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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第2期《读书》杂志上， 发表了王蒙同志的《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接着，又有一些同志就此提出不同看法，撰文参加争鸣。现将有关观点摘录综述如下：
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
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和至今（死后）仍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王与丁是两股道上的车，反正怎么样写也不得好，弄不好又会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
然而，这个难题的挑战性恰恰吸引了我。
我至今记得在七九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风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丁玲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叫做红火得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丁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
后来几年，我又亲耳听到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
另一次则是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
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候，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
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但是分歧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感情与想象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著加温……分歧便成了死结陷阱，你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
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
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她又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
如此这般，不再列举。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
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作法呢？
第一，丁与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名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作需要扶植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直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作竞争的对手……她是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和思想改造的锻炼的，在党的领导人面前，她深知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谦虚到老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深深地傲视那些没受过这些考验锻炼的后生小子。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伟大十倍至少是五倍。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二十余年后，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
其次是由于她的特殊政治经验特别是文坛内斗的经验。由于她长时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她回到北京较晚，等到她回来的时期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地火起来了。她那时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她怎么办？她自然无法紧跟××，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对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于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信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她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忠诚性政治信用性，亦即她的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声誉。她明确地下定义说：“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这样我就特别能理解她在文革后初复出时为什么对于沈从文对她的描写那样反感。沈老对她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于她的理解认识勾勒。打的是沈从文，盯着的是一直从政治上贬低她的××。她无法直接写文章批××，对××，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斗，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恪忠恪诚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谪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
那么，丁玲是一个政治家了？可惜不大是。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在一九三一年写作的未完稿的《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中，她的莎菲女士写道：“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得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很想找到一点牡丹花……”这是她的一个夫子自道。到了半个世纪后她的《牛棚小品》里，丁玲描写她与陈明同志的爱情，竟是那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直如少女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正的艺术的青春。一个确实政治化了的人绝对写不出那样的小品。
她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她也用这种眼光看别人。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来是非政治家，太政治了反而没了政治，只剩下了勾心斗角。以至她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她的晚辈，她的同行，本来这些人可以成为她的忘年朋友。我本人几次去看望过丁玲，但是无法交心，不无防范戒备应对进退，着实可叹。
《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作者写道：“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丁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本想做一个这样的人。然而她的环境和她自己的性情却不可能使她处处如愿，使她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有了距离。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为什么一个人的自我估量与某些旁人的看法相距如此之遥？这是说明做人之难吗？这说明相通之不易吗？这真是最大的遗憾了噢！
然而，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但主要是被伤害过。她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需知现时连周作人也得到了宽容的目光；一个人因追求革命而幼稚而做出过一些蠢事，总不能比不革命反革命的蠢事更受谴责。何况如今丁玲和她的友敌们大多已成为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删节掉了多少花絮——而丁玲的作品仍然活着。她的起点就是高。
陈明的《事实与传说》（刊登于1997年9月1日《文论报》）：
王蒙文中引用的“传说”，对丁玲的指责是很严重的。人们要问，这“传说”有几分真实呢？我的回答：一分真实也没有。
1979年1月13日，七十五岁的丁玲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3月，医院查体，患有乳腺癌，应住院手术。为了争取时间写作， 她恳求推迟一年手术，根据病情，医生同意，这样，79年上半年，她发表新作《杜晚香》、《牛棚小品》、《悼雪峰》、《七一有感》……等多篇。这年八月，她评介张扬同志的新书《一朵新花》说：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值得青年、老年、工农同志、知识分子、作家们都来读一读的好书，一本一新耳目的书，这是我们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开放在文艺园地里的一朵鲜艳的新花。”（1979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同年8月，在友谊宾馆接受香港《开卷》杂志董秀玉女士的采访，谈到伤痕小说，丁玲说：“……写伤痕小说，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这有什么赞成不赞成呢？社会里有那个事你就可以写嘛。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别写得哭哭啼啼的，别把政治性当口号去说教，政治性就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是意会出来的东西，读者从里面得到启发，得到恨，得到爱。爱的是好的东西，恨的是坏的东西……想不写伤痕是不行的……现在有不少的新作家，他们敏感，有感受，思想解放，敢于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他们是我们文艺的希望。”（《丁玲文集》第四卷《答〈开卷〉记者问》）
在《百家争鸣及其它》一文中，丁玲写道：
“现在……老作家也不多了，老作家也不一定就写得好了。我就不敢保险我写得比年轻人好。有些东西年轻人就比我有见解。”（《丁玲文集》第六卷227页）
在《解答三个问题》中，丁玲说：
“打倒‘四人帮’以后，一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很少框框的新生力量，也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丁玲文集》第五卷446 页）
1980年，丁玲乳腺癌有所发展，3月到5月，便入院，接受乳腺癌根治手术。六月下旬，在术后休养期间，应邀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员大会上讲话。一开始她就说：
“你们写文章的起点比我那时要高。你们一开始就着眼现今社会的时弊，敢于大胆批评指责，这是好的……我看到一些作品，揭发了很多现实中不好的现象，还是有深度的。好像是王蒙同志写的吧，讲一个干部， ‘文化大革命’以前喜欢他的秘书……”（《丁玲文集》第六卷267页）
以上我摘引丁玲讲话中的五个片断都是在79年和80年上半年在京时谈到关于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都公开发表在《中国青年报》、《文艺报》、《北京文艺》和《文艺研究》这些在北京出版的报刊上。
1980年7月1日，手术治疗后丁玲离开北京去庐山疗养，途经上海，住了四天，看望巴金、丰村、吴强等同志。7月3日梅朵同志偕《文汇报》记者来访，事后整理成文，题为《谈谈文艺创作》，经丁玲过目，发表于80年8月10日上海《文汇增刊》7期（《丁玲文集》第六卷233 页），这是她到南方来在上海发表的第一个讲话。她说：
“我对三年多来崛起的新人、新作品，是很喜欢的。我昨天晚上看了话剧《陈毅市长》，我说这个作家有才能……他们的起点比我们很多人当年开始写作时要高。我们那时候，天地很狭窄……他们真正写了广阔社会里边很多龌龊的东西，很多不好的东西……他们的作品触及的社会问题，都是比较深的……”
7月5日，丁玲上庐山，住进疗养院。8月初， 应武汉《长江文艺》、南京《青春》、南昌《星火》三个刊物在庐山联合主办青年作者讲习班的邀请，到会讲话，她对与会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说：
“说到当前文学创作的繁荣，不能不感谢我们年轻的作家……近几年来，新人层出，作品很多。特别是，许多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突破禁区，切中时弊，敢于思索，敢想敢写，起点很高……这些作者，他们都经历过多少年的风雨，见过世面，在广阔的生活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过战斗，有过苦闷，有些体会，有所激动，他们不能不提起笔来向人民剖析、申诉、呼号，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现象作斗争，团结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我们要热情欢迎这一批年轻的新的生力军，为他们的创作成就而高兴。”（《丁玲文集》第六卷254页）
80年8月27日，丁玲结束了这次近两个月的南方之旅， 经南昌回到北京。
80年12月12日，应中国记者协会的邀请，会见外国的驻京记者。有记者问：“中国有哪些年轻的优秀的作家？”丁玲答：“今天到会的谌容、刘心武、邓友梅、刘宾雁和未出席的王蒙，还有一些今天没有来的，他们都很年轻，很优秀。”（《丁玲文集》第六卷416页）
81年11月，丁玲访问加拿大，在麦锡尔大学两次发表谈话，介绍中国文坛和作家。82年1月的谈话后来整理成文，题为《五代同堂
振兴中华》（《丁玲文集》第六卷337页）。 她介绍到我国第四代作家杨沫、曲波、杨益言、茹志鹃、刘真等，接着就提到柯岩、邓友梅、白桦、刘宾雁、王蒙、李准、公刘、李瑛、邵燕祥、雁翼、从维熙、林斤澜、刘绍棠、陆文夫、高晓声等，她说：
“这是一群非常有才华的人。但他们刚一走进文坛，他们之中不少人就受到左倾思想的诬害，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遭受委屈，或被划为右派，或被斥为反党分子，就像夜空划过的流星，刚一闪亮，却立即消逝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批人的错案、冤案，陆续得到平反改正……他们日以继夜写了许多政治上、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好作品，成为近年来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的中坚群……他们是经过严峻考验的一代，他们将更深沉，更紧紧攫住时代里面最令人激动振奋的一环，写出波澜壮阔的史诗。他们是文坛的瑰宝。”（《丁玲文集》第六卷343页）
对有些年轻作者，丁玲也及时语重心长提出好意的忠告：
“另外一些年轻作者，在刚懂事的时候，适逢浩劫，遭受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年事稍长，正当少年有为之时，又遇到社会上问题重重，听到的、看到的几乎都是不顺心或不合乎理想的事，因此满腔积郁都要借题发挥。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有才华的，是热心于改革祖国面貌的。他们的写作动机是好的，也的确写了不少好作品，丰富了祖国文艺的花园……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还有某些弱点和缺点。这主要的是受党的教育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较差……在引进一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机械设备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也趁虚而入，社会上出现了崇洋的歪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部分人眼里只是一些失败的、痛苦的经验。反映在少数作品里，由针砭发展为诅咒，由对于某些个人的指责而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控诉……世人皆浊，唯我独清……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年轻人，我们党员作家应多做工作……还有些党员，对自己喜欢的人，吹吹捧捧，不负责任，自己足跟不稳，忽左忽右，有时左得可怕，有时侈谈‘民主’，放言自由，沉醉在前呼后拥、一片欢呼声中……这样做的人只是为着装点自己一贯的百分之百的正确，就不惜牺牲别人，牺牲艺术，牺牲事业。……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消极现象，作者可以写，读者可以读，但我们的作者、读者，我们都更需要未来。未来怎么样？我们的国家如何走上富强之路？社会怎样才能进步繁荣？我们现在怎样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应该顺应民心，严肃探讨人生，开拓未来。我们要正确回答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他们的青春、生命、幸福、欢乐植根在什么地方？……（《丁玲文集》第六卷365页）
以上摘录的是丁玲复出之初关于中青年作家的几次谈话，有时间、地点，有前言后语，不是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包括据说是“传来”的“在南方的一个讲话”。这里有没有“见到年轻人火的不行……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划脚，乃至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是不是就会让那几位中青年作家“挤眼缩脖”呢？不带偏见的广大读者自能作出判断。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再说一点：1957年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把丁玲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时，“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当时那得意的神情，那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语气，使我刻骨难忘。由于年代久远，参加批斗会的人有的已经过世，有的也许已经淡忘，现在的年轻人更无从知晓。没想到，王蒙同志在论及丁玲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的距离时，引用的是“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他说过的话，这话与当年批丁时如出一辙，一字不差。我不禁想到，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1984年7 月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所说“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实行起来何其难也！我不理解，那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之后，竟然还一个劲地用如此恶毒的语言给丁玲泼脏水，到底为什么？！
周良沛的《重读丁玲》（刊登于1997年第4 期《文艺理论与批评》）：
说她不佩服在她面前是小字辈的中青年作家，那就不知道是要她佩服的是什么和怎么个佩服法罗。我就亲耳听她夸过邓友梅的《双猫图》和《那五》。
80年代，张贤亮和白桦在文坛之活跃，之走红，是不用罗嗦什么，也一说自明的。那时，他俩虽然说不上年轻，还是正当中年。可丁老太太一读到张贤亮的《灵与肉》，就写文章予以肯定和推荐。我手头还有几张这老、中两代作家在一起很愉快交谈的照片，他们当时还是有共同的语言的。可是，过不多久，并非张贤亮因为名声大振而人倒年轻了，老太太看了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的作品，却从自己死死认定的文学倾向性而对作品有些看法。但是，《中国》在白桦因为《苦恋》受到批评时收到他的中篇《秋天回旋曲》，编辑部的同志问老太太可不可以发表时，她说：“稿子要是行，只要他写的不是《苦恋》，还是可以发的嘛！”而白桦在《苦恋》受到批评，别的刊物都没有发他的作品时，看到自己的中篇在《中国》1985年第2期刊出时， 很激动地到丁玲住处，站在老太太面前说：“我还是你在多福巷（丁玲50年代的住地）时看到的白桦！”这事，倒引起我很多想法，老太太真是她自己所说的，“是政治化了的”作家，又还确实像王蒙现今所说，她“可惜不大是”“一个政治家”啊！
就说她对王蒙吧，我倒没有听她生前说过自己与王蒙是什么“两股道上的车”之类的话。若她健在，是否会看王蒙的变化而变化她的看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记得1980年岁末，王蒙从美国爱荷华（lowa）当时聂华苓与其夫婿、美国诗人安格尔（Paul Engle）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回来不久，就有一个胖女人跑到木樨地，在丁玲家楼上眉飞色舞地大谈特谈王蒙，好像王蒙在美国几个月的一言一行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好在谈的还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可也是不怀好意地尽出王蒙的洋相，是有意丑化王蒙。老太太听着听着鼻子“哼”了一声站了起来：“你跑来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就是件件是真的，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呀！”可这话，对付那个胖女人还顶管用，叫她自知没趣，气鼓鼓地走了。然而，这“政治问题”也同她说“只要他写的不是《苦恋》”一样，不论是错是对，她就是这么一个是非标准，人生态度。
……1980年“七·七”那天，她在庐山参加了全国高等院校文艺理论讨论会，虽然我不在场，但她回北京后，还是听到她，还确实颇为天真地讲她在会上说到自己对有些“了不得”的中青年作家“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的话，随着，她放声地哈哈大笑得好奔放，真不知她是在自豪自己还有这份雄心，还是自嘲自己还有那么多天真。不过，后来我们所看到的丁玲正是：老骥伏枥。老太太就是不服老啊。新时期，包括两部长篇回忆录在内，她写的基本上是散文。人生磨砺出文风达到成熟的朴素，远非那些花花俏俏、油嘴滑腔的东西可比的。那篇作为“回忆与随想”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就真是此文只有丁玲可写了。丁玲是以其敏锐、独特的艺术感觉描绘了他，将这个被各种各样的说法已说得难见其真面目的人物，栩栩如生地作了令人信服的解读。写出了“这一个”的典型性，也显出了丁玲“这一个”的生活和艺术的闪光。无怪一出来就受到广大读者，也包括不少专业的，对本行也爱挑剔的作家的赞赏。就是邓大姐（邓颖超）也要去很有兴趣地读了，并邀请丁玲到中南海会见，鼓励丁玲多写这样的东西。这种以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的作品，几乎占了她这一时期所写的东西之大部分。丁玲这个时期大多以自己生活经历为题材的作品，全有一份她“这一个”的，别人无法替代的人生感悟为其独自的优势。丁玲自己，我想也是明白的。何消跟小青年去比个什么劲嘛。她说“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无非是照到她的信仰，以其理想主义的理想，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为了共同的目的，好你追我赶地同往一处奔的位置，也好将自己的创作欲、创作热情在竞技状态之中发挥到最佳状态。 可是， 老太太忘了这已是80年代了，……在人家更新观念时，她这“比一比”，别人由此即便不看她居高临下，也烦她这些语言落伍得太不合时宜了。
创办《中国》时，丁玲是多次跟人说，尤其是一再叮嘱编辑部的同志，要注意多发一些发表作品已经有些困难的老人的作品，尤其是些倾向好的，在复杂的情况下还不能冒尖的新人新作。同时一定要做到“百花齐放”，不提倡的，有时也要允许存在，给它一定的生存空间。老同志中，还不是文艺圈内的老帅聂荣臻，老将军杨成武，部队报刊都很想发他们写出的新作，但，他们还是交给了《中国》，丁玲也是放在最显著的位置刊出。今日军旅文学之中的一支劲笔，当年还是个小姑娘的庞天舒，目前为写出他的《百年海狼》，宣传得颇成气候的王家斌，还有周梅森、迟子健、残雪等等，等等，有的可以说，《中国》曾是他的文学摇篮，有的，也可以说这里曾是他们走向成熟的文学苦旅之中的一个驿站吧。然而，这个刊物要是“实际上是以发表遇罗锦、刘晓波、北岛的作品而引人注目”，那么，这对办刊的初衷而言，还真是一大悲剧。
……到五次作代会之后，一位年过八旬的资深老将军、老革命见我问道：“良沛，80年代初，王震请贺敬之代他专请周扬、丁玲、艾青吃一顿只有三个客人的一桌饭，请客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结果，丁玲、艾青来了，大胡子的面子，周扬也不给，贺敬之只好说他身体不好，感冒了不能来。当时谁都看出贺敬之的为难处，草草的动了几筷子就散了，这事，你知道吗？”“听说。”“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写进《丁玲传》？”“这一类的事都写，能写得完么？要解决丁玲问题留下的尾巴，周扬是签字反对的。后来中组部把问题弄清爽了，发了文，贺敬之持文向他通报。他又发脾气，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事先不听听他的意见，还说原本是他‘鲁艺’弟子的敬之同志如此，是对他的背叛！”其实，遭此难堪的，又何止丁玲呢？当年中宣部有些被错划“右派”的同志，××也是“应该对（他们）的命运负责的”。王蒙说得好：“需知现时连周作人也得到了宽容的目光”；其他的人，“总不能比不革命反革命的蠢事更受谴责”。那么，当满街的喇叭都在高唱“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时，受伤害者在伤害他的人面前受此难堪而更具自尊、自爱时，就更没有什么值得谴责，或听人说三道四了。
丁玲遭多大的伤害，也不怨恨组织，而对××却有她自己特有主见的看法。十年动乱之后，她也想不计前嫌，××给人的难堪，叫她只能更加解不开这个结。在国外，对于想听到她为此对社会主义发泄怨恨的人，她虽然还遵行“内外有别”的原则，不提××，还是说“我个人是遭受一点损失，但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
遭伤害的心灵是伤痕累累，她都视为命运对她无法闪开的考验，是接受人生得咽下血泪的磨砺。从这个角度看，她自身就是一部“伤痕文学”。新时期她写的那么多东西，许多都是可以列为“伤痕文学”的。她不仅对《灵与肉》，张贤亮《邢老汉和他的狗》等，她也是认同的，史铁生以《遥远的清平湾》写出下乡插队的那种情怀，她就更是赞赏不已。要是知道她关在秦城的全部时间都用来通读《马恩全集》，在苦难的日子，感情全沉浸在书中描绘的全人类美好的前景之中，临到通知她出狱，她还为有本书还没读完而有些惋惜之情时，也就可以理解这个自身太多“伤痕”的人，不同意那种完全以伤痕的背景作为对社会的控诉来表现。认为更重要的，是人在这一背景下的人生态度。她这一理，是否成理，大可商量，但她就是认自己这个理，并去说，去做。自然，王蒙说“伤痕文学”“在思想解放进程”突破“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之功，自不可没。丁玲与王蒙所说的，都是怎么掌握一个“度”的问题。
有趣的是，几十年一直与丁玲构成此是彼非之政治状况的××，在新时期擎起他“思想解放的大旗”时，不仅对丁玲，还对另外一些被伤害者，都摆出一副他当年在位当官自认是忠于党的政治之中已是对这些人的“命运负责”的姿态。中央给丁玲下文平反了，××发脾气怪这没经过他的同意，他夫人在一旁说：“就是叛徒、反党嘛，还怎么平反？”好像在他先生能够擎起“思想解放的大旗”的政治气候下，解放了丁玲，就简直糟得乱了套了。丁玲死后，《丁玲同志生平》中一句“丁玲同志是受‘左’的错误的迫害时间较长、伤痕很深的作家”，××也是非要删它不可，争执到当时中央主管文教的某负责同志那儿，他决定留下这句话才算了事。
若此中也有“禁区”，那么，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将别人两眼所看不到的，丁玲心里所想的点点滴滴，以非一般作家能有的聪明罗织在内，还真叫人大开眼界。
艾农的《真实的丁玲与谬托知己者笔下的丁玲》（刊登于1997年第9期《中流》）：
六十多年以前，鲁迅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这真是伤心而悟道之言。近年来，一位自称“中国文艺界的重要作家”就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最近，文章又做到了丁玲的头上，这就是他发表在《读书》1997年第2期上的《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
就一生的坎坷之多和遭受的冤屈之深，文艺界谁也比不上丁玲，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经过历史风雨的吹打冲刷，党和人民愈来愈看清了这长久被泥沙掩埋的纯金的真正价值。
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革命者，为了追求革命，追求真理，历尽磨难，痴心不改，不论是极其严酷的阶级斗争还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幸遭遇丝毫也不能动摇她对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她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忠实实践者，全心全意投入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和斗争，写出了一系列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
她是“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者，时时处处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求自己（即使在被错误地排斥于党外时也不例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她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勇敢捍卫者，当错误思潮像潮水一般涌来的时候，她不怕被戴上“左”、“僵化”、“保守”之类的帽子，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
她是年轻一代作家的热情提携者，认为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深谋远虑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和前途着想，对青年作家既精心扶持，大力帮助，又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为此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
总之，她是一位人品与文品高度一致的真正伟大的革命作家。
《我心目中的丁玲》却唱出了迥然不同的调子。“重要作家”心目中的丁玲是什么样的呢？
她“左”。
她嫉妒。
她政治投机。
她欺软怕硬。
她势利。
总之，就像文中引用的某人的话所说，她“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
难道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难道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丁玲？不，绝对不是。好在丁玲并非“言行两亡”，她给我们留下了《丁玲文集》十卷，白纸黑字俱在，足以驳斥谬托知己者的种种妄说，澄清是非，展示事物的本来面目。
说丁玲嫉妒青年作家，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丁玲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满腔热忱地爱护青年作家，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希望他们能够超过前人，给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增光添彩。她动情地说：“当前文学创作的繁荣，不能不感谢我们年轻的作家。”“他们的确像初升的太阳，含苞的鲜花，是我们文艺的希望。”她说：“从27年开始写作来说，我是老兵，从79年回到文坛来说，我是新兵。我应该以这些青年为师。”她又说：“我早一点，我是老作家，你年轻一点，你是中年作家，他更年轻，他是青年作家。不一定我写的作品就比你的好，你就比他的好。他可能比我写得好，他写得好就是大作家，我就是小作家。”她对青年作家们说：“你们有许多好条件能跑过我们，跑到最前边去，这是我所希望的，应该后来居上。”
丁玲清醒地看到，青年作家既有许多好条件，也有先天和后天的不足，如果缺乏自觉性，陷入盲目性，就会停滞不前，甚至毁了自己。“重要作家”记述，丁玲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事实不是这样。她确实多次讲过青年作家“起点高”，但是，她主要是指“文革”后涌现的青年作家，不少是从工农兵中来，或者同基层群众有过较多的接触，有一定的社会生活基础。这同三十年代涌现的作家不同，那时在白色恐怖下很难接近工农群众，他们活动的范围往往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在这方面，显然是今胜于昔。但是她同时又指出：“我们现在有些青年作家，因为历史、环境等许多原因，政治修养比较差，在文学艺术上懂得的也不是很多，凭一点简单的生活，一点感想，在那里写东西，要长期写下去是不容易的。”她说，创作的起点与长跑的起点不同，“一个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新的起跑，往往第一篇写得好，第二篇就不一定那么好了”。她谆谆嘱咐年轻人：“不要为别人鼓掌而冲昏了头脑。”她以亲身的体会劝年轻人多深入生活，多学习马克思主义，做到人文并进。她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应是新一代有为的人，一定要走正道，用脑子，辨是非、邪正，坚持正确的方向，为人民服务。”
丁玲对后来在一部分青年作家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感到忧心忡忡，诸如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看破红尘，散布灰暗情绪乃至以丑为美的倾向；声称不要生活，不要政治，只要自己，认为越没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就越高的倾向；宣扬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盲目崇拜西方，乃至把鱼目当珍珠、把垃圾当时髦的倾向；主张“无为而治”，党不要领导文艺的倾向；等等。对于这些，丁玲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这在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
丁玲在对年轻人中的错误倾向进行批评时，总是强调不应过多地责怪他们，责任主要在对年轻人实行捧杀政策，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那些人。她说：“怪那些年轻人是冤枉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风气造成的。好像这样就时髦，这样就好，这样就叫爱护新生力量，培养年轻作家。这里面还有很多秘密，为什么要捧？为什么要打那么多的旗子？”丁玲的确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她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丁玲所说的那种实行捧杀政策，把青年引入歧途者，可谓不乏其人。例如，这位《我心目中的丁玲》的作者就是一个。他对丁玲批评的那些倾向，一味迎合，一概支持，明明是溃疡，也说成艳若桃李，美如乳酪。您再看他对于近年来出现的亵渎崇高、嘲弄理想的“调侃文学”是怎样赞美的吧：“调侃者最善于洞察人性的弱点，他不相信你也不相信他也未必相信他自己。他不迷信已有的，也不迷信应该有的期待有的，所以它具备一种特别的冷静和润滑的品格，它具有一种难得的分寸感和见好就收的自制力。”
说丁玲搞政治投机，出于同对手抗衡和更能得到党的信赖的需要而抓起了反右的旗子，这同样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丁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对于无论来自哪个方面的错误思潮都勇于开展思想斗争。1979年丁玲复出以后，我们党面临着清算“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任务，她在这方面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是她在批判“左”的危害时，都是从党和国家所受的严重损失着眼的，尽管她自己曾有长达25年之久的冤屈，却很少触及。……正因为这样，她使那些企盼她来控诉党、控诉社会主义的人深感失望，于是说她“左”的流言就嘁嘁嚓嚓地传播开来。
后来，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机泛滥，丁玲出于社会主义文艺战士的责任感，忧心如焚，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同这股思潮作斗争。在当时那种只许错误的东西放，不许马克思主义争的极不正常的空气下，这样做可谓不识时务，立即会被斥为“围攻”、“打棍子”，各种人身攻击纷至沓来。这难道是政治投机分子所能做到的吗？……
丁玲曾经愤慨地说：“有人过去说我是右派，后来说错了，现在有人说我是‘左’派。”“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这确实反映了一种奇特的景观：有的人，例如丁玲，在“左”的错误下被打成右，在右的思潮中被说成“左”，真是“左”右不是人；另一类人，在“左”的错误下“左”得可怕，在右的思潮泛滥时右得出奇，叫做“左”右逢源。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的臀部往往都带有“左”的纹章印记，这恐怕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又如，为了坐实丁玲欺软怕硬的罪名，“重要作家”大谈丁玲在1980年写的不足3000字的短文《也频与革命》。此文对沈从文确有批评。但事出有因。原来在丁玲被捕期间，沈从文认为她已死，便写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出版。此事丁玲一直不知道，沈也从未提及。1979年秋，一位日本汉学家访问丁玲，把这两本书给了丁，她才首次见到，并知道海外乃至国内始终把它们视为研究丁玲的权威定评和重要依据。她细读之下，觉得书中乖离事实之处颇多，十分气恼，在书上作了批注，计有127条之多。 其主要意见是：她不能容忍沈对左翼文艺运动采取居高临下的、怜悯的乃至嘲笑的态度；她认为沈是用低级趣味看待人和生活。因此她才写了一篇短文，提出批评，批评的范围仅限于沈的这两本书，没有涉及沈从文全人及其作出的贡献。后来她出国访问，在谈到我国当今文坛和作家状况时，还介绍了沈从文和他的作品。这能说是“惹不起锅惹笊篱”吗？再说，丁玲蒙受数十年冤屈之后，在1980年刚获平反，有些问题还留着尾巴，直到1984年7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才彻底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说她当时“处于优势”，“战则必胜”，“毫不手软”，“毫不客气”等等，请问根据何在？这位高唱“无限宽容向世界”的“重要作家”，为什么对备受折磨的革命老人如此无情，连死了以后还不放过，非鞭尸三百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