过ODA（政府开发援助）进行的资金援助也有很多附加条件，如明确表示某些项目必须由日本企业进行投资和运作等。另一种为自下而上的方式。除了与政府合作，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还将资金直接投入到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相关的项目上，通过帮助底层民众研究种植技术，提高个人和社区的综合素质，促进生产，增加收入，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
在泰国，日本INGO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教育和人才培养，其项目最大的受众是儿童、妇女以及农民，并且活动方式与ODA类似。例如地球市民会（Terra people Assocoation）和国际产业精神文化促进会（Organization for industrial,spiritual and cultural advancement）。他们不仅会向泰国贫困山区的儿童提供教育奖学金，还提供赴日留学或交流的机会；同时也会把奖学金提供给山区的农民，鼓励他们进行技能培训，用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而在活动方式上，日本的INGO主要开展人才派遣、物资供给、信息提供和调查研究等活动，其中人才派遣比重最大。① 日本国际协力NGO中心（JANIC）网站：https://www.janic.org/en/data.html. 由于项目内容倾向于教育和培训，日本INGO通常会派遣许多本国优秀的人才长期进驻项目组进行支援、培训以及信息反馈，而这与日本对外援助（ODA）的方式十分类似。最后，在资金来源方面，几乎所有的INGO都得到了日本外务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以及各大财团的支持。其中JICA是日本政府ODA的主要执行机构，这也就解释了日本INGO的活动方式与ODA类似的原因。
（二）填补了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空隙
根据泰国法律，国际非政府组织被定义为“私人机构或接受外国政府支持的机构、组织、或团体”，① Chaninat & Leeds Ltd.， “Thail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s) Registration”.http://www.thailand-lawyer.com/Thailand-NGO.html. 他们需要向社会发展和人类安全部（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提出注册申请并需获得相应的许可，之后才能在当地设立办事处或进行一系列活动。在泰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律条款主要有以下两项：一是1998年颁布的《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关于外国私营组织进入泰国经营的条例》，二是2000年颁布的《审议外国私营组织进入泰国的管理原则和关于外国私营组织进入泰国开展业务和在泰国设立区域办事处的指导条例》。另外，泰国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私营组织入境问题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批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泰国开展活动的合法性。审批的关键主要取决于活动是否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是否能维持泰国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目的和运作方式是否得到了许可？是否有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该活动是否对泰国有利？① Siam Legal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a Foreig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ailand”. https://www.siam-legal.com/thailand-law/operating-a-foreign-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in-thailand/.
今后外保温防火研究的重点应是通过对大量外保温火灾案例的精准分析，与现有技术规定进行逐一比对，以论证现有防火规定的科学性并发现其不足之处，逐渐修正、完善外保温防火技术要求，不断提高外保温防火的技术安全水平。
（三）对泰国本土NGO进行了重塑
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相比，泰国本土的NGO有着数量多，规模小，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很多NGO因资金来源不稳、管理不善、人员流失等原因，在成立不久之后就停止活动甚至解散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活动期间，其规范、成熟的操作模式为泰国本土NGO做了良好的示范，并起到了重塑本土NGO的作用。通过合作、培训等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提高了本土NGO的专业知识水平；规范了日常管理模式；引进资金监管机制；用与员工签订合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员的流动性；培养本土NGO把看到的“问题”转化为“项目”的能力。这样的重塑，使得一些有潜力的本土NGO在没有国外资金支持的条件下也能自我发展壮大。尽管有学者批评泰国NGO从里到外的西化容易成为西方国家渗透的工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学习“西方”的管理模式和制度框架确实对泰国NGO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扮演了重要的社会动员角色
泰国是东南亚地区唯一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其传统宗教和文化保留得较为完整；其中庇护制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简而言之，庇护制就是指在双方关系中，地位较高的一方拥有较多的资源和权力，成为庇护者，而地位较低的一方以被庇护的姿态接受对方提供的安全、精神、物质等资源，并用效忠、孝敬等其他形式的利益作为交换，这种庇护关系几乎是不可逆的。可以说，庇护制文化在泰国已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渗透在泰国人的血液中，但这种价值观与西方公民社会的理念是相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泰国开展活动，设立基金会，鼓励人们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国家的发展献言献策，教导人们争取更多的权利为泰国社会民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撬动了泰国庇护制文化这块岩石，改变了泰国人被动、依赖的性格，增强了泰国人民自主、自治、自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泰国草根阶层的民主启蒙和政治引导，也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2009年“红衫军”对新政府的暴力抗议，就是典型的例子。
（五）帮助本土草根运动成为国际网络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草根运动的影响力很难上升到国家甚至是国际层面，但如果有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和引导，其影响力和活动效果则会有很大的提升。泰国艾滋病药物仿制和签发强制许可①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定，一国在处于紧急状态或为了公共利益，又或在公共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况下，国家有权对受专利保护的药品进行强制仿制生产或进口仿制药品，无需与产权所有人谈判磋商，只需迅速通知即可。 就是这样一个事例。20世纪90年代，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三联疗法（即“鸡尾酒疗法”）开始在发达国家进行推广并获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因知识产权的限制，此药价格昂贵，泰国患者只能望而却步。面对这一困境，一个自救型的草根非政府组织泰国感染者网络（TNP+）提出了“获得药物”运动，但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幸运的是无国界医生（比利时）、第三世界网络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主动联系TNP+，并提出支持与合作。终于在2006年11月，泰国卫生部顶住了国内外强大的压力对拥有专利权的一线艾滋病药物依菲韦仑发布了强制许可，开创了东南亚地区签发强制许可的先例。
式中，Tri为单个污染物的毒性响应系数。Hakanson提出的毒性响应系数值：Cd=30，Pb=Cu=Ni=5，Mn=2，Zn=1。Cif为某一金属的污染参数，Cis为表层土壤中重金属的实测含量，Cin为计算所需的参比值，RI为n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
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糖水平较正常人高，因此尿液中含有大量的葡萄糖，这种环境给细菌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着细菌繁殖能力的增强，且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比较差，机体功能有所衰减，杀菌功能减弱，是非常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该研究以2016年3月—2018年4月期间该院收治的86例2型糖尿病合并尿路感染的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临床资料进行整理总结。探讨分析了2型糖尿病患者尿路感染的临床特点，为尿路感染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降低糖尿病合并尿路感染的发生率提出了措施，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另一方面，通过INGO将泰国本土草根运动上升到国际层面也会带来一些不可估量的负面效应。例如，1994年在泰国白门大坝（Pak Mun Dam）建成后，政府对居民安置和渔业破坏等问题处理不当，当地的抗议活动通过INGO的国际网络传遍世界，使泰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关于白门大坝的斗争，已成为全球“反坝运动”的重要标志。② Julian Kirchherr, Teerapong Pomun and Matthew J. Walton，“Mapp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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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cles Projects’: The Case Of Thailand’S (As Yet Unbuilt) Kaeng Suea Ten Da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 Int. Dev. (2016). 此后泰国诸多建坝工程均受到当地民众、环境组织等多方阻挠，以Kaeng Suea Ten 大坝为例，到2018年已被迫停工长达38年，给泰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七、结论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INGO在泰国的活动已有60余年。在这几十年间，他们从一开始的慈善机构，发展成为泰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泰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INGO成功地找到了自己多样性的角色定位：他们是医者、师者，也是监督者，他们在推动泰国经济发展、构建公民社会以及促进政府“善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麻烦制造者”，部分INGO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将跨境问题人权化，或将环境问题极端化，他们的行为也给泰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不过，泰国与INGO之间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近几年来泰国政局持续动荡，2014年政变以来，军政府开始对言论、集会和结社等权利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对INGO在泰国的活动造成了影响。笔者通过查阅部分非政府组织的年度报告发现：自2015年起，许多致力于医疗、环保、妇女儿童保护、教育等方面的INGO对在泰项目的介绍和叙述变得十分简要，并且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在泰国开展新项目的计划。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泰国国内政局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笔者认为，将来INGO并不会因泰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而放弃在泰的活动，那些致力于人权、平等以及民主的非政府组织甚至会更加关注泰国。另外，在活动内容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会持续开展与艾滋病相关的项目，也会继续关注泰国山区的平民、妇女和儿童的生存和发展，但他们今后可能会更加关注外来劳工，泰缅跨境民族、湄公河流域水坝建设等涉及泰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问题，这些将会是今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关注的重点。
中图分类号： D73/77.8(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3—0034—15
作者简介： 马丹丹（1986～），女，曲靖师范学院助教。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活动的现状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项目号为17XGJ00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