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刍议——兼论“物的依赖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刍议论文,现代性论文,依赖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6-0060-08
现代性批判和建构是当前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而马克思早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即“伦敦手稿”）中就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了独特、全面、深刻和富有远见的分析和批判，创立了以“物的依赖性”为标志性概念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当前，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现代世界的全球化扩张，更由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实践需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物的依赖性”的症状的分析日益凸显其重要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忠实阅读原著，深入领会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方法论意义。
一、“物的依赖性”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客观解读
关于“物的依赖性”，马克思在“伦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1]107这段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它表明马克思已经完整、清晰和系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使其“物的依赖性”的症候得到了全面、客观和深刻地解读和诊断，为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按其内在规定性，“物的依赖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症候。
“物的依赖性”是历史上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特征，它既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特质。在这种社会形态里，社会关系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第二是社会关系普遍物化。“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1]105这里所谓全面依赖，就是说，“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这种相互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1]105-106所以，哪怕是看起来是私人利益的东西，由于这种全面依赖，“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1]106。而普遍物化，使得个人往往依附或听命于外在的事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1]108。在这种普遍的物化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1]110。
这样的“物的依赖性”必然以“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1]105总之，以“人的依赖”的终结为前提。“人的依赖”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形态，以人与人的直接依存为特点，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建立在血缘、感情、个性基础上的政治依附、暴力征服等情形。在这种形态下，人们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个人之间存在的是（自然发生或政治性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其统治和服从的性质以家长制、古代或是封建的各种形式存在。虽然也有交换发生，但是这种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并未触及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而建立在生产力、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中介高度发达，利益关系日益深入地改变和形塑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解体了，人的依赖被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所取代。这种生产者的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即表现为物。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是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这些个人。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1]174所以说，这已不再是“人的依赖”的社会，而是“物的依赖性”的社会。
其次，按其发生机理，“物的依赖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2生产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凭借这种社会形式而对自然的占有，在社会现实中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与诸多因素相匹配，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40比如说，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常常可以表现为产品的丰盈、剩余、交换的时空扩展和交换手段的发达等诸多方面，而交换手段等的变迁又推进人们生产、生活的发展。
“物的依赖性”就是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货币制度的发达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形态。这个过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首先，产品转化为商品，已经与它的自然存在决然不同。为了对产品进行比较——对产品估价，就必须把商品看作一定劳动时间的物化，产品的交换价值与产品本身有着重要的差别。其次，在实际交换中，“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1]94这样也就产生了货币与商品的自反或矛盾。一方面，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要求顺利实现产品向交换价值的转化；另一方面，“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1]95
经过这种蜕变以后，新的、怪异的事情赫然发生了：现在“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却颠倒过来，一切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1]99。而货币具有的这种魔力彻底改变了人们生产活动的社会性，“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性质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107。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被物的客观关系扬弃，成为偶然现象，物的必然性关系成为社会成员的更加真实有效的纽带，物变得比人更加值得信赖。
第三，按其历史功能，“物的依赖性”本质上是推动现代历史继续进步的积极要素。
马克思对“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的批判表明，资本主义显然不是永恒和完美的社会，相反是造成大多数人深度痛苦的渊薮，是许多社会灾难的策源地，因而是必须加以超越的对象，历史地扬弃这种现代性正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这种积极进取的历史意识，也是马克思“物的依赖性”的理论的重要维度。
初看起来，“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479而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与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表现为“极端的异化形式”，劳动的条件和劳动的产品不再是劳动者的本质力量，而是劳动者感到无力、空虚、压迫、屈辱和失势的根源，是剥夺劳动者价值的食人怪兽。“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480
然而如果再往深处思量，则可以看到，首先，“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其次，从人对于他们的社会联系的自觉掌握程度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1]111人还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人。第三，从个人获得更高发展的潜力来看，在现实历史中，“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的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112。
应该说，“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包含着痛苦经历的积极阶梯，是历史发展的必要阶段。到达这个阶段，一方面是旧的、落后的社会关系被废弃、超越或解体。要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或作为种姓成员，或属于某个等级。而“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1]113由此，历史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这种阶段本身又为人的社会关系未来的新形态准备了历史条件。“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1]109。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虽然有着极端的异化的形式，却同时也“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1]512。所以，1859年马克思曾经特意写信嘱咐恩格斯：如果写书评的话应该注意说明：“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3]149。因为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暂时性本来就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目标，是马克思理论区别于各种庸俗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根本标志之一。
二、“物的依赖性”思想的成熟度和科学性
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对于马克思“物的依赖性”思想，国内哲学界往往局限于从一般历史哲学的视角加以理解，只是看重其中的社会形态演变“三形态”规律，并常常有意无意地通过与“五形态”规律相比较，认为它在成熟度、科学性、精确性上远为逊色，不可与其他经典理论同日而语。
毫无疑问，以上这种诠释低估了马克思“物的依赖性”思想的科学价值。
首先，“物的依赖性”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确概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为人熟知的称谓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提到，“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4]101由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概念突出了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属性，在实践上便于激励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因而应用广泛。但是，毕竟资产阶级统治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规定性，单凭政治革命也并不足以真正终结资本主义。相对而言，“物的依赖性”理论则更多凸显人类与其生存条件之间随着历史变迁而变化的具体实践关系，更多展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的历史方位或历史地位，更多体现人类社会整体发展方向和长期前景，所以是当前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基础。
以“物的依赖性”作为表达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固然不能说是马克思表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唯一方式，但却无疑是马克思思想不断深化和审慎选择的结果。1843年底—1844年1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多处、甚至通常都以“现代”这个词语称谓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成果，使之成为与德国落后状况显然不同的先进性的象征，比如“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处在 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又比如“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现代问题”、“现代国家”、“现代各国”、“现代国家世界的文明”、“现代关系”等。[5]3,5,8,9,11,13这里，像在当代学者那里一样，“现代”初看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实际上又被赋予了价值内涵，具有先进性、进步性等含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历史成就的某种赞赏、推崇心理。马克思是“现代”这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符号的创成先驱者之一。“现代”这一概念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更加深远、广阔的认识。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物的依赖性”的概念与阶级分析方法相互对立，相反，两者是互相补充和内在统一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十分鲜明地揭示了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马克思指出：“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1]110而我们知道，阶级首先就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生产、交换等经济关系。这就表明，“物的依赖性”这一概念具有融“现代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两个概念内涵于一体的特性，是一个慎重选取和充分自觉的理论概念。
其次，从思想发展各环节来看，“物的依赖性”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各个时期的一个线索性思想元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经历了五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以1844年的“巴黎手稿”为代表，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哲学层面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异化”趋势和反人道实质。第二个阶段，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使得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分析和批判进入到更加深入和科学的水平，这方面的成果突出地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献中。第三个阶段是在这之后十余年，借助“物的依赖性”的理论架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深入、细致、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和历史命运。第四个阶段，在《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中，马克思依然对资产阶级社会作“物的依赖性”的分析和批判，甚至进一步强调这种“物的依赖性”的广泛性和极端性，把它戏称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他在第一章之“商品拜物教”中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2]138-139在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盛行的社会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而“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2]141
即使在晚年，即我们所谓第五阶段，在古代社会和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也还是十分关注和认同古代社会的、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人的依赖”的特点，比如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专门摘录到：“氏族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氏族成员相互依靠以保护个人权利”，并在“基本特点，就是氏族成员相互依靠以保护个人权利”下面划线表示重视。又摘录到：“马尔克和部……居民的结合仍然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6]536,571由此可见，以“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性”为标准区别不同社会关系类型，的确是马克思的成熟思想和一贯做法。
第三，“物的依赖性”理论融多种学科、学派和观点于一体，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高浓缩概括，是马克思实践科学思想的高端成果。
从学科方面来看，马克思的探究领域经历了一个从法律、法学到历史、哲学再进一步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学科辩证推移的复杂过程。这种推移的逻辑线索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从表浅到深刻、从片面到全面、从反映到创新的发展过程。因为，如果说法律表明国家意志、法学是对法律的自觉意识，那么历史和哲学则是对法律和法学所立足其上的原因、根据和合理性的反思。如果说抽象的哲学和直观的历史研究未必能够提供关于国家、法的合理性的科学，那么哲学要求回到现实并努力追求与关于现实社会的各种具体社会科学相结合，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由此可见，“物的依赖性”的理论基点正是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文化各种社会科学相结合熔铸而成的。就像“劳动异化”已经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创新，那么用“物的依赖性”概括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更是综合哲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创新。“物的依赖的社会”不是现成的理论概念，在以往的哲学等各学科中并没有同类提法，完全是马克思在综合各门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从学派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同样不拘泥于任何学派的现成理论，总是能够超越个别学派的局限性，实现理论创新。在哲学学科内部，马克思的理论从来都不是什么简单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同样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机械唯物主义，他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研究唯物主义思想却强调“意志自由”，在写作“巴黎手稿”时同时捍卫唯物主义、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献中同时批评当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倡导不同于旧哲学学派的实践论立场。“物的依赖性”这一概念中的“物”，决不能像机械唯物主义那样理解成为所谓自然物质或其他抽象的“自在之物”，当然也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理解成上帝的存在形式或概念的“定在”之类的精神性存在。“物的依赖性”中的“物”实际上就是人的生活、生产实践中那些外在于人而又与人相联系的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指自然物，但是更多意义上是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相关联却并非人本身成分的事物、要素等。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殊语境中，它主要是指商品、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市场体系、价值规律等社会事物，或者说，主要指那些并非个人所属所控范围的事物、情势、系统等。显然，这样的“物”的词语用法和概念表达，决不是以往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学派所能容纳的，它是马克思超越学派局限实现哲学创新的结果。
再从思辨深度看，马克思“物的依赖性”理论是他对自己以往认识的继承和发展。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解也的确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赞赏、争取到怀疑、反感、理性批判和科学创新的过程。当面对德国封建主义专制统治的时候，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捍卫同资产阶级意气相投的人本或人道、唯物主义、自由、民主和科学等重大原则；当初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时候，他致力于人道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他较为全面地立足唯物史观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习性；在深入到英法资本主义生活现实中以后，则主张根据资本主义的客观逻辑——经济规律，解剖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显然，“物的依赖性”理论既抓住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特质，又充分概括了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形态到经济关系类型再到精神文化方面的具体特征，并且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和相对局限，为深刻认识和科学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思想基础。
如果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是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践科学，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物的依赖性”作为这个实践辩证法的核心范畴，融会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哲学传统的思想精华，把价值批判与科学分析相结合，实现了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的视界融合，创造了诠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思路，使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三、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方法论启示
当今世界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正大肆扩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面临战略抉择：是亦步亦趋地尾随资本主义现代性，还是积极进取、在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新型现代性。遵循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非不难研判。
总体原则：必须尽可能地站在现代历史的高峰，充分占有和有效利用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
人们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随心所欲。为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仅仅依靠思想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历史的力量，包括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的物质力量。在低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水平里，社会主义最容易陷于误区。这正像马克思明确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2]33。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产生的，我们还处于“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将不是“物的依赖性”的社会的唯一形式，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内容，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货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最基本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选择。我们的基本方针就应该是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人与社会发展中的有利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物的依赖性”的负面因素，采取适当的制度和文化策略，引导社会生活朝向健康方向发展。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当前任务，不是取缔“物的依赖性”，而是依靠科学理性的政治经济文化运作，创造性地利用“物的依赖性”的积极力量，尽可能地减轻其负面作用，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从这种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待“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必要的和重要的文化方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理论上承继马克思的“物的依赖性”的思想，推进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批判，进而努力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实践理论，当然应该成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基本使命之一。
具体审视：“物的依赖性”的价值维度。
相对理想境界，“物的依赖性”无疑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辩证地看，“物的依赖性”在现实中仍然存在某种合理性。相对于我们尚未完全脱离的某些“人的依赖”的残余来说，“物的依赖性”的正面价值仍然值得努力争取。
首先，作为“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107。这种普遍、全面的交往关系和社会交往向深度、广度的拓展，当然是以往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同时，这种新的交往关系随即又转化为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有利条件。这种条件一方面表现为物的累积和交往体系、手段的扩充、完善、提高等，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崇尚自然、人性、物质、商品、货币、财富、竞争和发展的人格类型和文化导向。社会关系这样更新，人们的生存场景必将更加开放、开阔，社会联系也将更加广泛、紧密。商品交换和货币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的交往日益突破原始公社、血缘共同体以及地域的局限，人们的生产能力将在更加宽广的区域、地点展开，原始的“人的依赖”的共同体及其文化被摈弃。个人趋向社会、世界，日益成为社会的人、世界的人。同时，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情况也迫使个人必须把生产建立在社会需要的基础上，迫使个人更加尽力地考虑为社会生产。由此，在更深远的历史过程中，“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资本开辟世界市场，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事实上是现代性的产物。从人类发展的总体需要来说，这种发展是需要的、有益的。
其次，催生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日益趋向普遍性和全面性。对于物的信赖和依赖一方面显示出人对物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发展出驾驭这种物的体系的能力，比如通过行情表、汇率、商业通信和电报等以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其他一切人的活动相适应。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而且，这种全面性是独立于他身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的，而早期社会的人还没有这种主要是属于他自己并且主要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早期社会的生存条件主要是一种自然条件或天然条件，不受个人控制，现在这种条件必须由人们自己创造出来。于是，单个人显得是相对社会关系较为独立的存在，“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1]115
第三，个人和国家的货币欲引发了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活力。“物的依赖性”特别是对货币的欲望使个人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致富欲，另一方面随时准备为致富欲牺牲享受。“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致富欲“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抽象的享受欲要求有一个包含一切享受可能性的对象。”[1]174这样，“由于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所以，首先个人的勤劳是没有止境的；勤劳具有怎样的特殊性都无所谓，它采取可以达到目的的任何形式；在为社会需要等创造新的对象方面，勤劳是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1]176。
第四，这种“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在社会关系上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旧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因为实际的生理、心理、血缘关系、活动能力等等原因导致互相的实际的差别和等级关系。而商品交换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或者至少当作等价物。“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1]195另外，作为平等交换的主体，个人必须被认为是自由人。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格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1]198
最后可以提到由这种“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倡导的探索自然的精神。资本要追求绝对剩余价值，更要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扩大消费范围。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1]389
总之，这些文化遗产虽然“以歪曲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存在，以人的关系的全面的和极端的异化为代价，但是从建设性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们的革命性的方面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它已经自在地、但还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1]512。
收稿日期：200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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