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七大前后党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中共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七大）的前后，我们党曾明确地提出了要“广大的”、“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被写进了七大政治报告和有关文件中，成为当时党在一个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及其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七大是这种成熟的一个标志。因此，考察党在这一时期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和认识，不仅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且也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献中，就已经原则性地提出了未来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其社会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与此相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即既有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主要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也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如各种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
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不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系统阐述了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在经济纲领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是这样规定的：“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这里，毛泽东当时更为侧重强调和说明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私有资本制度和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之生计”。
1942年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版，第13册，28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性，并给予鼓励。
1944年7月，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斯坦因， 在回答斯坦因“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的提问时表示：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的发展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土地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在这一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因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必须是近现代的工业经济。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通过土地革命扫除封建障碍，就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1944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团成员、 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谈话时，也谈到了战后的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才能做到。1945年3月， 毛泽东再一次同谢伟思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战后，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因为中国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以上两次谈话表明，毛泽东在向西方世界暗示，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资本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
1945年4～5月召开的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其他一些讲话和文献中，比较集中地、反复多次地论述了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基本思想，其根本点就是认为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这就是，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对一切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的企业，必须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同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三者都获得发展的便利。
七大期间，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以及欧洲一切农业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呢？它们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在中国来讲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来讲是有利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说，它是向下的，但发展是平衡的，落后的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有生命力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有帮助。（参见《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 1版，110～111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针对党内存在的对资本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的认识，例如，那种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希望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而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民粹派思想，以及党外对我们党的政策的误解和怀疑，毛泽东做了系统回答。他说：“拿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解放日报》，1945—05—02。）他认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不对的。在中国，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严重地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除这些束缚，停止这种破坏，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保证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能够自由发展。总之，“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同上。）
中共七大接受了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并将它作为当时党为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进而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个方面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依据。七大结束以后，《解放日报》发表了两篇重要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这篇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极其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极其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同志在其政治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规定和说明，为大会所一致通过。
综上所述，在党的七大前后，特别是七大时，党和毛泽东对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是明确的、肯定的，这就是要“广大的”、“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综合起来就是：我们是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应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条件之下，并且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广大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是对于各阶层人民都有利的”。（《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载《解放日报》，1945—06—21。）应该说，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有远见的，它反映了党在当时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认识水平，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毛泽东是怎样依据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来认识这一问题，提出上述思想的呢？换句话说，在中国，为什么要“广大的”、“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呢？
首先，中国经济的落后，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根据。毛泽东在七大前后论及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时，都曾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落后这一基本国情，例如，他认为“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等等。后来，只要论及这一问题，他都要强调中国经济落后这一根本特点，认为这是在中国革命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经济的落后，在当时，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其实质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缺少现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例如，中国社会经济大约90%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现代工业经济仅占整个经济的10%左右，这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又集中于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手中，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缓慢，处境艰难；再加以连年战乱，外敌入侵，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所以，战后的中国应当给资本主义，包括本国和外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或私人资本主义以充分的发展机会。这也说明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经济的落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落后，即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这就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严重地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虽然有了一点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真正深入中国社会，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的、基本的形式。因此，中国经济的落后，其根源就在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不在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停滞与衰败，皆因为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的、基本的形式。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理解，是党和毛泽东在认识和论述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时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趋势，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但是，社会主义又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必须经过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使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才能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好物质条件。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要不要经过一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的一个重要区别。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毛泽东才特别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解放日报》，1945—05—02。）同时，毛泽东还根据他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分析与理解，论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认为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垄断独占、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有进步意义，会促进社会发展的，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到了20世纪，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占主要地位，它已经被垄断的资本主义所取代，而垄断的资本主义又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等一些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落后的农业国家里，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与必要，它的性质是革命的、有用的，是有利于和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在中国，我们所要发展和必须发展的，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载《解放日报》，1945—06—21。）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来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中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一切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解放日报》，1945—05—02。）虽然这个革命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其前途是社会主义，但它还并不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并不就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的结果。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社会，既不是旧式的或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苏俄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者说是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在中国条件下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只有经过这个过渡性社会，使社会经济、主要是现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有了一个“广大的”、“广泛地”发展，使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才能为今后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准备好物质条件。
再次，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对党提出“广大的”、“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有重要影响。抗战后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政治形势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国民党蒋介石在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同时，继续反共反人民，实际上是要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贫穷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即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党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事实上，我们党在当时也已经做好了加入联合政府、走长期议会斗争道路的准备。1945年8月23日， 在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之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关于我党今后斗争道路”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的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1版，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然而，那种“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还并不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且它也将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党只有在参加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下，经过合法的议会斗争赢得民心，从而使无产阶级成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者，才能把中国引上新民主主义的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毛泽东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当时也都认为，即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也将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甚至有可能是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建设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当时还曾认为：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他甚至还很肯定地谈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将不会在英、美、德、日等国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不难理解，在当时做出这样一些判断，除了上述经济上的原因外，更多的还是考虑到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方面的原因。
正因为是在上述那样一种背景之下，因此，党所提出和坚持的与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相适应的经济纲领，自然就不会是社会主义的，甚至也不会是我们开始占据优势地位以后所设计的那种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它只能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或新资本主义的，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广大的”、“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样的经济纲领不仅是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经济基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或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否定和进步，与我们党所追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一致，而且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也是将由各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在政治上的需要，即民主联合政府要反映各阶级经济利益的需要。同时，发展资本主义，这本身就是扩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这也将肯定会扩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民主。这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那样，近代新式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毛泽东年谱》，1版，中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事实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发展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引导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进而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这是我们党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所能预见到的、并积极为之争取的最好的一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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