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信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前沿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不完全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Brander和Spencer(1983，1985)的两篇开创性论文所提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被视为国际经济学领域一个新的里程碑[1] [2]。其主要贡献是改变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把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引入到了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下。由于在不完全竞争假设下，企业可以获取“租”(rent，即垄断超额利润)，同时也因为此时政府的政策制定、企业的策略选择是相互依赖、互为影响的，这就给了政府运用积极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进行主动干预的机会。政府通过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使得本国企业向下倾斜的反应曲线外移，从而改变了与外国竞争企业之间战略性互动所形成的最初均衡。本国企业最终赢得Stackelberg先行优势并以外国竞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将垄断超额利润转移到国内，最终实现本国国民收入的最大化。为了简化分析，Brander和Spencer在这两篇奠基性的文献中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假定，其中引起理论界尖锐批评和激烈探讨的主要是其完全信息假定：政府了解企业的真实生产成本、垄断竞争行为以及市场的需求结构。显然，政府作为完全信息的掌握者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是不存在的。但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主张已经转化为了实际的政策建议并得到了有效实施：以最具有战略性特征的高科技产业为例，政府运用包括R&D补贴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扶持本国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为了更好地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政府干预现象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引入不完全信息假设从而对Brander-Spencer模型(以下简称BS模型)进行深化和完善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在这一方面，经济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拟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给出一个总结性的评论。
二、不完全信息：垄断竞争行为
BS基本模型一个著名的假定是政府充分了解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如果企业之间进行Cournot(数量)竞争，则政府应该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Brander和Spencer，1985)；如果企业之间进行的是Bertrand(价格)竞争，则应对本国企业征税(Eaton和Grossman，1986)[2] [3]。这样一来如果政府缺乏完全信息，对垄断竞争行为的判断错误将可能导致本国福利受损。例如，当市场竞争方式是价格竞争，而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政策工具的选择对市场竞争方式高度敏感，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太可能拥有完全信息，这一直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批评家所诟病的重大缺陷之一。可以看出，完善BS模型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把政府所面临的信息约束引入到理论分析中，并寻找到合适的路径保持其基本结论不变。Maggi(1996)进行了这样的尝试[4]。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他引入了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做了适度的修正：产业组织理论认为，数量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对生产规模进行承诺，从而决定其成本函数和进行价格竞争的条件。预先设定的生产规模对企业的限制是刚性的，即超出生产能力后企业将面临无限高的追加生产成本(Kreps和Scheinkman，1983)[5]。Maggi则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法，把生产规模作为不完全承诺的手段进行建模。企业预先投资C0的沉淀成本建设生产规模K。在生产规模K的范围以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为一个不变值C。如果企业扩大生产超出预设的生产能力将发生追加成本θ，此时企业的生产成本为C+θ。Maggi通过分析发现，存在一种简单有效的政策独立于垄断竞争行为。换言之，政府在不了解企业采用数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的情况下，只需对企业的产能投资进行补贴即可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结果。
由于出口补贴目前被世界贸易组织(WTO)严格禁止，而政府对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的补贴则是被许可的。Spencer和Brander(1983)研究表明，通过后一种合法的R&D补贴同样可以取得出口补贴希望达到的战略效果(也被称之为战略性产业政策)：两国各有一家企业在作为第三方的一个纯进口国的国内市场上进行竞争。在进行市场竞争之前，企业先进行R&D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此时，政府的最优政策是进行R&D补贴。R&D补贴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研发投资，由于反应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斜率为负)，外国竞争企业的研发投资相应降低，本国的福利最终得到增进(由于外国企业的研发投资对本国具有负外部性)[1]。
Bagwell和Staiger(1992，1994)指出Spencer和Brander(1983)的一个疏漏，即没有考虑到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6] [7]。研发活动有可能没有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并给企业带来了额外费用。也就是研发活动的风险效应超过了成本效应，反而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此时本国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对外国竞争企业具有正外部性。因此，Bagwell和Staiger认为，政府的最优R&D政策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无关，它取决于研究开发活动两种效应的平衡。如果成本效应压倒了风险效应，此时R&D投资具有负外部性，政府应进行R&D补贴并对由此可能导致的过度投资征税进行矫正。反之，如果风险效应超过成本效应，此时R&D投资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应征收投资税，征税弱化了企业的R&D投资倾向，政府随后应实施矫正性补贴激励其恢复到社会最优水平。如果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足够大，应只采用R&D补贴支持本国企业成为垄断者(无论哪种效应占上风)。只有在本国有多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时，才考虑征收投资税矫正过度投资。Miyagiwa和Ohno(1997)从两个方向对Bagwell和Staiger的结论进行了扩展研究[8]。Bagwell和Staiger假定企业在博弈的第一阶段(T0期)只对研发费用进行承诺。Miyagiwa和Ohno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T0期实际发生研发费用的情况。此外，Bagwell-Staiger模型一个隐含的假定就是创新者可以拥有新技术的排他性权利。Miyagiwa和Ohno认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实际经济运行系统中，专利保护从来就不是完美和永久的。因此，Miyagiwa和Ohno考察了专利保护水平与政府最优R&D政策的联系，并得出结论：在两个极端，也就是专利保护水平很高和很低时，政府的最优政策都是征收R&D税。当专利保护水平很高时，如果企业在与国外对手的创新竞赛中失败，将意味着丧失优先使用新技术的机会，并由此导致了巨大损失。因此，企业必然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必须用税收加以抑制，使其恢复到社会最优水平。当专利保护水平很低时，本国企业可以在不承担R&D投资费用的情况下享有新技术的使用权。此时投资税对企业投资激励的弱化显然有利于本国福利的增进。只有专利保护水平处于中间值时，政府的最优政策才对R&D进行补贴。可以看出，Bagwell和Staiger、Miyagiwa和Ohno的结论从本质上看，与Maggi是殊途同归的：政府的最优战略性贸易政策独立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
以上提到的文献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把政策工具局限在线性模式上。Laussel(1992)发现：如果放松这一假设，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只需诱致企业选择陡峭的供给曲线就能缓和市场竞争，实现两国福利的同时增进[9]。Qiu(1995)则认为，企业的市场行为可以被贸易政策本身所影响。政府采用非线性的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保证本国企业的Stackelberg领导者地位，而且还可以改变垄断竞争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企业[10]。
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战略代理的文献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影响企业行为达到改变均衡结果的目的。Miller和Pazgal(2001)考虑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首先由企业的所有者制定对其经营者的激励方案，在博弈的第二阶段，经营者把该激励方案和竞争对手的行为视为给定，选择合适的市场战略以最大化其自身的效用。因此，企业的所有者可以用不同的激励方案影响经营者的行为，再进一步影响最终的均衡结果。只要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保持足够的控制，均衡结果便不依赖于经营者选择数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11]。Miller和Pazgal(2005)的文献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了扩展研究：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里，政府首先选择合适的补贴政策，然后企业所有者制定激励方案，最后经营者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外国竞争对手争夺市场份额。Miller-Pazgal模型显示：最优贸易政策只依赖于所有者制定的对经营者的最优激励方案，而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无关[12]。
三、不完全信息：企业成本结构
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对生产和市场状况方面信息的掌握总是不如企业。Wong(1990)指出：如果政府在选择合适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时，不了解企业的真实成本，本国福利反而有可能受损。此时企业将有充分的激励谎报其成本以获取国家的补贴，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的生产决策将不可避免地被扭曲，国家的福利将低于实行自由贸易时[13]。Grossman和Maggi(1999)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甄别出高效率公司，这给了企业操纵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为了获取补贴支持，高效率公司用过度投资的激励来向政府发送信号。当投资成本很高时，过度投资将不会发生。如果投资成本很低，过度投资不会有太大的负面效应。而当投资成本位于中间值时，过度投资将发生，且将导致本国福利受损[14]。
Maggi(1999)则认为：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贸易政策的扭曲效应更加恶化，两国之间博弈的“囚徒困境”的负面作用被放大。最终双方获取“租”的机会都将完全丧失[15]。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Qiu(1994)在充分考虑了政府政策的信号作用后，设计了一个两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政府解决政策选择问题，即可以制定一揽子补贴方案供企业选择，也可以制定一个统一的补贴政策。在第二阶段，外国竞争企业在观察到本国企业的政策选择后在第三国市场上展开竞争。此时政府面临政策困境：一方面，它希望能够甄别企业的类型以制定合适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希望扭曲企业的成本信号，以达到迷惑国外竞争对手，实现利润转移的目的。通过分析，Qiu发现：如果企业进行数量竞争，则一揽子方案更优，此时达到分离均衡；如果企业进行价格竞争，则统一的补贴政策实现的社会福利更高，此时达到混同均衡[16]。Collie和Hviid(1993)的分析也是基于信号博弈的。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反而提供给了政府扭曲成本信号的机会。政府通过提供给本国企业比完全信息环境下更高的补贴诱致外国竞争对手相信本国企业具有低成本优势。从而外国竞争企业会收缩生产，本国企业于是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利润增加。政府也可以选择不去获取企业成本的信息，此时将实现混同均衡，本国福利更高(相对信号博弈而言)[17]。
管制经济学的大量文献对推进不完全信息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研究成果却很少运用到国际经济学领域。Brainard和Martimort(1996，1997)进行了两者的结合工作。他们假定用于出口补贴的公共基金是有使用成本的，并把参与约束概念引入到BS模型的框架之中。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存在着两种扭曲效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扭曲效应和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寻租的扭曲效应。此时政府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对两种效应的平衡，既要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增进本国福利，同时考虑到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也要防止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寻租。他们的主要结论是：不完全信息弱化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效应(Precommitment effect)，最优补贴低于完全信息下的情况，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甚至应该征收出口税。在两国对等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由于企业谎报成本的激励减弱，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效应重新得到强化。最优补贴水平回升，但相对完全信息下的情况而言仍然较低[18] [19]。可以看出，Brainard-Martimort模型一个隐含的政策建议就是给予企业充分的剩余控制权，从而可以杜绝企业的寻租行为，确保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竞争对手的报复行为反而加强了政策干预的效果(因为弱化了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也就是说通常认为的“囚徒困境”现象将不会出现。
与以上提到的文献不同，Furusawa等人(2003)把研究重点放在国内市场和进口政策上。他们假定政府对需求和成本结构只具备有限信息。通过比较关税、产能投资补贴、进口补贴、消费税等多种政策工具，他们发现：即使政府对相关参数一无所知，依然可以简单使用产能投资补贴增进本国福利(从另一角度吻合了Maggi的结论)。如果政府了解到本国市场需求函数的形状不是特别凸，则适当的关税将实现福利优化。其他类型政策的制定则需要更多的信息[20]。马捷和周纪冬(2001)的分析也是针对战略性进口政策的。他们认为：最优政策干预以及消除非对称信息造成的效率损失不依赖于信息结构，只与竞争类型相关。因此，它不会发生扭曲[21]。
四、不完全信息：需求市场扰动
为了剔除消费者剩余因素，BS模型假定在一个寡头垄断产业中，存在两家不同国家的竞争企业同时生产一种同质产品并都出口到一个第三国市场。也就是说，对两个国家而言，这种产品都是无国内消费的。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均在第三国市场完成销售和实现利润。这个精巧的假设使得国家福利简单地等同于本国企业除去所享受补贴后的净利润。为简化分析，BS模型一般假定本国政府了解第三国市场的需求结构。Cooper和Riezman(1989)首先把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引入到BS模型分析中。他们用符号θ代表需求市场的随机扰动。G(θ)为其累积分布概率函数。Cooper-Riezman模型由四个阶段和两种政策工具构成。政府首先选择干预方式(补贴或者出口设限)，再设定政策干预的力度。此时θ处于未知状态。在第三阶段，企业了解到θ的具体数值并在第四阶段规划具体的出口规模。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如果市场需求易波动，政府选用补贴政策更优。企业数量较多的一方应对本国企业征税(也就补贴值为负)，企业数量较少的一方应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此时总产量相对自由贸易时的状况更高，前者福利恶化，而后者福利得到增进。如果市场需求稳定，政府选用出口设限更优。此时总产量相对自由贸易时的状况较低，两国的福利都得到增进[22]。沿着Cooper和Riezman的思路，Arvan(1991)考虑了一个类似的模型，引进了行动时序因素，但排除了政府进行数量限制的可能性。政府只面临两种选择：在观察到需求的随机扰动前就宣布补贴政策(CS,Commitment subsidy)，或是推迟到市场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DS,Delay subsidy)。这种假设下的次优均衡涉及到两国政府行动时序的不对称性。企业数量较少的一方将倾向采用CS，并取得Stackelberg领先者地位。企业数量较多的一方则采用DS，成为Stackelberg跟随者[23]。Shivakumar(1993)综合了Cooper、Riezman和Arvan的研究成果，政府有四种政策选择：CS、DS、CQ(Commitment quantity control)、DQ(Delay quantity control)。其主要结论是：政策选择取决于随机扰动和企业数量。如果随机扰动值小，选择CQ较优。如果随机扰动值大，选择DQ较优。如果随机扰动值中等，政府在CS和DQ之间选择。由于后者引致的福利更高，因此为一个占优策略。此时出口配额与企业实际愿意出口的数量相吻合，也就是事实上执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24]。Hwang和Schulman(1993)则把非干预(Non-intervention)作为一个政策选择，对Cooper-Riezman模型进行了深化[25]。值得注意的是，非干预在这里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最优补贴值为零的情况。非干预和积极干预措施一样，都涉及到博弈第一阶段的政策承诺问题。事实上，一旦承诺进行补贴，补贴值为零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如果处于竞争状态的两国各只有一家企业具体参与市场竞争，那么非干预不是纳什均衡。Hwang和Schulman认为：如果两国企业数量相等，那么BS模型的主要结论不变。如果两国企业数量不等，征收投资税将是单边干预下的最优政策。在双边干预假定下，非干预的政策承诺更优。政策不对称的情况(一方补贴而另一方采取出口控制)是纳什均衡的前提是至少一方只有一家企业参与竞争。可以看出，Hwang-Schulman模型认为，政府的政策偏好与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无关，而只取决于两国企业数量的相对值。Fujimoto和Park(1997)对需求不确定性进行了动态化的建模。他们通过一个价格竞争的双寡头模型表明补贴政策在对称均衡中是最优选择[26]。
五、一个总结性的评论
制定最优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要求政府是完全信息的拥有者。政府必须了解目标产业的需求状况，本国和外国企业的成本参数以及垄断竞争行为的性质。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这种全知全能的政府，那么是否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就不具备实际的政策意义呢？如果简单地认同这一观点，那么不仅仅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所有形式的政府干预都不应该成立，因为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而言，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拥有所需要的详细信息。而事实上，即使是最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在农业技术进步、国防和国家安全导向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新兴产业的建立与发展等领域，政府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本文详细介绍和比较了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于不完全信息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从现有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分支研究的两个特点：首先经济学者力图发现一种简单，不受不完全信息限制的干预手段。多方面的研究显示，投资补贴就是这样一种符合条件的政策措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实际经济运行系统中，各国政府对R&D的补贴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日本在1975-1985年推出的VLSL计划(即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22％的资金来自政府。美国的著名研发联盟SEMATECH则有一半资金都有政府背景。而且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干预都实现了预想的效果。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应该只局限在对补贴的研究上。政府政策菜单的多样性将有助于克服不完全信息的制约。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政策选择，Auquier和Caves(1979)、Dixit(1984)还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了适度放松反托拉斯限制的政策效果[27] [28]。美国政府在1984年和1994年分别通过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CRA)和国家合作研究和生产法案(NCRPA)、欧盟1985年引入的对罗马条约第85款的一个修正法案都是这种思想的政策体现。从前文不难看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均衡结果与两国企业数量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企业进入、退出的不确定性是今后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已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文献大都假定市场结构是内生的，因此基本忽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Schulman(1997)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工作[29]，但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