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价格粘性下的货币政策和福利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粘性论文,货币政策论文,不对称论文,效应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自Obstfeld和Rogoff(1995、1996)创立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后，基于融入不完全竞争和名义刚性的开放经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随着货币政策与理论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在新框架下分析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在粘性价格条件下分析开放经济中的最优货币政策问题，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就是出口企业对定价货币的选择，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汇率传递程度和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在现有理论分析中，定价货币的选择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与Obstfeld和Rogoff(1995、2000)的基本理论框架一致，假定名义价格是根据生产国的货币提前设定，一般称为生产者货币定价(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简称PCP)。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汇率的波动，以进口国货币标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就会出现同等幅度的波动，即汇率完全传递；这时一价法则成立，汇率变动的支出转移效应就会相当明显。另一种是以商品消费者所在国的货币进行定价，我们称之为当地货币定价(local currency pricing，简称LCP)。这种情况更贴近于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Campa and Goldberg，2008；Ihrig et al.，2006)，这时就可能会出现零汇率传递，从而导致支出转移效应消失。不同的定价货币选择会在名义刚性时产生不同的价格粘性，这就是本文所指的不对称价格粘性的含义。
早期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一般都是采用PCP定价来引入价格粘性的(Obstfeld and Rogoff，1995)。Betts和Devereux(2000)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价格粘性的内涵，假定一部分企业实行LCP，这就导致了汇率的不完全传递。由于汇率变动的支出转移效应会因部分企业实行LCP定价而减弱，汇率波动对消费的影响会下降，这时就需要更大幅度的汇率调整来满足经济均衡的需要，从而可能出现短期汇率超调的情况。Devereux和Engel(2003)进一步对比分析了PCP和LCP两种价格粘性情况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问题和福利效应。LCP定价时，基于福利最大化的货币政策最终使汇率达到稳定，所以固定汇率制是最优的。这种分析对标准的Friedman case是个极大的挑战，因为Friedman(1953)认为即使存在名义价格刚性，也需要通过汇率的自由变动来调整两国的相对价格。Duarte和Obstfeld(2008)与Obstfeld(2006)在LCP定价的情况下，都通过引入非贸易品对Devereux和Engel(2003)的模型进行了拓展。惟一的差别是前者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后者则把利率当成货币当局调控经济的手段。最终两者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即使汇率调整完全没有支出转移效应，也不意味着弹性汇率制是没有意义的。上述的研究都是一期价格粘性。此外，还有一种价格粘性是基于Calvo(1983)的交错价格调整，这时价格粘性持续的时间较长。Clarida等(2002)在这种价格粘性情况下讨论了汇率完全传递时的最优货币政策，发现浮动汇率制是最优的。Corsetti和Pesenti(2005)进一步考察了综合LCP和PCP的情况，发现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与汇率传递程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然而，这些关于最优货币政策的分析都是基于对称的定价机制，即两国同时实行PCP或LCP，或者两种定价机制在两国对称存在。这种对称性假定对分析发达国家可能比新兴市场国家更适合(Engel，2002)，而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问题及相互影响可能就不太适合，例如中美两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关系。大量研究表明，汇率对美国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比较低，而且最近十几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Marazzi and Sheets，2007)。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主要还是采用美元来进行结算，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就比较小(毕玉江、朱钟棣，2007；陈学彬等，2007)。因此，研究中美货币政策问题，考虑定价机制不同所引起的不对称价格粘性就显得更贴近现实，也更有意义。
本文在Devereux和Engel(2003)的框架下，引入不对称价格粘性来深入分析最优货币政策问题及其福利影响，最后结合中美实际数据对本文的部分结论进行了检验。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文献回顾；第二部分介绍基本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弹性价格均衡分析；第四部分则是不对称价格粘性情况下的均衡分析；第五部分讨论了纳什均衡和合作均衡时的最优货币政策及福利影响；第六部分是对中美货币政策关系的经验检验，最后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 理论模型
我们从两个方面对Devereux和Engel(2003)的模型进行扩展。首先，类似于Duarte和Obstfeld(2008)的研究，我们在消费篮子中引入非贸易品，这成为技术冲击对两国经济造成不对称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我们考虑了价格设定机制的不对称性，这进一步强化了外生冲击对两国最优货币政策和福利影响的差异。
其中M是居民持有的国内名义货币量，V代表货币需求的外生冲击，1/ε是货币需求对消费的弹性，L为劳动供给量，主观贴现率是β∈[0，1]。消费者从国内厂商获得劳动收入和利润分红，还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转移支付。
类似于Obstfeld和Rogoff(2000)的研究，这里我们采用消费的对数效用函数形式。居民消费指数取决于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消费：
其中C*为外国居民消费指数，P*是以外国货币衡量的外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指数，E代表1单位外币的本币价格，即名义汇率。所以无论未来经济状况如何，式(2)都保证1单位名义资产的边际效用是相等的，即消费者能够完全实现跨国收入风险分担。
因为非贸易品存在，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两个生产部门。本国的两部门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当不存在非贸易品时(γ=1)，消费正好同等程度地取决于两国的生产力水平，所以两国居民消费相等。但是当引入非贸易品时(γ＜1)，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一国的生产力冲击还会影响自己国家非贸易品的生产，而这部分商品是不会出口到其他国家，于是生产力冲击就会对该国的消费产生更大的影响。
生产力冲击的国别差异对两国居民的消费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从而导致两国最优货币政策对它的反应程度也不同；于是就必须通过调整名义汇率来适应两国货币政策的差异，这就与Obstfeld(2006)、Duarte和Obstfeld(2008)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是由于本文后面考虑了不对称价格粘性，所以在粘性价格均衡时，两国的最优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不对称性，名义汇率的波动也更加复杂。
四 粘性价格均衡
如果存在价格粘性，两国生产者就将提前一期设定产品的最优价格。一期之后，所有产品的价格才能够自由调整，但是新调整的价格同样要保持一期的价格粘性，即新设定的价格在下一期也固定不变。本文最大的创新就在于引入了价格粘性的不对称假定：本国生产者实行LCP定价，即本国出口商品以外国货币进行最优定价，所以需要根据外国居民的需求变动进行调整。但是，外国生产者则实行PCP定价，即本国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则是以外国货币进行最优定价，这时以本国货币表示的最优进口价格一方面取决于本国的需求情况，另一方面还需要考虑汇率波动的影响。对于只在国内销售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国生产者则都会采用国内货币来定价。当然在此我们简化了厂商的动态定价行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一个相对简单的框架下来分析最优货币政策的设定及其福利影响。
国外生产者的最优定价选择和本国情况类似。因为所有价格指数都需要提前一期设定，所以在假定知道t-1时所有经济信息时，就可以得到两国生产者的最优定价。
在LCP的定价机制下，本国生产者要设定一个非贸易品价格和两个贸易品价格(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
由于价格粘性的不对称性，本国和外国的预期消费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对后面最优货币政策与福利效应的分析很重要。本国实行LCP，这样在外国市场上销售的所有商品价格都将提前一期进行设定，所以外国总体价格指数
在t-1期时就已经确定。于是，外国的价格就不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干扰，从而也不会影响外国的预期消费水平。这样，外国预期消费就只依赖于消费的方差与消费和技术冲击的协方差，这一点与Duarte和Obstfeld(2008)的结论完全一致。相对而言，本国消费水平的决定就更为复杂。由于外国实行PCP，本国的总体价格指数
将受到外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所以就和t期的汇率波动密切相关，从而不能提前确定。这样，汇率波动将会通过本国总体价格来影响本国t期的预期消费水平，因此汇率的方差以及与技术波动的协方差也成为影响本国预期消费的重要因素。
结合两国的货币需求方程，我们可以得到未预期的消费波动(新息)：
而此时本国消费新息则与两个国家的货币冲击和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和前面提到的原因类似，汇率波动只会影响本国的消费新息；由于本国进口品在本国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为γ/2，所以汇率新息对消费新息的影响程度就和γ/2相关。如果此时不存在贸易品(γ=0)，那么汇率新息显然不会再影响本国消费。如果本币出现未预期的贬值，那么外国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就会提高本国的总体价格水平，从而导致本国消费新息下降，正好符合式(6)的推导结果。
外生技术冲击的国别差异对两国消费产生了不同影响，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由于非贸易品的存在，两国的技术冲击对消费新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次，它还和不对称价格粘性的假定密切相关。外国厂商实行PCP定价机制时，汇率新息仅仅只会影响本国的消费，这样均衡时技术冲击就可以通过汇率来间接影响本国的消费。
为了求解本国消费和汇率的新息，我们还需要利用跨国风险分担条件式(2)，通过推导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当不存在非贸易品时，外生技术冲击就不再对汇率新息产生影响。因为没有非贸易品，技术冲击就会对两国消费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导致均衡时两国消费水平相等，这与Devereux和Engel(2003)情形一样。结合跨国风险分担条件，我们易知当消费相等时汇率就取决于两国的相对价格，这样汇率新息自然就只和两国的货币需求和货币政策相关。结合前面式(6)，不对称价格粘性使两国技术冲击对本国消费产生的不对称影响只有在非贸易品存在时才有意义。
五 最优货币政策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不对称粘性价格定价机制在最优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假定两国货币当局都严格遵守自己提前公布的货币政策规则，这些货币政策都是在他国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使自己国家居民预期效用水平最大化的最优决策。我们假定各国货币当局是以调控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来实施自己的货币政策：
具体结果见表2。
由前面的理论推导过程，我们发现外国最优货币政策的设定和本国货币政策无关，而且其纳什均衡解与Duarte和Obstfeld(2008)的结论完全一致。原因很简单：由式(7)可知，外国居民的预期消费只依赖于他自己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本国的货币政策无关；根据式(11)，外国居民的预期效用水平只和其预期消费水平相关，所以本国货币政策的制订对外国最优货币政策没有任何影响。相对而言，本国最优货币政策则会受到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其纳什均衡解变得更加复杂。根据式(9)的结果，外国的PCP定价会使本国的消费新息同时受到国内外货币当局制定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样外国货币政策就会直接影响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从而对本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间接影响。
粘性定价机制的不对称性使本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更依赖于外国的货币政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货币需求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无论是实行LCP的本国，还是实行PCP的外国，其最优货币政策都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货币需求冲击的影响，而只和自己国家的货币需求扰动相关，而且相关程度一致。与此同时，本国最优货币政策对国内外生产力冲击的反应程度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是由于非贸易品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不对称的粘性定价机制。
为了更好地对比不同定价机制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差异，我们假定不存在非贸易品的情形。表3中第一行是本文的结论，假定本国实行LCP而外国实行PCP；后两行则是Devereux和Engel(2003)的结果，假定两国实行相同的定价机制。在本文，外国的最优货币政策与两国都实行LCP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是本国的最优货币政策却和两国都实行PCP的情况不同。本国货币当局在制定最优货币政策时，会对自己国内技术冲击的反应程度更大，这类似于两国都实行PCP的情况；但是此时本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技术冲击的反应程度就和货币需求弹性(1/ε)密切相关。货币需求弹性越小，意味着消费波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就越小，因此本国最优货币政策对自己国内技术冲击的反应程度就越小。当货币需求弹性等于1时，本模型的结果与两国都实行PCP的情况完全一样。
因为一国的生产力冲击对两国的消费水平和最优货币政策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所以两国货币的名义汇率就不可能在实施最优货币政策时再保持稳定。根据式(8)，我们容易得到最优货币政策条件下汇率波动的条件概率：
即使两国的生产力水平完全一样，两国的福利水平也会存在差异。由于外国实施PCP定价，本国货币当局就可以通过影响汇率来改善预期消费水平，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只要国际贸易存在(γ＞0)，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就会高于外国居民。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国际货币政策合作能够有效地提高本国的福利状况，但是与此同时外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却有所降低。纳什均衡时，外国货币当局拥有实施货币政策的占优策略，所以外国居民位于不对称价格粘性时的最高福利水平；这样即使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外国居民也不可能进一步改善福利，因此外国货币当局没有进行货币政策协调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本国最优货币政策是随着外国货币政策的变动进行调整的，因此国际货币合作就可能改进本国福利状况。如果综合考虑对两国经济的影响，那么合作均衡则能提高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这是与Devereux和Engel(2003)结论的不同之处。Devereux和Engel(2003)发现：在PCP情况下，虽然一国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他国的消费水平，但这时的纳什均衡已经达到了弹性价格均衡的福利水平，合作均衡没有潜在的利益空间；在LCP情况下，虽然纳什均衡时的福利水平低于完全弹性价格均衡的情况，但是这时一国的货币政策不会影响他国的消费，所以合作均衡也没有实现福利改进。Obstfeld(2006)与Duarte和Obstfeld(2008)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合作均衡与纳什均衡的福利水平完全一致。本模型通过对不对称价格粘性的关键假定推导发现，一方面外国货币政策能直接影响本国的消费，另一方面纳什均衡也没有达到完全弹性均衡的情况，因此存在国际经济协调改进福利的空间。综上所述，如果通过一定的国际利益转移，货币政策合作就能够完全弥补外国居民的福利损失，从而使合作均衡最终能同时提高两国的福利水平，这一理论结论对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政策协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 经验检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成为各国经济交流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结合本文的理论结论，我们针对国际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经验检验。
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APEC等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国间国际贸易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势。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所以在中美国际贸易结算中一直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粘性定价机制正好符合本文理论模型的基本假定。王胜和李睿君(2009)检验了人民币在中美贸易中的汇率传递程度，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价格传递程度很低；还有许多研究也表明美国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比较低(Campa and Goldberg，2008)。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出口企业看成是实行LCP定价的。虽然没有专门的研究来考察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定价机制，但是Obstfeld和Rogoff(2000)发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出口主要采用LCP定价，结合美元作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出口企业主要采用的是PCP定价。
我们对中美两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以考察是否与本文的理论结论相吻合。美联储虽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在实际调控中，依然是通过调整货币供给量来确保其基准的利率目标，本文理论模型中也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所以我们就对中美两国的货币供给关系进行考察。在经验检验中，中美两国的货币供给量M1和M2都来源于EIU Country Data的原始数据，通过对数差分的方法我们把原始数据转换成货币供给增长率，同理论模型中的变量保持一致。
中国是1993年正式确定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1993年才开始正式发布M1和M2的统计量。因此，本文以1993-2008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来分析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具体结果见表4，其中P值代表拒绝零假设时的出错概率。
为了增强本文结论的稳定性，我们分别考虑了滞后阶数从1～5的情况。首先，我们考察中美两国M1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选取的滞后期是多少，美国M1的增长率都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下成为中国M1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充分说明这个结论的稳定性相当强；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M1增长率的影响就不是很显著，这两点与本文的结论一致。其次，中美两国M2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是很显著，只有当滞后期较短时，中美两国货币政策才存在较为明显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可能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相关：由于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增发货币时就会出现乘数效应，时间越长，乘数效应就越明显；各国中央银行真正能直接控制的是基础货币，而M2远远大于M1包含的货币范畴，所以M1和基础货币的联动性更强，比M2更能反映一国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控走向。
为了考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中美两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否出现变化，我们分段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在前10年(1993-2002年)，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关系就更加符合本文的理论结果，美国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但是中国货币政策却没有对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明显影响。相对而言，后10年(1999-2008年)的Granger检验结果不是很稳定。在样本数据的前期，新经济使美国经济出现长达连续100多个月增长，美元一枝独秀成为世界上适用范围最广的国际货币。但是美国经济在新世纪初出现波动，欧元区的经济实力又不断增强，欧元逐渐成为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特别是最近几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走强，这时中美两国出口企业可能就会调整美元价格刚性的定价策略，因此同时弱化了中国LCP和美国PCP的定价机制。
综上所述，M1比M2更能反映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中美两国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相关关系，本部分的Granger因果检验基本上验证了本文的理论结论：采用PCP定价国家(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采用LCP定价国家(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这个结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考虑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王胜、邹恒甫，2006)，而且还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此外，加强中美货币政策的协调对提高中国福利水平也有重要意义。
七 结论
Devereux和Engel(2003)在开放经济中研究定价机制选择对国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Duarte和Obstfeld(2008)与Obstfeld(2006)通过引入非贸易品发现，即使在缺失支出转移效应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也不一定是最优的。然而，上述的研究都是基于两国对称定价机制的假定。然而现实经济中，由于各国经济情况的差异，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中，双方很可能采取不同的价格设定机制，例如中美两国。因此，考察开放经济中不对称价格粘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能影响就成为本文的最大贡献。价格粘性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两国消费、最优货币政策、福利水平等多方面的差异，本文的结论如下：
即使不存在非贸易品，不对称价格粘性也会改变国内外生产力冲击对本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与两国都实行PCP定价的情形相比，生产力扰动对本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复杂些，其影响程度与货币需求弹性的大小密切相关。低汇率传递的根本原因——LCP定价将会影响最优货币政策下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这一点和Duarte和Obstfeld(2008)结论类似，但本文纳什均衡下的汇率波动幅度和消费品中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份额相关。
在本国实行LCP而外国实行PCP的情况下，外国的最优货币政策仅依赖于他自己的消费水平，而和本国货币政策无关，这与Duarte和Obstfeld(2008)分析两国同时实行LCP的情形完全一致；但与此同时，本国的消费就很容易受到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所以本国最优货币政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和外国货币当局的政策决策相关。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发现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关系正好验证了理论模型的这些结论。此外，定价机制的不对称性导致了纳什均衡时两国福利水平的不同，由于本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所以本国居民遭受经济扭曲的福利损失要低于外国居民。国际经济合作能够有效地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虽然此时外国居民会存在一定的利益损失。
当然本文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的地方。首先，还需要更多的定量研究来验证本文不对称价格粘性的理论结论。其次，关于消费的对数效应函数是本文一个重要的理论假定，它保证了完全的消费风险国际分担，简化了理论分析。Obstfeld和Rogoff(2002)发现当把对数效用函数扩展到更一般的形式时，就会对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产生明显影响，所以这也成为本文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截稿：2010年1月
注释：
①Obstfeld和Rogoff(1995)、Devereux和Engel(2003)等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Cooley和Hansen(1989)也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实际货币持有量对个人效用的影响不可能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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