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非洲文学创作中的英语变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非洲论文,变体论文,英语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本世纪60年代起，黑非洲文学开始了令世人瞩目的崛起。无论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还是尚未独立的非洲国家，都面临着饥饿、不发达、暴力和压迫，而这些也都成为用欧洲语言创作的黑非洲文学的主题。马里作家亚博·奥罗基姆于1968年出版的小说《暴力的职责》，成为首部获法国勒诺多文学奖的法语非洲小说。从1986年尼日利亚作家渥雷·索因卡、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到1991年南非作家戈迪默，已是6年中三位非洲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非洲作家们作为“社会风习和历史的记录者、时代理想的表达者”①，其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中，立足于非洲社会现实，表现了急剧变化的非洲的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自由与压迫的矛盾和冲突。
随着黑非洲文学的发展，一个关于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创作的语言的问题：非洲文学是否是主要存在于非洲的文学？它是否一定要反映“非洲”的价值观或主题？非洲文学创作的语言是否一定是非洲民族语言？或是欧洲语言？或是一种混合语言？在非洲文学批评界引起许多争论，并逐渐形成两种不同观点。本文拟就最后一个语言问题展开评述。
非洲文学创作中的语言
在过去几百年里，非洲曾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压迫，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在非洲投下巨大的阴影和造成深刻的创伤。非洲文学的崛起是伴随着国家独立而开始的，它从一开始便雄纠纠地宣告挣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进入60年代，非洲文学开始趋向于对自身进行客观的考察，清醒冷静的全面审视，文学语言这种特定历史的文化背景中的“文化产物”或“文化现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审视的对象了。非洲文学创作的特定历史背景，便是绝大多数作家是在殖民地时期受的教育，主要是以某种欧洲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媒体。正如南非著名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所说：“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我所喜爱的英语，我该怎样抉择呢？”毫不奇怪，正是在这样一种情感支配下，一些非洲作家提出了反对将欧洲语言作为非洲文学创作媒体的观点。
尼日利亚作家瓦列(Obia Junwa Wali)是第一个从理论高度论述这种观点的非洲作家，他在发表于1963年的文章《非洲文学的死胡同》(The Dead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中，认为以英语和法语创作的非洲文学，如同以豪萨语（Hausa，一种非洲民族语言）创作的意大利文学，是荒谬可笑的。许多人所理解和创作的非洲文学只不过是欧洲文学主潮中一个小小的附庸。②瓦列的这种观点受到一些非洲文学批评家的赞同，其中最有影响者当数肯尼亚作家蒂昂戈(Ngugi Wa Thiong 'o)，他在1973年内罗毕一次研讨会上，强调了英语中涵含的西方价值观和固有偏见：“英语本身的结构便表现出种族歧视，英语也许是所有人类语言中最具有种族歧视的语言，这不仅包括black sambo对黑人的贬低，还包括黑市，害群之马，讹诈，黑名单，一切黑的东西，都反映了该语言中对黑色一词带贬义的价值取向。”蒂昂戈非常重视以欧洲语言，特别是对黑人文化具有贬低和敌视内涵的欧洲语言创作非洲文学对非洲黑人文学及黑人社会政治发展所具有的不良后果。在其论文集《作家与政治：回归》（《Writers and politics,Homecoming》）和《笔杆子》（《Barrel of a pen》）中，他多次指出语言符号与意识不可分离的特征。他认为，一个作家创作作品的语言决定于并决定其作品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内涵，因此，要创作“非洲”文学，必须要用非洲民族语言创作。而那些用欧洲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只是一种“非—欧文学”(Afro-European)。他强调：“非—欧文学是指非洲人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或其他欧洲语言创作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将这些作品称作‘非洲文学’是对现实的新殖民主义扭曲。非洲文学是非洲人以非洲语言创作的诗歌、小说和戏剧”。③
我们在讨论瓦列、蒂昂戈和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的非洲作家和批评家在非洲文学创作的语言上的态度时，不能不回顾到非洲国家的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二战后，世界的社会文化图景大为改观，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语言作为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已成为民族争取自身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出于对前殖民统治势力的仇视，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心理，对民族语言的特殊感情，及维护国家尊严的政治考虑，非洲的多民族、多语言的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着如何制订语言政策，选择国家统一语或通用语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非洲的文化知识分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知识分子一样，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变革现实的政治任务。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给非洲国家造成的贫困，殖民主义教育给这些知识分子留下的创伤，从某种方面来说，加剧了不同世界间的认识对立和文化失衡。蒂昂戈在其代表作《心灵的非殖民化：非洲文学语言中的政治》（《Decolonis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中，便曾满怀悲愤地回顾了他在童年时代的经历，殖民教育制度强迫他们只准使用殖民者语言：英语，并被强行进行西方文化灌输，这种耻辱使他感到使用非洲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势在必行。加纳语言学家Ibrahim K Gyasi、赞比亚语言学家P.D.Tripathi等都根据本国的现状对此表示了相同观点。④
对语言的情感实际上是一种乡土情感，是民族情感在语言上的反映。前殖民势力对欧洲语言或英语的强制推行，英语中对黑人种族所带有的极大轻蔑和消极含义，造成对非洲语言和非洲语言中文化内涵的窒息和压抑，因此，才有许多非洲作家认为有必要恢复非洲民族语言作为值得骄傲的民族语言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用非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基于此点，他们反对将欧洲语言作为非洲文学的创作媒体，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
与此同时，更多的非洲作家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冷静地审视了文学创作中的语言媒体历史，认为用欧洲语言创作并非一定是“非—欧文学”，否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前英国殖民地的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作品岂不是要改名为“英国”文学吗？从非洲大陆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他们认识到非洲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着众多相互难以理解的方言，因此，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是目前非洲不同民族间交流的唯一语言，非洲作家用欧洲语言作为非洲文学创作的媒介完全是可行的，否则，以某一种非洲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只能是使用该语言民族的民族文学而非“非洲文学”。确实，现代社会凭借大规模的传播已将各种形态的文化汇集一起，没有混合过的单一文化已属罕见，不同文化的接触，使语言的接触不可避免。今天的英语已非某一国的语言，而是包括了许多地域变体的语言。因此，与反对将欧洲语言或英语作为创作媒介的那一批作家不同，这些非洲作家们认为，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完全应该和能够将英语“非洲化”，能够将其用作文学创作媒介。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对英语“非洲化”进行了大量探索和深入的理论思考。
英语的变体：非洲英语
对英语“非洲化”的讨论，先从尼日利亚作家图图奥拉(Amos Tutuola)谈起。这不仅因他是用英语创作的非洲作家，还因他又是黑非洲作家中最有争议的代表人物之一。评论家林德福斯(Bernth Lindfors)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该争议之所在：“确实，尼日利亚人讨厌他，而欧洲人和美国人喜欢他，原因都是一个：其作品主题是异国情调的，其语言结构是粗俗的。”⑤西方评论界之所以推崇图图奥拉，是认为他在写作时用了一种“Young English”，体现了非传统的英国文学风格。但事实究竟怎样呢，我们先看从其作品《棕榈酒醉汉》（《The Palm-wine Drinkard》）摘选的一段：“Now as the father of the lady first asked for my name and l told him my name was 'Father of Gods who would do anything in this world',then he told me that if I could find out where his daughter was and bring her to him,then he would tell me where my palmwine tapster.was But when he said so,l was jumping up with gladness that he should promise me that he would tell me where my tapster was。”图图奥拉是西非约鲁巴族人，这篇作品尽管是用英语写作的，但英语已属约鲁巴化英语，作品情节构思和叙述风格与约鲁巴传统民间叙事风格和口述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例如，他在上例中使用了许多时间副词：now,then,when,这本来是源于约鲁巴族人的语言表述习惯，并被移植于英语中了，但不了解这一语言历史背景的西方评论家却称作者是要创造一个“永恒的”(timeless)时代背景。同样，所谓图图奥拉作品中使用了“young English”（清新英语），实际上是他本人只读过6年小学，从而在作品语言中大量继承约鲁巴语言传统的结果。非洲评论家Akanji对此有精彩的评述，他说：“图图奥拉作品的西方出版商对其作品中明显的拼写错误也未纠正，便令人怀疑其动机了。如果告诉作者，gourd不应拼写作guord，其作品语言不会因此失去诗意，作品风格也不会丧失。对句子l thank you all for the worm affection you have on me 中拼写错误的未加纠正，只能说明出版商并非是对保持原作风格有什么兴趣，而是要引起读者对图图奥拉这位非洲作家的耻笑。不知出版商们是否已意识到这已对图图奥拉在非洲的声誉造成多大伤害。一些非洲青年一代已对图图奥拉产生了反感，认为他在欧洲文学界的受人推崇并非是因其文学才能，而是作品引起的西方人好奇心罢了。欧洲人感兴趣的，是图图奥拉作品中‘有趣’的故事和‘半文盲’写作风格。”⑥
在非洲作家中，图图奥拉对英语的掌握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他的作品对英语进行了非洲化，那也是迫不得已和无意识的。非洲文学的发展，已从最初对欧洲文化的倾倒转向对自身文化的思考，从盲目追求用西方语言创作到通过对欧洲语言进行重大加工，以适应非洲的现实、自然、文化、历史特点。许多对标准英语有几乎完美掌握的非洲作家，便有意识地进行了这种尝试。他们的作品尽管是用欧洲语言创作的，但从其词汇、句法及特定语言因素的运用中，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中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欧洲国家。非洲作家奥凯纳(Gabriel Okara)在其论文集《非洲语言……英语词汇》（《African Speech...English Words》）中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要尽可能充分地展示非洲的观念、哲学、民间传说和想象力，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将作者的母语逐字译成他创作作品的西方语言中。因为任何一种非洲语言中的一个词、词组、句子、乃至姓氏，都能让读者领悟到其社会规范、态度和价值观。”⑦这种对西方语言的加工方法：直接译入，可从奥凯纳作品《The Voices》中看出，他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非标准的句法结构的句子，如：The root of this Okolo knew not as the root of many many happening things in the town.而作品中的词汇却是标准英语词汇。他以这种非标准英语的，但更接近其所描述的伊觉族人的伊觉语(Ijaw)的句法，向读者展示了英语所难以展示的文化内涵。上例中many many happening things体现了伊觉语的一个特点，即对单个词的重复以表示强调，这在许多非洲民族语言中都可见到。而非标准英语的very many或many，这种情况，在《The Voices》中比比皆是：You have been silent more than silence.His inside was sweeter than sweetness Through the black black might Okolo walked…确实，语言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媒介和工具，也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方式和价值载体符号，当作者选择和使用一种语言时，同时也是在利用其来把握主体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非洲作品中的英语：多种变体的混合
非洲作家用英语或西方语言创作，但又把其民族语言中的套语、谚语、形象表达、句式结构引入欧洲语言，以反映非洲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侧面。荣获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便在其代表作《森林舞蹈》中，揉进大量富有哲理的约鲁巴谚语，使其作品被称作“有一种赋有精灵、鬼怪之神的非洲‘仲夏之夜’”。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历史的沿革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继承下来的，谚语或成语中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印记，表现出人生的经验、智慧，带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色彩。尼日利亚作家阿切比(Chinua Achebe)便在其作品中使用了多种谚语，如小说《Arrow of God》中一段：
"Thank you,"said Ezeulu."Take it to your father to break."
"No,"said Akuebue,"I ask you to break it."
"That cannot be.We do not by-pass a man and enter his compound."
"I know that,"said Akuebue,"but you see that my hands are full and l am asking you to perform the office for me."
"A man cannot be too busy to break the first kolanut of the dayin his own house.So put the yam down;it will not run away."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kolanut of the day.I have broken several already."
"That may be so,but you did not break them in my presence.The time a man wakes up in his morning."
"All right."said Akuebue."I shall break it if you say so."
"Indeed l say so.We do not apply an ear-pick to the eye."
Akuebue took the kolanut in his hand and said:"We shall both live，and broke it.
这段中讲述了两个老人见面时，主人拿出可乐果要客人砸开的对话。文中不仅仅有两位老人借助谚语和成语的智慧交流，还给出了一种主要用于老人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话语类型。在经济不发达、社会相对迟缓的社会中，老人作为富有经验的群体总是受人尊敬的。故事发生在尼日利亚伊博人社区中，伊博人对这种话语类型也许是认为理所当然的，但非伊博读者只有意识到这种话语类型表现了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受人尊敬的状况时，才会领悟到更多的东西。伊博人把可乐果送给客人作为欢迎的表示，并常由老人或最受尊敬者砸开，文中两位老人相互谦让，表明对对方的尊重，至于可乐果是由谁砸开的，可以说是无关紧要了。
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英语的掌握和使用是不相同的，文学作品中对不同社会变体的使用，反映出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阿切比在作品《A Man of the People》中，描述了白人牧师Nanga与黑人妇女Elsie的一段对话：
"If somebody wan make your minister,"said Chief Nanga,coming to my support,"make you no greed.No be good life."
"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said Elsie.
"Na true,my sister,"said the Chief.
Nanga之选择洋泾浜英语，是要表示他与Elsie的关系比较接近，更容易减少距离感，但Elsie却相反，她认为自己与Nanga不是一个社会阶层，所以使用了标准英语。而在与她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Odili对话时，Elsie则使用了洋泾浜英语：
(Elsie)"Wetin be the name of your friends car?"
(Odili)"Cadillac."
"Ah!This na famous Cadillac?I no think say I done see am before.She was full of girlish excitement.Na tough car Eje-je-je You think say these people go go another heaven after this?"
这些不同社会方言在作品中的使用，使读者领悟到了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人物间的关系。这种不同社会方言的使用，在阿切比的另一部作品《No Longer At Ease》中，更充分表现出人物之间的不同关系。男主角Obi与女朋友将车停在路边，巡逻警察走来了，当警察开口对Obi和Clara讲话时，他使用的是标准英语。接下来，他把Obi回答的no当成一个可以随意的信号，便改用了洋泾浜英语。使用洋泾浜英语不仅在此处表示一种随意和粗鲁，还包含有对不熟悉英语者的凌驾和蔑视。当警察见到Obi和Clara生气了，忙又急忙改口，说他也是伊博人，想要用相同的种族背景来纠正其社会语言的不当。
阿切比的作品中，表现了各种非洲语言对英语的影响。他不仅成功地使英语非洲化，而且成功地使各种非洲语言揉进了英语中，因此，他的创作中的英语被称作是“混合”语体(hybrid constructions)。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当然也要表现出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阿切比在其作品《No Longer at Ease》中借一位人物之口说出：“我憎恨那些不劳而获者。不过，我们的人民也有一句话：如果你想吃一只癞蛤蟆，你该找一只肥大的（伊博人谚语：表示拍马屁要看准对象）。”⑧这段话传递了两种文化典故，前一句来自《圣经》典故，后一句是伊博人谚语。阿切比创作的成功之处，在于使用英语来表现了非洲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现实，使英语实现了“非洲化”。正如一位非洲评论家所说：“他们的语言艺术并未被西方价值观扼杀。他们利用了所获得的《圣经》知识来补充其谚语。”
西方文学评论界因其自身主体意识的介入方式和内容的不同，以局外人的立场评论非洲文学，常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类文化的一般原则和普遍的理性标准，往往也是西方的标准。而非洲文学界以内部人的立场，更容易理解其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又失之于以生存环境、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的相对主义而否定其落后的一面，过份强调民族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强调英语是非民族语言而排斥英语创作的观点，是对社会发展和历史的演变采取了一种割裂的态度，也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过于理想化的观点。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对所有使用者是一视同仁的，社会成员都可以用其为自己服务，但因地域、文化、经济、阶层等的差异而产生变体。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说：“应该把语言作为形成文化的力量来研究，因为正是语言是创造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形成文化成果的参与者。”非洲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民族间文化差异大，各地区各民族间相互分割封闭，无统一宗教、统一语言、统一政治实体，因此，黑非洲历史上没有出现象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那样内部有紧密联系的有机体，没有出现某种主体文化或核心文化，以产生强大文化整合力和统一语言文字；另外，黑非洲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文字文化，口述史料和非语言文学被广泛应用。有鉴于此，许多非洲作家在英语的“非洲化”和利用英语或欧洲语言作为非洲文学创作媒介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在非洲这个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有数百个不同民族、数百种不同语言的土地上，只有欧洲语言或英语才是目前能够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媒介。
注释：
① 蹇昌槐，《非洲剧坛的普罗米修斯：索因卡》，荆州师专学报。1993.3.P.22-27。
② Obia junwa wali,"The Dead 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Transition,10(1963),13-15.
③ Ngugi wa ThiongO,"The Role of the Schol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iterature."in Bernth Lindfors(ed).Research Priorities in African Literatures.Hans Zell,1984.P.9
④ Ibrahim k.Gyasi,"Aspect of English in Ghana."English Today,No.26.April.1991。P.D.Tripathi,"English in Zambia,"English Today.No.23.July.1990.
⑤ Bernth Lindfors,"lntroduction"in Bernth Lindfors(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ua Achebe,Three Continents Press,1975,P.xiii.
⑥ Akanji,"Review",Black orPheus 4,october 1958,P52-53.
⑦ Chinua Achebe,"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in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Heinemann,1975.
⑧ Achebe,"No Longer at Ease".Heinemann,1960.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