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兼析巴蜀地域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直辖市论文,地域论文,建置论文,巴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江在巫山以西的三峡地区和四川盆地东南部，接纳嘉陵江和乌江等支流。在干支流交汇处，重庆、涪陵、万县象三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一样点缀其间，其南乌江流域是土家族和苗族聚集的黔江地区，这些地区构成了今日重庆直辖市的新行政区域。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通过撤销重庆市，设立重庆直辖市，管辖上述三市一地区的决议。这是我国行政辖区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本文拟以历史地理角度，从自然条件、行政区划、经济、文化等方面探求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区域地位和巴蜀的地域差异，追溯重庆直辖市设置的由来。
一 独特的自然条件
新设置的重庆直辖市面积8.2万平方公里，人口3002万人，有汉、苗、土家等五个民族。这里位于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接合部，为我国水能和旅游黄金地带的三峡地区，又有长江沿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开发便利，区位优势明显，有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已逐步形成了以三峡库区为核心的长江上游产业群。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重庆，历来为该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西南地区及长江上游的重工业基地。附近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天府之国”的组成部分，今天仍是我国粮、肉、桑茧、柑桔产地，以及我国锶、贡、天然气等富集地区。
重庆直辖市位于新华夏系四川沉降带的川东南拗陷带内，断裂构造发育显著。受地质构造和岩性影响，地貌形态复杂多样。这里地处我国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盆中方山丘陵和川东山地等交接地带。东北部是二千米左右的巴山和巫山。巴山由一系列规则的背斜和向斜组成宽缓的平行褶皱山，北缓南陡。由于山脉高大，成为重庆地区以至盆地北部的天然屏障，阻滞或削弱了冬季北方冷空气南侵。巫山为我国第二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长江在川东切断巫山，形成壮丽的三峡景观。东南部是由一系列褶皱山地组成的大娄山和七曜山，海拔1500-2000米之间，北陡南缓，呈北东向展布，多盆地与丘陵，著名秀山盆地即是其中代表。綦江地区岩溶地貌发育典型。西北部是四川盆地盆中方山丘陵的一部分，为涪江、嘉陵江、渠江的交汇地带，海拔250-400米之间，丘陵起伏和缓，多平坝台地分布。广大的中部地区是四川盆地盆东平行岭谷，这里是重庆直辖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二三十条北东走向山脉与河流相间平行分布，山地陡窄，海拔700-1000米，宽5-8公里。背斜山地多具有“一山一岭”、“一山一槽三岭”等型态特点，陡坡面积不大，水土流失严重。而向斜谷地宽缓，海拔250-600米，宽10-30公里，多为丘陵平坝散布。中间的长江河谷，地形最低，谷地平坝展布其间。如果仅从地形上分析，重庆直辖市占川东平行岭岭谷面积的80%左右，将这一部分独立成区也是可行的。这里多山多丘陵，与盆地西部平原漠漠大相径庭，也与广大的中山丘陵有所不同。今人以“巴山蜀水”概括四川山水特征，其实川东巴地多山是自不待言的。
重庆直辖市属亚然带湿润气候，由于受盆地周围山脉以及青藏高原对天气系统的影响，这里冬暖夏热，无霜期长，云雾雨量多，湿度大，日照少，气候资源丰富。全年平均气温多在16-18℃之间，年降雨量大部分地区为1000-1200毫米，多集中于5-9月，且以夜雨出现。这里夏季较长，且多伏旱，重庆素有“火炉”之称。受边缘山地影响，盆地少大风，冬季以偏北风，夏季以偏南风为多。且冬季多雾，重庆又有“雾都”、“雾城”之称。直辖市不仅气候资源优越，且水资源丰富。境内江河纵横，水网密布。长江横贯东西，切断巫山，水能蕴藏量大，全国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水电枢纽即修建于此。境内航运发达，长江干支流多可利用，3000吨轮船可溯至重庆。北岸支流嘉陵江流程较长，在重庆境内亦达150多公里，汇合涪江、渠江后，水量大增，河谷开阔，截断华蓥山，形成小三峡。受大娄山、七曜山南缓北陵的影响，乌江多峡谷，滩多水急，素有“天险”之称。而盆东平行峪谷及边缘山地，地下水储量丰富，水质良好，是引灌和发展农林业的良好地区。
这一地区土壤以紫色土为主，兼有黄棕性土和石灰土、草甸土等。森林多分布于巴山、巫山及大娄山、七曜山等周围山地，一些山地还保存有较好的常绿阔叶林，生物资源丰富。由于人口日渐增多，人均耕地和林地逐渐减少，水土流失面积亦逐步扩大，使原始自然植被破坏大半，残剩无几，现今多为次生植被和人工培育的农业植被。这些都与盆地中西部情形不大一样，与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又有差别。除去其它地理因素外，仅从地形上考虑，重庆直辖市占据盆东平行岭谷和边缘山地的绝大部分，将其分裂开来成为今天广义的三峡地区是合适的，更何况还有其它众多原因。
二 行政区划溯源
川东地区是我国文明发祥地之一，很早以来就有先民居住。旧石器时代的“铜梁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即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先民依山傍水，从事原始农牧渔业。公元前十一世纪，以“巴师勇锐”有功于周，封姬姓宗族于今鄂西川东地区，建号巴国，赐子爵，建都于重庆（注：《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以下出处未有注释皆出此志和历代地志。），这是重庆首次为都。巴不断与东部的楚（都治今湖北江陵）庸（都治今湖北竹山）及西部的蜀（都治今四川成都）往来和战争，疆域扩大。“其地东至鱼复（治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治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汉中境），南极黔（今渝南黔北地区）、涪（治今重庆涪陵）”，“巴子曾都江州（治重庆江北区），或治垫江（治今重庆合川），或治平都（治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治今地）”。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置巴郡，修江州城为巴郡治所，辖江州、枳县（治今重庆涪陵）、朐忍（治今重庆云阳）、鱼复等县。昭王时设置南郡（治今湖北江陵），仅巫县（治今重庆巫山）今属重庆市，而黔江地区时属黔中郡（治今湖南沅陵）管辖。秦统一全国，巴郡、黔中郡、南郡同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汉承秦制，仍置巴郡，沿袭秦县，增加垫江、临江（治今重庆忠县）、涪陵（治今重庆彭水）三县。除管辖有重庆直辖市地域外，还辖有今南充、广元等地市一部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置十三刺史部，刺史以“掌奉诏条察州”（注：《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监察一州政事，重庆时属益州刺史部监察。西汉末王莽的新朝，公孙述建立的“大成”国，在重庆境基本维持西汉建置。东汉依然如此，仅增设丰都一县归巴郡辖制，汉末灵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兼及一州军政大权，州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从秦至东汉末持续四百多年的巴郡，这时已降至二级区划。从巴国到巴郡，重庆一直是川东的行政中心，与盆西的蜀国和蜀郡并驾齐驱。至此，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变，地位有所降低。
东汉末，重庆为刘焉、刘璋父子占据，仍置益州牧。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将巴郡一分为三，“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治所今南充市；“以江州至垫江间为永宁郡”，治所今重庆江北区；“朐忍至鱼复间为固陵郡”，治所今重庆奉节白帝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改巴郡为巴西郡，固陵郡为巴东郡，永宁郡为巴郡，析置巴东属国（后改称涪陵郡），这些地区称为“三巴”，也是历史上巴文化核心所在。如果不包括巴西郡在内，二郡一属国基本上奠定了今重庆直辖市地市一级的雏形。随后蜀汉政权统治西南，重庆地区建置未变，仅东部巫县曾为东吴所统治。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分益州置梁州，州治南郑县（治今陕西汉中），领有涪陵、巴西、巴郡、巴东、汉中、梓潼（治今地）、广汉（治今四川射洪）等郡，除汉中郡地处汉中盆地外，余皆在盆中盆东地区。而今巫山县境时置巫县、北井、泰昌三县，属荆州建平郡管辖。值得注意的是，梁州所辖各郡是历史上第一次将盆中盆东与汉中地区一起统辖，说明川东不仅与盆西地区，而且与汉中盆地都有紧密的联系。东晋成汉时，巴郡和涪陵郡时为成汉所辖，今重庆东部为东晋巴东郡管辖。南朝刘宋时，省涪陵，将巴郡归属益州，今重庆东部的巴东郡、建平郡仍属荆州辖制。于西晋始置的三巴校尉，宋时复置，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境。南朝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于巴东、建东、巴郡、涪陵四郡置巴州，治所江州，领二十县，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省。虽然这一时期的州郡建置有所混乱，常有变更，巴州仅存在三年，但这次区划所辖有的地区基本上与今重庆直辖市地域相差无几，仅在黔北渝南略有出入，因此，建元二年所置的巴州可以看作是重庆直辖市建置的最早时间。
南朝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增置信州，治所鱼复县，领重庆境巴东、建平二郡。太清四年（公元550年），又置楚州，治所垫江县（今重庆市中区），领巴郡、东阳（治今重庆北碚区）、东宕渠（治今重庆合川境）、涪陵、临江（治今重庆忠县）等郡。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增设临州，辖临江、安乡（治今重庆万县）等郡。而今开县时属开州开江郡所辖。到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今重庆境时已置楚州、合州、容州、临州、开州、南州、信州、奉州等。隋初改郡为州，炀帝时，“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推行郡县两级制。除垫江县（治今县）归宕渠郡辖制外，重庆其他县分别为巴郡、巴东郡、黔安郡（治今重庆彭水境）所辖。唐承隋祚，贞观时分置十道，监察诸州，重庆时属山南道、剑南道、江南道。天宝时又分置为十五道，重庆分属山南西道、剑南道、黔中道。山南西道监察今重庆境的渝州（治今重庆市中区）、涪州（治今涪陵）、忠州（治今忠县）、万州（治今万县）、开州（治今开县）、夔州（治今奉节东）、合州（治今合川）、通州（治今四川达县）等，剑南道仅监察有今重庆潼南境的遂州（治今四川遂宁）、荣昌境的泸州（治今地）。而黔中道的南州（治今綦江北）、溱州（治今綦江东南）、黔州（治今彭水）、思州（治今贵州沿河东）辖有今重庆南部綦江、黔江等地。
五代十国，重庆被前蜀、后蜀等政权先后统治，行政区划较为稳定。北宋，除合州等为成都府管辖外，夔州路（治今奉节）管辖有今重庆境的夔州、黔州、忠州、万州、涪州、恭州（渝州改名）、达州等，又置云安军（治今云阳）、梁山军（治今梁平）、南平军（治今綦江南）和大宁监（治今巫溪）。八州三军一监，南宋基本沿袭未变，而夔州路管辖有今重庆、黔中、黔北、鄂西等地区，同成都府路、潼川府路等盆西盆中地区直接受中央辖制。元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96年），设立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省治成都（治今地），重庆地区归其管辖，结束了长期以来川东重庆地区与盆西行政区划并行的历史。但以蜀统巴，地域辽阔，多有不便。早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已在重庆路置四川南道宣慰司，管辖重庆、夔州两路、绍庆府（治今彭水）、怀德府（治今酉阳）等，重庆依然是川东行政中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四川省治由成都移治重庆，因军政供给困难，两年后复还成都。至正十七年（1357年），明玉珍率领农民军入川，占领重庆。至正二十三年（1362年），正式称帝，国号大夏，都重庆，辖有今湖北宜昌以西，云南昆明以东，陕西汉中以南，贵州遵义以北地区。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二次为都，直至明洪武四年（1371年），持续了九年之久。
明代，设四川布政使司，重庆降为府，领涪、合、忠三卅十七县，夔州府领达州及奉节等十一县。清时仍置四川省，雍正时对黔江等地区的西南少数民族改土归流。嘉庆七年(1802)，又置川东道，辖有重庆府（领涪州、合州、江北厅、巴县、江津、长寿、綦江、南川、永川、荣昌、大足、铜梁、壁山，另定远县在今南充武胜境）、夔州府（领奉节、巫山、大宁、云阳、万县、开县）、忠州（领忠州、丰都、梁山、垫江）、酉阳州（领酉阳州、黔江、彭水、秀山）、石柱厅、太平厅（辖有城口营）等。明清之际的重庆、夔州两府及附近的州厅的近三十厅县，基本上构成了今日重庆市县一级的雏形。
民国时期，重庆地区仍属四川省，境内设有三十个左右的县。1929年重庆设市。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市，并定为战时首都。1939年，改重庆市为重庆直辖市。这是重庆直辖市建置正式时间，但管辖地域远较今日要小。1940年，重庆市定为“陪都’，今重庆其他地区时仍属四川省管辖。建国初，重庆为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驻地，属西南行政委员会直辖市，1953年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重庆市改为四川省地级市，川东地区另设有万县、涪陵、酉阳、永川等地区。1983年，将永川地区与重庆市合并，实行市辖县制。去年3月，又将万县、涪陵、黔江等地市划入重庆市，设立直辖市。
总结历史时期重庆地区行政区划变迁不难发现，重庆历史上曾为巴、大夏、中华民国的都城或陪都，为川东政治中心，虽直至1939年才设立直辖市。但在此之前，重庆地区设立中央一级行政区划且辖地域基本与今相当的最早时间却是在南朝齐建元二年，距今已一千四百多年。而且，直到元代以前，川东重庆地区一直与盆西成都地区一样，或为中央直接管辖，或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管辖，互不统属，历代设置的巴郡、巴州、夔州路等都是例证。川东与盆西分属的时间远远比两者同属的时间要长二倍多。而且早在东汉末建安时，已基本奠定了今直辖市地市一级区划雏形，明清则奠定了重庆直辖市县一级的区划（包括县的数量和所辖区域）。可见，重庆直辖市作为单独的行政区划，不管是一级区划的郡、州、路，还是二级区划的府、郡、州，或是三级区划的县、厅等，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今日设置直辖市并非纯出偶然，有其久远的历史沿革。
三 川东盆西的经济差异
川东重庆地区不但有一千多年独立的行政区划，而且“会川蜀之众水，控瞿塘之上游，临驭蛮僰，地形险要”，“江州，咽喉重地”（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重庆府》。），曾经是三朝朝城，也是秦司马错伐楚，东汉岑彭讨灭公孙述，以及汉末刘备入川取益州，西晋东下灭吴国的基地。重庆之所以成为基地，主要依凭巴蜀的富庶和居三峡要冲的重要地理位置。
提起“天府之国”巴蜀的富庶，今人往往将巴、蜀相提并论。山川地形与行政区划，巴、蜀固然有所不同，而巴蜀经济条件和经济水平同样也是有所区别的。就是川东巴地区域内，由于自然条件、居住人口和民族变化，行政中心的变迁，使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一致。早期的巴人活动范围广大，今嘉陵江、涪江和长江沿岸的三峡地区都曾驻足。这里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百谷所聚”，“其畜牧在沮（今涪陵境）”，广大的巴人以水居射猎为主。受西部蜀王杜宇“教民务农”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物产丰富，境内“川崖惟平，其稼多黍”，“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农业有所发展。同样，巴地商业亦较发达，远销巴盐于四周地区。“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其间丹砂只有贩运到附近地区才可致富。这种经商之道，蜀人亦多参与。“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注：《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后来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更便利于位置有利的盆西成都地区，蜀布、邛杖在域外出现便是盆西商业发达的见证。蜀人的商业活动已远近闻名，而巴人仅局限于三峡地区附近。同样，起步迟的巴国农业也与蜀国有所差距，蜀国“其山林泽渔，园囿果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张仪曾自豪说道：“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注：《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从地理上分析，“方船积粟”应当主要取于盆西成都平原。但巴国的涪江、嘉陵江流域的农业应有长足发展。如若不然，何以“仪贪巴道之富”，在灭蜀后即东向灭巴呢？
秦时，迁徒大量的移民至蜀郡，加快了蜀郡经济发展的步伐。李冰开凿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沱江、郫江、检江等亦用于灌溉，锦上添花。水利事业的发达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川东农业仍然局限于川江沿岸及嘉陵江沿岸以西地区，今黔江地区大部及涪陵、万县、重庆以南此时皆为农半牧地区（注：郭声波《四川农业历史地理》第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与秦时已成为发达农业区的盆西蜀郡是无法相比的。
汉代，巴郡治所江州已“有稻田，出御米”，山区已生产有谷、稷、黍，并能以之酿酒，“江州堕林粉”己名闻京师。但广大的川东其他地区，农业仍徊徘不前。曾经为巴人畜牧之地的枳县，“土地确瘠”，“巴之南郡”——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憨勇，多儴
之民”，“无蚕桑”，“惟出茶、丹、漆、蜜、蜡”，农业还很难提及。与巴郡相异，蜀郡由于众多的灌溉设施，“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这与《后汉书·公孙述列传》“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应同出一辙。《汉书·地理志》概言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其实真正的富庶之地应主要是蜀地而非巴地。汉代蜀郡太守文翁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发展水利，成都附近几县稻田成片，有些“还兼有泽渔之利”，这与《华阳国志·巴志》仅载有江州一地的稻田形成鲜明对比。晋代左思《蜀都赋》“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秔稻莫莫”，应是成都平原的真实写照。与川东仅有的朐忍、巫县两处盐产相比，成都附近却分别设有两处盐官、三处工官、三处铁官（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成都盆西的经济发达可见一斑。
巴、蜀经济发展不一，还可以郡县和人口的多少得到反映。以巴郡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地域面积远较蜀郡要大，人口却才七十多万，设县十一个，每平方公里为5.2人，而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中心的“三蜀”地区，仅在四川盆地就设有二十个县，三郡每平方公里分别为51.4人、11.8人、3.8人。其中，仅蜀郡一郡就设十五县，人口达一百二十四万之多（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环绕蜀郡成都周围也有五六个县，而巴郡江州附近却寡县，广大地域仅有稀疏几县点缀其间。如果秦汉西南经济的开发，先北后南，由北向南推移不误（注：黎小龙等《论秦汉时期西南区域开发的差异与格局》，《西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那么，居于盆东南的重庆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只能处于末位了。
就在西汉杨雄《蜀都赋》盛赞蜀锦的同时，川东巴郡的賨布却渐有声誉，这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是显载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七《巾部》亦称“幏，南郡夷賨布。”今巫山县时属南郡境，则这种賨布亦应包括三峡在内的重庆地区。川东的賨布与盆西蜀锦各是一方佳品，历三国魏晋南北朝，蜀锦仍然驰名。左思《蜀都赋》就有“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之赞。而川东随着少数民族的迁徒流动，“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儴、夷、之蛮”。南朝梁时，巴东、建平二郡仍然是蛮僚广布，孙谦“布恩惠之化”，才得以安抚（注：《梁书》卷五三《良史传·孙谦》。）。这些少数民族多以渔猎为主，故川东经济这一时期停滞不前。
隋代，盆西经济依然如火如茶。蜀郡一郡人口达五十四万多，耕地五点七万多顷，而川东的巴郡、涪陵、巴东、黔安等四郡，地域远较蜀郡大，人口却才二十一万多，耕地仅一点六万顷（注：郭声波《四川农业历史地理》第4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人口数不足蜀郡的二分之一，耕地数亦仅为蜀郡四分之一。这时的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荟”，“人工多巧，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注：《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唐代，川东地区虽为漕运所经，“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注：《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但称富庶的仍是成都平原。“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敢给于蜀”（注：《上蜀川军事》，《全唐文》卷二一一。）。盆地所修的二十多项水利工程，大都分布于盆西地区。天宝时，蜀郡人口达九十二万之多，而川东十郡人口才三十五万（注：《新唐书》卷四○——四二《地理志》。）。而此时盆西的蜀锦依然有名。贞观时“于益州造绫绵金银等物”（注：《唐会要》卷五二《忠谏》。），元和中成都府贡“高杼裨布绫罗、高杼衫段、丝布”。而盆东渝州于开元和元和中皆贡葛布，川东南黔州开元和元和中也多贡竹布、紵麻布（注：《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一《黔州》、《成都府》。），盆东西差别还是显著的。就是有些锦绢，也多供官吏薪俸，且历代相传。白居易的《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就有“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畲田粟给禄食，以黄绢支给充俸。自古相传，风俗如是“（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一。）。这种畲田，因”峡土瘠确，居人烧地而耕”得名（注：杜甫《杜工部集》卷十四《秋日夔府谅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刘禹锡的“山上层层桃李花，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注：刘禹锡等《竹枝》，《全唐诗》卷二八《杂曲歌辞》。），应是这种粗放经营的描述。“诗圣”杜甫在夔州居住近两年，大量的“夔州诗”更是淋漓尽致展现这里的畲田生产情况。这种刀耕火种的畲田与盆西可灌溉的水稻田形成鲜明对比。盆西益州虽时号称“扬一益二”，但这里“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使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侔其半”（注：卢求《成都记序》，《全唐文》卷七四四。），连号称天下经济都会的扬州都要逊色，川东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了。
宋代，川西平原“置堰灌田，旱则引灌，涝则疏导，故无水旱”（注：《宋史》卷九五《河渠五》。），神宗变法的熙宁三年至九年（公元1070年——1076年），“夔州路田二百七十四处，八百五十四顷六十六亩，成都府路田二十九处，二千八百八十三顷八十七亩”（注：《宋会要辑稿》第一五一册《食货》六一之六八《水利田》。），川东小型水田不能与盆西成片水田相比。宋人将“水田多，山田少”的成都府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的梓州路，“最为贫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夔州路分列（注：汪应辰《文定集》卷四《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其间农业，差异明显。就是“最为贫瘠”的夔州路，内部也多有差别。涪州、渝州、梁山军多植水稻（注：《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一七六《信州》。），农业仅在川地经营。而“山多峣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植”。这里的巫山民，“虽平生不识秔稻而未尝苦饥”（注：范成大《范石湖集》卷十六《劳畲耕》。）。川东边缘山地，“巴黔路途阔远，亦无馆舍，凡至宿泊，多依溪岩，就水连餐，钻木取火”（注：《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一七六《信州》。），应是渔猎经济。
元初，川东经济仍然缓慢发展。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重庆府路人口密度为2.11人／km[2]，夔州路1.81人／km[2]，绍庆府2.03人／km[2]，远远低于成都府路7.98人／km[2]（注：《元史》卷六十《地理三》；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人口稀少，经济难以有所致力。此前的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以重庆为省会就因物资供应困难，仅两年就作罢。川东经济还是不能与盆西平原抗衡的。延佑七年（1320年），成都路编户达二十三点六万人，耕地三点二万顷。而重庆路、绍庆府、夔州路编户达二十一点三万人，耕地三点九万顷。“川江及嘉陵江下游沿岸各路（重庆、夔州、叙州、顺庆）的耕地总数第一次超过了传统农业中心的成都、嘉定、潼川三路府，这可能与南宋遗民的相对集中有关。元末明玉珍舍成都定都重庆，“不能说与元代川江、嘉陵江沿岸农业发展没有联系”（注：郭声波《四川农业历史地理》第81页、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从元末明玉珍入川至明初，第一次“湖广填四川”。重庆、夔州两路及附近府州近地理之便，人口耕地继续增长。正德时，川东沿江平坝和丘陵附近，堰坝达六百二十四个，塘陂达三千二百六十四口，这其中还不包括水利发达的重庆府（注：蓝勇《深谷回音》第25-36页、41页、47-51页，西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而地处山岭的夔州、石柱、大宁等，畲田仍然盛行，“火耕水耨之民，比邻相结”，伐木烧畲，以植五谷（注：正德《夔州府志》卷一二《马廷用峒春堂纪》、正德《四川志》卷二二。）。至万历六年（1578年），除边缘山地经济落后外，重庆府编户八十点一万人，耕地（包括卫所及酉阳土司）达九点五万顷。而成都府编户仅五十点四万人，耕地（包括卫所）达七点六万顷（注：郭声波《四川农业历史地理》第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重庆府经济已经超过传统农业发达的成都府。
明末清初，二次“湖广填四川”，康熙夔州府人口已占到四川总人口的11.9%，仅次于成都府和重庆府而居第三位（注：康熙《四川通志》卷六四。），府治奉节的关税也居四川前列。人口增多，必然要发展经济。三峡地区的万县、忠县、丰都、涪州、开县、长寿等水田比例大，水利灌溉发达（注：蓝勇《深谷回音》第25-36页、41页、47-51页，西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而开垦山地已向纵深方向发展，“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山”，作“由下而上竟达数十层的梯田”（注：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八《民食》。）。但仍难满足需要，“山多田少，高坡陡岭皆为开垦”（注：道光《城口厅志》卷六《风俗》。），川东农业迅猛发展。同时，随着航运交通发展，居于川江两岸及支流的城市商留活动发达。乾隆时重庆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荟聚”，“水牵运转，万里贸迁”的港口（注：乾隆《巴县志》卷二○。）。万县、奉节、綦江等也成为远近闻名、“百货具备”的贸易交通中心。綦南丝市，“每年二三月，山陕之客云集，马驼舟载，本银约百余万之多”（注：道光《綦江县志》卷十。）。
《烟台条约》后，英国在重庆设立商埠，重庆经济地位上升，进口货物成倍猛增，重庆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和汉口的全国第四位销售中心。其后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取得在重庆、万县等地开厂办矿、强租租界、控制海关等特权。受殖民地经济影响，川东经济完全超过了盆西传统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打破了历史上川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近代帝国主义在重庆开设了四川第一家工厂，而四川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是在重庆设立的火柴厂。此后，重庆工矿业迅速发展，远远将成都抛在后面。四川在1919年前仅有四十家棉纺织厂，重庆地区就占二十四家。1918年前重庆地区设立十二处缫丝厂，四川其他地区也仅有五处，却未有一处在成都（注：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第355、362页，四川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其他造纸业、加工业等工厂，川东也明显多于盆西地区。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时，四川出现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这与川东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以之作为基础无不有密切的联系。可见，清末民国初，四川经济中心东移川东地区，重庆已成为川东乃至四川的经济贸易中心，成为长江上游最为繁荣的近代城市。而成都却偏居盆地西部，经济发展的步伐大大减缓。
民国军阀混战，四川军阀也多以重庆成都为中心东西对峙、刘湘、刘文辉即是如此，其间应以一定的经济作为后盾的。抗战爆发后，沿海及东部沿江大量的民营工矿企业达二百四十五家迁往四川，物资亦达九万余吨，包括冶炼、矿业、机械、电器、纺织、化工、食品等工业，这些工矿业多迁至重庆和川东地区。国民党军政系统所属工矿、亦多迁往到重庆等地，从而使重庆成为当时工业的中心（注：《四川简史》编写组《四川简史》第281页，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抗战大后方唯一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和军需民用物资系统供应基地。重庆经济中心至此完全形成，这也奠定了重庆地区在建国后一直是西南工业中心的地位。随着1983年重庆作为经济单列市和长江葛洲坝水利水电枢纽的逐步建成，以及三峡工程的修建，重庆直辖市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正在兴起腾飞的经济巨龙。
总之，历史时期川东经济地位是不断提高和发展的。在明清以前，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经济是远远超过以重庆为中心的巴地。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商业、蜀地一直居于前列。盆西自古以来水利发达，稻田成片，蜀粟供给京师和边地，蜀锦闻名遐迩，唐代有“扬一益二”美名。这是只知刀耕火种，从事麻织的川东地区望尘莫及的。虽川谷和坝地亦有农耕经济，但规模小，不能与盆西相提并论。随着明玉珍率领大量农民起义军入川以及两次“湖广填四川”，川东人口迅速增长，山地不断开发，耕地逐步超过盆西地区。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川东实行殖民经济。在客观上刺激了川东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四川经济中心东移川东地区的格局，重庆成为长江上游最繁荣的近代化城市。而以“膏壤沃野”、号称“天府之国”闻名的盆西地区，由于政治和交通等原因，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中国封建小农经济，逐渐失去西南经济中心的地位而让位于川东地区。抗战时大量工矿企业内迁重庆等川东地区，奠定了重庆经济中心的地位。从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今日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有着巨大的经济意义。
四 巴蜀文化差异
川东巴地不但经济发展与盆西蜀地相异，钟灵毓秀的巴地还有其独特的巴文化。这种文化虽今天以巴蜀文化统而概括，其间不可避免与蜀文化有相同之处，但其实质内涵却不尽相同。历史上巴文化以渝水（今嘉陵江）和渝州（今重庆）为中心，很早就由巴人创造，故今称其为“巴渝文化”。今日巴渝文化丰富多彩，吃住行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文化受其他文化影响，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今重庆地区民房多以吊脚楼居民群，就是历史上选择依山傍水、“重屋累居”的建筑发展而来；重庆人性格自然、率直豪放、民俗淳朴厚重、勇猛尚武，也是巴人“勇善战”数千年积淀的结果；而重庆人喜辛辣，多炊酒，食火锅也与历史上巴蜀地区气候湿热有关，这一点与四川其它地区基本相同。而今黔江地区独特的土族苗族文化也是千百年来这里少数民族长期保存发展的结果。汉晋时代“巴有将，蜀有相”，巴人“少文学”，喜巴渝舞，唐宋以后又喜竹枝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爬梳巴渝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正确区分巴蜀文化的异同，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早期的巴蜀，由于组织形式不同，巴为大姓部落组织，“蜀无姓”超越部落组织而进入国家形态，反映到文化上也不仅相同。由于巴楚接壤，巴受中原文化气氛较浓的楚影响较多。而蜀秦交界，秦国文化比较落后，故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少，《蜀王本纪》“蜀无言，无文字”正是这种反映（注：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第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早期的巴人，“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供养父母，“永言孝思，其好古乐”，“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善祭祀”。其“在重迟重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好“杀身取义，不失其言”，巴蔓子为其中佼佼者。而巴人早以劲勇卓然于世。“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楚都郢就曾流行“下里巴人”的巴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注：宋玉《对楚王问》，《文选》卷四五。），其歌曲可谓流传广远。就是后来秦灭楚时，“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成为灭楚的生力军（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总之，先秦时期的巴人素朴敦厚，尚义言孝，勇锐刚强，善祭祀，喜乐舞。这与蜀地“悍勇”、“有夏声”、“立祠”祭祀等不尽相同。
汉代，巴人仍然保持其文化特色。“賨氏多居（渝）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这种军乐舞后由汉高祖推广，命名为“巴渝舞”，历汉晋唐而不衰。虽这时中原文化已影响巴人，“五教雍和，季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但巴渝文化仍按其历史轨迹不断发展。巴人“重屋累居”、“结舫水居”，建筑风格独异。其质直好义，疾恶如仇，忠言进谏，与先秦无异，汉谏议大夫、巴郡人谯黄即是其中代表。《华阳国志·巴志》显载巴人对历任巴郡郡守或赞或歌，或“风”或“刺”，其正义感昭然若揭。“以射白虎为事”的賨人时称板楯蛮，依然“勇敢能战”。东汉西羌数入汉中，“牧守遑遑，赖板楯破之”。而涪陵郡“人多憨勇，多儴、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汉时赤甲军党取其民”，迁徒汉中的弩士和成都的助郡军，“其人性质直，虽徒他乡，风俗不变”。但川东巴渝文化并非没有差别。“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应受荆楚文化影响较多。巴东“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就是上述巴东郡之西的涪陵郡，亦应与之相仿。“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更多受汉文化和蜀文化影响，与川东巴东郡、涪陵郡又不一样，直可谓“上下殊俗，情形不同”，江州县的冠族就“世有大官”，枳县也“时多人士”，这两县都在垫江以东，却多士人，明显与上述两郡相异。巴渝文化组成部分的巴西郡，虽今天不在重庆境，但仍是巴渝文化核心所在。“其人自先汉以来，傀伟俶傥，冠冕三巴”，看来巴西郡和江州、枳县所在的巴郡应是巴渝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而盆西蜀郡，由于经济发达，文化亦盛，“多斑綵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有夏声”。受周围少数民族影响，“多悍勇”，其始祖“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今考古也得以证实：盆西多以石棺葬，与川东一些地区的悬棺葬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蜀地由于汉景帝末文翁“修起学堂于成都市中”，“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注：《汉书》卷八九《循史传·文翁》。）。但即使如此，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常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杨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西汉辞赋家蜀郡就占据三位，蜀文化较川东发达地区还高一筹。同样，汉代士人和著作的多少仍可说明问题。西汉蜀郡士人达19人，巴郡达13人；东汉蜀郡41人，而巴郡35人。而且，西汉巴郡的13人中无一人在今重庆境，多集中于涪江流域。东汉依然如此，垫江、江州一共才7人，远远低于蜀郡及三巴的巴西郡（注：黎小龙等《论秦汉时期西南区域开发的差异与格局》，《西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同时，蜀郡著作亦多。武帝以后，蜀郡所出书籍达十五种，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川东重庆境竟无一个五经博士（注：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30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无怪乎《华阳国志·蜀志》有“西秀彦盛”之赞，而“巴有将，蜀有相”亦是其间文化差异的表现。总之，汉晋时期，除巴蜀边地少数民族外，巴蜀文化差异有所缩小。虽人才分布多寡不一，但“朝庭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汉书·地理志》的巴蜀“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偏狭”，仅能反映蜀地和巴西郡的风俗，却难以概括川东巴渝文化的习俗。巴渝文化除西部巴郡士人逐渐增多外，涪陵、巴东依然是“少文学”，“有将帅才”之地。
魏晋南北朝之际，今四川盆地为多民族杂居，风俗不尽相同，经过二三百年的融合，平原川坝之地文化风俗基本无太大差别。而居住于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依然保存其独特的文化风貌。《隋书·地理志》对之有精彩论述，前述巴地的儴、、蛮、賨，“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而荆州杂蛮“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可见，巴渝文化与蜀文化仍是有所差异的。这时盆西“人多工巧”，“敏慧轻急，颇慕文学”，“士多自闲，聚会宴饮”，与汉晋无太大差别。盆西经济富庶，文化亦发达。巴渝地区经济落后，文化亦不能相提并论。
唐代，成都文化亦相当繁荣。前述“人物繁盛”、“管弦歌舞之多”即是例证。而川东原有的“巴渝舞”，历晋至唐，“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注：杜佑《通典》卷一四五《乐五·杂舞曲》。），仅在宫庭保留。而此时流行于川东的民歌——竹枝歌（又称巴渝歌）渐有名声。这种“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于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其间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体”。可见，这种民歌受荆楚文化影响，“含思宛转”。“苦怨断咽”，有荡气回肠之感。且“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边歌边舞。“人来人去唱歌竹”，“蛮儿巴女齐声唱”（注：刘禹锡等《竹枝》，《全唐诗》卷二八《杂曲歌辞》。），已成为广泛流传于川东的民歌了。宋代，在民间多喜竹枝歌的忠州、奉节、黔江，苏轼、范成大、黄庭坚都创作了大量竹枝词，推动了川东民歌的发展。
与唐代盆西成都“人物繁盛”形成鲜明对比，川东今重庆境竟无一人载入《两唐书》列传人物中，而成都府所在盆西地区竟有十数人入传（注：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地理分布》，收入《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宋代，受内地影响，巴蜀文化相差无几，“风俗一同”（注：本段不注明出处者，皆出自《太平寰宇记》卷七六、一二○、一三六——一三八、一四七——一四九。），渝州已被视为蜀人之地，文化趋同可见一斑。开州与达州、渠州一样，“巴之风俗，皆重田神”，“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就连夔州、峡州三峡地区虽有“楚之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仝（同）风”。万州、忠州也唱竹枝歌，迎春迎富。巴渝文化除唱竹枝歌外，基本与蜀文化趋同。但边远山地及一些乡寨仍有未汉化的僚人，“僚人言语与夏人不同，嫁聚但鼓笛而已”，丧葬“以木函盛于山穴中”，渝州狼猱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兰。不解丝竹，唯吹铜鼓”，“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也”。黔州“杂居溪洞，多是蛮僚，其性犷悍，其风淫祀，礼法之道固不知之”，忠州、涪陵境蛮僚也应如此。而忠州还贡巴戟、文刀等战备物资，留有巴人善战的印痕。可见，与广大的盆中川地不同，“然边蛮界乡有僚户即异也”。
《方舆胜览》同样有相似记载（注：本段未注明出处皆出自《方舆胜览》卷五一——六五。），重庆府人“刚悍”，“善歌舞，重屋累居，阁栏以居”；绍庆府“巴渝同俗”，“蛮僚杂混”；开州“俗重田神，绩文相高，唱竹枝歌”；云安军“风俗淳厚”；大宁监“风俗最为偏陋”；合州“土风朴厚，人多秀异”；万州“风俗朴野，尚鬼信巫”；南平军“风俗朴野，化为中华，尚鬼信巫”；涪州“人多憨勇”；夔州“其人豪，人多劲勇”等等，都与盆西彭州“其人敏惠，士多英才”，崇庆府“轻易偏狭，尚侈好文，俗好歌舞”等大致相同，但却不完全一样。总之，宋代巴渝文化已与内地已基本一致，仅仍保持原有的尚鬼信巫，唱竹枝歌和迎富等民俗，而边缘山地的黔州及涪陵、忠州一部分地区仍残留有僚人文化的特征，这些都奠定了今日上述地区文化的分布格局。
宋代以后，巴渝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差异已基本上消失殆尽。由于文化的长期融通，相互吸收，差异已不十分明显。仅边缘山地的少数民族由于交通、地理环境、民族本身特征等因素，保留有独特的文化。今黔江地区丰富多彩的土族苗族文化，就是历史时期长期发展的结果。而川东腹地与盆西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除建筑风格、饮食起居、服饰穿着等方面略有差异外，其文化环境当大体相同。《大明一统志》各卷除载有前代风俗差别外，基本上都是“民风朴野、服食俭陋”、“好文尚礼”等等概括表述的语言，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文化积淀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已基本形成。
鸦片战争后，由于川东“控瞿塘之上游”的地理位置，决定这一地区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比盆西更加严重。帝国主义以重庆为据点，设主教，办教堂，管辖云、贵、川三省教务。他们一方面进行殖民文化宣传，另一方面传播了近代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川东各地教堂多于盆西及西南其他地区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随着资产阶级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兴起，1897年，四川第一家由维新派创办的《渝报》在重庆刊行，随后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也在重庆发行。新文化运动中，重庆也成为四川的中心。抗战时期，全国迁往四川大量科研机构和高校，川东地区占其中的绝大部分。其中迁往四川的四十八所高校中，成都仅占七所，重庆及附近川东地区就占三十所之多。伴随着川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川东文化亦发展起来。近代重庆地区文化独领风骚，特别是抗战时的大量科研文化单位内迁重庆，使重庆在建国后文化仍较发达。
总之，历史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渝文化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虽有不同的文化差异，随着内地文化的影响，两地差异已日渐缩小。至唐宋时，川东的巴渝文化与盆西的蜀文化已日趋相同，但边远山地仍有差别。今天并不能简单以巴蜀文化等同于巴渝文化，或者巴蜀文化就象齐鲁文化一样，是同一文化，没有差别。汉晋时期的“巴有将，蜀有相”，应是对这一命题最有力的否定。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时期巴渝文化有丰富的内涵。早期巴人“重屋累居”，素朴敦厚，尚义言孝，勇锐刚强，善祭祀，喜乐舞。汉代，巴西郡和巴郡士人增多，而三峡地区受荆楚文化较深，“少文学”，“多将帅才”。隋唐两宋，蛮僚等居住于平川河谷坝地的少数民族已渐被汉化，内地文化已扩展至巴渝广大地区。但巴渝文化仍保持有尚鬼信巫、唱竹枝歌和迎富等民俗，而今黔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仍按其固有的轨迹向前发展。近代，随着川东经济的崛起，文化也同步亦趋。抗战大量科研文化机构迁往重庆，奠定了今日重庆文化发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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