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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1-0109-07
20年来我国文艺学研究毫无疑问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时值世纪之交，如何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求获取更大的成绩，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学研究者所应深思的。
一
如果说我们20年来的成绩是辉煌的，那么其中最令人振奋的要算是观念的转变了。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研究进展的步伐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进程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学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真正有价值的成就都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思想解放的力度。换言之，思想解放不仅是推进文艺学研究的强大动力与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且还是它的内在意蕴与价值依据。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打破禁区，不断重新评估各种价值，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都为文艺学研究向纵深推进提供了一种极为有利，同时又具有某种引导性的文化语境。在这一语境之中，文艺学研究在根本观念上完成了自己的转变。而且，文艺学观念的每一项转变又常常反过来激发、促动或者深化着整个思想领域的观念革新。可以说，在这20年间，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与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之中。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向自身还原。这种还原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身一下子由非文学（异化的文学）变成了真正的文学，而是说，在关于文学的理论话语中，要求文学成为它自身。80年代前期，在文学价值观念上对工具主义的否弃以及对文学自身独特性的呼唤；在研究视角与方法论上的努力探索与积极尝试，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着文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1985年的“方法热”其真正意义其实并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方法本身，而在于对旧的，即“左”的文学观念的彻底颠覆。甚至90年代以来渐渐为我国文艺学界所关注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主要价值，就其现实的实现而言，也不在具体的方法操作方面，而是在对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的廓清上。无论是将文学视为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而极力美化讴歌，还是将文学当成某些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从而标榜“原生态”，抑或是将文学看作按一定规则进行的叙事游戏而放弃本质的追问，其意义都不在于谁真正揭示了文学的“奥秘”或“终极意义”，而在于表明了一种主体态度：对人生价值或云“活法儿”的理解。文学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人的观念的转变。这种人的观念的转变根本上是提出一种要求或呼吁——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兴趣活着，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按照某种凌驾于个体生命存在之上的意志整齐划一地活着。因此，文学向自身还原的观念乃是以人向自身的还原为底蕴的。
其二、研究领域空前拓展。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研究禁区被逐个打破，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涉足的了。这是观念变化的又一个明显标志。20年间，几乎所有与文学有关的问题都被提及。人们尝试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研究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了。文学上无禁区——这种观念后面也隐含着一种深层需求：人们在精神或思想的领域中应该享有绝对的自由。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与向往既是新时期以来知识阶层在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大合唱的基调，又是文艺学研究领域空前拓宽的主要原因。知识分子们都怀着同样一种挥之不去的信念：人应该享有言论的自由——在政治生活中是如此，在学术领域中就更应该是如此。
其三、各种观点同时并存。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多元化”。就目前来看，众多的研究者的确各持己见，互不统属。保守的、激进的；人文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民族的、西化的，林林总总、多极并存。这本身即显示着一种研究的深化与进步。这种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众声喧哗”毫无疑问也表征着知识界在整个精神文化方面的普遍要求。
观念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表现，这里不过是摄其要而言之。一种学术的进步无疑应以观念的转变为其先导，然而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也还远远不够。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研究凭借特定的文化社会语境，在思想解放的大合唱中独领风骚、出尽风头，但倘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的文艺学研究除了根本观念的更新之外，也就没有剩下多少值得夸耀的实绩了。尤其是在基本理论建设方面远远比不上观念的进步，如果说这种现象的暂时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研究者总是满足于追求观念上的趋新，则这门学科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
二
如前所述，20年来文艺学研究最大的成绩是在价值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具主义的文学功用论与以机械反映论为基础的文学生成论被彻底抛弃了。也许是因为这一成绩对我们来说太辉煌了，以至于研究者们长久地流连于价值观的变更与趋新的层面而不肯离去。大家似乎忘了观念的改变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而言不过是进入新阶段的开始，更繁重、更有意义的工作还在后面。方法的建设与应用才是应花费更多力气的事情，因为只有研究方法通过具体应用而真正确立起来之后，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才能得以贯彻，才能最终成为具有普适性的话语系统。
或许有人会问，早在1985年就“方法热”了，怎能说我们没有进行方法建设呢？我以为，1985年的“方法热”不过是在极浅的层次上进行的概念转换游戏——将大家熟悉的问题与结论用大家不熟悉的概念重新叙述一过。“方法热”的价值当然不容忽视，但这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旧的话语体系的冲击方面，就是说，还是在观念的更新上，至于其于方法建设的意义与价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不予信，那就请反省一下，有那些方法被确立起来，至今还有人运用呢？
如此说来，20年间我们数以百千计的文学研究者难道都是瞎折腾、做无用功来着？当然不是。我们做了两方面的有意义的事情：一是正名，二是调整视角。
所谓正名，是指重新确定评价标准与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将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将审美价值作为文学的首要价值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正名工作。审美是文学的主要属性之一，这在任何一种文学理论中都是承认的。但将审美放在何种位置上就有很大区别了。我们将审美视为文学的本质，其理论意义并不在于揭示了什么文学的奥秘或发现了什么新的规律，而在于表明了一种新的态度，体现了一种价值观的转变。其深层原因是研究者在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要重新确立自己作为话语建构者的主体地位。为文学的正名隐含了为研究主体自身正名的深层动机。同样，对文学人性价值的呼唤与崇扬也暗含着主体对自身价值的关怀。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说“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或附庸”，其实就等于说“人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与附庸”。因此，在文艺学研究中的这类正名活动从浅层来看是文学价值观念的更新，而从深层来看则是社会政治的、人学的价值观念更新的一种话语形式。这意味着，正如在极左思潮统治下的时候那样，在新时期，我们的文艺学建设依然负载了过多的使命，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然而对于文艺学建设本身来说却并无益处——它使研究始终停留在更新价值观的层面上而不能或不愿意真正进入纯学理的话语运作中去。如果说本世纪初启蒙曾经被救亡所压倒，那么其后遗症在今天就显现了出来：纯学术建设又被启蒙精神所纠缠了——没有完成的任务总要去完成。这或许是20年来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在观念层面上不断花样翻新，如万花筒般层出不穷，而任何一套严密系统、具有可操作性与普适性的研究方法都始终不曾露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视角的调整的确给文艺学研究带来了生机：新的领域被开辟出来，新的问题也提出了。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大约要算“向内转”。长期在意识形态和哲学认识论的范围内讨论文学问题早已使人们厌倦了，于是“向内转”一时间便成为文艺学研究者们的共识。这体现了人们探讨文学本身独特规律，使文艺学研究学科化、规范化的良好愿望。这一研究视角的调整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实绩大概以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最为突出。然而，文艺心理学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今天看来，这成果恐怕也主要是在研究对象的扩大方面。创作动机、童年经验、精神创伤、接受心境、艺术活动中的知觉、直觉、情感、想象、变态心理、审美体验等等以往不大为人注意或者语焉而不详的问题都有专门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文艺学基本理论的建设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从学理深度上来看，这种研究同样只是有着观念更新意义——以前被人忽视的问题受到了重视。对于方法的建设来说同样几乎谈不上什么贡献。尽管精神分析主义、发生认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新弗洛伊德主义、分析心理学等等学派的名词术语随处可见，但有几位研究者是真正严格运用这些方法去解决问题的呢？我们所做的无非是借助上述各派理论的现成结论去为我们所研究的问题重新命名而已。至于建立自己独特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方法，那恐怕是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想过的事。
这都说明，我们20年来的文艺学仅仅是完成了观念上的更新而已，至于方法的建设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起步。
三
文艺学研究走不出观念层面还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回避涉及基础理论问题，二是“溢出”文艺学范围，这又都对文艺学自身的建设产生不良影响。
近年来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越来越少有人问津了。有人说这是“理论热”降温的结果。然而“理论热”何以会降温呢？在我看来这只能是因为理论研究本身陷入了困境。如前所言，80年代的文艺学研究肩负了双重使命，一方面它要进行价值观念的更新，为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的话语表征而承担着某种启蒙的任务。文学理论研究居然能“热”起来，成为一时“显学”，主要正是由于后者。但是让文学理论负载如此艰巨而重大的任务毕竟是隔了一层，难以搔到痒处，故而随着语境的变化，各学科开始规范化，分工也越来越明晰，渐渐就有其他更为有效的话语形式取代了文学理论的启蒙功能。这样为文学理论留下的任务就只有老老实实进行纯学科建设了。然而当面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时，文艺学却显出了先天的不足与无能：它无法建构成一套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近年来人们谈论的所谓“失语症”正是指这种情形。其实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怯，甚至连成功地借用他人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问题的实例都极为鲜见。不管用何种方法，只要有效地解决了我们所面临的学术问题，那么它就毫无疑问是我们自己的“话语”。俄国的形式主义催生了法国的结构主义，法国人并没有惊惶失措地大叫“失语”。杰姆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考察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也没有人说他被150年前的那位德国人的“文化霸权”给强暴了。“话语”只是一种结果，方法才是原因。由于缺乏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所以人们都不敢涉足文艺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了。但是一个学科要真正有所发展却恰恰有赖于在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
“溢出”文艺学范围是说由于研究者在正该自己花力气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无话可说、无“法”可使，便“移情别向”——关注其他学科的问题去了。这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前几年热闹非凡的“新人文精神”大讨论了。那么多以文艺学为专业的研究者都热情洋溢地参加这场讨论，正说明在纯文艺学范围内大家越来越找不到话题可说，都“失语”了。“新人文精神”当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话题所以能够被提出并且形成相当规模的讨论，正说明80年代启蒙意识还是一种具有巨大能量的思想潜流。但是“新人文精神”的讨论再热闹，也无法代替文艺学本身的建设，甚至丝毫无助于文艺学研究摆脱困境。由于“新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在文艺学学科建设外的事情，所以对于文艺学研究来说，这种讨论也只能热闹一阵就过去了。
另外，“重写文学史”也是文艺学界曾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的提出本身即是价值观转变的结果，而其内涵也是“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发展的轨迹以及重新评价以往的作家作品”。这个口号提出已有10年之久，然而真正说得上是令人信服、足以取代以往文学史的新作却迄今并不多见。大都是一些尝试，虽精神可嘉，但实在远算不得是成功之作。要知道，以往的文学史虽有明显的观念上的偏颇，甚至谬误，但是它却是观念与方法极为协调地统一在一起的——其观念足以引导其方法，其方法亦足以显现其观念。而我们的“重写”仅仅显示了某种观念的更新——以往评价高的，现在评价低一些；以往被认为不值一提的，现在予以充分的褒扬，如此而已。这就让人感觉好象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罢了。可以说完全没有与新的观念相适应的全新的并且成熟的方法。没有一套新的方法，新的观念也只是浮在表面，根本无法真正建构起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史来。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的“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恰恰是文艺学价值观与研究方法不相适应的典型例证。
四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文艺学研究中这种观念与方法的错位现象呢？我以为其因有三。
其一、以意识形态规范科学研究的习惯积重难返。我们的科学研究（当然主要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一贯是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进行的。这倒并非仅仅是建国以来如此，而是一贯如此。从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起，我们的祖先们就是将学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回应”来建构的。也许是因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社会境遇的独特性所致，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时总是暗含了一种价值关怀——这或许就是福柯所谓权力与利益的运作。他们似乎没有纯粹的求真意识，不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弄清楚什么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解决什么困难（或个体心灵的，或天下国家的）。先秦诸子是如此，汉代经学、六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也是如此。清代考据学似乎应该“纯科学”一点了罢，然而考据的目的乃是因为“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戴震语）。为了阐发圣人之言的真正含义而进行的廓清工作，因此其方法虽有一定的有效性，却没有普遍适用性。至于“五四”以来的学术就更是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即是某种价值观，而价值观是靠宣传和行动来实现的，根本用不着什么科学的方法。相反，求真的学术则非严密而科学的方法就不能有任何的真正发现。当然，如果仅仅限于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范围，则中国古代学术亦有求功用与求真实两种倾向，即所谓“宋学”与“汉学”之分。（下文将论及）
其二、方法具有历史的承续性。观念的变化有时是一瞬间的事情。例如“文革”一来，一夜间一切是非好丑都颠倒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而方法的建设却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在学术发展上，方法必有其内在的逻辑，往往是“层累”而成的。例如假如没有康德的二元论，就不可能有胡塞尔的现象学，而没有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就不可能有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方法有一个历史的承续性。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原有的来自苏联的那套方法，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大大变化了的文学价值观。但西方的各种新方法与我们的学术传统差异过大，一时间很难被真正吸纳进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用西方的某种观念代替以往的观念而已。至于建构我们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由于这方面基础的过于薄弱，目前还是连想也少有人想的事情。
其三、研究者本身的急于求成与浮躁。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者大都是长于略有发挥地宣传某种已有的观念而短于开宗立派地建构自己的观念。这是根深蒂固的“注经式”（古代是注孔孟老庄之经，建国以来是注马恩列斯之经）思维方式的结果。我们特别不善于运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逻辑，特别是自己的方法去考察、分析、梳理一种现象，从而形成一套独特的知识系统。目前学界的人物倒是不乏标新立异的勇气与信心，大家所缺乏的是老老实实、自甘寂寞的耐心与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方法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凡能说出的东西都是观念形态的，而真正的方法是隐含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分析之中的。这就是说，方法是呈现出来的而不是论证出来的。我们的学者喜欢标举某种新观念、新方法以自炫，却不愿意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去呈现一种新的方法。这就使我们的所谓研究仅仅停留在观念更新的层面上而不能成为一种方法的具体运作。这样的研究除了“趸”一些洋人的现成结论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就只能是“失语”了。
五
如果从更深层的文化渊源来看，文艺学研究要借助新的方法有效地深入进行，首先还要解决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何摆布工具主义与目的主义这两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基本方法论倾向。因为这两大方法论倾向可直接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话语系统。甚至决定一代学术的基本价值取向。
例如，中国古代学术历来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这两种学术倾向可以说是在汉代经学中分化出来的。今文家着眼于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欲通过对儒家典籍发挥性阐释来建构一套君权与士人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今文家的价值观念中，儒家经典显然是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的，他们的阐释行为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古文家则不同。他们比较注重考索儒家经典的本来意义，因此比较注重章句训诂之学，就是说，发掘经典的本义乃是古文家的主要目的，经典并不是他们欲达到另外某种目的的工具。此后，在中国古代学术的流变过程，汉代今文家与古文家的这两种学术倾向一直并存着，只是此消彼长而已。到了北宋，士人们遇到了可以任意言说的难得的文化历史语境，于是建构主体精神的雄心壮志陡然增强，于是乎标举“心性义理”而轻章句训诂的“宋学”勃然兴起。从此“宋学”、“汉学”便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特别是经学的基本分野。一般来说，“宋学”是工具主义的，是“六经注我”，阐释的目的不在经典本身，而在于自身主体精神的建构；“汉学”则主要是目的主义的，是“我注六经”，阐释的行为不是为着某种外在目的，而只是为了寻求经典文本固有的客观意义。
又如，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潮流。前者关注人的生存与社会合理性等问题，试图通过学术话语的建构而对人生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人文主义类似于中国传统阐释学中的工具主义，即“宋学”倾向；后者则关注研究对象的真实性问题，欲通过学术研究而揭示某种客观规律，此外并无其他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科学主义近似于中国传统阐释学中的目的主义，即“汉学”倾向。
这种情形表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工具”与“目的”两种基本倾向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不足为奇。但作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主体，却应该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境况来作出理性的选择，而不能采取无可无不可的随意态度。
那么我们当前的文艺学研究为什么要突出学科意识、方法意识而不能一味满足于充当某种精神或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呢？这是由下列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其一，任何一种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都是本学科所面对的独特问题。如果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不能以独特的方式解决独特问题，而只是热衷于为某种时代思潮摇旗呐喊，那么它就将自己泛化为一种共同话语，也就不再具有作为学科的存在价值。譬如说，文艺学研究如果将弘扬“新人文精神”或某种“主体精神”、“批判意识”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甚至全部任务，那么它就不再成其为文艺学研究了。
其二，一种人文学科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独特话语的陈述中，它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某种共同话语的建构，至少会在自身的独特话语之下隐含某种“政治无意识”。所以要求我们的文艺学研究成为纯而又纯的学术话语是不可能的。但是，一种学科只有在获得独特话语形式时，就是说当它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言说时，它才有资格参与那种时代共同话语的建构。如果文艺学的言说方式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一般无二，它实际上就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近年来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常常忽视自己的学科特性与独特研究对象，而试图承担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任务，结果是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中失却了自我。
其三，任何一个学科的进步首先都必然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新方法的出现，二是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且二者之间须有某种相互契合的关系。新的方法是学科进步的契机，因为新方法可以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研究对象，能够引导研究者进入对象前所未及的深层中去。基础理论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研究范围与主导方向，因此只有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整个学科才会有所进步。基础理论的突破意味着一系列原有的“定论”，即作为研究工作之原则与出发点的普遍观念被推翻或丢弃，而一系列新的理论观念产生出来而且得到学科内部的普遍接受。基础理论不同于一般价值观念，它是最具有学科性的专门话语，因此基础理论的突破就不能仅仅依靠价值观念的转变，它必须借助于某种相应的新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方法对于一个学科的进步具有首要的意义。
我们当前的文艺学研究毫无疑问是忽视了基础理论的建设，除了少数具有真知灼见并自觉对本学科的进步负有责任的学者甘于寂寞，在基础理论的领地上辛勤耕耘外，研究者大都热衷于人人感兴趣的时髦话题，对基础理论是不屑一顾了。这实在是文艺学研究的悲哀。眼下，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向何处去，这应该是每一个研究者最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