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主动健身行为的激励机制研究
李 琛1，2
(1.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2.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从当前我国居民运动健身锻炼人口比例及体育活动量不足这一现实性问题出发，以实现个体主动健康为落脚点，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促进员工主动行为增加的“能力—动机—机会”模型，前瞻性地搭建居民主动健身行为的有效激励框架。通过完善体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及健身激励机制，加大主动健身服务体系投入，推进主动健身行为表现的资源供给，并分别就促进居民主动健身行为增加的“能力变量”“动机变量”“机会变量”下辖指标施以具体的激励举措，实现个体自我健康管理的主观能动，以期提高居民积极健身行为和健身绩效，增强居民健身行为的自控力与耐迁移性。
关键词： 全民健身；主动健身；激励变量；健身环境；健身指导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国家纲领性文件对未来一个时期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健康中国”新理念、新战略、新实践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思路。全民健身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被赋予更重的社会责任，只有当全民健身计划转化为每一个公民自由、自觉、自主、自足的体育实践，方可切实体现全民的意义和健身的价值[1]。但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与健身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内应对居民运动健身参与问题鲜有出现系统长效的激励机制和创新性的制度设计，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及体育活动量不足这一问题仍较为突出，居民主动参与健身活动的行为缺乏稳定有效的引导，这种现象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能力相对不足有密切关联，是政府政策执行与激励不到位在体育领域特别是全民健身服务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创新全民健身激励机制”“搭建更加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全民健身激励平台”“拓展激励范围”是动员和组织全民积极深入地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研究试通过完善体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及健身激励机制，对促进居民主动健身行为增加的变量指标施以具体的激励举措，增加居民主动健身行为。
1 研究背景
运动缺乏和国民健康危机并不是当代中国独有的现象，回顾国外的体育政策研制与实施及运动干预进程，可以发现，运动缺乏引发的国民健康危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应对国民健康危机首先从政策制定入手，动员个体积极地参与身体活动作为预防疾病的重要措施[2]。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全民健身国家意志及健身参与个人意志为研究起点，切实希望通过社会支持系统给予个体健身行为以适度的激励与强化，实现居民健身参与的常态化发展。
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走另一个极端排斥抗生素，细菌感染一定要用抗生素。即使用抗生素，能口服就口服，效果一样的，有的甚至更好。吸收达到血液峰值浓度都是很快的事情，比输液慢不了多少，不要让药物直接进入血液。除了头孢曲松之外，所知的所有β内酰胺类（青霉素、头孢）时间依赖性抗生素，半衰期只有1～2个小时，甚至很多小于1小时的，每天4次每6小时口服一次与每天静脉输液一次相比，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有效浓度，实际效果其实比每天只输1次液效果好。
1.1 国家意志视角：全民健身政策持续强化
全民健身导向偏重于社会人本需求下体育的健康、文化、教育、休闲等领域的战略价值，体现在价值的经济诉求和文化诉求，与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政治诉求存在本质区别，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聚焦点，也是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核心理念。随着全民健身事业的逐步发展，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出台了诸多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笔者就与全民健身工作相关政策进行梳理汇编(见表1)。
表 1全民健身计划发展脉络及发展定位
Table 1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and it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上述诸多法律法规政策差异化的观点价值表明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定位正悄然发生改变，从《全民健身条例》所规定的全民健身事业纳入当级(县级以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到《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将全民健身事业划定到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同推进，至《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46号])中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3]，再由《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提出充分发挥全民健身的经济、教育和社会功能，与各项社会事业互促发展。可见服务于全民健身发展的诸多国家意志已经具备。但与国外的政策执行路径相比，我国对全民健身的宣传与引导多呈现“动员式”特点，缺乏创新性的健身激励机制，而在政策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政策本身的功能仅占 10%，而其他90% 取决于个体的有效执行[4]，因此个人意志是全民健身发展的关键所在。
1.2 个人意志视角：个体主动健身行为不足
随着国家对全民健身系列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国民健身状况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城乡居民健身意识普遍增强，健身参与人口呈逐年增长趋势。然而部分指标虽有所好转，但当前我国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和体育活动量仍明显不足[5]，因体力活动不足引起的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下降这一问题未能彻底扭转，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中锻炼行为不足引起的一系列健康问题(如肥胖、心脏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6]。当前我国居民主动健身行为不足主要体现在健身参与的经常性缺乏等方面，大比例群体已能够“坚持”参与体育活动，但存在着健身锻炼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活动量不足等各种现实性问题，如健身频率多锁定在“每年1次以上”“每月1次以上”“每两周1次以上”和“每周1次以上”，上述健身频率对个体身体状况的改善作用稍显微弱，其中“每周3次以上”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群，也是全球健康治理的亟需群体，但该类群体在我国总体占比不高。据《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实施情况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约为33.9%，同期澳大利亚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约为59%，美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约为50%。国内该类群体虽已实现“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但与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较低的基数占比与差值隐喻着我国居民健身参与的主动性不足、自律性不高、生活化不明显等问题，个体在健身行为初步显现后缺乏较为理性的判断，与此同时激励性的外物强化成效偏低，致使健身行为很难跨入“习惯性的稳定期”。
2 居民主动健身行为的理论支撑与研究实践
2.1 理论支撑及其基本阐释
在人类行为发展过程中个体行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被动发展阶段、主动发展阶段、自主发展阶段和巩固发展阶段。主动行为是个体在被动发展阶段基础上通过改变自身或所处环境激发自身主观能动性的预先性行为，具有自我发起、变革导向与未来聚焦的特性，在履行组织任务时可以表现出更多组织期望的行为[7]。以“主动健身行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研究结果多以“健身行为”和“主动行为”为主，与“主动健身行为”相关的文献为0篇，现阶段“主动健身行为”这一概念尚未出现权威性定义，本研究将根据主动行为和健康体育行为已有理论研究对主动健身行为作出初步的概念阐释。
2.1.1 理论支撑1：“能力—动机—机会”模型
①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企业，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协助制定的《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认为中小物流企业的内涵所谓中小型物流企业，是根据企业固定资产年营业额、年上缴利税和企业员工规模划分的一类企业形态[5]。当前一般指那些固定资产1000万元以下、年营业额数百万至数千万、企业员工500人以下的为中小型物流企业。多数为单向型物流企业，它仅仅承担和完成某一项或少数几项物流功能[6]。
喜 娘 新娘踏进门呀，养子中状元；新娘过门垫呀，姑爷做府又做县，姑爷走在前呀，起厝又买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2.1.2 理论支撑2：个体健康体育行为的相关研究
健康体育行为是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两种教育形式的深入融合，表现为复杂的社会行为，非单一体育行为，也非单一健康行为。目前有关健康体育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郑家鲲(2014)[8]从概念定义的逻辑学角度对健康体育行为作出如下阐释：健康体育行为是指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以体育的方法或动作为基本手段，以促进个体或群体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性为主要目标的健康行为，上述定义主要包括以下三层含义：⑴健康体育行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故意”行为，与偶然行为相对产生；⑵健康体育行为的产生以体育锻炼为主要表现形式；⑶健康体育行为对个体或群体发挥的作用是多元的。
主动健身能力即个体在不依靠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可以表现出健身行为的能力，是主动健身行为表达的基本要求。在对主动健身能力进行界定时首先要对人群进行划分，根据个体是否能够长期独立的参与健身锻炼和接受健康教育将社会人群分为普通群体、暂弱势群体和绝对弱势群体。终生残疾人群和长年卧床不起的绝对弱势群体无法参与体育活动，根据意识的清晰程度判定其是否可以接受正常的健身教育，配送适量的康复按摩等服务。严重精神疾病人群由于智力障碍不具备接受正常健身教育的能力，该群体进行独立体育锻炼的随意性、危险性较大，如不能识别健身器材及健身环境的安全性等问题，在进行体育锻炼及接受健身教育的过程中需配备专业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扶，并通过弱势群体体育补偿机制，在体育资源配备、体育机会供给、康复指导和健身教育等方面保障体育机会均等[11]，同时还需加大政府对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并注重各种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实际效益[12]。
2.1.3 居民主动健身行为的基本阐释
健身是人的健身行为，主动性本来就是人的主体性表现，所以健身本身就包含有“主动性”。所谓“主动性”，是指个体按照自己规定或设置的目标行动，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行为品质，由个人的需要、动机、理想、抱负和价值观等推动。由此可见，“主动性”与居民健身行为的本质关系是紧密连接的。综合健康体育行为和主动行为的理论定义，本研究对主动健身行为进行如下阐释：即个体通过主动地参与运动健身和接受健身教育等系列活动，以实现自身持续不断的获取健康能力为目的，养成自主自律、符合自身特点并服务于自身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的健身行为，是一种主动性的、健康的体育行为。此释义着重强调个体健康责任的重要性和健身行为的主动性，在原有行为基础之上逐渐衍生出新的主动性行为惯性，该行为一旦得以固化则具有终身性。现阶段体育领域中有关个体主动健身行为激励的相关研究较少，但其服务实践性极强，因此主动健身行为的培养与激励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2.2 个体主动健身行为的培养与激励
2.2.1 行为培养阶段：个体行为的源发性
主动健身行为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前瞻性行为，更侧重于研究的实践价值。从单一社会行为的培养角度而言个体行为的培养是一个从无到有且循序渐进的过程，行为视角下机构组织战略的实施对个体行为的改变具有重要作用，即无论何种社会行为的培养都需要前期周密的服务保障。本研究根据陈昂和孙海春(2012)[9]在《澄清学习效果：提高体质？应是改变行为！》研究报告中个体行为培养的阶段划分方法，把个体健身行为的培养划分为健身感知、健身准备、健身内化、健身行为改变、健身行为保持和健身行为自我控制等6个阶段(见图1)。
图 1个体健身行为培养阶段的划分
Fig .1 Division of individual fitness behavior training stage
健身行为的六阶段培养使该行为从无到有并逐渐深入人心，从单一个体最初对健身活动感知、健身活动准备与健身活动内化三个阶段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来，前三个阶段广义上归属于行为显现前的认知过程，是个体对健身活动思想意识的转变过渡期，逐步将健身思想凝练成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体系，同时思想意识的差异会给国民生活方式和体力活动模式带来较大改变，因此该过程健身意识转变质量的高低对后续健身行为的改变发挥着基础性作用[10]。后三个阶段是基于充分认知基础之上健身行为的改变、保持与控制，归属于行为表达后的整个行为过程，于80%的健身群体而言，“S4：健身行为改变”仅指迈出健身锻炼的第一步，此时的行为表达疲软、行为惯性较差，个体可能在单次健身锻炼之后因种种原因产生退缩性行为，抑或健身锻炼积极性受到重挫等诸多因素使该行为难以得到较好的迁移与维持，因此行为初步表达后的自我保持与自我控制阶段至关重要，行为的自我保持与控制是指个体调配说服自己“坚持”健身锻炼的意念。
个体行为动机的来源经由行为发生时间发生地点的环境氛围滋生培育而来。因此营造更为浓厚的健身氛围来激励个体主动健身的参与意识，可使个体不自觉地参与到健身活动中来。健身氛围的培育可从赛事供给端和健身宣传端等两端入手，通过丰富居民身边的赛事活动供给，使之成为居民主动健身参与的主抓手，全面推进政府、社会、企业“三轮驱动”的运作模式，整合优质办赛资源，逐步建立体系健全、层级清晰、数量丰富、项目多样的城乡业余联赛体系；完善社区联赛体系，以社区为单位举办各级各类的社区级运动会；以增强社区间体育交流为核心，兼顾运动项目的普及和提高，成立社区体育联盟，举办社区体育联盟赛，联盟赛事可采取社会组织竞标方式承办；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健身社交网站及各种健身社交平台等的宣传推广作用，创建运动健身微信公众号、街道社区健身活动QQ群、健身系列微博等，定期推广发布运动健身知识，注重居民健身知识的交流与互动，强化居民的主动健身参与意识。
与行为培养从无到有的过程有所差别，行为激励是在原有行为培养基础上的增加，是对行为进行更为妥当的维持与迁移，是提高行为增量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活动。本研究所探讨的主动健身行为激励是原有健身行为表达需求予以更为常态化的引导与支持，增加居民健身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实现健身参与的高度生活化，使“动”可以成为继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所阐述的“衣”“食”“住”“行”之外的第五大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本研究以Appelbaum的“能力—动机—机会”模型为研究主线，通过激励与个体主动健身行为表达的“能力变量”“动机变量”“机会变量”， 促使个体主动健身行为的产生及健康能力的培养，促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3 居民主动健身行为的激励变量分析
李高明蹲在公路边，路边的灰尘浅浅地蒙了他一身。他仔细地观察着对面的包谷地，这包谷怎么就是没长啊，真是恼人，今天和昨天差不多、昨天和前天一个样，什么时候才能抽穗、采摘，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
图 2个体主动健身行为的激励变量
Fig .2 Incentive variables of individual active fitness behavior
3.1 变量1：主动健身能力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开展顺利，成效显著。光纤试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截至2018年9月底，前三批试点13万个行政村光纤建设任务完工率已达98%。
3.2 变量2 ：主动健身动机
主动健身理由即行为表达的原发性动机，“理由”或“原因”敦促行为的产生，组织行为学研究视角下行为产生的动机主要包括兴趣、组织支持、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成就目标等。是否有兴趣参与健身及教育活动是主动健身行为产生与否的先决制约因素，先天兴趣与培养兴趣对健身动机的激励值存在差异，需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群的兴趣需求。如在美国86.4%的儿童青少年居住的社区至少拥有1个适合他们的健身场所[13]，而当前我国发展社区体育设施的思路主要是建设“健身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青少年(部分群体)参与的兴趣需求[14]；社区组织根植于居民生活中，利用其自身显著的志愿性、公益性等优势特征，为居民营造良好的健身环境及气氛[15]。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自我效能感是自身的心理认知状态并对个体行为及绩效有重要影响，其在环境刺激与个体行为反应之间起着联结性作用[16]，可使个体进行更为富有主动性而不局限于规定的工作任务和能力，能够提高行为成功的预期更能表现出组织期望的行为；成就目标是健身情景中的个体通过掌握健身目标定向表现出的积极适应的动机模式，健身目标多以强身健体、减肥瘦身和体育社交等为主，另外Harris S S于1989年提出体育运动的疾病预防功能[17]，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育活动也将逐渐演变成人们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重要途径[18]。
根据生产现场实际情况，经过分析论证，入厂原煤经破碎后，大于60 mm级物料灰分在69.00%左右，其中小于1.8 kg/L含量仅占3%左右，占全级的0.5%。因此，技改考虑在入洗原煤运输环节对物料进行二次筛分，筛上物通过反手选后矸石废弃，筛下物则与手选块煤共同进入重介质旋流器分选。实际运行表明，系统改造后，控制了重介质旋流器入料粒度上限，减少了旋流器堵塞事故的发生，实现了连续、稳定生产。
3.3 变量3：主动健身机会
健身机会变量是主动健身行为显现后个体满意度及获得感的鉴定与测量。健身绩效与健身价值是参与体育锻炼和接受健身教育的最终诉求，表现为主观的、积极的情绪体验，情绪的体验评定等级代表着情绪的积极程度，积极情绪所引发的思想和行为更富创造性和灵活性[19]。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成为健身绩效与健身价值的检验平台，赛事活动激发出的战斗意识逐渐转化为参赛个体参与健身活动的积极情绪；完善的体质监测设备有助于个体养成定期体检的好习惯，体质监测过程中人体生理指标(如血压、心率、血糖值、体重等)的趋好对个体健身行为的积极程度呈正向绝对性影响，健身活动的积极体验被数倍放大，锻炼效果与锻炼价值凸显。
4 居民主动健身行为的激励举措及其变量归属
影响主动健身行为的三大变量下辖的具体指标激励举措，本研究以主动工作行为增加的部分激励指标为借鉴，并综合全国20个“全民健身示范城区”的试点经验(并实地走访上海市杨浦区下辖11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镇级行政单位)、《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的工作重点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对全民健身工作的指示要求，前瞻性地提出促进个体主动健身行为增加的资源平衡配置领域、具体激励举措及举措所属变量区间(见表2)。
本研究沿用个体主动行为激励的“能力—动机—机会”模型的前期研究成果，“健身能力”“健身动机”“健身机会”是个体主动健身行为产生与否的重要作用变量，本研究以实现个体主动健康为落脚点，以三大作用变量为支撑，尝试搭建主动健身行为激励的指标框架，提高主动健身行为的表达几率。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与体育领域所属研究领域和工作单元层次不同，但“主动工作行为”和“主动健身行为”具有其内在一致性，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提高员工主动工作行为的指标体系已相当完善与成熟，现阶段体育领域中此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形成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因此笔者对主动工作行为激励变量对应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沿用并修订，形成本研究具体的激励指标举措(见图2)。
表 2个体主动健身行为的具体激励举措及变量归属
Table 2 Specific incentives and variable attribution of individual active fitness behavior
4.1 推动城乡公共健身环境提能升级
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进程中城乡基础健身设施的新建、改建与升级改造是最根本的民生工程，但由于群体锻炼时间较为集中，健身设施的供给难以满足居民的正常需求，排队等待健身设施、健身区域拥挤等都可能诱发消极的健身情绪，基础健身设施供给不足成为广场舞扰民事件的导火索。对健身环境的优化与改善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1)科学统筹利用城乡空置场所、楼宇、地下室等区域规划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的健身活动中心、公共运动场、足球场(多为笼式足球场)、可移动健身房；(2)使用年限较为长久的街道社区，由于规划建设用地问题，可改造使用面积狭窄，健身设施的升级改造工作可在健身步道、慢跑道及自行车道穿插设立健身设施；(3)新增健身设施需充分考虑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人群的多元需求，多增部分少儿类、老年益智类健身设施，并进一步推动残疾人体育活动场地建设，配置完备、合格的残疾人体育用具；(4)充分发挥政府、财政局、住建委、体育局等多部门协同作用，共同服务于基础健身设施供给水平。
4.2 加大全民健身工作经费扶持力度
2012—2015年上海市人均全民健身日常工作经费分别为3.7元、9.4元、14.1元和17.3元，虽远超当年全国全民健身工作经费人均水平，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全民健身工作资金支持力度，给予公益性全民健身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必要的经费保障用于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资助体育社会服务机构建设、组织开展全民健身科研工作、新建基础公共体育设施、维修与保养现有体育健身器材、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为个体健身活动参与给予更多便利性支持。
4.3 强化居民自身主动健身意识建设
2.2.2 行为激励阶段：行为增量的提升
“能力(ability)—动机(motivation)—机会(opportunity)”模型(也称AMO模型)起源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随着理论研究的日渐成熟，其所能适用的领域逐渐被拓宽。MacDuffie(1995)为该模型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特定的工作系统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员工所具备的工作能力和参与工作的动机，同时工作系统需要为员工提供参与工作的机会。Appelbaum(2000)通过总结MacDuffie等前人的研究成果首提AMO模型的理论雏形，即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需要通过增加与工作相关的能力、动机和机会提高员工的积极行为和绩效。随后学者们对该模型展开系列实证研究。
4.4 完善城乡健身指导员团队建设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激励个体主动参与健身活动的领路人，健身指导站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起着敦促、指导作用，督促社会体育指导员切实履行在科学健身指导、健身团队服务、赛事活动组织、健康生活方式普及中的职责，不断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能力水平；根据居民健身需求有针对性地进入家庭，切实根据居民身体状况制订科学的运动处方，指导居民进行日常锻炼，采用健身运动干预的方式提高居民体质健康水平；针对弱势群体例如不能出门锻炼的残疾人、处于康复阶段的病人，须建立弱势群体体育补偿机制，在体育资源的配备、体育机会的供给等方面推动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均等化、服务权利均等化及服务环境均等化。
4.5 配备层级清晰的体育社会组织
体育社会组织负责社会体育服务配送等政府体育服务项目、协调社会体育事务、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创办社会体育联盟赛、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科学健身等领域，逐步演变为社会体育赛事活动组织、健身技能培训等为一体的枢纽型群众体育服务组织。居民通过参与固定的体育社会组织逐渐培育共享的群体规范，抑或是对特定体育社会组织的归属感，情感依托该种驱动力对于引导个体主动健身更具原发性。充分发挥各地区政府部门的示范引领作用，扶持各级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建设，配备政策、场地、经费及人员等支撑要素，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组织对居民健身的有效带动，使成为个体主动健身行为激励的推动力量。
4.6 加大科学健身知识的普及与教育力度
健身教育作为一种“软式激励”对改变个体健身意识、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实现公共卫生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居民健身教育主要包括以下5种方式：(1)通过体育服务配送为居民定期举办健身知识普及讲座；(2)通过微信公众号、健康微博等及时为居民推送健身知识、健康食谱等，加强居民与居民之间实时互动；(3)社区以家庭为单位向居民发放健身知识宣传册；(4)为居民提供健身网络课程的获取渠道，如专业门户网站、网址链接等；(5)社区层面召开健身指导会议。上述5种健身教育方式满足了居民个性化健身信息的获取，为居民获取健身知识、了解健康促进因素提供科学指导。
4.7 创新社会体育服务配送模式
社会体育服务配送是服务配送主体以现代化服务的形式实现的体育资源配置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综合的最终配置形式，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服务性等特点。通过提供运动项目健身技能培训、健身知识科普讲座为居民提供更为便利性的健身指导服务，排除因时间、地点及交通等因素制约自身健身需求的满足。配送项目、配送质量、配送地域及配送效率的均等化需多方共同考量，“你点我送、按需配送、个性化服务”是社会体育服务配送的新模式，按需配送虽然是体育服务配送的基本准则，但过分“按用户需求”尚存部分不恰当之处。居民健身受其自身专业限制可能存在盲目性需求，对于健身服务配送者而言必须以“需求”为依据，但也需依靠自身翔实的健身知识明辨需求合理与否，为服务接收方提供切实需要的多元化健身服务。
脑梗塞是临床上因为患者脑部血液存在功能障碍而导致的病情，使得患者脑部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局限性，脑组织软化进而使脑组织坏死。病情的发生和糖尿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存在着明显的关联，而且和患者的身体肥胖也存在一定关系[1]。这种病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存在认知障碍和语言障碍，患者有一定的偏瘫和神经功能损害，所以病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健康。本文主要针对于此分析对于急性期脑梗塞患者在进行治疗过程中，选择依达拉奉进行治疗所取得的效果，并分析治疗的安全性，现报告如下。
4.8 持续优化“体医、体卫结合”的工作模式
通过建立“体卫结合”的体质测试站，改变以往体质监测设备等资源放置不合理、浪费严重等现象，让居民养成定期进行体质测试的好习惯；以街道社区为单位建立体质监测站，或通过健身服务团队提供上门服务流动国民体质监测点，可以社区、办公写字楼及学校为站点提供便利化的体质监测，体质监测站点需充分考虑地理位置设置的合理性；居民通过定期体检随时掌握身体指标的变化，加强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评估，身体指标的趋好使居民认可健身活动的锻炼价值，价值认同正向激励居民积极主动健身行为的产生。对于已表现2型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等慢性疾病在医疗综合防治的基础上推广非医疗健康干预，培育居民健康运动的自律性管理能力。
5 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国民体质与健康状况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健康”成为《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国家战略实施的共同愿景，积极主动、规律性的健身锻炼对自身身体素质、健康心态、公平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提升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对健康公民提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适应健康基本要求相吻合。从概念演化的角度看，“机制”包括结构、运行原理、功能三个方面内容，居民主动健身行为的引导和激励“机制”也应该包括健身行为的结构、运行原理和功能三个维度和内容，但限于研究选题依赖理论模型提高研究科学性的出发点，研究者尚未充分解决好概念表达与模型分析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留下了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提高的空间。创新全民健身激励机制，建立本领域自有的健身激励指标体系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且随着全民健身政策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将日益成熟与完善。通过成熟的指标体系制定可触及、实践性较强的主动健身行为指标激励举措，使居民在健身锻炼生活化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主动健康，服务于“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
这些艺术家显然忽略了技与艺是不分家的,技中包含艺的因素,艺亦隐藏于技中。宗白华曾认为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技术，中国古代艺术家，例如许多手工艺大匠，实际上就是技术家。因此他认为无论是现代还是将来，艺术都应该重视技术的训练。不仅如此,黑格尔也认为人们或许将技术看作与艺术无关的一种单纯的技巧，但是每个艺术家都必须运用某种材料进行创作，而天才的特有本领就是能够完全驾驭材料。要成为天才，则必须熟练掌握技巧和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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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Chinese Residents ’Active Fitness Behavior
LI Chen1，2
(1. School of Marxism，GuangDong Food and Drug Vocational College，Guangzhou 510520，China；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 sports science，South China Normal 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From the reality problem in our country the residents lack of sports fitness exercise population proportion and the physical activity，in order to realize individual initiative health as the foothold，draw model from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field to promotes the increasing of voluntary behavior“the 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spective residents active exercise behavior of effective incentive framework.Through the perfect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balance and incentive mechanism，increased investment in active fitness service system，supply the active exercise behavior of resource，and then promotes the increasing of resident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itness behavior respectively“ability variables”，“motivation variables”and “opportunity variables”governs the index to specific incentives，implement individual self subjective dynamic of health management，improve residents actively exercise behavior and fitness performance，enhance self-control and resistance transference behavior of the residents’ fitness.
Key words ：national fitness；active fitness；incentive variables；fitness environment；fitness guidance
收稿日期： 2019-06-24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快乐体操项目融入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路径研究：广东的进展与问题(项目编号：GD17XTY12)；广东省体育局科研项目：广州市体育竞赛表演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支持(项目编号：GDSS2016088)。
作者简介： 李 琛(1980-)，女，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经济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 G8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48( 2019) 08-0007-09
标签：全民健身论文; 主动健身论文; 激励变量论文; 健身环境论文; 健身指导论文;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