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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干部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路线，是党持续执政的根本，是保证我国社会稳定的根本组织原则。但是，党管干部的方式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及时做出相应调控，否则干部队伍就会出大问题，会损伤党的威信，削弱其社会基础。
在21世纪初，党管干部原则面临三大新问题：
“干部”在可见的将来还将继续缓慢膨胀
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日常管理工作就越重、越庞杂，要政府办的事情也必然越多，官员的需求量也就越大。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早在1990年，香港的500万人口里就已经有20万公务员，是总人口的4％。这个比例在发达地区是很低的了。2003年，宁夏自治区的书记抱怨说，宁夏22个“纳税人”就要养一个“干部”。根据美国2003年的统计资料，美国是每13个“纳税人”养一个“政府雇员”，美国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7％，而我国4000万“干部”与总人口的比例才3％，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我国的“干部”还包括了美国和香港统计数字中所不包括的学校教师、新闻记者和文学家。换言之，我国“干部”与人口的比例远不及3％。
在一个有13亿人口而且土地辽阔的大国，4000万人吃财政饭，没什么可骇人听闻的。拿清朝，甚至两千多年前汉朝的官民比例说事就荒唐了。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就不需要航空管理条例，更没有机场安全检查。两千多年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怎么比？汉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比？没有干部，没有基层政权，我们这里的天灾、人祸、毒菜、假酒、假烟、吸毒、嫖娼等等，就都没办法控制了。因此，虽然解散了人民公社，农村政权的官员反面大幅增加。而且，一旦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被割断，黑社会和敌对势力必然来填补。所以，干部队伍的扩张是社会管理工作复杂化的要求，全世界皆然。
这就提出一个严重的新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庞大的“干部”队伍？
需要非政治化地管理专业干部
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社会管理的理性化。与政治考量不同，理性要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就是说，要求数字化地计量成本和收益。
理性政府的化身不是民主制，不是政党政治，而是现代公务员体系，即官僚制。现代官僚体系是一架管理社会的理性机器。因为这个体系有四大特点：
第一，按专业资格进行录用，并实行终身雇佣制度，不出错，就不被解雇，由此鼓励不受政治干扰的敬业精神。第二，公务员队伍有细致的分工和标准化的工作程序，鼓励忠于职守，专业地去做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第三，由专业机构按照透明化的年资和业绩考评决定公务员的升调奖惩，而且依制度定期调换公务员的工作部门和工作地点。由此，政治裙带关系无法站住脚。由此，不称职的公务员难以升迁，优秀的公务员得以熟悉其他部门的工作，以便胜任更高层级的综合领导岗位。第四，每个类别的公务员系统由一至两个政治家委派的政务官领导。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公务员系统的工作导向和重点，实现政党的战略意图。公务员是终身制的，而政务官是有任期的，所以政务官一般不干涉公务员系统的人事管理，也不干涉由常务副职所领导的公务员系统的日常工作。
就社会管理而言，现代公务员体系是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了现代公务员体系，社会管理就进入了机器时代；没有这个体系，社会管理处于前机器时代，是政治家随心所欲的领域。
公务员系统有机械性，各部门就像一架机器的零件一样，无法集权。公务员系统有机械性，就能保证部门协调，节约劳动，减少扯皮，使工作的重复和相互磨擦大大减少，而且使成本和收益容易计量。公务员系统有机械性，就要求严格的公务员纪律，使整个社会管理机器保持理性。这样的政府机器，在政治动荡时代依然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
党管干部不能变成为党管一切干部
在经济建设的时代，绝大多数干部应当是专业化、非政治化的。这是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的必然要求。党的组织部门能做政审，却很难做干部专业水平和表现的评定，因为党的组织部门本身不可能是专业化的。大量“干部”的升调奖惩取决于非专业的党的组织部门，不仅难以保证评判标准的公平透明，也不鼓励专业精神。人事权集中于书记，一旦腐败，必然是结党营私，成为“窝案”，使全党的威望受损。我党向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从来都不是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私利的代表。然而，因为人事权力的高度集中，党不得不在今天喊出“立党为公”的口号。
党管一切干部的结果是：我国的一切“干部”都是“准政治家”，每个人都有“政治抱负”，这易使政府内部弥漫政治裙带关系。政治家的本职决定，他们能做“大事”，喜好“政绩工程”，难以默默无闻地做日常的具体“小事”。于是，六个月能修条大马路，而六年都搞不好路标，清不走一堆路边的垃圾。政治裙带的力量相互重叠，导致力量相互抵消，四处都有感情因素和政治因素，还导致特殊照顾或歧视，执法看人下菜。社会管理的低效率，违法乱纪，甚至以公权谋私利，大都由此而起。
缺少了现代公务员体制，我国不可能成为法治国家，就只能是人治。最好的情形是能人之治，一般的情形是埋没专业知识的庸人之治，最糟的情形是敢于违法乱纪的贪官之治。
改革党管干部方式的四个建议
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动员机构，是一个权力必须集中的政治组织。权力不集中，党就分裂，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连贯的路线方针，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动员力量。苏联共产党，还有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在“党内民主化”过程中分裂并丧失政权的。固然“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然而，毛泽东还说，“要团结，不要分裂”。
问题不在于党本身的权力多么集中，问题出在以党代替政。苏联垮台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就是以党代政的弊端。由于党的本质要求权力集中，以党代政的时间长了，绝对权力在手，党的干部必然懈怠，滋生当官做老爷的作风。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吗？当然能，但前提是不能以党代政，胡子眉毛一把抓。
与政党的简单结构不同，政府结构是法治结构，现代政府机构讲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行政中立。现代社会管理要求复杂的、法治结构下的政府机构来公平地处理日常事务，执政党的任务是把握国家的政治方向。政府工作做好了，人民就信任、支持执政党，执政党就能长期执政。政府行政可以犯错误，而且必然犯错误。但只要政治方向不错，就不会犯错误，就可以永远维持在人民中的声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党治与法治不是一回事，两者的机制是不同的。
为什么很难修改党政不分的机制？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党政合一的体制在革命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我国城市小、乡村大的社会结构（小农的简单生产方式很难支撑官僚制）；第三，严峻的国际环境；第四，眼下的意识形态基础。
修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代价不菲，所以必须循序渐进。应当努力去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我党的组织方法已经落后了，难以制止腐败，从而对党的声望构成了严重威胁。笔者提出以下四条渐进地改善组织工作的方法。
第一，澄清“干部”的类别。特别是澄清事务官和政务官。事务官属于公务员序列，有公务员系统的管理办法。政务官由党委组织部直接管理，是执政党任命的有固定任期却没有铁饭碗的官员。政务官担任主要政府机构的正职和一、两个副职。司法机构和反贪机构应当独立于公务员体系，但可以“比照”公务员系统和政务官系统的区别来设置职位。党的序列不应归入公务员系列，否则党的政策和机构会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党的一般干部序列“比照”公务员系列，党的领导干部序列则应“比照”政务官序列。如此，我们可以把党和政做出区分。
第二，澄清党对不同“类别”干部的不同管理方式。党对政务官的管理是直接的，但对事务官的管理是间接的。事务官要求专业化的管理和考评，其升调奖惩必须有专业人事机构，依照严格透明的规章制度，依照遵守公务员纪律和获得的业绩来透明的评定。党对事务官的管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在考试和考核的内容里附加基本政治标准（比如忠于国家体制和法律），使之成为公务员纪律考核的一部分。这是所有发达国家公务员考试和考评的惯例。二是鼓励和帮助党员加入公务员队伍。三是在公务员队伍里建立党的组织，使在党的公务员成为模范公务员，成为公务员队伍的精英分子。
第三，坚定地推进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成熟。当前建设公务员系统的脚步正在加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公务员考试制度、考核制度、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都是这种进步的标志。一旦时机成熟，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党政分开的任务，或许能水到渠成。当务之急是公务员法草案的修订工作。笔者认为，区分事务官与政务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第四，逐渐恢复党的先锋队性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几乎成了“千年万代执政党”，声望持久保持崇高。其中的关键秘密是这个党认真学习了共产党的组织方式，坚持“精英党”的组织路线。精英党的政策与新加坡坚持党政分开的原则是配套的。全民的党不是全民加入的党，只有精英组成的党才可能是全民的党。什么是精英党？精英指的是具有较高道德水准，又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人。在市场型的社会里，这种人注定是极少数。因此，新加坡350万人，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仅有8000党员。加入人民行动党要经过长期考验，要求党员从年轻时就义务服务于社区，几乎不拿薪水，成为社区最受尊重的人。这样的人，才会得到党的支持去参加议员选举，使党能够牢牢地掌握议会立法的权力。在我国，先锋队指的是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特别是具有这种道德情操的高级专业人才。人多了，自然鱼龙混杂；人少了，要求高了，就容易吸纳精英，力量反而强了，威望反而会提高。因此，要提高入党门槛，严格党的纪律，逐渐减少党员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