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力[1]2004年在《美国华人女性作家的民族情结》文中提出本文是研究华人女性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论文。作者选择，于梨华、查建英、谭恩美作为美国华人女性作家的代表，从文化主题，文本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边缘的多重性，女性文学与封建传统意识四个方面，围绕华人女性作家的民族情结展开讨论。 美国的华人女性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短兵相接的前沿阵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在崛起的文化大国，文化建设是摆在首位的。华人女性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并非句句都是真理，在探讨华人女性文学贡献与不足的同时，要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华人女性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扬还是弃，评价的前提则已经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有着深深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如何看待民族文化，如何总结自身文化的优缺点，是进行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杨华[2]2012年在《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指出本文以20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从庞杂的美华文学文本中梳理归纳出四种“中国形象”类型：伦理中国、草根中国、诗性中国、现代中国。这四种形象类型涵盖了两种语言(汉语和英语)和不同体裁的美国华人文本对中国的表述。选择这几类中国形象进行论述,主要是因为这几种角度可以较好地概括美华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海外中国人在文化碰撞时对血缘国多维度的反观视角、表述策略和文化反思样式。伦理中国、草根中国、诗性中国、现代中国这四种形象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包容,共同构成丰厚复杂的中国形象。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绪论对国内外中国形象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列出了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采用的研究方法。这部分辨析了形象、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自我与他者等概念。华文文学以汉语写作为核心概念,标示语种文学的界限。华人文学则强调创作主体的族裔身份,涵盖华人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本文采用“华人文学”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中国”这一血缘背景,强调文化母体在空间“移位者”身份认定中起到的作用。在文本选择上,以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为主,旁及台湾旅美华人文学,以及一些很难归属于某种作家群体但写作卓有成绩的华人作家。本文选取的这些华人作家,其创作有明显的全球意识和文化对比意识,和单一文化背景下的写作相比,这些作家写作的主题、视角、风格都明显不同。论文第一章从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命伦理叁个层面探讨了伦理中国形象。中国伦理直接映射在海外中国式家庭对人物情感和行动的影响,无论是接受、抗争,或是批判性审视,都脱不掉这个文化传统。第一节家庭伦理部分首先分析了为什么伦理主题在美华文学中很多见,因为它反映了不同时代、教育背景、社会环境、东西文化交织下的一些深层问题。新移民文学经常关涉婚姻对人的束缚；华裔家庭由于异族通婚的可能性较大,文化冲突的尖锐性就更明显,华裔遇到的文化身份认同更加模棱两可。华裔家庭的生活因太过重视人伦关系而具有其他族裔所没有的压力与道德内省,这成为阻碍第二代华裔个性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在许多华裔作品的描述中,人物希望通过个人努力,通过对长辈的反叛来实现自己的个体意识与尊严。在此类作品中,中国形象以家为本位的特征非常明显。第二节社会伦理部分分析了荒诞岁月的非理性集体人格和居美华人的人格面具问题。人格面具的存在表明了居美国华人文化身份中具有双重人格,论文据此指出华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源于不平等的族裔交往,是两种文化体系在个体身上进行的拉锯战对人格造成的撕裂所致。第叁节生命伦理部分从重生的生死观、乐生的生活观,慎独的内省方式,以柔克刚的处事态度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生命伦理在海外的变异与发展。总之,在美国华人文学中,尽管也书写了中国传统伦理压抑人性、保守封闭的一面,但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是重情恋家的家庭观念、仁爱友善的道德伦理观和健康进取的生命观。论文第二章讨论了草根中国形象。草根经验的表述和草根移民历史的再现始终是美国华人文学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代表了一个不能忽视的流脉,与留学生文学、知识分子写作或中产阶级文学以及自由主义写作共同构成美华文学的完整的历史图谱。草根中国形象集中体现为底层中国人的形象,这在美华文学中主要表现为叁种类型：一是大陆乡土社会(中原农耕文明)中的贫苦农民,二是岭南文化中的农民通过移民转化而成的异国都市平民,叁是八十年代以来赴美打工的低知识阶层新移民。他们所体现的“草根力量”,乃是天然根植于民间的一种文化内部力量,带有自发性的生生不息,柔弱的表象内里是坚韧的品质,能够承受巨大的外力。本章首先从左翼叙事海外延伸的角度,重点解读了黄运基的长篇小说,认为无论是人物设计上的引路人形象,还是“革命加恋爱”的结构模式,对场景、人物和心理的速写式勾勒,以及纪实性和自传性等方面,他的小说都对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左翼叙事的传统。接下来论证了华裔作家书写祖先移民史具有“记忆政治”的意义,指出他们通过回顾祖先在美国采矿、修铁路、开垦种植园的经历,重新发现和再现了百年来“隐匿的历史”,以证明华裔在美国生存的合法权利。唐人街那来自底层的声音,深沉地传递着华人在美国的坎坷经历和艰苦人生,而小人物的韧、善、美也从唐人街叙事中自然呈现出来。中国民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重义轻利、礼尚往来、自强不息等方面的集体无意识,在草根们的血液中流淌,也必然长久地照亮着海外华人寻找精神家园的道路。本节还注意到,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属于职业化的社会阶层,本身就身处民间社会,所以根本没有草根与精英的分野,他们的平等意识和平视眼光就分外鲜明。这种身份意识被美华作家所汲取；同时,美华作家多有打工经历或至少也熟悉打工生活,所以在他们笔下,劳心与劳力的分野不再是不可跨越,他们所体现的是底层移民虽贫贱如草却仍旧梦想“舞”动人生、鹰击长空的坚定信念。本章还运用跨国移民理论分析反映早期移民生活的作品,认识到出洋的广东乡村农民不是因动荡和穷困而背井离乡的被动者,反而是敢于挑战、改变自身经济地位的开拓者。早期移民的心态是中华海洋文化特别是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珠江文化自古以来务实、敏锐、争先,因吸纳海洋文化精华而封闭意识和保守性较少,开放性和先进性成份多。老一代移民及其后代被打上珠江文化的印记,以雄强进取的精神对接积极向上的美国精神,但又抵御极端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的侵入,彰显出珠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客观上构成了对闭锁困守的中国形象的一种反驳。第叁章诗性中国形象阐述华人对文化中国的审美想象。文化层面的中国和现实中国构成了某种对立与补充关系,换言之,美国华人作家不满社会生活层面的中国时,“文化的中国”往往成了他们想象性的精神补偿,成为他们的诗意家园。本章分析了林语堂的多部英文作品,认为林语堂有意识地将优雅、闲适、安详的中国形象传递给西方人,对于改观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疲弱、愚昧的形象起到了良好作用。林语堂对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注重审美感受的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阐扬,也有其不足之处。他展示给外国人的中国形象,是经过萃取和删减的雅化中国。美国读者可以借“闲适”的趣味来慰藉忙碌的现实所导致的精神紧张,却很难以此增进对现代中国的了解。王鼎钧在抗战的纷飞战火中离家再未能返回,所以中国形象在他笔下美则美矣,却有着乱世罹忧的大哀痛,也因此造就了他沉郁顿挫的乡愁美学。诗人张错则沉潜古文物,在现代时空中考察过往历史事件,抒发怀古幽情并对存在进行哲学追问。裴在美将昔日台北和今日纽约并置,揭示喧嚣骚动的的都市永远无法取代宁静悠长的原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片面发展经济所导致的价值混乱发展给不少作家带来精神的冲击,他们选择了文化返身,向古老的诗意中国致敬,将乡愁提升到文化乡愁的层次。本章还解读了木心的诗歌和散文,认为木心通过在观念世界里漫游,执着地表达出他的怀乡诉求。在不断回望人类曾经拥有的文明、文化甚而精英个体生命矜贵的品性的同时,过去的文化在木心的选择性书写中获得再一次的想象性的生成,生成为木心理想的精神故园。第四章分析了现代中国形象在美国华人文学中的构建与缺席。从19世纪中叶至今,劳工潮、留学热、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到美国去”的潮流方兴未艾,根本动因在于中美经济的巨大落差,国人对于现代性的急切追求和渴望。华人文学首先流露出中国人追寻现代化的心理。本章第一节探讨华人作家怎样为国内读者展示了他们眼中的“美国”。越界后的“中国人”塑造的“美国”形象,既说明了中国对西方“怎么看”和“看什么”,也表现出中国对自我的想象方式。美国被视为现代化的终点,各类型的移民面对西方时震惊、失落、艳羡种种情绪交织一体。本节还从“人的体验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这一视角出发,论证了体验的现代性从根本上代表着现代中国人(民族群体和个体)在世界上的生存价值或地位问题。移民作为第叁世界的个体目击和亲历第一世界的故事,更为直接和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他们追求个人价值和自我的实现,强调心灵的解放和自由,但又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诸如文化差异、文化反思、追求财富、追求感受的丰富等等很多崭新的现代性体验。第二节分析了新移民作家观察和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弊病的角度。本文认识到,叙述者依据西式的文化参照体系和价值标准审视作为国族象征的罗坎村(袁劲梅)、史屯(严歌苓)、大岛(刘索拉),既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刻洞见,又保留了启蒙话语那种对中国文化结构的批判思路。他们反思东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寻找中国人爱面子、讲人情、特权意识等为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有其共性特征。美国作为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在”,正预示着启动“改革”、全面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的“将来”。华人作家们意识到西方文明(现代文明)的弊病,并做了理性的反思,希望中国不要再重蹈其覆辙,走出符合带有自己特性的现代化之路。第叁节从视域扩大、华人女性在西方“再社会化”的成功、世界人新质的获得叁个角度探讨了美国华人现代身份的构建。现代“职场”取代了传统的社群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和生存体验之所,新一代华人在身份上完成了他们的“现代化转型”。他们不仅获得了对于现代人而言是立身之本的专业技能,更关键地是获得了对职业角色和职业身份的体认。第四节探讨美国华人作家构建中国形象的缺失不足。指出无论是新移民作家还是华裔作家,均未逃脱美国社会对中国所持主流话语的影响,在局部和细节上难免有“自我东方化”之嫌。然而应该看到,华人文学可以启发我们采取“互为主观”的认识方法。很有价值的一点是,我们在外国文学中看到了“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无论扭曲程度如何)。于是,本民族作为他者被观察和被投射,这种被看的意义非常重要。突破我们视界的封闭,或许能发现许多曾经是盲点的部位,进行一些有益的思索。通过对美国华人文学作品的分析和归纳,本文在结语中指出,写作使用的语种及作品指向的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作者身份这叁点是决定某个特定中国形象的主要原因。在美国文化语境中,除了种族、族裔以及性别这叁种主要的身份标志以外,作者的社会阶层、政治倾向、职业特征、在中国的境遇等因素,也对塑造中国形象有直接的影响。华人文学在书写中国题材和异域华人生活时,实际上内含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变迁。美国华人塑造的中国形象展示出中国的各种面相：它既可以描写中国历史的阴暗面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揭露“文革”的残酷面影和对人性的毁灭性打击,刻画底层民众的生活习性和劣根性；它也可以书写记忆缅怀中的虚实相间的审美之乡,或展示草根移民雄强进取的精神和生生不息的力量,或回顾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的艰难前行。前者不是“新东方主义”,后者也不是“东方中心主义”。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是美华作家回应主流文化的一种叙事策略和生存策略。美国华人文学最醒目的成就并不是中国形象的完美呈现,而是海外作家直面自己母体文化时大胆的精神挑战。美国华人文学具有双重文化视野、双重文化传承,用双重视角描写出的中国形象表述着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想象和态度,同时述说着他们在居住国的生活境遇、生活欲望和梦想。实际上恰恰是多重形象才能无限趋近完整的中国形象。
晋胜男[3]2012年在《近叁十年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移民潮流的加剧,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了流散文学这一新的文化现象,伴随着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出现的流散写作,呈现出一种日益繁荣的局面。从文学的角度看,流散写作是有其发展历程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流亡作家写作。在当代世界文学中,流散写作呈现出一种繁荣状态,不少流散作家的创作引起世界性关注。特别是近叁十年,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女作家以她们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她们离开原有的民族国家,移民到美国,长期定居在美国,受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但是她们并不能割断母族文化从血缘和文化上对她们的影响,于是,她们的作品具有多重的文化意义,她们往往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她们的身份认同和艺术追求。本文旨从比较文学跨文化的角度,对近叁十年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总结和研究。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介绍了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的发展演变,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分别对流散写作的兴起、传统和历史演变,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的发展阶段及近叁十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第二章对近叁十年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进行分类总结并以汤婷婷、谭恩美和严歌苓为代表性作家分析其特点。第叁章探究近叁十年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创作视角,分别以其对漂泊经历的关注、对文化本源的回望、对自我生命的记录、多样化的叙事模式和文化身份认同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第叁章是本篇论文的重点,通过对近叁十年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近叁十年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的独特性有更全面的把握。总之,通过分析研究近叁十年来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无论她们是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崇尚美国文化,我们可以在其作品中看出,身处异质文化之间的她们在面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所表现出的焦虑、困惑和追问。也正是因为有如此特殊的多元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使得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流散写作在世界文学中表现出鲜明的独特性。
宋晓英[4]2006年在《精神追寻与生存突围》文中认为以“大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学”格局为视野,以“个体生存”的女性“自我”为切入点,以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批评等理论为研究方法,本论文对欧美华人女作家纪实性作品中的女性自我书写现象进行系统考察与梳理,提出“女性自我书写”与“女性个体生存观”等概念,试图建立起世纪之交欧美华人女作家纪实性自我书写创作批评的整体框架,并对相关现象进行适当的命名与阐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陆出身的华人女作家纪实性作品中的自我书写文本在海外时有获奖并在国内图书市场大量刊行,跨族裔、跨文化的身份与女性性别视角构成其创作立场、写作策略与华裔新移民文学中男性写作、亚裔后代的女性西语写作,以及大陆女性文学、纪实文学的差异,考辨其文化立场与审美追求的特异性会为世界华人文学、大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文学批评界虽然在华人女作家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对其纪实性自我书写创作现象尚缺乏整体性认知与逻辑性概括,语言的限制与文本流通是主要原因,批评者对文本文学性及作家西化立场的质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以西文原创的文本是否在一定的程度上迎合了西方读者的“东方性”想象,以中文原创的文本是否主观性地褒扬了作家的西方经验?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实际上遮蔽了对其具体文本思想意蕴与艺术质地的深入剖析。论文所涉及大部分文本的相关评论尚不多见,从生存本位、女性“自我”存在、文化建构、审美特质等视角进行论析的文章几乎没有。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辨析,论者发现作家的创作意图主要在于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对个体存在的女性“自我”身份进行追寻与探索,本着还原或者把握对象“本真意义”的批评原则,突破民族、政治、伦理等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对创作现象进行开掘,能够对相关误读加以勘正,为华人女性文学创作批评提供一个新的视点。论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揭示作家的创作意图与文本的客观意义:首先,作家所着力表现的是个体生存意义上“人”的“自我”,通过文本把女性还原成“个体生存的”人,这是一种“生存论”的观点与人本主义立场;第二,是性别视野中的女性“自我”,强调被遮蔽在男权政治、家族利益与集体天空之下的女性主体性自觉;第叁,是“现代人”“存在”意义上的哲学探寻。作家认同存在主义的人生悲剧观,着力表现人物如何通过行动的“选择”找到真正
詹乔[5]2007年在《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史为线索，以美国主流社会中流传的中国套话为参照，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对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梳理，进而分析了其产生的政治、历史原因，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区别于美国白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一种自成一格的，包含了“局内人”眼光的，华裔“自塑形象”和“异国形象”的混合体，有鉴于作家个人经历和写作时代背景的差异大致呈现出四种类型：早期华裔作家在西方文明参照下的“现实中国图景”和“文化乌托邦”，第二代华裔作家刻画的“父权制中国／华人社会”和神话寓言中的“虚幻中国的乌托邦”。从这些富含差异性和流变性的中国形象中折射出来的华裔作家的身份认同也呈多元、流动、开放的形态，从一个侧面反驳了华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的本质主义身份观，同时也应和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多元文化身份观和离散身份观。这项研究对于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性的离散文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陈学芬[6]2013年在《自我与他者：当代美华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文中提出广义的美华文学不仅包括美国华文文学，还包括美国华裔用英文创作的文学。这样，就形成了叁大作家群：台湾旅美作家群、大陆新移民作家群和美国华裔作家群。把这叁大作家群一起纳入研究范围，研究其移民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和美国形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叁大作家群展开比较的学理依据。作家作品的同源性、类同性及异质性与变异性决定了他们的可比性。二是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由于学科细分，美国华文文学与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分属不同的学科，两者很少放在一起对比研究。目前的形象学研究大多侧重于中国形象，只有少量的美国形象，缺少中美形象的比较、汇总。移民小说中美形象的研究有助于弥补学界在这方面的不足，中国形象的研究有助于参与到学界当前的前沿性话题中去。从文学文化层面探索移民问题和中美政治关系，对中美文学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和主题学为主，辅以拉康镜像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等。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通过对异质文明、文化语境下产生的移民小说的研究，分析形形色色的中美形象的特征和建构过程，并分析中美形象的成因，试图发现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美华作家言说中国和美国的特点。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采用广义上的美华文学的定义，把叁大作家群一起纳入研究范围，对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同时展开论述，梳理了中国形象和美国形象的流变并做了原因探析。（二）文学/文化研究。通过对叁大作家群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的比较，深入剖析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下面简要介绍叁大作家群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首先，台湾旅美作家的浮萍悲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旅美作家主要有白先勇、聂华苓、于梨华、陈若曦、施叔青、丛苏等，他们的移民小说有个共同点：表现了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凉心态。小说中的人物从台湾自我放逐到美国，就像浮萍一样在美国的汪洋大海里随风摆荡，无法落地生根，于是出现了“无根的一代”，浪子，边缘人，摆荡的人，带枷的自由人等中国移民形象。他们有着身份的焦虑，在美国被边缘化，常常寻根。美国人很少出现在小说中，小说中的美国人常常是负面形象。异族婚恋常常以失败告终，象征了中美融合的失利。总体来说，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美国是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中国是精神家园，而美国是生存之地；遥远的中国因中国游子的想象而变得富有诗意，而美国对移民来说则是文化沙漠。所以会有这样二元对立的中美形象，是因为文化认同危机。怀着美国梦却不能很快适应当地文化，顺利融入美国，由此产生失望、孤独、困惑、迷惘等消极心态，笔下的美国形象也呈现灰暗的色调。而文化认同危机与他们的身世有关。这些作家在早年从大陆放逐台湾，成人后又再次放逐到异域，这种经历让他们对故国充满哀思，对美国有寄居之感。浪子的形象是自身的写照。当时美国的移民政策、民族政策等影响了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也影响了移民对美国的看法及中美形象的形成。其次，大陆新移民作家的美国镜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新移民作家查建英、严歌苓、周励、曹桂林等，写下一系列有关新移民美国经验叙述的小说。除了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移民漂泊异域的悲苦的描述，还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塑造了朝气蓬勃的新移民形象。如查建英的“假洋鬼子”们，严歌苓的自尊自强的中国女留学生，周励、曹桂林和薛海翔等的华商形象。新移民不再纠缠于故国哀思，无根寻根等，而是生存至上，落地生根，保持族群的独立，对民族融合表现淡漠。与前一阶段华文文学相比，这一时期反映异族交往的小说增多，美国人戏份增加，美国形象多呈中性或正面形象，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这时的中国处于“文革”前后，而美国富强、民主、文明，为新移民的成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中美形象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大环境的改变，中美友好交往，美国的民族政策、移民政策日趋宽容，种族歧视程度减轻，美国对中国移民持友善态度，这影响了作家对中美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是大陆新移民作家没有台湾旅美作家的早年放逐经历，但经历了“文革”的摧残，在改革开放的鼓动下，到美国寻梦。虽然也免不了文化冲突，但没有台湾旅美作家所遭遇到的文化冲突剧烈。作为注视者的作家有的对美国持狂热态度，如周励；但更多的作家等则持亲善的态度，如查建英、严歌苓。第叁，美国华裔作家的身份认同。黄玉雪、谭恩美、汤亭亭、任璧莲等的小说反映了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第一代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冲突问题，华裔的成长主题。代际冲突中的华人第一代大多勤劳善良，固守中国文化传统，有封建迷信思想和重男轻女观念等，而华裔美国人则处于中美文化的夹缝间，但以美国文化为主，他们与父辈的冲突大多是文化冲突。华裔美国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美国化的过程，他们最终都变成了典型的美国佬。这里的中国要么处于近代社会，经济落后，战争频仍，民不聊生，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封建思想桎梏着人们，父权制思想压迫女性；要么是红色新中国，共产党迫害有产者，不讲人道，专制独裁。美国虽然有种族歧视，但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国富民强。所以会有不同于华文作家笔下的中美形象，一方面与华裔美国作家的身份认同有关。他们虽然在种族上是中国人，但在文化身份上早已变成了美国人，有些作家有妖魔化中国的趋向。另一方面，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的信息不通，真实的中国不为美国所了解。华裔作家根据道听途说所描述的中国，必然与真实的中国有很大出入。总体而言，华裔美国作家书写想象中的中国，认同现实中的美国。以上叁大作家群有一些共同的母题，也有各自偏爱的母题。母题的变奏表现了不同的时代主题，产生了相似而又不同的中美形象。中美形象有它的恒定性和变异性。恒定是因为他者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变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时代环境、作家的身份认同、写作语言、期待视野与审美情趣等合力作用的结果。大陆新移民文学继承、发展了台湾旅美文学。台湾旅美作家还在继续创作，显示了新的审美风格。这两大作家群逐渐合流，成为新世纪的美国华文文学作家群，与美国华裔英文作家群比肩而立。目前来看，他们的小说创作还有很大区别。但可以设想，在美国定居多年以后的移民作家即使仍然用中文创作，也会与华裔作家的英文小说接近。因为多年的美国文化熏陶会影响作者的创作思维，使中文创作带上美国文化的痕迹，成为中美文化合流的产物。总之，美国不是天堂，而中国也不是地狱。那些或天堂或地狱的异国形象都是作家艺术的想象，是中国移民或华裔美国人欲望与恐惧的梦乡。
蔡晓惠[7]2014年在《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美国华人文学研究中的显学。现有的身份认同研究从文化、后殖民、流散、性别等多角度切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空间角度对美国华人文学,尤其是美国华人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讨论的十分鲜见。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空间理论大力张扬空间的文化政治意义,吸收了地理、社会、政治、建筑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为空间批评切入美国华人文学身份认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丰富的阐释空间。本文首先对空间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梳理,并结合美国华人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讨论了空间理论与身份认同结合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叙事学对文学文本故事层和话语层的区分,将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分为故事层的空间和话语层的空间：故事层的空间重点关注了文本中的地志空间和人文空间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而话语层则从语言空间、文体空间和空间形式叁个方面阐述了文学文本艺术形式如何体现了作家的身份认同倾向。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地志空间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往往渗透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趣味,使得地志空间共同参与作家的身份建构并表现作家的认同倾向。论文梳理了地志空间与身份认同的叁种模式,即隐喻模式、反讽模式和对比模式。隐喻即作家或人物的身份认同与作品中的的空间建构呈同构关系；而反讽则指身份认同与空间出现悖谬和不协调；对比模式则是通过作品中中美两种空间对比凸显作家的身份认同。唐人街是华裔族群在美国社会的身份化空间,通过对唐人街的不同表征方式,华人作家也展现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认知。在美国华人文学的人文空间中,本文重点关注了人际交往空间和文化空间。在美国华人文学人际交往空间中,无论代际关系、同胞关系还是异族交往,人物的身份认同都成为一个重要因子,对人物交往模式和远近亲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面对中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华人作家把对中西文化的体认和感悟付诸也笔下的文化空间呈现,使得文化空间也打上作家身份的烙印。在美国华人文学的话语层的语言空间中,主要包括英语母语书写、英语获得语书写和汉语书写,华人作家的创作语言对作家身份产生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体现着作家的身份追求和自我定位。但是由于语言本身具有工具性的一面,创作语言的选择又在某个层面与作家身份认同相分离。文体空间中,自传体写作占据了巨大的优势,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合力造成：其一是主流社会对华裔族群的阅读期待和猎奇心理；其二是华裔作家在主流社会发声、构建华裔身份的内在诉求。弗兰克使用“空间形式”这一术语用以描述现代小说文本结构上的特征。美国华人文学作品的“空间形式”,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也往往契合了华人作家的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诠释。爱德华·索亚和霍米·巴巴所提出的“第叁空间”,消解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倡杂糅化和对边缘异质因素的包容。美国华人文学在书写特质上具有强烈的“第叁空间”色彩,这不仅体现在其创作语言的中英文杂糅上,也体现在华裔作家的中国文化改写上。第叁空间因为其强大的包容性为饱受身份困扰的美国华人文学提供了最终的栖身之所。空间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在美国华人文学的各个层面。不同形式的空间则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华人作家的身份认同倾向,成为美国华人文学构建和表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蔡雨秋[8]2012年在《浅谈美籍华人女作家谭恩美的民族情结》文中指出美国华人女性文学是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撞的交叉点,而谭恩美是美国华人女作家的代表。本文以华人女性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为基础,围绕华人女性作家的民族情结从文化主题、作品内在品质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探讨华人女性文学。
王亚丽[9]2012年在《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求着振兴中华民族、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而真正要实现这一强国梦想,当时除了向西方学习之外没有别的良策。中国从清末开始陆续向西方各国派出的一批批留学生,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西化”过程中,一直充当着先锋与中介的作用,进而言之,“海外中国人”(包括留学生和移民)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确实充分发挥了其改变中国的助动力量,其间“海外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美华文文学作为汉语文学的重要分支,是以小说来展现它的主要实绩的。王德威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所承载的独特经验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当代中国小说的重镇之一应在海外,此言可谓不虚。北美华文文学较为完备地记载了中西文化交流互补以及第叁世界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北美相互碰撞、交流、影响这一过程,它所纪录的经验比较典型地预示出近现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命运,预示出我国民族文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发展趋势。本文试图对一百多年的北美华文文学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贯通性研究。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特定区域的北美华文小说的文本分析,来揭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命运,以及中国在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跨文化交流的视域考察,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明显处在双重的边缘地带,与此相应,他们的创作便成为一种跨域的边缘书写。这些作家跨越的不仅是地理上、国别上的疆域,而且需要进行文化上的、心理上的跨域,甚至需要一种从母体向外的痛苦离散。北美的华人虽然身处边缘,游离于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但恰恰是这种“边缘状态”成就了他们的文化创造,并建构了文学创作的独特空间。由此,跨国界、跨文化的北美华文文学逐渐崛起,并成为当前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移民文学或流散文学研究最具典型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北美华文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变性,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考察文化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城市意识乃至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课题入手,通过研究北美华文文学来阐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以及现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与发展趋势,并进而思考人类文化的整体命运。以上是第一章绪论和第八章结语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论文主体部分则分为六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具体论述。第二章,从20世纪中国海外知识分子的心灵入手来探讨知识分子在异域的边缘处境和文化心态的复杂或多样化,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复杂或多样化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待西方文化态度的不同。事实上,北美华文作家已形成多个层次：文化自信者、“草根族”文群、留学生文群、新移民文群、新世纪文化越界者等,对这些不同时段作家的文化心态有必要进行代际性比较研究。第叁章和第四章,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时间跨度很大,涉猎的题材非常广泛,这里主要是围绕着华人移民异国生活的现实描摹和故国回望与文化身份的重构这两大方面展开论述的。在初出国门的留学生们的笔下,经过短暂的“文化休克”之后,在这些作家构造的异域镜像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从中折射出来的他们的文化心理人格,他们背后巨大的中国“阴影”,以及被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所包围时所呈现出来的茫然无措的尴尬心境。北美华文文学的汉语写作,是海外华人抵抗遗忘和保存记忆的一种方式,他们用汉字表述着记忆中的祖国和家乡,用汉字反映着北美华人的现实境况。通过创作,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不仅成功地建构了各自的文化身份,而且还阐释了他们对华人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认识,为华人文化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可供分享的精神资源。第五章和第六章,侧重论述性别表述与认同危机,且分别从北美华人男性的“去势”焦虑与认同危机和女性的多重困境与认同危机两方面入手来展开具体的论述。在海外的西方语境下,男性在中国政治文化公共领域中一直用以确定身份的价值系统轰然崩塌,导致男性“去势”的焦虑与文化认同的危机。而在西方的文化氛围中,种族歧视逐步与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导致女性陷入某种生存困境。海外华人的这种书写,也间接或直接体现了作家选择与认同的文化身份。北美华文文学的这种性别叙事宣告了海外华文文学性别与身体纠缠的自我解构,海外华人男性、女性的文化身份的建构都应该成为坚定的行为主义者。第七章,集中讨论城市书写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认为北美华文文学开拓了文学与城市研究的新维度：文学对城市的想象表达了命运变迁和心灵真实。海外华人作为北美后工业时代的大城市的边缘人,异国城市中的“他者”,代表着客观的城市形象向主观的城市形象的转变,海外华人的城市意识与城市欲望空间的表述是海外华人“边缘人”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困境在他们心理上投射的镜像。
王谦[10]2014年在《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文中提出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严歌苓个人经历的考察并结合作品研读，来深刻透视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层层焦虑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份构建意识。透过文本以及作家经历来挖掘背后深层次的焦虑情绪和创作心态，再进一步研读作家在异质文化下的边缘书写以及在双重视野下产生的对故国的回望与反思，从而探寻作家在多元文化形态下的身份建构意识。以文本研读和作家经历并行探析的方式，并结合国内外有关有关身份／认同、离散等文学理论以及华文文学、女性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论文研究写作。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作家的写作意识和心态入手进行分析，凸显他者文化语境以及文化差异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异乡的漂泊经历使得严歌苓对于生命、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悟，她在小说中对移民生活状态进行了全方位的体察感知，特别是围绕身份焦虑引起的生存境遇、生命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学叙述。女性作家身份使得严歌苓关注的目光首先聚焦到了海外女性移民身上，严歌苓在小说中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无一不体现出作家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深入思考和观照，而作家通过对女性多层面书写构建的女性情感空间，揭示了女性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彰显了独特的女性情感价值观念，具有很深的意蕴。除此之外，严歌苓还注意到与女性同样沦为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男性群体，描绘了男性移民在异域面临的身份危机和精神压抑。第二章主要以作家小说文本分析细读为主，从底层移民生活困境、情感中的痛苦与迷失以及移民在生存空间中的孤独焦虑等几方面对边缘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困境进行深入揭示和表现。从家园故土来到陌生国度，移民们要去适应完全不熟悉的生存环境，这对他们来说充满着各种挑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无论是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都不高的老一代移民，还是有较高文化知识渴望更好发展的留学生群体，他们都面临着生活的压力，体验着艰难和辛酸。然而，生存上的困苦或许还能忍受，但心灵上的痛苦却让移民陷入了迷失状态，这其中既有情爱的纠葛、亲情的畸变，更有人情的冷漠疏离，甚至连异域的空间当中都充满着陌生和压抑，极度缺乏归属感的海外移民在流动的、不稳定的异域空间中承受着命运的辗转浮沉。第叁章主要以严歌苓在多元视域下创作的国内题材小说为对象，从作家多元文化视域的生成、历史透视中的家园批判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作为移民作家，严歌苓在国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在异域深刻的个体体验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文学素材，文化身份的转变则使作家具有了开阔的视野和相当的深度，她整合了中西方文化，以跨文化的视域对故国历史进行追寻和思考。家庭的文化氛围、自身的文学修养和勤奋努力以及丰富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再加上变化的文化身份和生命体验，使得严歌苓形成了多元文化的视域。通过文革叙事对故国历史进行透视，对家园进行批判，是严歌苓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另外，严歌苓对于故国普通人生存境遇和真实人性也进行了深度观照。在异国的土地上，严歌苓一方面感受着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深深植根于她的内心，她渴望在西方社会获得更多尊重和自由的同时，也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第四章从作家创作中双语并行的语言追求、多元文化冲击下叙事策略的转换来探讨作家在多元文化形态下的身份建构过程。严歌苓通过跨文化视域对故国进行回望与反思，肯定了母国文化的精华，批判了糟粕，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思索多元文化形态下的身份建构，并不断进行新的努力和尝试。用中文写小说，用英语为好莱坞电影写剧本，严歌苓在作品中交替使用两种语言、两套话语体系，作者的声音通过这两种语言穿越时空与文化，既有母体文化的根基，又有异域的质素，有助于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异域全新的文化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的改变使得严歌苓审视自我与世界的眼光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在她小说叙事策略的转换上。国内时期的创作已显示出作家对于叙事形式独具匠心的设计，在美国进行了系统化的学习之后，严歌苓越来越多地将一些叙事技巧和形式实验运用到创作当中，而作家的目的并不在于叙事策略的创新和试验，她写作的最终诉求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拓宽自己的文化视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作出努力尝试，进而显示出更为成熟的文化观念。
参考文献：
[1]. 美国华人女性作家的民族情结[D]. 何力. 苏州大学. 2004
[2]. 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杨华. 山东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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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神追寻与生存突围[D]. 宋晓英.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5]. 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D]. 詹乔. 暨南大学. 2007
[6]. 自我与他者：当代美华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D]. 陈学芬. 河南大学. 2013
[7]. 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D]. 蔡晓惠. 南开大学. 2014
[8]. 浅谈美籍华人女作家谭恩美的民族情结[J]. 蔡雨秋. 作家. 2012
[9]. 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D]. 王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10]. 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D]. 王谦.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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