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创造与人的精神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4)04-0032-06
一、人的自我创造
人是在不断发现自我中创造自己的。当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生活在伊甸园时，并没有自觉到自己是人，只有吃了上帝不准他们吃的智慧树上的果子，才有了羞耻感、是非感，人也就在羞耻感、是非感中创造自我价值。苏格拉底认为，在对于神的智慧和意志的探究的同时，人要“认识自己”，即人要认识“真正的我”。这是人对所以为人的一次觉醒，也是一次创造性的发现。
人究竟是什么?古往今来，中西内外，见仁见智。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质的把握是从形体、思维、社会生活三方面契入的，提出了“人是两足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 ，“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主张。他说：“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 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念的辨认。”[1](p.8)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是人 能从事社会交往活动和社会道德生活。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 中心，人文主义的要旨和贡献就是“人的发现”。他们把上帝统治下的软弱无力的玩偶 ，转变为有力量、有价值、有个性、有意志的人，肯定人性、人道、人权、个性解放、 世俗享乐、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否定了神性、神道、神权、宗教束缚、禁俗主义。如 果说前者是把人从动物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人之为人，那么，后者是把人从宗教神学的 奴役下解放出来，创造了主体的人。
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拉美特利在《人是机器》中认为，人与动物一样是机器，人只不过是更精细的机器，“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的机器：一架永动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营养物质支持它”[2](p.20)，使人有了感觉和思维能力，但人和动物都遵守机械运动的法则。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高扬理性，康德强调人要为自然立法，并以抽象的形式讲了人的内在自主自律性。黑格尔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有理念和理性[3](pp.50～51)。费希特把“意识主体”，即自我转变成世界的创造力量，自我不是经验的“有限自我”，而是无限的、一般的“绝对的我”。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和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合逻辑地出现了谢林和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把人投入了无情的逻辑网络进程，而受到叔本华、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马克思的批判。叔本华以生命意志与理性主义相抗衡，开现代非理性主义之先河。费尔巴哈把人规定为理性、意志和心[4](pp.27～28)。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18)。人无论是自然的存在，还是理性的、意识的存在，都是作为一种“抽象物”。马克思将人从“现实性上”，通过对象化活动，外化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古老的格言，其本义是“人是会言语的动物”。在古希腊的文本中逻各斯(logos)这个词本身兼有“理性”(ratio)与“言语”(oratio)两层含义。因此，也可以说人是言语的动物，其本来的意义 是理性的动物，这种差异是人的选择和社会的需要机制。虽然恩斯特·卡西尔(1874—1 945)比海德格尔(1889—1976)年长15岁，但他的《人论》比《存在与时间》晚发表18年 。卡西尔说：“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 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 —通向文化之路”[6](p.34)。他认为海德格尔等把人规定为“会言语的动物”、“理 性的动物”，不如规定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意即人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
西方从苏格拉底到卡西尔，人“认识自己”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东方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十分重视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探索。先秦时提出人是“二足而无毛”的动物，这是从人与动物平等比较的基础上，试图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自我意识的产生的一种标志。荀子认为，从形体上的二足无毛来讲人兽之别，并非是本质之异。“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辨”是指人之间的上 下、贵贱、长幼、亲疏等分别，即人具有伦理道德的独有性。人之所以为人的求索过程 ，是一个由“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 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的逐渐分离和转生的历程。这个历程就 是人的自我创造的自觉。人之所以“贵”，是由于有“义”，即有伦理道德。
人不仅是有道德的，而且是有智慧的。王充说：“夫倮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论衡·辩崇篇》)意即是有智慧的动物。后《无能子》记载：“裸虫中繁其智虑者，其名曰人”(《无能子·圣过》)。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动 物，与裸虫比较，智慧最发达，能感觉、能思虑。所谓有智慧，是指人的智虑的对象化 、物化，即能创造事物，改善人的生活环境；也是指“繁其智虑者，又于其中择一以统 众，名一为君，名众为臣”(《无能子·圣过》)，选择君主，构成社会等级秩序、政治 结构和典章制度。换言之，人不仅是会思维的动物，而且是社会政治的动物。
人又是会“言语”的动物。语言是人交换思想、情感、信息的工具。它是意识的现实存在和人类文化要素的一种符号系统，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之一。《无能子》从自然主义出发，认为语言并非禽兽所无。“夫自鸟兽迨乎蠢蠕者，号鸣啅噪，皆有其音， 安知其族类之中非语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谓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鸟兽不喻人言，亦 谓人不能语言耶?则其号鸣啅噪之音必语言尔，又何可谓之不能语言耶?”(《无能子· 圣过》)从人的视角出发理解语言，以鸟兽不能言语；若从鸟兽的视角出发，则以人不 能语言。人与鸟兽各有其族类之间交换信息的语言符号系统，只不过人不懂鸟兽的言语 ，鸟兽不懂人的言语而已。《无能子》这种理解，有一定的道理。现代人认为鸟兽虽能 对细微的信号变化作出敏感反应，但不能发出有意义的语言，人能把信息改造成有意义 的符号，这仅是人观世界对语言符号的体认，假如人能认识掌握鸟兽物观世界的“语言 ”，也许会改变这种固有的看法。尽管《无能子》认为鸟兽族类之间有其互相理解的语 言，但它并不否认人是会言语的动物。
人是社会的动物。荀子认为，人的合群是依照一定“礼义”原则，即等级和分工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动物，而与动物不同。尽管蚂蚁、蜜蜂等的群居也有分工，但这种自然分工与人的有意识的制度化、组织化、伦理化的分工有本质的区别。荀子说：“人何以有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人之“胜物”，是因为人是按“礼义”的上下、贵贱、长幼、亲疏关系结构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否则就不能“胜物”。人与动物的群居、等级和分工的区别，就在于人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动物是自然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是社会的动物。
人是有道德理性的动物。理性是指人所特有的一种本质力量或主体能力，即按逻辑格式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它是人对外部世界合理性、真理性、完善性以及平等、正义、人权等的要求。用道德来界定理性，是指理性的道德内涵。孔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奉养父母这是禽兽也能做到的，人不仅能奉养父母，而且尊敬父母。“敬”作为人类独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道德规范，符合于道德理性。后来，王夫之在批评宋明哲学家把禽兽社会化或道德理性化时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终始不相假借者，则才也。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惟人有之，而禽兽所无也。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义礼智之性者，亦惟人则然，而禽兽不然也。”(《孟子·告子上篇》)由仁义礼智之四德发为四端之心，这就是说，道德理性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
二、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
人对自己认识每深入一步，都是一次新发现、新创造，而这都是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孟子、荀子是从大自然中，从动物中发现了人；人文主义者是从人所塑造的上帝，即从宗教神学中发现了人，那么，人的第三次发现是从主体所物化，人所创造发明的现代高科技对人所造成的身心奴役和生态、社会、精神危机中重新发现人。这个发现既不能祈求上帝恩赐，也不能请求理性、意志的宽恕，它只能依赖人类自己的创造。
20世纪30—40年代，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曾在哲学、思想、文化、美学、语言等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当时电子计算机活动范围很窄，语音学也未诞生转换生成理论。随后由于高科技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特别是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对“人是符号的动物”提出了严峻挑战，否定着它的前提、内涵和功能。卡西尔以“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作为“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6](p.44)，这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人不仅能运用各种符号形式，创造出属于人的数字空间、虚拟世界，而且创造出能运用电脑语言符号，与人进行富有意义的、情感交流的人机对话。这种电脑语言符号，可以称为信息语言符号。人们运用信息语言符号在互联网虚拟空间的交往活动，比人们在物理空间直接面对面地运用语言符号的交往活动要频繁百倍、千倍。语言文字符号的诞生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关键性影响，它创造了人的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但语言文字符号限于指称意义对象的关系。数字化方式虚拟的信息语言符号作为中介系统，它超越传统语言文字符号的中介系统。数字化虚拟中介系统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创造出虚拟空间、数字空间、视听空间和网络世界。传统语言文字符号是对现实关系的表述，数字化方式的信息语言符号是超现实关系的。就此而言，可以说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规定已落后于当前信息语言符号的现状。
今后人类在很长的时期内将是传统语言符号与信息语言符号并存并行、互补互济的时代。数字化方式的互联网以迅捷跃进的趋势进入千家万户和商业市场，它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法、交往方式、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等，使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引起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变。数字化方式的互联网浓缩了地球的物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物理时空，创造了网络时空。在数字化方式的网络世界，人类的一切活动：网络教学、学术研讨、思想交流、参与公共事务及网络购物、投资贸易、会诊治病、恋爱结构、指挥生产等等，即人们在现实的物理空间内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学习娱乐、工作办事等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完成。网络成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不可须臾离开的载体，离开了，整个社会就会瘫痪。
在互联网上，机器人也可以敲几下键盘，点几下鼠标，运用信息语言符号，与人进行各个层面的交流，包括谈情说爱、学习工作、购物治病、投资贸易等。如果说现在机器人主要是数字化电脑，那么，由数字化电脑转变为智能化电脑，即模仿人脑、建造人工神经网络，研制第6代神经计算机，制成神经智能机已成不远之现实。同时人们可以把神经电脑、光学电脑、模糊电脑相融合为和合型电脑，而成为新结构的、模拟人的思维和具有自适应、自组织特性的“超级大脑”。这就是说，21世纪生物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融合，将会制造出自组织、自修复功能的生物智能机。生物智能机不是无机芯片，而是 生物芯片。已制成的生物芯片在1立方毫米内有100亿门电路，能存储110亿比特的信息 量。它体积小，与生物同质，有可能植入人脑作为思维机官，诞生人机共思的时代。由 生物智能机制造的机器人，便是由电子—生物—机械三位一体的生物智能机器人[7]， 生物智能机器人具有人脑灵活性、程序自生性和自组织、自修复能力，同时，也具有自 运用语言符号的能力。这样“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规定，就显得无意义了。
“人是符号的动物”，不仅来自生物智能机器人的否定，而且来自生命科学的严峻挑战。自英国罗斯林研究所于1997年宣布克隆羊“多莉”出现以来，这年的5月13日，191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在年会上通过反对克隆人的决议，以后反对者、赞成者、有限度控制者、各抒己见，论争不断。他们都以科学和人权为依据，论证各自理由；也有以“科学无禁区”、“科学的价值中立”等说明克隆人可有限度、有控制的制造。然而，克隆人技术是从有性生殖还原为无性生殖，这种单细胞复制使人类两性配子繁殖所拥有的无限多的变异可能性遭到破坏，也使人类生物个体的变异和演化窒息。从生物进化的视 阈来看，克隆人作为生物遗传信息的简单的转录和翻译，实是一种信息转录的残缺和复 制的缺陷，而不是什么优良个体[8]、[9]的诞生。
若克隆技术被滥用，克隆人由个体生产而进入批量生产，正如世界亿万富翁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兹宣布，要克隆2000个自己[10](p.43)。克隆人工厂便可按照人的克隆自己的需要而克隆其人，或如法国基因学家路易·杜格宣称要设法克隆耶稣基督[11](p.86)等。这样克隆人工厂像生产其他产品一样地不断生产克隆人，人类的生命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夫妻制家庭还有否必要存在?情爱、亲情、天伦能否存在?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都已无意义。这样“人是符号的动物”也毫无意义。我认为，当克隆人批量生产之际，即是人类走向毁灭之时。
基于此，我把人重新规定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即“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12]。创造是人的本质特性，“和合存在”是人的本性。和合因人而生生不息，人因和合而昭灵不昧，和合创造才是人的第一义谛。
人类利用高科技的智能创造，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水准的极大提高，同时也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和文明之间冲突的不同程度的加剧。仅就人与自然的冲突而言，人类在“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的主人”，以及“人定胜天”思维指导下，无情地与自然做斗争，并以征服自然证明人类的无所不能。这就造成森林的大量砍伐、湿地面积的缩小；土地的沙漠化加剧(注：土地沙漠化与植被的破坏及水土流失分不开。“半个世纪以来，全国(指中国)水土流失毁掉耕地4000多万亩，平均每年100万亩以上”(《光明日报》2003年10月29日)。)，物种不断灭绝(注：“我国有300多种陆栖脊椎动物，约410种和13类的野生植物处 于濒危状态。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 ，我国占了156种，约占其总数的24%，有关专家估计，到2010年，我国将有3000种至40 00种植物处于濒危之中”(《光明日报》2003年10月27日)。)；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 “温室效应”日甚，地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的出现以及酸雨频繁；自然资源如淡水、能 源、矿物资源全面告急，按照现在的资源高消费，地球上几亿年、几万年所形成和储存 的资源，便会在今后20到100年内消耗殆尽。它已造成自然生态危机以及人类的生存危 机。人类创造的高科技所造成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都是人的自我创造，因此，人类与自 然的紧张及其生态和生存危机，也只有依靠人的自我创造来化解，而别无出路。宇宙间 惟有人能自我创造，惟有人能和谐、协调、化解自我创造所出现的灾难，而持续自我创 造。所以，笔者把人重新规定为会“自我创造的动物”。
正由于“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的“创造”会出现积极与消极、正与负效应的现实，所以把人规定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和合存在”即人类在冲突、融合中而和合存在，如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冲突、融合，并在和合中得以获得整体的协调、平衡、和谐、有秩。按照和合学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章句》第30章)的“和实生物”的和生原理、“和而不同”的和处原理、“己欲立而立人”的和立原理、“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达原理、“泛爱众”、“兼相爱”的和爱原理，人的智能创造便可导致与五大原理相符合，这才是“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的本义。“和合存在”便超越了由于人的自我创造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正与负的效应，而保持一种协调、平衡、和谐、有秩的生生不息的状态。
三、人的精神的发展
人的精神发展并不因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而导致心理健康和审美情趣的提升。近代心理学将心灵放进实验室里做解剖分析，运用刺激——反应机械模式把心理活动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三种现象，浑然一体的心灵被初步凿穿。弗洛伊德进而依据歇斯底里病人的临床表现，运用催眠术引发联想，将意识世界肢解成“本我”、“自我”、“超我”，并使它们相互征战，颠倒梦幻，完整的道德人格被截成三段。在实证科学的旗帜下，人性有始以来丑恶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心理分析既发现了不少神经疾病，又制造了一些精神病毒。从此，心灵世界成了自我征战自我的沙场。心灵一旦破碎，自我发动内战，精神就要崩溃。
20多年前的心理学曾被批判为唯心主义的，因此，心理学系被取消，人的心理问题被忽视。据《光明日报》载：2003年初对全国12.6万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其中20.3%的人有心理问题，“郁闷”、“变态”成为学生们的口头禅。目前大学生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欠缺，如对自己相貌、身高等生理缺憾的不满，学业竞争的自卑，就业不顺的压力，爱情和性问题的困扰等。北师大一研究生患有严重心理疾患而坠楼身亡[13]，武汉地区大学生也发生多起自杀事件。全社会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只有身心都健康，才是全面的健康。
大学生作为知识群体，心理问题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之所以如此，也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社会对其期望值很高，望其功成名就来回报社会；大学生都怀有成才欲望，期望“锦绣前程”，成为干一番大事的成功者，社会舆论以此为“有出息”。但由于现在大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基本上是一帆风顺，未受过挫折、委曲、痛苦；心理上很脆弱，适应能力差，心理上一出现冲突，困憾，就无法应对，而产生心理问题。这与长期以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只注意“应试教育”，而忽视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不无关系。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人的心灵世界，换言之即精神世界，是指内在于人的思维、理智、意识、审美、心理、情感、意志、理想、信仰、价值、情操等精神活动状态和过程的和合体。心灵世界作为人的社会现实生活各种交往活动方式的内化和人对自身内心活动的体验的复杂互动的 结晶，便与现实社会生活交往活动、内心体验活动息息相关，并作用、影响心灵世界的 冲突与融合状态。
人的心灵世界是人的形形色色精神活动的综合，它包括：以“解蔽”为对象的思维认识活动；能发为喜怒哀乐爱恶欲情绪的心理活动，这种情绪活动是合乎“中节”的情感活动；能获得心灵愉悦的审美活动；要求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的道德活动；追求净化心灵的理想人格活动；驱动行为的意志活动，寻求人生意义的价值活动；崇敬某种宗教、理想的信仰活动；某种本能冲动和欲望的无意识活动；以及直觉、想象、顿悟、幻觉和梦幻等潜意识活动等构成了心灵世界(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的内涵。
凡此种种的心灵世界的活动形式，激发了心灵世界的紧张，使心灵世界处于冲突融合状态，但由于文明发展的阶段性和差异性，其冲突和融合的内涵、意蕴亦分殊。在现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家庭解体，单亲家庭增加，老小失养，孤寡无顾；加之竞争激烈，生活紧迫，压力沉重，使人精神压抑、身心疲惫；同时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和孤独。个人的焦虑、烦恼、苦闷、痛苦，无穷无尽，无处倾诉。如何调适心灵世界的冲突，平 抚精神世界的紧张，化解内心世界的痛苦，使其获得心灵的和谐、心情的平衡、心理的 慰藉和情感的愉悦，便是人的精神发展的当务之急。
人的心灵世界经常出现冲突融合，而要使其得到和谐、平衡、慰藉和愉悦，可以通过自我调适。自我调适是自我意识对心理与行为的控制和调适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驱动与制约人的行为活动的趋向、特征、方式；心理活动的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的本能、本我与现实世界的冲突融合；心理过程的知、情、意的认知、感受，以及目的、计划的确立等的调适、和谐。
如何化解心灵世界的冲突而获得人的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如何导致心灵世界的人和天和、人乐天乐、天人同和乐的精神境界?可以从中国儒道文化中获得一些启迪。儒家在调适心灵世界中主张“养心”、“求放心”。“养心”在于“不动心”，若福贵利禄都动心，心灵如何保持宁静、和谐?孟子认为，养心就是积善集义，与道相合一的过程。它不仅是一股无所畏惧的盛气，如眼不眨，心不跳，而且是对正义的把握和体悟。使人的一切思维、意识、行为合乎道义，保持心灵世界的平衡、和谐。“养心”是对于道德理性的培养和体认，也是“求放心”的过程。“放心”即放其良心，或讲失其本心。“求放心”就是把那失去的良心(本心)找回来。人的良心(本心)的丧失有其外缘，也有其内因，这就是人的欲望、私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寡欲并非禁欲和绝欲，而是要适度和合理，使人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儒家提升心灵世界的境界，保持心灵和乐，还需培养乐道精神。乐道精神是治疗心灵世界创伤的特效药。它是对人生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深刻理解，它不仅给人的生命注入了活力，而且使人心虚怀若谷，无所忧愁。人具有这种乐道精神就像孔子的学生颜回一样，即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物质生活虽很简朴穷困，也并不影响其心灵世界的愉悦和快乐。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孟子认为，与民同乐，才是真正的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梁惠王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以民之忧乐为忧乐的忧乐观，亦是以天下的忧乐为忧乐，把个人的忧乐融入大众、天下的忧乐之中，在与民众、天下同忧乐中而忘掉个人的忧乐。这就是以博大的情怀，超越个人心灵世界的孤独和苦恼、焦虑和忧愁，而达到和乐境界。
如果说儒家获得和乐境界是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章句·经一章》)的过程，那么，道家主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37章)。保持心灵世界的清静，就需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否则便动乱心灵，即使人“心乱”。这样便扭曲了人性，破坏了心灵的宁静、平衡 、和谐。清静不仅使个人的心灵保持清静，而且“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45章)， 使人和社会都保持自然而然的素净纯朴的状态，即心灵世界无烦恼、无忧愁的清静和乐 境界。
这种心灵的和乐境界，即庄子所说的“人和人乐”的心灵境界。庄子认为，只有通过“心斋”、“坐忘”，才能达此境界。“心斋”一言以蔽之为“虚”，“难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虚”便是一种空明心境。心虚而空明，便不为福贵利禄的私欲所动心，心境宁静而不“坐驰”，心灵世界无冲突，个人无烦恼、忧愁。人的心灵世界的提升，忘掉外在的礼乐形式，进而忘掉仁义等伦理道德，便进到“坐忘”状态。“坐忘”就是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遗忘了自己的肢体，便超脱了由肢体所产生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不为物所伤。心灵世界不蔽于物欲，而达到心和心乐。
聪明是人的感官的感觉、知觉的认识活动。“黜聪明”不是指抛弃聪明才智，而是指 不要堕入是非争辩之中。因为是非本身就是一是非，执着于是非之争，便会伤害心理的 自然、和谐、均衡。“黜聪明”便是超越彼此是非的论争，恢复自然而然的纯朴、本真 的我，亦即婴儿之心的自然之我。由“堕肢体”、“黜聪明”，进而物我两忘，“离形 去知”。这样就可以和天地万物同体而无偏私，参与天地万物变化而无偏执；无偏私、 无偏执，破除物我两执，时空两界，主客两体。在生命大化流行中，天、地、人、道通 为一，便可达心灵的和乐境界。
收稿日期：2004-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