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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想主义与中国诗歌的繁荣
以诗歌鼎盛的唐代为例，自信、豪迈、劲健构成最能代表唐诗精神的盛唐诗歌的主要风格，“积极进取的精神，化入了盛唐诗人的血液，在他们的眼中，前途是光明的，未来是乐观的。青春少年似的热情随处可见”。边塞诗派在唐代的繁荣也富有戏剧性，“唐代的边塞诗集中在盛唐，而此时并不是边塞战争频仍的时期，恰恰相反，盛唐时期边塞是相对和平的。……从本质上看，边塞诗的虚拟性反映的却是一种刚健有力的民族精神”。（刘明华《丛生的文体——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换言之，与其说唐代边塞诗的产生是当时社会生活“原生状态”的简单实录，莫如说是唐人内在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反映。正是由于唐代诗人的开放胸襟及对理想境界的积极追求，造就了唐代诗歌的空前繁荣，唐诗因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成为唐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并成为世界诗歌宝库中的典范。
中国古典诗歌另一重要品种词的发展，也可以显示理想主义在诗歌中的份量和作用。词产生于唐或更早，初盛于晚唐五代，大盛于宋，但唐五代词基本上局限于风花雪月、离愁别绪，因此，即使以李煜为代表的五代词足令人惊心动魄，词艺达到很高水平，词也不足以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样式。直到宋代苏轼等人成功地扩大了它的内容范围，使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方面都可入词，尤其是使词由咏唱离愁别绪、卿卿我我的小天地，转而成为抒写国家、人民以及更广阔人生的艺术样式，词才得以大盛。可以说，正是由于从相对封闭与局限走向开放，从个人的悲欢意绪拓展到对更高境界的追求，词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20世纪中国诗歌有两次引人注目的兴盛。“五四”诗歌作为文学革命的一部分，一方面对旧世界、旧文学进行了强烈批判与深刻反思，但更重要的却是积极昂奋的新时代精神进入诗歌。文学革命初期的诗歌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并不悲观绝望，凤凰涅槃般的梦想是当时理想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表现。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诗歌，针对此前由于对文艺性质、功能的片面理解及人为设置文学艺术禁区，致使诗歌内容走向极端单一乃至严重失真进行重要反拨，其中固然有噩梦醒来的沉痛反思，更有以艾青为代表的归来者诗歌的昂扬，以舒婷《这也是一切》等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诗歌。这或许正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两次兴盛的关键原因。
二、失去理想的诗歌是什么样子
20业纪80年代后期以迄于今，作为对文学艺术某些脱离现实的现象的反拨，反理想、反崇高成为一种带有时尚特征的强大思潮。本来，对文学艺术脱离现实、远离普通民众进行矫正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选择的方式。理想、崇高与现实不是对立而是紧密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想、崇高品质本来就是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延伸，因为尽管个体之间有差别，但人都具有某种理想和某些崇高品质。反理想、反崇高意味着人为地把现实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从文学艺术中“剥离”出去，这样，文学艺术将剩下什么，实际上不难推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反理想、反崇高倾向给诗歌带来的是什么呢？
首先，最常见的，是以复归生活的本来真实，回归平民、回归世俗为理由，放弃追求理想化境界或对生活进行诗意提升，描写各种现实的琐屑或平庸。例如：“有空在就近的路边散散步／早晚各进一次地窖看看／黄掉一首诗大概要多少时间／想一想将要到达的流行感冒／预制一排栅栏又要多少时间／这个蒙面人下午才找到我家／问那狗主人在家吗／那狗昨天叫狗／今天还是不是叫狗。”（《一个当代诗人的日常生活》）“在头发和皮鞋同等地晶亮之后／在镜子里端详自己半小时之后／……胡乱地吹几声口哨／摸摸衣袋里还有烟／庆幸今天的生活不再单调。”（《截面的形状》）
其次，对现代社会缺乏信心，患上无休无止的心痛病，陷入极度孤独、寂寞、忧伤的心理境界而不能超越。例如：“我念古文，刚好及格／做生意，几近赔本／……我终于明白，我不想承认／我们注定要失败。”（《我在兰州的三年》）“就像许多年前／我在一座城市的风雪中／用积聚了十六年的泪水／倾听巴达捷夫斯卡的《少女的祈祷》／我感觉那音乐如同飞鸟／永远栖在我孤独而敏感的心上……”（《在一条河的上游》）
由于缺乏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就必然缺乏唐诗那种敢于面对的劲健、昂扬精神和艺术的大气。但是，这或许已经是放弃理想、“剥离”崇高品质所能获得的最好结果了。看一看所谓“渴望堕落”的“诗歌”：“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这回盯住的／是她的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一把好乳》）一部分只需列举题目就够了：《情人与你谈你老婆》、《浴室》、《初夜》、《床》、《我不配吸毒》等。需要说明是，我还不敢列举更加耸人听闻的前卫“诗歌”。
当诗歌读者越来越稀少，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快要“固化”为当代文学一道醒目的风景线的时候，我们也许有理由感到一丝欣慰。因为当诗歌处于这样的面貌时如果拥有大批读者，可能才是中国诗歌的真正悲剧。
三、诗歌文体的历史与心理定位
理想主义内涵对于诗歌文体很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具有明显理想倾向的唐宋诗词的典范作用和几千年诗歌传统的积淀，也由于更加精美的外在形式对理想内涵的“召唤”，理想主义逐渐构成中国诗歌文体内涵的基本特征之一。诗歌文体正是“凭他高超而尊贵的表现，在人们心里唤醒了一种比较实际生活中所获得的更精美而又更丰富的感情生活”（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而使诗歌文体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文体之间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如果诗歌放弃了理想化，它的写实功能或对世俗风情的广泛、入木三分的描写未必能超过散文、小说等文体，诗歌文体的优势就将不复存在。
取得了极其辉煌成就的中国古典诗歌具有相当强烈的理想倾向，对非理想成分不是进行改造或提升，就是强烈排斥。例如产生于民间或某些小范围的诗歌样式，一经主流诗人介入，往往趋于“雅化”，除了形式更为精致，诗歌内涵中简单粗糙、芜杂不齐的成分明显减少。重要的诗歌体式如乐府、词、曲，甚至完成于宫廷的格律诗等，都经过了内容或形式的理想化提升过程，最终才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诗歌样式。
对“打油诗”的态度也可以反映中国古典诗歌的价值取向。“打油诗”除了并不严格遵守格律、语言活泼诙谐等形式上的特征，诗歌的内涵也不以理想为追求目标，而试图表达一种更加世俗化的生活内容。尽管如此，“打油诗”其实仍不失为诗的一种风格。但是，在中国古典诗歌3000余年的历程中，“打油诗”之类并不受到承认，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传统诗歌基本上以表达理想为主要追求。
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强烈的理想倾向伴随着长期的繁荣，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因而逐步形成了对诗歌文体相当稳固的历史和心理定位。另一方面，诗歌相对精致的形式也更有利于表达理想主义内涵，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诗歌文体的这种定位。
事实上，不同文学样式由于自身特质的差异，在内涵的表现方面出现某些具有优势的倾向是合理的。这表明任何一种文体也许都不是万能的，可能更侧重于或擅长于某些领域的表现。我以为，剔除现实中的粗糙、芜杂，而不是“剥离”现实中的理想，确实是诗歌文体的合理定位。中国3000年的诗歌史提供了证明，当代真正受到读者喜爱的诗歌提供了证明，读者对非理想倾向诗歌的疏离也提供了重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