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治时代的伦理焦虑——辛亥革命前后“伦理小说”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突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伦理论文,小说论文,突起论文,焦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2-0082-04
由于晚近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和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中心主义的特殊形态，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与伦理转型相当程度上便融为一体，并对与“伦理觉悟”相伴而生的文学变革的发生与演进形成了潜在的影响和制导，这不单延续了中国素有的“道德文章”之传统，更为人们在现代性视野中考察伦理与文学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丰厚的空间。对于文学而言，伦理不止是作家听命于时代的严正操守和内省的德性意识以及忧愤著书的道德行为，它同时还指外在于人的、具有律令色彩的、对不同阶层的作家有不同规定性的价值秩序。就此而言，作为规范形态的伦理精神无疑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规约与诱变作用。比如辛亥革命前后集中出现的一批“伦理小说”和“革命加恋爱”小说，便凸显了此一时段的都市通俗文学在消闲与教化的价值立场之间，在审美品格、伦理倾向及其负载的启蒙或革命意涵之间试图保持微妙平衡的努力、焦虑及尴尬。
虽然如梁启超等先行者对都市通俗小说的风行极为失望，但是他提出的“熏”、“刺”、“浸”、“提”等小说独有的审美功用却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用武之地。《游戏杂志》发刊词声言曰：“且今日之所谓游戏文字，他日进为规人之必要，亦未可知也。”另一消闲的杂志《眉语》在其宣言中也谈道：“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陈平原先生认为，这不过是给鸳鸯蝴蝶派小说消闲本质贴金的表面文章[1](P135)，实则并不全然如此。游戏消闲只是现代都市通俗小说作家关怀的一个面向，他们同时还热衷于营构家国矛盾、情义冲突之类具有道德两难意涵的作品。如周瘦鹃的《难兄难弟》写一对孪生兄弟互敬互爱、弟弟代兄长而死、兄长亦不独活、以身殉弟的故事。作者在其中借人物之口亮出了“伦理小说”的招牌：“‘你一向喜欢弄笔弄墨的，何不把这一段故事做一篇伦理小说，登在什么报上或是杂志上，给世上兄弟们瞧瞧，倒也是有功世道之文，强似你凭空造出许多痴男怨女来，好端端派他们死咧、活咧、离咧、合咧，闹个不清，把你自己的心血眼泪织成文字，做甚么哀情小说、苦情小说、痴情小说的资料，瞧了也使人陪无数无名之泪呢。’吾急道：‘好了，好了，吾就依你的话，把这可歌可泣的故事，做一篇伦理小说，给人家兄弟们做一个好榜样罢。’”可见，“伦理小说”是通过对读者现实情感的转嫁与代偿和对读者道德趣味的迎合与引导，力图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执行起前现代社会中由圣人经典所宣谕的伦理训诫功能。
“伦理小说”的出现，首先因应道德错乱、教化伦理遭遇背弃的现实情境。其时，各阶层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如何重建道德秩序的问题，而不少人的思路竟出奇地一致，即让文学再担当起“救人救世”的职责。1913年，李大钊发表的《文豪》一文便如此呼吁道：“嗟乎！嗟乎！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者乎？”这是启蒙前驱者从正面的呼吁，周瘦鹃则几乎用同样的方式解说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方今风颓俗敝，人欲横流，为人子女者，几不知孝之一字，作何解释……教孝教仁，用意良苦，属衍为小说。”[2](P169)其不同于李大钊者，是又把“孝”与“仁”标举出来。而教化伦理的统治力越弱，周瘦鹃等鸳蝴同人也越急迫地想重振它的规范和敛系作用。如姚公鹤在其《上海闲话》中所言：“夫以今日世界，厉行国家主义，当然以个人为本位，然人格不完，风纪堕落，正赖吾国旧有之家族主义为过渡时代之维系。”如此，鼓吹传统之“孝悌”的伦理小说之倡兴便不难索解了。
再者，知识界和社会上层对某些传统伦理范畴的张扬也加深了市民阶层对之的认同感，像“孝道”几乎构成其时伦理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很重视。康有为的《大同书》破天荒地提出“去家界”的观点，要求毁灭家族制度，但对于“孝道”却称颂有加。他说：“人子宜立孝以报其德，吾取中国也，吾从孔子也。”又云：“父子之私，人体所以长成之妙义也，不爱不私，则人类绝；极爱极私，则人类昌。”在他设计的大同社会的养老院中，工作人员应“如孝子之于父母，先承其志，怡声悦色，问所欲而敬进之，以得老人之欢为主”。孙中山对“孝”也是极尽赞美之辞，由孝及忠是其建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点之一。在这样的风气之下，都市通俗小说的作者们自然也是对“孝道”推崇备至。
晚清时专写“孝”的小说虽不多，但在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中都有涉及。比如吴趼人的《恨海》中棣华曾割股为母治病，《劫余灰》里的婉贞为保全家族名节而对叔父的罪行隐瞒不报，甚至在遭受毒打后所想的也是“自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日自己以保全名节之故，受此荼毒，陷于不孝，真是无可奈何”。这一时期连不少译著也都着力宣扬“孝”的精神，这从林译小说的译名中便可见一斑，如《孝女耐儿传》、《双孝子蹀血酬恩记》、《孝女履霜记》、《孝友镜》、《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等等。林纾很轻率地就把人世间相当普遍的亲子之爱附会成“忠”“孝”，并和传统的五伦纲纪联系起来，把西人小说中千里寻亲和为母报仇都归结为“孝”的力量，可谓是“以西证古”的典范。林纾自己创作的小说如《葛秋娥》、《吕子成》、《韩孝子》、《吴孝女》、《洪石英》等的主人公不是孝子就是贞女。民初时，借由“伦理小说”的兴起，对孝悌的宣扬也更加大了力度，如辛亥革命后创作此类作品用力最勤的周瘦鹃的《行再相见》、《父子》、《有母在》等。《行再相见》写华桂芳与外国青年茀利门两情相依，未料茀利门竟是庚子事变时射死桂芳父亲的杀父仇人，家仇国恨之下，桂芳终于舍下儿女情长，亲手毒死恋人。《父子》写孝顺儿子为父亲输血以致自己而亡，曾遭受郑振铎和郭沫若的讥讽。《有母在》写一孝子珊儿，父亲被某富人加害致死，与母相依为命，后母死于饥寒交迫，珊儿遂手刃杀父仇人然后在母坟前自刎。类似周瘦鹃这样报父仇、报母仇的故事在此一时段俯拾皆是，而且所写孝行都近于愚，封建气息浓酽。如长光的《哀馑记》写卖女儿换钱物服侍婆婆，憨侠的《慈鸟恨》写卖身救母等等，但大多陈陈相因，了无新意。不过，这些教孝的作品并非全是杜撰，包天笑就记叙过自己的一个表哥“事母至孝”的实事。他表哥的母亲患白喉死了，他抚尸痛苦，也染病而死。若干年后，当包天笑感叹“不想他乃殉身于旧道德，这是很足以悲痛的”[3](P350)时，却忽略了自己当时正是这种旧道德的提倡者和维护者。
除张扬孝悌之外，伦理小说中还有一类是记述主仆友朋间的友谊与忠诚的，如外史氏的《义媪》、景缄的《义丐记》、半痴生的《义仆记》等，但所记之事颇多无人道之处。《义仆记》便写一仆人为给主子治病割肉煎药、后主人病死又欲殉葬之事，似乎不把事渲染到极致便无法见出传统伦理律则的精髓。但其实就像后来五四启蒙者所批判的，正是在这样愚孝愚忠愚节的地方，传统伦理沉滞酷烈的一面反而彰显出来，其对“孝”“忠”“义”的大肆张扬，也恰恰呈露了新一代市民代言人萦怀于心的焦虑。
而此一时期蔚为大观的言情小说，其运思理路与伦理小说不无相似之处。从晚清到民初，小说大势大致经历了从谴责向言情嬗变的轨迹。辛亥革命后，现代都市通俗文学更是迎来言情小说的井喷。袁进先生认为，除了上海特殊的经济文化语境为男女自由恋爱提供了庇护并促发了社会观念的转型之外，民国的建立、帝制的废除、对封建礼教的冲击也是首要的原因：“民初的宪法，包括袁世凯制定的宪法在内，都宣称保障中华民国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这种社会变化当然要促进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追求，从而也会产生许多甚至是‘越轨’的行为。”[4](P87-88)民国的初创确实是小说由谴责转入言情的一个重要界限，“共和政体”的建立多少疏解了国人念兹在兹的建国之梦，但就此断言民初市民的“个性解放”意识较之晚清取得了多么长足的进步委实牵强。且不说作为民族心理构成中最基础的伦理意识在民众精神中的积淀遗留，更重要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在动员和发起时激发的民族热情鼓动起一个向中华民族本位文化认同的热潮。辛亥革命造成的皇权崩溃连带的是一种更深层权威信仰的危机，“自由”、“民主”的口号仅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打转，根本不足以成为习惯了皇权荫庇下的普通大众的价值体系的参照。当政者为聚敛人心，必然会援用传统文化资源完成意识形态的重构，为自己新权威的树立营造民众认同的合法性氛围。袁世凯甚至“欲以尼山教义作民族之精神”，他说：“民国肇造，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流弊无穷。请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提倡天下，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变，民彝无改。盖共和国体，惟不以国家一姓之私产，而公诸全体之国民。至于人伦道德之原，初无歧异。古人以上思利民，朋友善道为忠，原非局于君臣之际。自余七德，虽广狭有殊，而人群大纪，包举无遗。……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5](P64)当然，袁世凯此番表白是为他复辟称帝制造的舆论准备，但是平心而论，其也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当时伦理问题的症结，而且说出了不少市民文人的心声，连一些外国人在比较了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思想后也说：“盖孙之思想太高，于中国社会程度不合。彼之所计划者，中国人民殊茫然也。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袁欲保存孔教……彼知非此不足得民心，非此不足弥消一切反抗。”[6]可见，民国的建立并未对男女情爱自由的意识发生实质性影响，当政者重构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努力反而延续了人们对于旧的纲常伦理的认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义正词严的批判声中，鸳鸯蝴蝶派难脱诲淫诲盗的嫌疑，但倘我们不拘囿于五四的价值视域，鸳鸯蝴蝶派作家中不少人亦不乏高蹈的使命追求。夏志清所谓的“感时忧国”精神并不该由新文学阵营所独享，遵从商业逻辑是一回事，抒写忧患精神是另一回事。鸳蝴派的创作中有一类是叙写“儿女情”与“英雄气”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其对爱国情思的表达尤为深切，且有不少都以家国矛盾来反衬主人公服从民族国家大义的坚贞。如周瘦鹃的《为国牺牲》写某将领在中国对日宣战后，毅然抛妻别子，奔赴战场，最后壮烈牺牲。海沤的《爱国鸳鸯记》写一对朝鲜族情侣舍弃儿女之情，投身抗敌前线，终于为国捐躯。另如《爱国之妻》、《女露兵》、《南山情碣》等小说情节也大体如是，而诸如《爱妻与爱国》等小说从题目中便不难见出作者的创作意图。绮缘的小说取题为《莫教儿女误英雄》恰可以总括上述小说的根本命义，儿女情长与民族大义是不可混淆的对立，两者发生冲突时舍前择后是义不容辞的担当。
1912年问世的《玉梨魂》曾风行一时，成为民国初年文坛的一桩标志性事件。在该小说前的题词中，有诗道：“不许痴情越礼防。”可谓一语中的。何梦霞与梨娘“情芽怒茁，情思勃生”，一场苦恋，却双双为情而亡，甚至使矢志新学的筠倩也成了这场“不伦之恋”的陪葬。梦霞与梨娘之恋的最大障碍在于梨娘的嫠妇身份。她深爱梦霞，但又要顾全操守，对她而言，贞操的规约力量依然是巨大无比的，以至于在她给筠倩的遗书中把与梦霞的恋情称为“余一生之污点”。但是，梨娘对于贞洁的坚持并不是出于主动的承担，而毋宁说是一种对身败名裂的失节恐惧，她担心自己守寡数年而辛苦建立起来的名声毁于一旦。在《玉梨魂》里，“贞节话语”始终是作为一种外在的伦理律令而发挥其效力的，它建构了一个足以笼罩梨娘生活的舆论环境。梨娘其实死于巨大的精神分裂，她既坚持内心召唤的真实、深爱梦霞，又无力超逾由棣华们织就的贞洁之网。徐枕亚标榜的“哀情”实际上是他暧昧的伦理取向的必然选择，此前叙事中种种的歧义和发展的可能戛然而止，而且更吊诡的是死亡让梨娘得以情礼两全。如袁进先生所言，徐枕亚逃避了梨娘不死情节该如何发展这样的假设，从而把这个悬念留给了五四。《玉梨魂》为鸳鸯蝴蝶派的后来者树立了一个范本，梦霞与梨娘的“哀情”之恋虽常写常新，但在伦理态度上大都类同。
然而需要指明的是，鸳鸯蝴蝶派诸人虽为“情”自设了“礼义”的藩篱，但对这种做法的评价则不应陷于求全之毁的当然逻辑。如徐枕亚在《玉梨魂》里独标一格的“情”论，其对“儿女情”和“英雄气”的全新论证，仔细辨析，不无新意。借梦霞给梨娘的血书，徐枕亚道：“呜呼，男儿流血自有价值，今梦霞仍用之于儿女之爱情，毋乃不值欤！虽然，天地一情窟也，英雄皆情种也。血者，制情之要素也，流血者，即爱情之作用也。情之为用大矣，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极于男女恋爱之私，上之极于家国存亡之大，作用虽不同，而根于情则一也。故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所以济情之穷，痴男怨女，海枯石烂不变初志者，此情也。伟人志士，投难蹈险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为儿女爱而流血者，必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流血。为儿女之爱情而惜其血者，安望其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拼其血乎？”此一“情”论的妙处在于，它化解了爱情与爱国之间的紧张，“儿女情”不惟不是革命的障碍，反是达成后者必不可少的触媒。何梦霞战死疆场后，徐枕亚一段夸饰的赞语说得更是明白：“无儿女情，必非真英雄；有英雄气，斯为好儿女。”在徐枕亚的家国辩证里，儿女情与英雄气之间的逻辑对换意味着爱情与革命形成可以互相代换的实体。虽然“殉情而死与殉国而死”其轻重相去千里，但在梦霞，恰因为他有了殉情的哀苦衷肠，方成就了他为国蹈死的豪情壮志。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殉情与殉国”的意义混同。
无独有偶，1914年8月《礼拜六》杂志刊出了休宁华魂的《可怜侬》。小说写某地兴办女学，留日归国的青年才俊王雪楼爱上了新寡的、同他一起在学校做教员的女子师范毕业生倪闺隐，但深情在心终不得表。后革命事起，王雪楼乃同盟会员，应友之约奔赴沙场。但在战场上，别人冲锋时他且暂避，因为“为着那闺娘的心事未了”。他找了一个厨子，将给闺隐的遗书托他转交，然后奋勇作战英勇献身，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厨子后将遗书交到闺隐手中，内中写道：“仆今日之死，谓为祖国也可，谓为知己死亦无不可。”闺隐阅毕感其心诚，亦心痛而死。此小说认同《玉梨魂》的“情”论而尤有进者，直有将“莫教儿女误英雄”换为“须教儿女促英雄”之势。徐枕亚和休宁华魂的“革命加恋爱”构想一则显得天真，一则显得矫情，但并非全无凭据的空想。革命军战士、真正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写给妻子的《与妻书》中不正如是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到底该如何调停缠绵悱恻的男欢女爱与忠贞大义的国家之爱？当天伦爱情遭逢革命铁律会发生怎样激越的碰撞？小我向大我的靠拢是圆融无碍还是蔽障丛丛？正是这些问题所制造的伦理张力多少弥补了《玉梨魂》等小说审美品质的欠缺。而且，其可观者在于，早于20年代后期左翼作家“革命浪漫谛克”的风潮前，它们已对“革命加恋爱”互斥与互渗的可能作了别开生面的阐述，也隐含了日后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再书写的道德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