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台湾论文,蒋介石论文,彼此间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介石与胡适是中国近代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政治威权者与军事强人，胡适是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手，他们的关系为人所乐道，也被赋予诸多历史意蕴。国民党政权退台后，蒋介石胡适的关系进入新阶段。1980年代中期，台湾出版了由胡适秘书胡颂平编著的两部书《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提供了较多蒋胡关系的细节。2004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10册一套的《胡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新史料。①目前相关的学术论著在论及台湾时期蒋胡关系时，大多依据胡颂平著述，偏重于如下几个论题：胡适对蒋介石的支持与蒋对胡的礼遇；胡适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批评；两人因“雷震案”而起冲突；胡适过世后蒋的悼念等。这些论著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尽管有观念上的冲突，胡对蒋始终尊重与支持，蒋也对胡维持着礼遇。②因此，当笔者阅读《蒋介石日记》，看到蒋自1950年代起在日记中提到胡适便深恶痛绝、私下痛骂时，深感“震惊”。③
有趣的是，蒋介石、胡适在日记或回忆中对于他们的交往都有记录，可资“对质”。他们的表述与感觉却迥异。因蒋胡记载之差异不辩自明，本文在写作上拟采用“留白”的方式，将彼此交往的记述以时间先后为序逐一对比罗列，更多的评论与思考留给读者。笔者的思考并非仅限于文章结尾所提的若干问题，也蕴含于对材料的选择与对照之中。不足之处，请专家教正。④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威尔逊总统轮”赴美国。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逃至台湾的过程中，他一直住在美国，与蒋介石保持着联系。1950年3月初，胡适联名曾琦致电蒋介石，贺其“复任总统”。⑤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托杭立武转交。信中劝蒋要“知己知彼”，“多读中共出版的书，如《斯大林论中国》之类”，最后劝蒋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最重要的是“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⑥1952年，英国牛津大学邀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有意应聘，但鉴于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遂向“外交部长”叶公超请求，让叶征询蒋介石的意见，结果因蒋不赞成而作罢。⑦1952年9月14日，胡给蒋写8页的长信，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七全大会”提出建议，希望蒋及国民党要表明“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他甚至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罪己”，“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⑧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国民党“七全大会”根本没有讨论此类建议。
1952年11月至1953年初，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邀请，赴台湾讲学。他一下飞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胡适为新朋故友及记者们的热情所感染，笑称“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⑨对于蒋介石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胡适方面的记载为：
(1952年11月19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先生(胡适——引者)坐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东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在历久不绝的掌声中，先生含笑挥帽，缓步下机，精神极为旺健。先生穿的西服和大衣，都是藏青色，绿色花领带，黑皮鞋。蒋总统的代表蒋经国，以及教育学术各界的人士约千余人，上前欢迎。
下午，七时三十分，晋谒蒋总统，并与总统共进晚餐。⑩
(12月12日)上午，蒋总统邀先生陪同检阅军队，在新竹“参加检阅的军队六万多人，由于天气关系，没有见到空军配合参加。受检阅的部队装备都是新的，体格强健，精神很好，使我看了很高兴”。(11)
(1953年1月16日)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12)
(1月17日)蒋总统特派蒋经国代表送行(胡适返回美国——引者)。先生和他握手时说：蒋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13)
蒋介石与胡适数次接触、谈话，但他日记中只记载了1952年12月邀胡参加阅兵时谈话的情形与感触：
(1952年12月12日)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时，乃寝。不料寝后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14)
(12月13日)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进午膳后别去。(15)
对于两人首次在台湾聚首与所受到的高规格接待，胡适感觉甚好，而与蒋谈话时所说的“逆耳的话”，蒋介石也“居然容受了”，故临行时发出“蒋总统对我太好了”的感叹。蒋介石的感受大不相同，在与胡谈话后竟然彻夜难眠，“苦痛极矣”。蒋对胡适大谈“自由”“民主”的高调甚不以为然，认为是“书生之思想言行”，故“特斥之”。事后，蒋又记道：“与胡适之谈话二小时，不知彼果有动于中否？”(16)胡适这段时间向蒋建言的内容，两人所记大致相同，胡认为蒋“容受了”，蒋却说对胡“特斥之”。两人都期许对方能回心转意。
1954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届满，“第二届总统”该如何产生成为让蒋犯难的大问题。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二届总统”，似乎是胡适为蒋介石想出的招数。据胡适日记，1953年1月胡在向蒋介石辞行时，两人间曾有一段问计与献计的对话：
最奇怪的，是他(蒋介石——引者)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召集是民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二十日满任，二月二十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中。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17)
蒋介石最后用的就是这个办法。执意要参选的他对外界的反应非常敏感，胡适竟然成为防范对象。他在1954年1月记道：“对蔡斯来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适为副总统无理取闹，皆有深切研究与合理之腹案，但暂置不答，以静观其变化如何也。”(18)蔡斯(Williams C.Chase)，美军少将，时任美国驻台湾军事技术援助团团长。左舜生，中国青年党党魁，1949年后移居香港，对台湾时政常有批评。胡适这时虽是被别人提出，蒋介石还是相当反感。
由于胡适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力，2月9日《中央日报》记者在纽约采访了他。胡适表示，身为“国大代表”，他决定到台湾参加会议与选举，坚定地支持蒋介石。胡适回到台北后发表谈话：“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19)当有人告诉胡适，传说蒋介石曾在国民党临全会中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时，胡回答，他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谦让，非常感谢。但他心脏病史已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有人问，假如有代表不得其同意而签署提名甚至当选，又将如何？胡适幽默地回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20)
胡适此次在台湾逗留一个半月，与蒋介石见面七次，其中有长谈，有宴会，有便饭，蒋再一次邀胡参加阅兵式。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胡适对记者说：“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肯负此项重大的责任，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21)对于在台湾实施民主问题，胡适甚至为蒋“解围”。他在3月28日答复记者问题时说：“蒋总统于三月九日招待国民大会的宴会上，曾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蒋总统曾说：‘这几年来，由于军事上的理由，使民主自由的措施，受到若干限制，很是遗憾。’”(22)
胡适的诚恳态度，似乎并未解除蒋介石对其的疑心。1955年蒋介石考虑“孙立人事件”的善后时，将胡适与苏联、中共、吴国桢等敌对势力并列，他写道：“孙立人自写悔罪与求赦书，则对其第一步处置之办法，当可告一段落。今后惟对明令免职之方式与时机应加研究，总使俄、共与吴逆等在美反动宣传不致过于扩大为要，但对于胡适等自由分子之反感亦不可忽视耳。”(23)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发表命令，准许“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辞职，任命胡适为院长。任命发布后，蒋介石即电胡适，促其尽早回台就任，谓“中研院”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深且巨，端赖硕彦领导，敦促早日回台就任”。(24)
胡适起初并无意接任，他先是请人代向蒋介石婉辞，11月6日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达辞意：“前日曾托骝先(朱家骅字——引者)、思亮(钱思亮——引者)两兄代恳总统许我辞谢中研院长之职，因适今年二月施外科手术以来，体力迄未恢复，八、九、十三个月中五次发高烧，检查不出病因，惟最后一次是肺炎，亦由抵抗力弱之故，尚须请专家检验。最近期中，恐不能回国。故不敢接受中研院长的重任。李济之兄始终主持安阳发掘研究工作，负国际学界重望，顷年继任历史语言所长，百废俱举，最可佩服。鄙意深盼总统遴选济之兄继任院长，实胜适百倍。迫切恳辞，千万请总统鉴察矜许。”(25)
蒋介石再致电胡适，对其身体不适“深为系念”，但坚持“中央研究院仍赖出而领导”，希望胡能“早日康复回国就任”。(26)在各方敦促劝请之下，胡适的立场动摇，12月6日，他复电蒋介石，请任命李济暂代院长(27)，等于同意未来将回台任职。蒋介石允其所请。
1958年初，“中央研究院”开始为胡适建造住宅。几年前蒋介石知道胡有回台久居之意，“曾表示愿将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内拨款兴建房子一座，送给先生居住”，胡适允就“中研院”院长之后，“中央研究院与行政院研究商洽的结果，由中研究追加预算二十万，在院里建筑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五十坪，里面有大客厅，连着小客厅各一间，书房一间，卧室两间，客房一间”。(28)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副总统”陈诚等到机场欢迎。次日，“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到其暂住处，“陪同前往士林官邸。总统以茶点款待，谈了一点钟……先生(胡适——引者)对记者说：总统气色很好，很健康。对我的病况很关心，使我很感谢。总统对于学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很关切，也很感兴趣，所以，今天所谈的都是关于学术问题。”(29)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会祝贺并演讲。1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宴请中研院全体院士，胡适方面的记录只有简捷的一句“蒋总统在官邸宴请全体院士，至八时半始毕”。(30)
胡适归来，蒋介石很高兴，9日初次与胡适见面时，“对其研究学术与办理大学意见颇多可取”。(31)第二天蒋亲自出席胡就职典礼，当他发表精心准备的祝贺演讲词时，却被胡适当场“纠正”，蒋视此为奇耻大辱，竟至夜不成寐。他记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32)
蒋将所受胡适之辱形容为平生“最大的横逆”，甚至与1926年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侮辱”相类比，显然是言过其实，但亦可见被胡适刺激之深；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知此一刺激太深，仍不能彻底消除，甚恐驱入意识之中”。(33)1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体院士，或许由于已经对胡适反感在先，他怎么看胡都不顺眼了：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34)
在周末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蒋介石用较长的篇幅详细记录了胡适对其“不恭”的表现：
胡适就职典礼中，余在无意中提起其民国八、九年间，彼所参加领导之新文化运动，特别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点，又将民国卅八、九年以后共匪清算胡适之相比较，余实有尊重之意，而乃反触其怒，殊为可叹。甚至在典礼中，特提余为错误者二次，余并不介意。但事后回忆，甚觉奇怪。又是，在星六招宴席中，以胡与梅贻琦此次由美国返回，余乃提起卅八年初将下野之前，特以专派飞机往北平接学者，惟有胡、梅二人同机来京，脱离北平围困，今日他二人又同机来台，皆主持学术要务为欣幸之意。梅即答谢当时余救他脱险之感情，否则亦如其他学者陷在北平被共匪奴役，而无复有今日其人之辞，殊出至诚。胡则毫不在乎，并无表情。惟彼亦闻梅之所言耳，其心中是否醒悟一点，则不得而知矣。余总希望其能领悟，而能为国效忠，合力反共也。(35)
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无可掩饰，他不仅用梅贻琦的谦恭来反衬胡适的“狂妄”，而且还想到了逝去多年的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胡适的言行，更使我想起蔡孑民先生道德学问，特别是他安详雅逸不与人争的品行之可敬可慕也。”(36)蒋介石此处也道出了其“尊重”胡适的重要原因，是希望他能“为国效忠，合力反共”。
胡适1958年回台与蒋介石初次见面后，曾表示“希望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当可将未完成的著作《中国思想史》写完，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中国思想史》，接着就要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册”。(37)实际上他并未专注于学术写作，兑现其完成几部大书写作的计划，反而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自我感觉良好。伊朗国王巴列维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先后访问台北，蒋介石均邀胡适参加接待。胡出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处讲话，公开支持蒋介石。他曾对胡颂平说：“我对总统是很恭维的。现在有些人想恢复‘五五宪法’，无论如何，这部宪法比‘五五宪法’高明得多。当初在胡汉民、孙科时代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只有四十九人，像王雪艇、傅秉常等都是。那时是个法制局的性质，并不是国会，现在要想回到‘五五宪法’时代是不可能的了。”(38)
蒋介石欢迎胡适回台，意在将老虎收笼，免得其在美国乱发言，不便控制。不料胡返台后，却非常“不识相”，这使蒋如芒刺在背。4月底蒋在“上月反省录”中将胡专列一条：“忍受胡适之侮辱，不予计较，此或修养之进步欤？”(39)从5月起，蒋在日记中只要提到胡适，都是负面的：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40)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蒋经国——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41)
朝课后，与经儿谈反动派抬胡适组党，及其勾结美国之情形，此时美未必为其供应什么也。惟胡有跃跃欲试之意，但为过去关系，余对胡适应有一次最后规诫之义务。(42)
午课后，手拟去年反省录，开始感想千万：胡适态度最近更为猖狂，无法理喻，只有不加理会，但亦不必予之作对，因为小人自有小人对头也。对于其所言反对修宪与连任总统之谣诼，乃是一般投机政客有意诬蔑之毁蒋运动，不仅余本人，即本党亦从未有此意向，希其审慎，勿受愚弄。至于“毁党救国”之说，闻之不胜骇异。中华民国本由国民党创造，今迁台湾，亦由国民党负责保全，如果毁了国民党，只有拯救共匪的中华人民共和伪国，如何还能拯救中华民国乎？何况国民党人以党为其第一生命，而且视党为国家民族以及祖宗历史所寄托者，如要我毁党，亦即要我毁我自己祖宗与民族国家无异。如他认其自己为人，而当我亦是一个人，那不应出此谬论，以降低其人格也。以上各言，应由辞修(陈诚字——引者)或岳军(张群字——引者)转告予其切诫。(43)
胡适狂妄言行，决不予理睬。与辞修谈胡适问题，认其“毁党救国“之说，是要其现在领袖自毁其党基，无异强其自毁祖基，此其惩治比之共匪在大陆要其知识分子自骂起三代为更惨乎。(44)
今后最不愿见的无赖胡适政客及悔改之党员程沧波，勉强而行，是乃品性修养之进步之效也。(45)
随着胡适表示反对“修宪”、反对蒋“连任总统”与要求蒋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以增加竞争活力，蒋介石对胡的不满逐步升级，所用词语从“狭小妒忌”，“甚觉奇怪”到“猖狂”、“狂妄”，最后骂其“无赖”、“可耻”、“政客”，讨厌到不愿再见胡适的地步。这段时间，如何对付胡适，也是蒋日记中的重要内容。(46)1959年初，蒋介石接见赵元任后，颇有感想，胡适再次被拉出来反衬：“见赵元任夫妇，甚和洽。余近对学者心理，以为如胡适一样，殊不然也。毕竟真正学者，其言行风度多可敬爱者也。”(47)言下之意，蒋认定胡不是“真正学者”。
1959年3月底，胡适在台大医院接受割除背部粉瘤手术，蒋介石曾派蒋经国前往“慰问”。(48)5月28日，胡适晋谒蒋介石，蒋对胡住院手术“表示关切”，胡则邀请蒋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先生(胡适——引者)因将出国，向总统请假三月。接着说七月一日举行院士会议，可能有十四位院士出席。这天上午举行开幕典礼，请总统能在开幕典礼中训词。总统说：‘那时除非我不在台北，我一定来的。’”(49)
蒋介石也记了这次见面：“召见胡适，约我七月一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训，其客辞特表亲善为怪。凡政客爱好面子而不重品性者，皆如此耳。”(50)“胡适无聊，面约我七月一日到其研究院院士会致训，可矣。”(51)
蒋介石耍了手腕，他先未如约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冷落胡适，再于次日在官邸设宴款待胡与全体院士，由陈诚、张群、梅贻琦等作陪。(52)蒋对此举不无得意地写道：
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未应邀参加，而仍约宴其院士，此乃对胡适作不接不离之态度又一表示也。对此无聊政客，惟有消极作不抵抗之方针，乃是最佳办法耳。(53)
因厌恶胡适，与胡关系亲疏的程度竟成为蒋介石用人的取舍标准。1959年3月，蒋介石记道：“召见谷风翔同志，提及陈雪屏为反动分子包围，并借胡适来胁制本党，此人积恶已深，其卑劣言行再不可恕谅，但余仍能抑制情感，出之以忍也。”(54)然而，蒋不久之后就为陈雪屏与胡适的亲密关系而惩罚了陈：“三中全会准备闭幕讲词……正午，选举常委。陈雪屏、胡建中、王(黄)朝琴三人同票，本应抽签。余乃决定除去陈而取胡、王，以陈藉党外势力以自重，并招摇挑拨也。”(55)
相关论著对于胡适一度公开反对蒋介石“修宪”与参选“第三届总统”一事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胡适日记中记载，他曾试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未获机会，便通过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1959年11月15日，他再次托“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向蒋系统地转达如下四点：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作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尊敬与佩服。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报纸上登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老百姓是一种侮辱。(56)
蒋介石对胡适避而不见，双方没有形成正面交锋，但蒋日记中对胡充斥着敌视与谩骂，对胡适的建议也逐条“批驳”：
(蒋介石认为，美国未公开反对他连任，这)对目前国内反动派胡适等反蒋之心理无异予以打击，以彼等假想美国不赞成连任，为其反蒋之惟一基础也。可耻。(57)
与辞修谈话。彼以胡适要我即作不连任声明。余谓，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58)
胡适反对总统连任事，各处运用其关系，间接施用其威胁技[伎]俩，余皆置若罔闻。昨其来与岳军相谈其意，要求与余个人关门密谈，并托岳军转达其告辞修等相同之意。乃余对岳军曰：余此时之脑筋，惟有如何消灭共匪，收复大陆，以解救同胞，之外再无其他问题留存于心。至于国代大会与选举总统等问题，皆在我心中，亦无暇与人讨论，否则我即不能计划反攻复国要务矣。如胡再来询问时，即以此意答之可也。此种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59)
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分，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总统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以若辈用心不正，国事如果操纵在其手，则必断送国脉矣。(60)
胡适无耻言行，暗中反对连任，与张君劢亡国言论皆狂妄背谬已极。惟有置之不理而已。(61)
其后，胡适虽未改变基本立场，但也在他人劝说下“识相地”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连任”的言论，并在1960年2月出席“国民大会”，任主席团主席，参与主持选举蒋任“第三届总统”。(62)蒋介石并未因胡适的“让步”而感到宽慰，反而转成对胡的讥讽与蔑视：
近闻胡适受梦麟(蒋梦麟——引者)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而绝无国家与民族观念，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63)
入府见胡适，其态度神气似已大有改变。为怪。(64)
1960年的“雷震案”，是蒋介石与胡适关系中的重要事件。关于胡适与雷震、《自由中国》杂志及组建反对党的关系，其在“雷震案”发生后的态度，已公开的资料与研究相当充分。(65)本文只披露蒋介石在处置“雷震案”时对胡适言行的反应。
蒋介石对《自由中国》怀恨在心，对胡适与《自由中国》的关系也相当清楚：“所谓反对党之活动与进行，乃以美国与胡适为其招摇号召之标帜。”(66)就是因为投鼠忌器，怕处置《自由中国》与雷震，引起胡适、美国的反对，蒋才迟迟未下决心。1960年，雷震等人加快了组织反对党的步伐，而蒋在完成“修改宪法”及“连任总统”后，终于决定要对雷震下手了。台湾警方在胡适离台湾赴美国访问期间(胡适7月9日飞西雅图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行前，蒋介石曾设宴招待(67))，于9月4日逮捕雷震。蒋介石在下最后决心之前，对“雷震逮捕之考虑，不厌其详”。(68)蒋考虑的中心点是事后如何应对胡适与美国，他在8月31日确定了详细的应对计划：“一、雷逆逮捕后，胡适如出而干涉，或其在美公开反对政府时，应有所准备：甲、置之不理；乙、间接警告其不宜返国。二、对美间接通知其逮雷原因，以免误会。三、谈话公告应先译英文。四、何时谈话为宜，以何种方式亦应考虑：甲、纪念周训词方式；乙、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方式。”(69)
果不出蒋所预料，雷震被捕后胡适便在美国发表了声明。蒋深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除对胡本人破口大骂外，也点明了所以容忍胡的关键，是胡的言行恰能用来粉饰台湾的“民主体制”。他记道：
胡适对雷案发表其应交司法机关审判，且称雷为反共人士，而决不叛乱之声。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70)
在审判雷震那段时间，蒋十分注意国外的反应，而将一切不利反响与批评意见全归之于胡适：
胡适挟外力以凌政府为荣，其与匪共挟俄寇以颠覆国家的心理并无二致，故其形式虽有不同，而重外轻内，忘本逐末，徒使民族遭受如此空前洗劫与无穷耻辱。(71)
本月工作以雷震案为重点，自四日逮捕至廿六日起诉作为第一阶段，除国内外少数反动言论外，一般反响并不如所预想之激烈，惟一纽约《时代》杂志乃受胡适之影响，亦作不良之评论，殊出意外。(72)
10月，蒋闻胡适将从美国返回台湾，颇感紧张与头痛：
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复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彼尚不知其已为他人所鄙弃，而仍以“民主”“自由”来号召，反对革命，破坏反共基地也。(73)
闻胡适已于昨由美起飞回国，其存心捣乱为难可知，而且若辈所谓自由主义之文化买办们从中纵容无疑，应加防范，但以忍耐为重。(74)
今日闻胡适回来后对雷案各种“胡说”，不以为意，听之。我行我事可也。(75)
本日为胡适无赖卑鄙之言行考虑，痛苦不置。其实对此等小肖[宵小]不值较量，更不宜痛苦，惟有我行我事，置之一笑，则彼自无奈我何矣。(76)
胡适回到台北，不断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达见蒋的要求。蒋认为，“胡适为雷震张目，回国后似并未变更，故其对国内外反动之鼓励不少也”(77)，再次采用避而不见的策略。在“冷落”胡近一个月后，蒋介石在11月18日才准胡见面。对这次见面经过与所谈内容，胡适方面的资料有详细记载。蒋介石的记载大致相同：
召见胡适约谈三刻时，彼最后提到雷震案与美国对雷案舆论。余简答其雷系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须依本国法律处理，不能例外，此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否则政府无法反共，即使存在亦无意义。余只知有国家，而不知其他，如为忌国际舆论则不能再言救国矣。此大陆沦陷之教训，不能不作前车之鉴也。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或有所感也。(78)
这段描述比较平实，可见蒋事先经过精心准备，特别是最后用“个人感情”诘难胡，使其无语，顿时只能自辩，转而强调自己对蒋与“政府”的一贯支持。(79)在该周的“反省录”中，蒋对自己的策略颇为自得：“胡适之‘胡说’，凡其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匪谍案，应依本国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即认其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辩论矣。”(80)
在对雷震等人进行宣判，押入监狱执行徒刑后，蒋介石感觉对胡适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他总结道，此为退台后“十一年来对内对外的反动投机分子的最激烈之斗争，至此或可告一段落”。(81)“胡适投机政客卖空与胁制政策未能达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82)
蒋介石对胡有打有拉。在“雷震案”宣判结束后，他听说胡适、成舍我等人发起要求特赦雷震运动，断定“此与美国、共产党同路人内外相应之行动”。(83)但一星期后，蒋就张罗着为胡适做七十大寿。他先是派人给胡宅送去亲笔所写的“寿匾”，后又在官邸设宴为胡祝寿。胡适很是感激，12月19日给蒋写信：
介公总统赐鉴：
十五日晨，黄伯度先生来南港，带来总统亲笔写的大“寿”字赐贺我的七十生日，伯度并说，这幅字装了框，总统看了不很满意，还指示重装新框。总统的厚意，真使我十分感谢！
回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北平已在围城中，十五日，蒙总统派飞机接内人和我和几家学人眷属南下，十六日下午，从南苑飞到京。次日就蒙总统邀内人和我到官邸晚餐，给我们作生日。十二年过去了，总统的厚意，至今不能忘记。
今天本想到府致谢，因张岳军先生面告总统有会议，故写短信敬致最诚恳的谢意。并祝总统健康百福。
胡适敬上 四十九、十二、十九(84)
对于蒋介石12月21日在官邸所设寿宴情形与众人的表现，胡适方面的资料记述相当详尽：
中午，蒋总统在官邸为先生祝寿，约了陈诚副总统、张群、谢冠生、王云五、黄伯度、陈雪屏、罗家伦、毛子水、沈刚伯、钱思亮、唐纵等十一人作陪。总统和夫人是主人，共四十人。中菜西吃，有寿桃、寿面，吃的是寿酒。吃饭时，总统和夫人站起来给先生祝寿，干了一杯。先生也站起来，干了一杯。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了。先生说：“祝总统、夫人健康。我也干了一杯。”先生又祝在座的老朋友健康，再干了一杯。接着就随便谈谈。最后，先生对总统说：“我今年是满六十九岁，今天总统祝我七十岁，我就当作七十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85)
胡适的感激溢于言表，且真的在一年后以蒋已为其过生日为由，婉拒他人为其过七十大寿。(86)1962年2月6日，蒋经国到胡宅拜农历新年，并代表其父邀胡适夫妇到士林官邸吃饭。两天后，胡适夫妇如约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饭后，蒋夫人送给胡夫人一些年糕、卤肉，也带回来了。”(87)
16天之后的1962年2月24日晚7时10分，胡适在演讲中因心脏病发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88)
“暴卒”二字，强烈地表达了蒋对胡适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也与其对胡长期的“礼遇”形成鲜明对比。胡之死，蒋介石顿时感觉除却心头大患，长舒一口气：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89)
胡适过世次日，蒋与张群商谈胡适丧事，并确定挽胡适的联句：“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此联句是他与宋美龄在后公园游览时，“途中得挽适之联语，自认公平无私也”。从这个表述，不能确定这个后来流传甚广的联句是蒋介石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人代拟的，但蒋甚为得意，“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90)3月1日，蒋介石携张群去殡仪馆，瞻胡适遗容。次日，蒋对胡适有个“盖棺”之论：
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91)
这段评论有褒有贬，算是台湾时代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最客观”的评论了。
1962年6月27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颂布“褒扬令”赞颂胡适一生的贡献(92)，算是“盖棺定论”。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并未因其过世而消除，日后偶有提到胡适都是抱怨批评之语。在处理完胡适丧事的当月，蒋在日记中提到：“昨齐如山先生丧期，以事忙遗忘未能视祭为憾。以齐先生之有功于文化与社会之供[贡]献，以及其品格高超，胡适远不能及耳。”(93)齐如山是戏曲理论家、作家，早年游历各国，回国后投入中国戏曲的改造工作，为梅兰芳编写剧本40余种，协助梅出国演出。蒋说齐对文化与社会的贡献远在胡适之上，显然是过于情绪化的评价。
1968年为蔡元培百年诞辰，蒋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纪念活动后记道：“该院之环境污秽，设备零乱，毫无近代管理知识，殊为心痛。此乃自胡适以至今日院长王世杰，所谓新文化之成绩也。最高学府如此现状，何以立国与兴学耶？应该设法改革为要。回寓心绪沉闷。”(94)此时胡适已经过世近六年，蒋介石仍不忘将眼前过错归咎于他。
以上罗列的史料，分别出自蒋介石的日记与胡适日记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蒋、胡二人的观感是基本可信的，而两个当事人对同一事情的叙述却差异如此之大，真所谓“一个事实，各自表述”。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疑问。
本文标题“差异何其大”，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蒋介石对胡适的两面态度。在公开场合，蒋对胡做十分诚恳的“尊崇状”，高规格地迎送、接见慰问、请教问计、祝寿邀宴，但在私下里(日记中)对胡适几乎是“深恶痛绝”，破口大骂。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以至真难说蒋介石的哪一种态度更真实。胡适有个著名的命题“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蒋对胡适采取“容忍”态度，似乎是这个命题的践行者。如果说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尊崇”胡适是姿态，是要利用胡适，而在日记中大骂胡适，多是他的“心理活动”，是“私下泄愤”。那蒋对“公”与“私”、感情与理智的把握真是到位，能十多年掩饰个人感情而不外露，在公开场合“压抑”与“伪装”，把戏演得如此逼真，让胡适长期产生错觉，“演技”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真可用“成熟”、“冷静”与“理智”来形容蒋介石，这与以往论著对他的描绘大不相同。(95)
在胡适一边，他虽有些书生气，却也有着丰富的经历、阅历与成熟的处世之道。他对于蒋长时期的厌恶感，难道真的毫无察觉，还是感觉到后却装成浑然不知，而刻意维持与蒋的关系？(96)连蒋介石都感叹，胡“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笔者认为，胡适1930年代就将自传《四十自述》、日记《藏晖室札记》(即《胡适留学日记》)公开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记等文字必被人所关注，故在下笔时可能会“有选择地”记载。
在1950-1960年代，蒋介石是台湾的威权统治者，是“强者”；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智者”。他们两人的关系，常被当成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群体的个案加以探讨。笔者认为，两人到台湾后的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又有在台湾环境下的新发展。如前文所显示，蒋介石何故内心里极度讨厌胡适而又要长期对其“礼遇”？胡适何以对蒋多有不满与批评，却又与蒋保持着密切关系，不断地“恭维”蒋？更深一层，威权主义者如何看待“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者如何面对威权所给予的权利、实惠？“强者”与“智者”的分歧点在哪里，交集点又在哪里，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携手共进”？是“强者”单方面地利用“智者”维持其统治，抑或双方互相利用，“智者”也在利用“强者”谋取个人(团体)利益与空间？他们是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主义与环境、感情与理智、“公”与“私”等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与纠结的？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97)征诸史实，蒋介石、胡适间这种“强者”与“智者”的微妙关系，在近代历史上似乎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本文初稿曾在“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北京，2010年5月)上宣读，承评论人杨奎松教授提供意见。
注释：
①《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1940年-1952年)、第9册(1953年-1962年)的内容与本文相关。该书虽称“全集”，却并非胡适逐日所记，时断时续，其完整性不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②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著正文主要讨论1950年前大陆时期的胡适，所附“年谱”则包括胡适一生；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无出版时间，编辑说明写于1986年1月，则该书肯定出于此后)，对于胡适在1950年后的言行记述相当翔实；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沈卫威《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明《胡适论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均论及台湾时期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代表性论文有沈卫威的《胡适与蒋介石三任总统》(《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该文对1948、1954及1960年三次“总统”选举前后，蒋介石与胡适之间微妙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最新的成果是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著以胡适日记为基本材料，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其中对于雷震案、蒋介石“违宪”连任等深刻影响台湾时期蒋胡关系走向的历史事件，给予了较为深刻的诠释。
③论文初稿审读者曾善意提醒笔者注意蒋介石是否在日记中对胡适有“较好的评论”，如有，也要写入，以保证立论的“全面和平衡”。这也是笔者注意到的问题，正因为蒋日记中对胡几乎无一正面评价，才感到“震惊”。
④此种写作方式，很容易被批评为“材料堆砌”。杨奎松教授即建议笔者增加评论的内容。笔者认为对于本文内容而言，这是最合适的写作方式。
⑤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717页。
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588-589页。
⑦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796页。
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799页。
⑨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737页。
⑩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227-2230页。
(1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283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3页。彭孟缉(1908-1997)，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曾任“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时任“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台北市卫戍司令部”司令，负责协调指挥全台各谍报、治安部门。
(13)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334页。
(14)《蒋介石日记》(手稿)，1952年12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15)《蒋介石日记》(手稿)，1952年12月13日。
(16)《蒋介石日记》(手稿)，1952年12月13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1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3页。
(18)《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1月16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19)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363页。
(20)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363页。
(2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405页。
(22)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415页。
(23)《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8月6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2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12页。
(2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13页。
(26)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13页。
(27)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13页。
(2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37页。
(29)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58页。
(30)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71页。
(31)《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9日。
(32)《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10日。当天的情形是：蒋介石在胡适就职典礼致词中，借大陆当时批判胡适一事称赞胡的能力与品德，并提出“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胡适在答辞中并未领蒋的情，当场指正：“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对于“中研院”未来的工作重点，胡也不赞同蒋的提法，他说：“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还强调，“我的话并不是驳总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62-2668页。
(33)《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11日。
(34)《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12日。
(35)《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12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36)《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12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37)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815页。
(3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5页。
(39)《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30日后之“上月反省录”。
(40)《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5月10日。伍宪子(1881-1959)，时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常居香港著书讲学。
(41)《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5月30日。
(42)《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5月31日。
(43)《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6月3日。
(44)《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6月6日。
(45)《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11月22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程沧波(1901-1990)，著名报人，《中央日报》首任社长。大陆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到台湾后历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立法委员”等职。
(46)如蒋介石在“工作预定”中列入要考虑“胡适趋向与利害”、“胡适狂妄言论决不予理睬”(1958年6月6日)，“对胡适方针与处理”(1958年6月7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对胡适之趋向如何”(1959年6月20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47)《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3月5日。
(4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第2870页。
(49)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第2907页。
(50)《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5月28日。
(51)《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5月30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52)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第2952页。
(53)《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7月4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54)《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3月4日。
(55)《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5月19日。陈雪屏(1901-1999)，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等处，后转至政界，1948年任教育部次长，主持部务。到台湾后任台湾省教育厅长，参与“国民党改造运动”，时任“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与胡适关系密切。
(5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458页。
(57)《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11月4日。
(58)《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11月7日。
(59)《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11月20日。
(60)《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11月28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61)《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11月30日后之“上月反省录”。
(62)蒋介石当选“总统”后，《中央日报》记者询问胡适的意见。胡回答：“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跟老百姓一样的高兴。”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894页。
(63)《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12月19日。蒋梦麟(1886-1964)，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系胡适挚友。
(64)《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月15日。
(65)胡适在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极其详细地记载了为雷震案与蒋介石交涉的情形。
(66)《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9月2日。
(67)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909页。
(68)《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8月31日后之“上月反省录”。
(69)《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8月31日。
(70)《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9月8日。
(71)《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9月20日。
(72)《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9月30日后之“上月反省录”。
(73)《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0月13日。
(74)《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0月18日。
(75)《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0月24日。
(76)《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0月29日。
(77)《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0月31日后之“上月反省录”。
(78)《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1月18日。
(79)胡适日记中对此细节的记述如下：当他还在对蒋介石强调雷震案处置不当时，蒋突然转移话题：“总统忽然讲一件旧事。他说，去年□□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对你说过没有？我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民国三十八年四月)总统要我去美国。我坐的轮船四月二十一日到旧金山。四月二十一日在中国已是四月二十二日了。船还没进港口，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他们手里拿著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那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667-668页。
(80)《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1月19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81)《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1月30日后之“上月反省录”。
(82)《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1月24日。
(83)《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12月9日。
(8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第3419页。
(8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第3420页。
(86)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957页。
(87)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97页。
(88)《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2月24日。
(89)《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3月3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90)《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2月25日。
(91)《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3月2日。
(92)蒋介石的“褒扬令”全文如下：“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沉潜道义，濬沦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效甚宏。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惮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然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总统蒋中正。”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2-3903页。
(93)《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3月23日。
(94)《蒋介石日记》(手稿)，1968年1月11日。
(95)蒋介石日记中，相同的例子不少，他对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一面责骂，一面重用。如陈诚为蒋在台湾所倚重，但蒋日记中多处对陈诚表示不满，用词尖刻，包括“气量狭小”、“心理病态”、“不智与懦弱”等。
(96)1957年1月，台湾军方曾发出“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不点名地攻击身在美国的胡适为“毒素思想”的总代表，展开了一场批判运动。胡适对此有所知，他在1957年7月致赵元任的信中说：“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594页)然而，胡适此后不久还是选择了回台湾。
(97)目前有两种解释较典型，均对蒋介石与胡适双方给予“同情之理解”。智效民的解释是：“就胡适而言，他既然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给人以曲意逢迎、依阿取容的嫌疑；从蒋介石来看，他能够结交胡适这样的铮友，接受对方批评与讽谏，也不大容易。”[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游宇明认为，“蒋介石对傅斯年和胡适能够忍耐和宽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胡适、傅斯年多年与蒋介石有很好的私交，他们提意见是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不会动摇老蒋的统治”，蒋有自我反省习惯，可以帮助他听取某些不同的意见等，“最根本的还是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举动‘感动’知识分子”。(游宇明：《蒋介石的忍耐心》，《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1月14日，“芥子园”)不过，持此两种议论者，都只采用胡适日记等资料，而未利用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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