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20年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蒙古自治区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历史性决议，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20年来，自治区自治区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1.国民经济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1997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4.62亿元，比1978年增长5倍，平均每年增长9.9%，与同期全国9.8%的平均增速基本持平，与全国同步提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5%，与全国增速也基本持平。从总体上看，20年来自治区经济总量增长与全国保持着同步发展态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其主要表现：一是经济建设步伐大大加快，成为自治区历史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20年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072.5亿元，是前29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1.87倍，为自治区经济发展积蓄相当大的后劲。特别是资源转换战略的实施，建成了一大批电力、煤炭、冶金、石油、化工、建材等重点建设项目。自治区的煤电战略，已经辐射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1997年全区发电装机容量达660万千瓦，是1978年的4.01倍，人均装机容量居全国前列，发电量居全国第14位；二是财政收入实现快速增长，财政自给率大大提高。20年间，全区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8%，比全国11.3%的平均速度快4.5个百分点。特别是自治区提出近期三项奋斗目标后，财政收入增长进一步加快，1997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111.27亿元，是1987年的3.8倍，年均递增19%，财政自给率由1987年42.7%提高到77.86%；三是金融事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1997年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845.53亿元，比1978年增长50.34倍，平均每年增长22.91%，各项贷款余额1172.17亿元，增长28.06倍，平均每年增长19.18%，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
2.农牧业取得显著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瘸腿”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自治区农牧业基础十分薄弱，粮食生产长期处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状态，每年都要从外省市调入大量粮食，农村牧区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市的肉、蛋、奶、油等副食供应严重短缺。面对这种状况，自治区率先大胆改革，在农村较早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牧区创造性地实行草蓄双承包责任制，使农牧民初步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实现了生产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并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激发起农牧民巨大的生产热情，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8.96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322.52亿元，按可比价格比1978年增长2.85倍，年递增7.35%，比全国同期高2.4个百分点。粮食产量不断跃上新台阶，由1978年的49.9亿公斤，增加到1997年的142.1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1.85倍，自1992年以来连续7年稳定在100亿公斤以上。1998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可达157.5亿公斤，比特大丰收的1996年增产4亿公斤，再创历史最高纪录。人均占有粮食614公斤，位次由1978年的第26位进入全国前3名行列，结束了过去20多年吃粮靠国家调拨的历史，成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为全国“北粮南运”的战略性转变作出积极贡献。人均油和糖均居全国前茅。畜牧业连续14年丰收，牧畜总头数已稳定在7000万头（只）的水平上。1998年6月未全区牧畜总头数达7387.23头（只），比1978年增加3224.9万头（只），再创历史最高纪录。牲畜出栏率、商品率均有明显提高。与此同时，肉、蛋、奶及毛绒等畜产品产量也有较大幅度地增长。1997年全区羊毛、羊绒产量分别达到704万吨和3831吨，比1980年增长73.4%和1.1倍，居全国第2位；猪牛羊肉产量113.70万吨，增长4.4倍，人均肉、蛋、奶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3.城镇改革紧紧围绕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单一国有经济结构已被多种所有制结构代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转化。特别是企业改革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从承包、租赁向企业兼并和股份制方向发展，已开始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经营机制，企业活力明显增强。1997年全区工业增加值达到374.34亿元，比1978年增长4.49倍，年均递增9.38%。一些主要工业产品在全国的位次稳步上升，发电量同1978年的第25位上升到第14位；原煤产量由第10位上升到第7位；生铁由第11位上升到第10位；钢产量和木材产量分别居第9位和第2位。其特点：一是重工业发展日趋加快，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超前发展，重型化特征更加明显，轻重工业比重由1978年的40.8:59.2变为1997年的39.8:60.2；二是电子、电器、仪器仪表、日用化工、合成纤维、塑料、稀土冶金等新兴行业有较快发展，充实和完善了自治区工业结构；三是所有制结构中，非国有工业发展迅速，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2.79%提高到1997年的53.84%；四是工业的地区结构同资源分布相结合。从总体上看，东西部地区都较为合理地利用了各自的资源，建立了适合本地区特色的能发挥地方资源、经济优势的工业体系。
4.对外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也在探索中有了开拓性进展。一是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7年自治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3.1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83.42倍，平均每年递增26.22%，远远高于改革前平均每年1.4%的增长速度。目前，全区已同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有700多种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出口创汇能力不断提高；二是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北方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利用外资步伐逐步加快。截至1997年，全区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449个，协议利用外资额22亿美元，累计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1057家，一批“三资”企业已成为骨干企业，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作为新的成长点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有不少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新创了质量较好、创汇额较高的名牌和拳头产品，在发挥原有传统产品优势的基础上，比较快地发展了矿产、机电、轻纺、服装加工等产品的出口，基本实现了以出口原料型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出口加工制成品为主的重大转变；四是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稳步发展。在不断加强与独联体、蒙古及东欧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还拓展了对伊拉克、泰国、约旦、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业务，结束了过去只引进技术，不出口技术的历史，为自治区增加了一条出口创汇新渠道。
5.各项社会事业进入全面繁荣兴旺的新时期。“科教兴区”意识得到广泛认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全区各族人民的共识。20年来，全区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战线人才辈出。1997年末，全区国有单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已达47.66万人，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取得了包括“试管羔羊”、“碱田日晒工艺”等在内的大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教育事业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优先、重点发展。形成并完善了从民族幼儿、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民族教育体系。1997年末，全区在校大学生4.02万人，比1978年增加2.8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09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在校大学生数由1978年的6.7人增加到1997年的17.29人，其中每万少数民族人口拥有在校大学生数达22.89人，高于全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中心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成人教育及职工教育的发展也在改革中日臻完善。1996年，蒙、汉语卫星广播电视节目上星试播成功，广播电视覆盖率达78%。此外，文化、体育、卫生、环境保护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扬帆奋进。
6.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事业的欣欣向荣使城乡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提高和改善城乡人民生活，自治区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城镇扩大了居民的就业面，改革了工资制度，增发各种奖金和补贴，提高了劳动福利待遇，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长。197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仅为274元，1997年已增加到3691.8元，比1978年增加3317.8元。在广大农村牧区，由于实施了让农牧民休养生息、尽快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的战略，使广大农牧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1元提高到1997年的1780元，增加了1649元。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由过去的“吃饱穿暖”这种典型的温饱型观念向“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住讲宽敞”转变。目前，自治区消费品市场已基本消除了短缺，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的局面，居民消费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从过去限量供应的控制型消费，转为敞开供应自主型消费。在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城乡居民家庭积累逐年增多，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1997年末，全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605.01亿元，比1978年末增长238.13倍，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达2601.47元，比1978年增长186.43倍。
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既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建设资金短缺、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等老问题，又有发展速度不快、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压力增大等新问题，归结起来表现为自治区经济与全国的差距还在逐步扩大，财政拮紧、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仍是困扰发展的一大难题。
1.经济总量差距在日益扩大。从国家统计局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看：1997年自治区社会发展总指数为97.38，比全国总指数低4.5个百分点，位次由1992年的第15位降至第16位。从人均GDP标准看，按照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参照世界银行通用做法确定的分类标准，即人均GDP在全国平均数的75%以下为低收入地区，75%-100%为中等收入区，100%-150%为上中等收入地区，150%以上为高收入地区。自治区1978年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数的83.6%，“六五”期间有所上升，之后不断下降，到1997年降到77.2%，接近低收入地区临界限，与东部地区广东省的比例则由1978年的85.9%下降到1997年的45.0%，差距明显拉大。从经济份额看，1978年，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1.62%，到1997年则占1.46%，而同期新疆、广西两个自治区的份额则分别由1.08%和2.09%上升到1.40%和2.70%。
2.工业化发展水平进展缓慢。从衡量工业化水平最主要的结构转换角度评价，1978年全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为28:48:24，同期自治区为33:45:22，到1997年，全国构成转变为18.7:49.2:32.1，自治区则转换为29.5:40.7:29.8。工业化水平的一般发展规律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特别是第三产业上升速度更快一些。全国20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9.3个百分点，自治区仅下降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上升，自治区则下降8.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均上升。目前，沿海发达省市的第一产业比重大多降到20%以下。如江苏为15.1%、浙江为13.7%、广东为13.5%。一些重要的农业省份，如河北也仅占19.3%，山东占17.9%。这些省市第二、三产业比重则持续上升，充分体现了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自治区则滞后许多。
3.财政收支还在低水平上徘徊。1978-1997年，自治区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8%，人均财政收入递增13%，分别比全国同期增速快4.5和3.9个百分点。但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却比全国慢，主要是“八五”时期增幅慢近6个百分点，1997年又慢4.2个百分点。尽管收入增长快一些，但由于1978年自治区人均财政收入基数仅38元，比全国117.2元的水平低79.2元，到1997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距扩大到240元。而财政支出总额增长慢，人均财政支出增长更慢。1978年自治区人均财政支出仅比全国低13.2元，1997年扩大到138元。粮食、供销、外贸和其他工商企业亏损挂帐越积越多，许多地区和企业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这样的财政形势，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差距，可想而知是力不从心的。
4.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1980年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为84.3%，位居全国第20位，1995年比例降至66.5%，居全国倒数第一，1996年继续列最后一位。1997年也只位居全国倒数第3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980年自治区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第13位，1997年只相当于全国的85.2%，位次退居第18位。特别严峻的是城镇居民收入从1989年开始连续5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1994年好不容易超过山西，但是1995年又被山西超出，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1994年的904元到1997年扩大为1215元。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形势已异常严峻，实现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既定目标，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容乐观。
三、问题的主要根源
自治区经济增长与全国同步下的各种差距，其直接原因是基数较小，同样的增长速度难以获得等量的绝对收益，而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外部体制与政策性因素及内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双重影响。
1.国家计划投资政策的影响。改革以来，国家在效率优先原则指导下，对东部经济发展采取了优惠的投资政策。一方面扩大计划投资规模，使其能够走上高投入—高产出之路；另一方面，下放了项目的审批权限，除特大型项目需报请国家计委或国务院审批外，其他均可自主审批，有效促进了投资的增长。1980年与沿海省市相比，比例大多在40%以上，达到近90%，总投资额相差不到2亿元。到1997年，这一比例均在大幅度下降，与浙江省的比例竟下降到相差81.3个百分点之多，总额差距扩大到1377亿元。与广西、云南两个少数民族地区投资水平也有差距。虽然快于新疆，但由于基数大于自治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投资额为0.92亿元，比自治区0.77亿元的水平高0.19亿元。1997年，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率为29.0%，低于全国33.4%的水平，但自治区人均投资额仅1365元，比全国低652元，一般而言，人均投资水平高的地区，人均GDP水平也高；人均投资水平低的地区，人均GDP水平低。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这种投资上的差距必然会造成经济增长上的差距，最终影响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这是造成地区收入差距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2.财政金融政策的制约。80年代始，我国的财政体制进行改革，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好，产业化程度高，财政“蛋糕”越做越大，可支配财力越来越多。内蒙古则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自身财源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给予的补贴相对减少，自治区财政更是捉襟见肘。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在上缴“两税”之后的自治区财政更是“雪上加霜”，而我们热切盼望的作为第二步税制改革的财政转移支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形成制度。从财政支出情况看，1978-1997年，自治区同期财政收入增速不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更超过东部地区，但财政支出的增速却比全国慢0.4个百分点，更慢于东部地区。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自治区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严重制约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以上分析表明，国家投资政策的倾斜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自我发展能力的差距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
3.价格政策上价值与价格的背离。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产业在自治区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已大幅度削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并逐步下放了计划管理权限，但对基础产业部门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比重始终比较大，突出表现在价格政策上的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研究部门曾经算过一笔帐，大约每年损失20多亿。从1991年开始，自治区向华北地区送电，为支持首都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输出电价是按还本付息原则即包括成本、税金、还贷利润及合理利润确定的，但实际执行的电价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如1994年实际电价为0.222元／度，而按还本付息原则综合电价至少要达到0.35元／度，按照送电总量30.86亿度计算，仅此一项自治区就损失近4亿元。此外，供给华北的供电税款也同时流入区外，1994年流入北京的税款大约为6800万元，如果再加上供电中的各种罚款（有些未必合理）损失更大。元宝山、通辽两个发电厂每年也有几亿元税收流入他省。类似的效益外流问题在煤炭、森工、盐业等方面都有。作为发展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本应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但现在却“双向受损”，又如何能够加速民族地区的发展呢？
4.农牧业生产水平偏低。改革开放以来，自治区农业在改革先行、制度创新主导因素作用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上仍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从种植业看，虽然粮食生产不断跃上新台阶，但到1997年每公顷产量只有3470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07公斤。从畜牧业看，自治区可利用草原面积占全国的1/3，但猪牛羊肉总产量仅占全国的2.78%，百亩草原产牛肉，自治区为13.3公斤，全国为69.1公斤；百苗草原产羊肉自治区为21.1公斤，全国为35公斤，均有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粗放经营，投入水平低，科技含量少。特别是投入的减少，使本已非常脆弱的农业硬环境日趋恶化，抗御灾害能力下降，同时也加大了农业增产难度。
5.工业结构不合理。1980年自治区工业结构中轻重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41:59，到1995年变为39.8:60.2，与全国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这种发展取向导致了诸多矛盾。一是重型结构特征决定了对资金的需求强度远远大于全国和沿海地区，这对于建设资金非常短缺的自治区而言，经济要实现快速增长难度是非常大的。二是重型工业结构很易造成积累主源缺位。由于基础工业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资金回报率低，很难在短时期内成为积累主体。投资重点集中于基础工业又直接导致加工工业由于投资不足而无力进行技改更新，优势正逐步丧失。三是自治区工业重型化的产业特征处在市场需求传导链条的末端，与以发展消费品和投资品工业为主的沿海省市相比，无疑十分被动。由于资源开发的延伸致效益外流，结构效益持续下降，结构效益指数从1983年的3883.8下降到1994年的1460.8，下降幅度高达62.4%。此外，依靠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处延扩张手段，导至投入多、产出少、济效益低，1997年全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只有78.6，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效益水平低的原因很多，有成本费用上升、工业产品销售不畅及相互拖欠等等，究其根源，最突出的就是众多低层次的重复建设，规模效益差，致使毛纺厂、皮革厂、肉联厂、乳品厂、小面粉厂等互争原料，产品质次价高，难有销路，企业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很难想象这种状态工人收入能上得去，地方财力能够壮大。
6.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1997年，自治区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增长27.2%，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到48.8%，可谓速度不慢，但比起全国60%以上的水平差距依然很大。近几年，广西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八五”时期GDP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6.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个百分点，速度居全国前列，而且GDP总量5年中连升5位，人们惊呼广西“五年大变，后来居上”。分析这种变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广西认识到85%的农村人口这一最大的区情，广西的工业化实质就是农村的工业化，而广西经济发展与全国水平的主要差距，就是乡镇企业发展上的差距，为此，他们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广西经济、实现翻两番、奔小康的重大措施来抓，使乡镇企业收入从1990年的104亿元猛增到1997年的718.4亿元，每年的增速高达30%以上。广西的经验证明，没有非国有经济的大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的大提高。广西的经验也给自治区以启示，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扎扎实实地加大发展乡镇企业力度，实现“两个提高”也是大有希望的。7.瓶颈制约的问题严峻。有人曾针对自治区煤炭众矿争路现象而惊呼：“冲出古店口”。的确，自治区交通运输对经济的瓶颈制约程度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经济总量逐年快速增长而运输能力却大大滞后，1991年交通运输业货物周转量下降2.2%，1992年增长7.9%，1993年增幅降至6.4%，1994年、1995年仅分别增长5.2%和6.9%，到1997年也只增长56%，交通动力特别是铁路“瓶颈”的制约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越来越不协调。自治区境内几条主要干线严重超载，大批物资积压待运，很多企业被迫以运定产，经济损失巨大。我们说，交通运输业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影响的基础行业，目前交通运输的严重滞后态势，已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成为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四、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
要尽快缩小差距，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本地区实际寻找对策，选择发展重点加以突破，以牵动整个自治区经济的发展。“九五”期间，要完成两大历史性任务，抑制差距扩展态势，逐步缩小差距，根本途径在于实行“两个转变”，实现“两个提高”。
1.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逐步改变等、靠、要思想，用好、用活、用足国家的倾斜政策，强化自治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应逐步改变向国家要资金为要政策，改变以往各项扶持资金的安抚与救济色彩。同时要把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与自治区各地的自我发展情况相结合，变外力为内在发展动力，建立以政策促发展的运行机制。
2.积极要求中央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少数民族省区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中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尤其是对自治区的政策不应取“一刀切”的做法，应在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上给予更多的倾斜，确保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率在35%左右。自治区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经济基础较差，其投入产出效果一般要低于东部地区。为此，国家要在总体战略格局上帮助改善自治区的投资环境。一是要逐步提高国家在自治区的投资力度，以加快自治区瓶颈产业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二是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综合手段，确保国家支持的重点产业在有优势的地区集中发展，并严格限制东部继续处延扩展高耗能的一般加工产品。推动这些产品逐步向包括自治区在内的资源丰富地区转移；三是全面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点地带，自治区农业的发展潜力也非常大，在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的形势下，更应加大投入；四是通过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使一部分乡镇企业脱颖而出，同时，国家在老少边穷地区兴办的重点项目，都应赋予扶贫的意义，切实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问题，采取优惠政策，给资源开发地区带来利益。
3.国家要将财政转移支付和返还制度法律化。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作为国家对地方、低收入阶层和公众提供无偿支出的一种制度，应逐步法律化。可以考虑按全国人均GDP标准，对低收入地区中央财政按法律规定，给予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高收入地区则要拨出一定比例收入支持低收入地区。同时，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功能较弱的特点，国家安排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策贷款应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此外，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力度，比如从中央到地方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建立各级扶贫基金，发达地区的扶贫基金主要用于对中央分派的对口扶贫县的扶持。
4.切实推进两个转变，努力实现两个提高，加快自治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重点是：一方面，在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合理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逐步理顺小企业和大中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加强和发展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分工协作关系，力促形成规模经济，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切实抓好调整结构，强化科学管理和加快技术改造步伐，重点是强调提高产品竞争力和提高经济效益，由于历史的、产业结构等多种客观原因，自治区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发展路子，1994年、1995年全区独立核算工业资金利税率分别为7.25%和6.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分别低2.96和2.5个百分点，若与全国的差距每缩小1个百分点，全年实现利税即可增加8亿元。可见，自治区提高工业经济总体效益水平，是提高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
5.克服平均主义，力戒“不患穷而患不均”的思想。放宽各种政策，在不单纯依靠财政的前提下，发挥各方面创收的积极性，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增加工资外收入，及时出台一些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当务之急是各有关方面赶紧做出具体规划，拿出措施，采取一些能振奋人心的动作，以保证“两个提高”真正落到实处。
6.多管齐下，认真搞好就业特别是下岗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