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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行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对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
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学习邓小平在这方面的重要理论观点，研究他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思路，对于在新形势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具有重大意义。
一
邓小平的领导风格，素以求真务实、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著称。同时，他在意识形态上从不含糊，表现出共产党人鲜明的原则立场。在他看来，这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要求。他曾针对西方的某些舆论，生动地用短短一句“我是实事求是派”，把意识形态上的鲜明立场同对新时期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改革开放政策统一在一起。他说：“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P209）“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1]（P249）这种马克思主义者求真务实、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在意识形态上的鲜明性、原则性，在邓小平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
那么，他是怎样看待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呢？
意识形态工作搞得好不好，密切关系着社会稳定和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曾专门向全党介绍了陈云的意见：“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并就宣传工作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
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在邓小平看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即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工作。他总结“一手硬、一手软”，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失误时，明确提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思想”[1]（P305）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这就突出地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到了战略性的位置。因为正如他论述说：“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P164），“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1]（P44）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2]（P178）这就告诉我们，重视和搞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要求，是维护社会安定与胜利推进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要求。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一样，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工作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
意识形态工作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能否筑牢抵御和平演变的思想长城，必须立足于当代世界政治格局，来看待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世界风云依然激荡。中国在致力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时必须警觉的是，“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1]（P320）针对西方国家提出的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邓小平指出：“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P344），“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1]（P311）党中央也一再告诉我们，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人们曾经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些国家的剧变，自有其内部的各种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长时期丑化革命历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作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直接思想支柱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为演变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P370）对此，应当理解为也包括了对前苏联等国剧变原因的深入思考。“不坚持社会主义”，显然是从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而言的。因此，他又着重从教育人的角度来阐述抵御和平演变、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1]（P380）这里说的教育，主要是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
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和相应的文化舆论环境，对于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邓小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是从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更好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高度来考虑的。
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时，就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1]（P226-227）因此，他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但是，当代青年生活在比较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动，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实践表明，青年人具有很高的爱国热情，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准备和自身的某些弱点，也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思想战线存在的软弱涣散状态又为错误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使得这种状况一度十分突出。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关注。邓小平指出，真正爱护青年，就必须引导和帮助他们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他要求警惕有些人用全盘西化的主张蛊惑、煽动青年，并进而提出了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的重要观点，强调要真诚引导青年懂得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1]（P209）
总之，邓小平的上述论述表明，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有人、继往开来。意识形态的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最本质的要求。
二
邓小平不但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形成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思路。这一基本思路具体体现了党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在实践中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经验。它同邓小平的前述思想一起，构成了党在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的基本内容。这里，试对这一基本思路进行梳理。
——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同时指出实行开放政策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要用教育和法律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实践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非马克思主义以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而如邓小平所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有些同志容易产生忽视思想工作、不注意政治动态的倾向。为此，他把“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的要求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1]（P48）“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就要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和矛盾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倾向性的问题，“在不同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相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2]（P336）只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才能做好工作。
——改进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抉择，因而也是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牢牢把握住的根本。在意识形态上，必须警惕和反对漠视以至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对此，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6）他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向前发展的。我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应当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
——改进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发扬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优势，使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优势。这就是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及以这种信念为核心的党和人民宝贵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提炼出著名的“五种革命精神”，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2]（P368）要使之成为我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也就是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
这一关于我们的“真正优势”和我国意识形态“主要支柱”的深刻思想，深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优良的党风社会风气的灵魂及其深厚的历史内涵。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结合新的实际，发扬这种“真正优势”和强化“主要支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如何真正解决好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又有效地防止、遏止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相联系的价值取向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除强调要运用法律手段外，不断强调要发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优良道德风尚，强调愈是改革开放，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愈要高度重视、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亦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果削弱、丢掉了这种真正优势和动摇了这一主要支柱，我们就不可能抗住消极腐败现象，也不可能建设好的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会由此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坍塌而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改进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要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作为基本主题。
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方方面面，应当围绕什么样的基本主题来进行呢？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时，提出了“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在提出上述“基本结论”时，还阐述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P3）他多次强调了“国权”、“国格”的重要性，论述了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意义，指出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P323）
把握住这一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基本主题，就必将使革命传统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在有利于在全社会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同时，把先进性的要求和广泛性的要求统一起来；有利于在这个主题下组织好各方面内容的教育，把意识形态工作同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统一起来。
——正确对待党和新中国的历史，是团结凝聚人民，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问题。
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是邓小平向思想战线提出的重要课题。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决议”中所总结的历史。随着过程的推移，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今天已成为建国以来历史中又一段辉煌的里程。
对党和新中国历史的不同评价，直接导致不同的政治方向。正确评价党和人民奋斗的光荣历史，是我们凝聚力的基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据。歪曲、否定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必然造成思想涣散，离心离德，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我们就不可能团结凝聚，继续前进。错误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种种手段和借口歪曲党和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全盘否定新中国头30年的成就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鉴于此，邓小平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2]（P365）在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崇高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他多次对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灭人之国，必先亡其史”。歪曲、否定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这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常见的现象，要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西方文化应当采取正确的政策，即既要从中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又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鉴别和抵制的两手政策。
随着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对于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日益成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邓小平立足新的实际，继承、发挥了毛泽东文化扬弃的思想，阐明了既必须积极吸收，又必须有所抵制的两手政策。他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1]（P3）“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我们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P43-44）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有开放的眼界和开阔的胸襟，但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坚持和弘扬民族的主体性，对于西方文化领域的各种思潮决不能不加分析鉴别地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决不能让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
——解决思想战线存在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邓小平在肯定思想战线的成绩和主流的同时，多次分析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P46）他强调，党的“双百”方针没有变，但是，不应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让错误的东西鸣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鸣；对于错误思潮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又强调，在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同时，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批评要采取民主的、科学的态度，进行从容的讨论、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总之，“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1]（P47）
——增强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关键，是思想战线的广大战士肩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使命，进行高尚的创造性的劳动。同时，需要各方面工作的紧密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和强大的社会舆论。
邓小平多次提到，思想战线的同志要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对之寄于殷切期望。
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如何，除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战线广大同志崇高的科学工作和丰富多彩的创造，努力创新，多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邓小平在提出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全国人民和青年时，就强调；“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要“写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并热情鼓励说这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2]（P180）
增强意识工作的效果，还需要各方面工作的紧密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包括思想政治建设要同加强管理和有关的制度建设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以及还必须有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各方面的紧密配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是一个庞大严密的体系，其中不同层次、方面、环节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和制约，某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以至全局。因此，邓小平一再谈到，无论理论、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方面，都要负起在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方面的重要责任。这样才能在全社会造成有利于“四有”公民成长的良好文化舆论环境。
三
通过以上的初步回顾和梳理，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包含的丰富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对于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再从以下几方面作进一步展开、讨论。
要像邓小平和党中央要求的那样，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防止和纠正在新形势下忽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工作的倾向。
邓小平告诫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今天不仅仍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任务的紧迫和繁重，这一告诫更为重要了。这个问题上，一些同志中存在着某些模糊认识，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注意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了。有的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重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工作同“左”混为一谈。这是没有真正懂得邓小平理论的表现，也是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相违背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过程中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决不能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对历史过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我们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必须把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同时承认上层建筑的因素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强大作用，决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简单化；忽视、贬低以至否认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今天党中央要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我们在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过程中，防止上述片面理解的倾向，提供了新的指南。
在此，不妨看一看有些西方政治家是如何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看待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的。尼克松在谋划如何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时，提出美国必须提高包括外交、经济、军事、秘密行动在内的“六个关键性能力”，其中“意识形态的力量”被置于首位。关于意识形态，他大谈所谓“自由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强调美国不应仅仅限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忘记意识形态的目标。他还公然鼓励要为鼓吹西方和美国的理想以取代国外那些行不通的制度而开展工作。如此等等，毫不隐晦，十分鲜明，一点也没有“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子。这难道不是对我们很大的警示吗？
要牢牢把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居安思危，坚持不懈地为巩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而努力。
当代世界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十分激烈。形势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抓住和用好机遇，更快地发展起来。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在苏东剧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已经转向我国。他们采取遏制加接触、渗透的政策，千方百计地企图用他们那一套意识形态、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影响我们。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贸活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又伴随着其主要推动者美国借以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和模式的活动，美国官方声言，要成为所谓“促进世界各地民主和人权”的“第三种全球化”的领导者，进一步表露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相互为用，向世界扩张其模式和演变社会主义的用心。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在有利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国际国内的某些力量，则力图按照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来影响这种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企图动摇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历史上产生并遗留下来的一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有存在的条件。这样，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各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不可能不是长期的、复杂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这就决定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能不是贯穿现代化建设始终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从一些年来的情况看，意识形态领域在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同时，与此相悖的错误思潮时有出现。如否定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和中国革命的必然逻辑，主张回到“五四”以前的起点，回到以英美为师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思潮；秉承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理论，崇尚个人主义、私有制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调控，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用否定唯物史观的所谓“人性化处理”演绎、改写历史，抹掉爱国与卖国、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以及种种歪曲中国近代历史本质、否定党领导的革命历史的非历史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再如，有人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幌子，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和西方的“两院制”、“三权鼎立”；有人借中央筹备修改宪法之机，公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称为“恶法”，鼓吹取消人民民主专政条款、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删除宪法序言等主张。这些错误思潮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方面。虽然坚持错误倾向的人为数极少，但其矛头直指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并通过某些渠道得到传播，对其危害作用不可低估。这说明在新形势下全面落实邓小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党中央领导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向我们提出的重要的实际课题。
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
邓小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思想，奠定了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的基础，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前进的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把宣传思想、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关系全局的重要位置，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制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方法。特别是环绕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从改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提出、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发展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加深了我们对于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性的认识。
邓小平一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给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历史条件又使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在新形势下，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前所未有，人们思想活动日臻活跃和文化需求迅速增长的趋势更加明显。随着形势的发展，境外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手段和方式，以及一些人与之遥相呼应的活动会不断变化。干扰、冲击社会主义主旋律的错误思潮，会潮去潮来，沉渣泛起，花样翻新。互联网的新型工具和网上多样化意识形态的传播，使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遇到挑战。人们思想中以往的重大模糊认识没有来得及澄清，新的模糊认识又可能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继续探索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解决新问题的本领，才能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实效性，保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邓小平理论中丰富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就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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