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史略论文,为例论文,清代论文,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在中国，学术史与文学史似乎总有一点纠缠不清的味道。其原因主要有二：一、中国自古为杂文学观，文笔并举，文史混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互相渗透，纯文学的观念至近世才由西方引入。二、传统的中国文人往往兼做学问家和文学家。因此，很有必要对二者加以厘清。文学史和学术史的著述至今仍是方兴未艾的话题和行为。对照现有相关理论和实际操作，我们往往遗憾地发现，两者相去甚远。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基于学理构想的理论多多少少有几分理想化，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笔者想从著作成品出发，以经典著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该书以课堂讲义为底本，确切定位应为“教学型文学史”，因笔者这里主要讨论文学史共性，故不特别指明。）为例，来对学术史和文学史的撰述发表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清代学术概论》初稿成于1920年10月，也是梁启超47岁之际。尽管梁启超“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注：《清代学术概论》第90、2、3、4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但实际上此时其学术思辨力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自己也自称本书为“史”，在单行本初版加题：“中国学术史第五种”。鲁迅自1920年秋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以来，自编讲义，陆续印发给学生，1924年6月20日，《中国小说史略》下卷由新潮社出版。1930年11月《中国小说史略》最后定稿并刊印成书，从初稿到定稿，其间三易其稿，费时十年，铢积寸累。
鲁迅为写作中国小说史第一人。清代学术史，之前已有章太炎的《清儒》以及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清代学术概论》并非首开风气。但无论是否“第一”，《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小说史略》自问世以来，一直为学人奉为治学之门径，为学人竞相阅读。《清代学术概论》，初稿成于1920年10月，单行本于1921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赶在中华书局将此书收入《饮冰室合集》印出之前又抢出了本书的第8版。对《中国小说史略》而言，尽管鲁迅在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权威地位为它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但其中诸多论断被人无以复加地引用的事实表明，其学术价值不因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亡也决非单纯的名人效应。“著作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蔡元培的评价道出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位。
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应该包括四个点：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结果以及联系媒介。对著史而言，也就是研究者、史料、史书、语言。它们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维度上体现出认识论，在研究者与获得知识的维度上体现出方法论，在知识与语言的关系上则体现出语形学。（注：参考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下面将据此展开论述。
一 兼备胆、识、才、情
史著的出品与作者的经验、直觉等密切相关，寓含作者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那么，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史著写作中又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论，认识论研究应当围绕主体进行。主体在活动中建构其自身和永久性客体的概念，主体、客体从而获得各自的独立。主体建构起自身的认识结构，它是主体能动性的根源和依据。在每一具体认识活动中，主体均处于积极能动的主动地位。将主体认识客体的活动与改造客体的活动联系起来。主体是知、情、意的综合统一体。（注：侯衍社：《论皮亚杰的认识主体性思想》。《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2）。）在文学史、学术史的撰述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作者也应该处于首要位置，作者决定着著述质量和风貌，著述体现作者的史观。史著者应该兼备胆、识、才、情。从认识客体到认识结果，其中包含着一个技术操作层面。正如海德格尔所称：“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客体这一现象也是技术本质自我建立的结果。”学术史和文学史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它们需要渗入更多的人文因素，在作者与成品之间，还存在创造性的认识。人作为认识主体，不但具有能动性，如自主性、主宰性、目的性、计划性，还具有受动性与为我性。各种因素皆影响着著作的风貌。这其中，不仅仅需要聪明，也需要勤奋和汗水。需要对史料尽可能地占有。据鲁迅说，在写作六朝小说一章时，曾费时两年多，稿本有十册。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虽半月而就，但实际上，“也就是契机由萌而‘动’”，至少已历经两年。（注：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清代学术概论》第29、3、33、26-28、3页。）在心中早已有过对材料的爬梳整理，对历史事件的认真清理和细致考察，详察各家之言而成一己私说。
《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在分析史料和作结论时显得小心谨慎，且例证繁琐，引文必有详注。而梁启超则不然，他在论事论人时表现出极度自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单单是写作时间长短不同所致吗？或者单单是二人对学术品性的认同不同所致吗？
笔者认为，两书表现出来的风格跟作者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每部作品都是一个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结底是‘自我’。”（注：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133、1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荣格看来，处于无意识表层的个体无意识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们犹如完整人格中一个个彼此分离的小人格一样，具有自主性，有自己的驱力，甚至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注：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133、1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里虽然说的是文艺创作，但笔者认为，移用到学术研究来上来，也同样成立。因为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这一对范畴来说，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认识主体都是人。梁、鲁二人都聪慧过人，少时有着优裕的家境。不同的是，鲁迅13岁时家遭变故陷入困顿。梁启超6岁读完《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0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3岁同康有为“公车上书”。后师从康有为习今文经学、史学、西学和佛学等经世致用之学。写作《清代学术概论》之前，梁启超几乎是一路坦途，少年早慧，春风得意，名门高徒，不知不觉形成了梁的“王者之气”。鲁迅因为变故和冷遇，在心底深处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复仇意识，也不自觉地形成善于自保的性格。同样是斗士，梁启超属进攻型，鲁迅属防守型，正如陈毅给他撰联所说，“要打巴儿落水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退攻守岂仅文坛闯将”。也正因此，蒋百里对《清代学术概论》的质疑令梁无言以对，而鲁迅的论敌则常常被他反驳得体无完肤。
梁启超和鲁迅先天天赋和后天的素养为他们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不同的人生经历又使他们的著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要成史家，我比较认同黄修己在《现代文学治学论》中提倡的“史家三事”：第一、做一个博物馆长，做一个史料收藏家；第二、做一个学术史专家，对本学科的发展史要做到心中有数；第三、要有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
二 “以人论流派”与“从文本观史脉”
有人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有人认为，历史带“中性”。还有人认为历史由人写成，写作者对其有选择、有评判，并带入自己的感情。虽然观点不同，但其实都认同一个问题：史家对认识客体有选择性。从这个纬度看，笔者认为，学术史与文学史的注意焦点有所不同。（注：应该指出的是，文学史的撰述本身也是一种学术活动，必带有学术研究的品格。）学术史重“以人论流派”，而文学史重“从文本看史脉”。
不管是学术流派还是学术运动，或者是学术著述的产生，其主体都是人。这一点已不需花太多的笔墨去从理论上论证，因为，研究成果的取得、研究特色的呈现，其决定因素在研究者。而且，“学术研究”的承前启后大都有言传身教的特点，因此学术史的认识客体必须以人为本为纲。学术史中，作者关注的子要素可能有：研究对象的特色、研究方法的特色、研究结果的历史地位、历史背景、现实效果等等。其落脚点也必是人，涉及到学术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学识修养等诸如此类。
“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量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注：《清代学术概论序》，《清代学术概论》第109页。），《清代学术概论》以此为贯穿全书的精神，且主要以学者的学术特色为衡量指标，来选取史材，论述学术源流。书中选材大致分三部分：学者、流派以及学术运动。主要论及的学者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梅文鼎、顾祖禹、刘献廷、戴震、章学诚、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主要论及的学派有：考证学、水地与天算、金石学、校勘学和辑佚学、桐城派、佛学；论及的运动主要有“黎明运动”和“今文运动”。
作为文学体裁专题史，其重点是该体裁的历史演变。其演变的轨迹，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认识的产物来体现。这个结果也可以推而广之，也就是说，在文学史中，认识的主要客体应该是文学作品。无论是思潮史还是流派史，还是作家的心灵史，只有作品这一物象才能成为反映其规律的载体。尽管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批评家及读者，但其中心应该是作品。
《中国小说史略》是以作品的风格和特色为划分标准，来为中国历史上汗牛充栋的小说分门别类的。其重点在叙及小说在历史上的形态和题材上的变迁。包括：神话与传说，汉魏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代传奇文和宋代的话本，元明的讲史和明代的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拟话本，以及清代的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公案小说、谴责小说。鲁迅在展现整个小说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的同时，也暗含着对小说的追根溯源，和对它的发展趋向的预测。在论述中；作者以体裁形式的变迁为主线，虽也论及作家，但主要以作品为叙述内容。
三 “以论代史”与“论从史出”
《清代学术概论》无论叙述学术流派还是论及学术运动，往往仅用三言两语，而花大量笔墨对其评说。例如他绍介“朴学”，勾勒其风格惜墨如金，仅用了极简要的10条文。而评价其效果及在整个文化史上的地位则浓墨重彩，泼墨如水。即便是那简略的10条文，其实也充满论辩色彩。又如他在述及“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时’”时，仅仅用了《日知录》中三段文字来介绍这一运动。其余约四分之三的篇幅主要触及两个问题：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和顾炎武的研究方法。
《清代学术概论》的章节设置也体现了“论”重于“叙”的特点。全书共三十三章。其中专门论辩的章节有一、二、三、九、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还有一些章节主要绍介性质，但题目的设置也体现出明显的论辩色彩。如“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的中心”、“《大同书》是康有为的创作”、“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分歧”等。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作为认识主体的梁启超与作为认识客体的清代学者一直都存在一种对话关系。“辩论”的色彩充满其中。“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所创学派的一大旗帜，梁在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辨其病。
《中国小说史略》中虽然也有论说的地方，但主要是叙述史实。其基本程式是：简单的论说之后加冗长的引文。第二章“神话与传说”。共29段，其引文竟达20段。他往往为同一个论点提供数个论据。如他认为在中国的神话和传说中，“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和西王母”。引了《西山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大荒西经》四经中共6处文字。在论及“神话和传说”中新神的产生和旧神的转换和特点时，鲁迅则引了《太平广记》、《异苑》、《论衡》、《太平御览》、《三教搜神大全》中共计5段文字。
《中国小说史略》中“论”的部分较弱，但并不是说其中的“论说”不重要。实际上，鲁迅的论说往往精辟独到，成为全书中最亮点。鲁迅的评价至今为后来的研究者无以复加地引用。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小说史略》当中，论说实质上占了相当的比重，但在文字数量上，史料占了较大的比重。相比较而言，《中国小说史略》注重史料呈现。
学术史和文学史的写作在述史方式上是否应该有这样的区分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尽管都是史，但前者更多是对人的认识，后者更多是对文本的认识。尽管都有一个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选择和认识的问题，但学术史的认识客体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些，其认识客体的潜在因素更多一些。因而需要“我思故我在”、“以论代史”，才能更多地体现学术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思辨色彩，清理出学术发展的史的脉络。而在文学史专题史写作时，由于认识客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更多需要“史在促我思”，“论从史出”，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的真相。
《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梁作《清代学术概论》时，他既是局外人，但同时又是局中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以“执笔之另一启超，来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而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则完全是局外人的身份。尽管如此，但二人都强调要超然，梁启超在讨论他自己的学术地位时说：“‘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清代学术概论》。）这也正是史著作者所要取的普遍态度。
四 思维特点
1、重源流辨析及宏观把握与重史实呈现及微观显示
在第一章中，梁氏高屋建瓴，阐明一切思潮发生之轨迹：“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注：《清代学术概论》第90、2、3、4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在第二章略论“清代思潮”中，他又揭示出清代思潮的具体规律是：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注：《清代学术概论》第90、2、3、4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叙及流派，梁启超往往注重追根溯源，书中各章皆如是。
朱维铮认为，“梁启超不是思想家，但对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都极感兴趣。他也不是纯学者，但也许饱受康有为教导的缘故，尤其爱好考察‘学术源流’。”（注：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清代学术概论》第29、3、33、26-28、3页。）对于梁启超的这个特点，朱维铮在该章注释[6]（注：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清代学术概论》第29、3、33、26-28、3页。）中作了详细说明：他引梁启勋口述，梁思明笔录《“万木草堂”回忆》，中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生对讲‘学术源流’颇有兴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1918年夏秋间，梁启超致梁启勋函，述说他下野后在天津家中的生活，有三通均说他给儿女讲授“学术流别”或“学术源流”，末一通还强调“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朱认为，“这正好提醒我们，注意他晚年研究学术史，没有完全摆脱早年从康有为学习的影响。”
由此可知，梁启超的治学特色，的确与其早年的求学和师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可知，“重学术源流”，这也正是梁启超写作学术史时的思维特点。他本人其实就是他的思想观点的有力证据。
《清代学术概论》风貌的形成，有其学术渊源。周予同指出，“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而来的”（注：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注释74。《清代学术概论》。），而朱维铮经过自己的比较研究，越发相信周先生的提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还指出，梁启超的《概论》与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比《清儒》技高一筹，刘在学术上，他与章太炎的关系，类似梁启超与康有为，而学术功底与识见，都胜过康门高弟梁启超。“而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梁启超晚年论清学史，矢口不提刘师培，未免令人奇怪，而倍增人们追溯他的学术先驱的光味。”（注：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清代学术概论》第29、3、33、26-28、3页。）此公案姑且不论。我们要明白的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承接性，非凭空产生。
《中国小说史略》注重史实呈现，注重对细部规律的揭示。全书按小说种类划分章节，暗含时代线索。全书共二十八篇，构成完整中国小说发展流程图。目录中每一篇题目下有一段小文字，揭示该文学样式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特点和规律。
在追根溯源方面，《中国小说史略》显得比较简略，但也并未忽略这方面的工作。它对各种小说样式的演变过程，以及群众性集体创作而成的经典名著和重大题材的发展变化，都有精到的论说。这些论说日后被同研究者视为难以逾越的经典之论。对神话、话本、讲史的论述，对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的疏理，对《西游记》、《水浒传》之成熟过程的探讨，对《金瓶梅》、《红楼梦》的论说等无一不成为日后的史家的不厌其烦的引用的对象。
2、重演绎推理与重归纳总结
刘勰《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注：《文心雕龙·时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94、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注：《文心雕龙·时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94、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文学发展如此，而在梁启超看来，学术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他由佛家的“生、住、异、灭”观受到启发，认为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轨迹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正如朱维铮所指出的那样，梁是一个政治家，“也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因而他的政论取向，不能不对他的历史认识产生莫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也就是‘以史论为政论’，或者说他观察历史，总以他自己的政治经验作为判断尺度”。（注：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清代学术概论》第29、3、33、26-28、3页。）这也形成他做学术研究时重演绎推理的思维。政治风云变幻，政治气氛也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
《中国小说史略》注重用文本本身说明问题。就篇幅看来，《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几乎与正文等篇幅。正文中，引用文本、叙述文本的分量又约占了总量的四分之三。篇目、索引也较多见于文中。鲁迅在叙及一个问题时，往往不厌其烦地用不同的版本加以互证。
鲁迅更多是用史料来展示事物的发展，对其规律，只是用淡笔作简扼勾勒。无论是讲述小说体裁的发展，还是讲述其题材历史流变，鲁迅多将其历史上的不同面貌一一呈诸笔端，然后将其异同锐笔点出。因此，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可以视为一种私家著述，还可以作为一种史料集，无论哪个方面，都不失生命力。
曾有流言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系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而成。鲁迅在《不是信》（见《华盖集续编》）中予以回应，指出：“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是鲁迅接着指出，“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注：《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的这种重史料的展示和重实证的特点正是《中国小说史略》显得卓尔不群、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辨析源流，《中国小说史略》重作品的源流，而《清代学术概论》则重师传，重人的因素。如《清代学术概论》在述及戴震时指出，“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注：《清代学术概论》第90、2、3、4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清代学术概论》不仅述及源流，还辨析其异同。他指出，戴、段、二王之学，其所以特异于惠派者：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注：《清代学术概论》第90、2、3、4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中国小说史略》虽然也述及源流，也有考证注疏。例如其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成书经过及版本考辨，对神话和传说兴衰的论述等等，但仍是重述而不重辩论，重作品而轻作者。当然，因年代久远，鲁迅无法获取更多的小说作者的资料也是重要原因。
鲁迅开篇就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也就表明，鲁迅的初衷就是为中国的小说作史。由“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可见，鲁迅也比较重其分量。这分量的增加，就《中国小说史略》的表现形态来说，史料应该占较大比重。
笔者认为，《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的上述特色，恰好构成学术史和文学史撰述方面的差异。构建学术史时重源流辨析及宏观把握，重视演绎推理；构建文学史时注重史实呈现及微观揭示，注重归纳总结。这个特色也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各自的特色紧密相联。因为虽然文学创作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更多是依靠作者的天赋和创作时所拥有的灵感。而学术研究的“技术”成份相对来说要更多一些，另外，研究理念也极大地影响着研究的成果。故“师承”在学术史中显得举足轻重。在梳理学术史的过程中，对其门派详加辨析、多用演绎推理法也就显得十分必要。文学的发展虽然也有承传性，但因为文学史关注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客体，而文学间的承传性由创作的客体得到体现，故文学史需要注重史实的呈现。文学作品间的相似性，多由其创作方法、艺术特色来体现，所以，在梳理文学的发展流脉时，需要进行文本分析，对其进行微观揭示。
不管是何种思维方式，殊途而同归，对规律的揭示应该是共同的理想，这也是史著生命力的源泉。如梁启超在书中极力凸现时代思潮之主线，又以佛教的所谓“生住异灭”来比喻清代学术发展的总体蜕变，识见不凡。《中国小说史略》铢积寸累，厚积薄发，将时代之风与小说之貌联系起来论述，其言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切中肯綮。
五 白话与文言
在话语形态上，《清代学术概论》采用“新民体”。“新民体”由桐城派古文而来，杂糅桐城派古文与白话，既不同于文言文，也不同于五四以后的白话文。新民体正是当时梁启超所倡导的一种语体。《中国小说史略》采用文言文。其原因如鲁迅所说：“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4页。）由此可见，二书的语言形态都是作者的有意选择。两书皆非现代通行的白话文，但无损二书魅力，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此二者的预定接受者不以语言形式为障碍。因为它们都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有兴趣阅读此类著述的人，无论学识修养，还是文字修养，都已达到一定的程度，语言形态已不成为障碍。从二书成书过程来看。《清代学术概论》是作者为其学生蒋百里之书写序而触发。《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开设小说史课程备课而成。这表明，二书成书之先即预定有不少读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的最初日期是1923年，而《清代学术概论》初稿成于1920年。两书的成稿都在五四时期，也即中国书面语形态转型的时期。二书的语言风貌，实际上反映了语言新旧交替之际的一种现象，可视为时代印痕，可视为转型时期中国学术语言的一种状态。二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以及作者的知名度为它们的经久不衰提供了生存语境。
是不是由此而可以得出“著述史书可以不拘语言形式”的结论呢？显然不是。如果将史著的成品和最后的表达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话，那么语言形式（即联系媒介和载体）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如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在其作品《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指出的那样：文学史不仅是作品的历史，而且也是读者阅读、反应和接受的历史，接受意识的参与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地位。可以这么说，一部学术著作的生命力能否长久，其语言形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当前，《清代学术概论》比《中国小说史略》拥有更众的读者，其语言的相对浅显易懂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来看，因为语言自身的进化性，现在通行的白话文以后也变成只有少数人可以阅读的东西也未尝不会成为事实。至于到底采用何种语言，则要看著者个人的理想和识见了。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术史和文学史具有下列不同品性。从认识客体看，学术史重“流派源流”，重以“人”论流派。而文学史重“文本”，重从文本观史脉。从述史方式来看，学术史重“论”，表现为“以论代史”。而文学史重“史”，更强调“论从史出”和以“史”代“论”。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关系来看，文学史的认识客体较为稳定，而学术史的认识客体较为多变。从思维方式来看，学术史重演绎推理，宏观把握，而文学史则重归纳，重微观显示。学术史和文学史的共同点在于：1、语言载体当考虑语境和接受者的情况。2、史家要有足够的积累，有足够的胆识才情，否则难成上品。3、史著，非史料汇编，落脚点是穷其规律。这些，都应该为史著者所重视。
上述特色也成为《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小说史略》的特色和作为史著的异同。当然，就《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而言，它们还有其它特色。例如，梁启超自己就是清代学术史中的角色，所论众多学者都是其师长或者好友。而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完全是旁观者。《中国小说史略》极重目录、版本和校勘，而《清代学术概论》在这方面则显得随意。就读者的感受而言，读懂《清代学术概论》需要更多的背景知识，而读《中国小说史略》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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