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从《孙子兵法》中借鉴了什么——也谈《孙子兵法》早于《老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子兵法论文,老子论文,也谈论文,早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第5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美籍华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先生的《中国最古私家著述：〈孙子兵法〉》，该文经过多方面考证，得出结论是《孙》早于《论语》、《老子》。过了三年，何院士又发表了《〈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注：见《〈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湾天翼电脑排版印刷公司2002年出版。），更明确其结论：“《孙》为《老》祖”。两篇大作发聋振聩。对于先秦思想史来说，是个“地震”。如果此说成立，会引发先秦思想史“板块”顺序的重新组合、重新认识。可惜这两篇文章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目前，《孙子兵法》的春秋属性尚未引起国际上足够的注意和研究”（注：见《〈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湾天翼电脑排版印刷公司2002年出版，第37页注。），拙文接着何院士的话题，比较《孙》、《老》之思想相通处，看《孙》、《老》孰先孰后，谁影响谁。
一、“兵家圣典”是否先于“政家圣典”？
如果细查《史记》，会发现那里就有某些《孙子》早于《老子》的某些记载：
1.成书时间记载确凿 《孙子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孙子见阖庐之前，《孙子兵法》十三篇已经撰就。孙武见阖庐，事在公元前512年。如果孙武与孔子年龄相差不大，那么其时孙武不过四十岁左右。
2.家学渊源基础深厚 孙武出身将门。其祖为将军，伐莒有功；其庶祖田穰苴更是大名鼎鼎的名将与著名军事理论家，晋师燕师闻其名而退其军；其书列入《司马穰苴兵法》中（注：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3.有著书的充裕时间与经济条件 公元前532年，孙武为避难由齐逃到南方吴国，曾身为贵族，无生活之忧虑。孙武在吴国深居达二十年之久，直到前512年他才见到吴王阖庐。十三篇当是他20年闲居时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先祖庶祖及前人成果的发展。所以《孙子兵法》乃“孙武之手定”，不像诸子之文“皆出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当然十三篇在进呈之后，孙武自己及后人会有所损益。
4.“君人南面术”决定了必须研究军事理论 《史记·老子列传》虽然没有说明白老子其人是谁，《老子》成书于何时，但从出土不久的楚简《老子》看，今、帛本《老子》，并非出于一人成于一时，再从《史记》详记老子之世系族谱看，尤其从“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看，《老子》成书于战国。也就是成书晚于《孙子兵法》一百多年。而《论语》成书于公元前420年左右，已成共识。可见孙武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尚未问世的孔、老著述。更谈不上孔、老对《孙子兵法》的影响，那么，孔、老有无可能受“兵家圣典”《孙子兵法》的影响呢？孔子是不屑于研究军旅之事的（《论语·卫灵公》曰：“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答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但作为史官的老聃或太史儋，则另当别论，他们的职务决定了他们必须记载并且研究军旅方面的事，何况春秋战国以来，战争越来越频繁，治国与治军本来就密不可分。再说作为一代思想家的宗师，作为“君人南面术”的设计者，岂有不研究《孙子兵法》之理？细读与仔细比较《孙》、《老》，不难发现《孙》对《老》的影响，《老子》对《孙子》有借鉴、有改造，并且还有某些移植。这里又有这样一个问题：上面说的《老子》是指五千言的帛、今本类《老子》，而两千言的楚简《老子》是否也同样如此呢？楚简《老子》下葬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它有无可能是春秋时老聃传下来的作品呢，它有无可能影响到《孙子兵法》？孙武的军事哲学，有无可能受楚简《老子》政治哲学的启发呢？看来不可能，楚简《老子》之成书，不可能早于吴王阖庐时的《孙子兵法》，此其一；其二，“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隐君子也”，他不可能很早就著书立说，即便有著述也不可能广为传播。正像很难从《论语》，从新近出土的简帛佚籍中看到孔子读《老子》，受到《老子》的影响一样，孙武也是不可能从楚简《老子》中汲取营养的。不过，这个结论能否成立，还是要再验之《孙》《老》的比较。
二、从基本战略性问题上的相通看《孙》《老》
为政与用兵，政治辩证法与军事辩证法的某种相通、相似、相合，在《孙子兵法》、《老子》中表现得很充分。这种相通，有直接的启发，也有间接的影响，还有的是不谋而合。所以在基本战略问题上，我们只提相通，还不敢说死：谁影响谁。
《孙子兵法》强调要自身先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计》）。所以必须首先致力于自身“不可胜”的努力，立于不败之基。同样为政治国也有“先为不可胜”的问题，也得要先站在不败的基础上。今本五十四章（以下只注章数）的话叫：“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绝”。因为当时的国家是一姓一族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子孙祭祀不绝”就不只是子孙继嗣的问题，而是国家存亡的问题，国家不亡，就必须解决“不拔”、“不脱”的问题，而首先是国君的“不拔”、“不脱”之建。如果国君多病多灾、性情乖僻、自身难保，就谈不上为政治国，保持（抱）国家了。其次是国君家庭宗室的“不拔”、“不脱”之建。如果宗室不和乃至谋篡逆，还有“妻为敌国，妾为大寇”，也难谈国之“不拔”、“不脱”、“不绝”了。所以老子说，“善建”、“善抱”的原则，首先要“修（治）之身”、“修之家”，然后再“修之乡”、“修之邦”、“修之天下”。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也是同一个理吗？
《孙子兵法·计》又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与之死，而不畏危。”为政治国也有“令民与上同意”的问题：“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四十九章）。即有道之国君、执政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愿，而以百姓的意愿为意愿。这比起“令民与上同意”之“令”，自然更会“与上同意”的。从这一点看，似乎《老子》胜于《孙子》，可否证明《老》之后出？
《孙子兵法·地形》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渊，视民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没有提“仁”，只提视卒视民如子，而且兵民连提。同样，治国也要视民如亲。老子说：“我恒有（囿）三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还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皆帛本文字，下同，今本六十七章）。战与守，既是军事，也是政治。看来老子、孙子在一唱一和。“慈”即“视民如爱子”，它是发自自然的天性，没有社会政治性，它是一种对民、对卒、对下属有如慈母之于儿女一般的理解与爱护。唯有如此，国君、为政者才能“俭”，才不敢拿人民利益去建功立业、争名夺利，去争先恐后。这样人民才会与为政者同生死共患难。
水，是孙子借以比喻用兵制敌的理想物。《孙子兵法·虚实》曰：“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同样，水也是老子借以喻政说教的理想物。“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帛本），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孙子只是以水比喻用兵之无常势、无常形。而《老子》则是在更高深的层次、用水喻政、喻君。水对于人、对于万物之恩惠何其深重呵，但水却默默无声，从不显示自己的恩德，更不索取任何回报。以上两则能否说明《老子》是对类似主张的发展？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已是人所周知的世界名言了。《孙子兵法·攻谋》接着说：“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老子也强调“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三十三章）。这里“知人”虽先“自知”，并不是说“自知”次于“知人”，实际上老子仍然是强调“自知”的。比如他一再倡导侯王以孤、寡、不榖即无德之人、少德之人、不善之人“自称”“自名”；又如他的“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就是为了侯王、为政者、为学者的“自知”的。如果王公真的以此自知自识自省自律，国家岂不少去许多过失与灾难吗？也许《老子》之知己与《孙子》无关，也许有感于《孙子》，果然如此，岂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
更重要的是孙子、老子都重视从全局来观察考虑为政与用兵。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显然老子将道与自然看作是最基本的，是决定天、地、人、王的。这里老子在抬高王，但是意思很清楚，王必须以天、地、道、自然为效法的榜样，服从天、地、道，更服从自然。同时老子将王列为国中“四大”之一，也是自然经济居压倒优势的封建国家的一种需要、一种必然，这正如将之于军一样。这就是从全局考虑为政。
同样，孙子对于用兵，也是统观全局，从整体出发的。《孙子兵法·计》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里道、天、地是基本的、决定性的，将与法必须遵从。而“将”与“法”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同“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样是关乎全局的。这里可以看出，孙子这种思想是与老子相通的，而且似乎《老子》站得更高。因为它是站在《孙子》的肩上的吧？
三、从战术策略上的相通看《孙》《老》
《孙子兵法·军争》说；“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其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待哗”固然要“以静”，避其锐，待其乱，待其远、劳、饥，也都需要通过“静”来实现。也就是说，用兵常常通过吾方之“静”，然后伺机打击敌方之惰、乱、哗、远、劳、饥。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争条件下还强调“静”。在和平环境中的治国也有类似问题吗？老子再三强调“好静”、“清静可以为天下正”、“静为躁君”……因为静可安、可定。对于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这是太重要了。同时还可以以静观动、以暗观明、以静观变；又可以静治心、遏欲、治身、治家。静在为政中的重要性，要超过用兵。
《孙子兵法·九变》说：“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老子则说：“祸莫大于无敌”（六十九章）。思想与行动上处于无敌状态，初则失去警惕与戒备，进而“近亡吾宝”，必然削弱乃至丢弃慈、俭等法宝，这就距国亡身灭不远了。这与孟子所说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是一个意思，也与孙子上述思想相通。老子在同一章里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即我不敢挑起战争，而宁愿作应战的准备。不敢打敌不来、敌不攻、我主动的如意算盘，而作敌来、敌攻、我被动的防备。这样才能“两军相若，则哀者胜”。与其说《老子》是在谈政治，不如说也在谈军事。
《孙子兵法·作战》说：“兵贵胜，不贵久”，“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久，必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同样，老子不仅一再说：“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只有“不得已而用之”（三十一章）。不得已用兵时还要“铦袭为上”，铦，锐利也；袭，轻装地突然袭击。锐利地而且又是轻装袭击，自然也会得到“速”与“胜”之效果的。
《孙子兵法·军争》说：“军无辎重则亡”。同样，“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重”（二十六章），君子者，君王也，军队的最高统帅，不论走到哪里，不论白天夜晚，都不能离开辎重、警卫。《孙子兵法·火攻》曰：“主不可以怒与师，将不可以愠（生气）致战”。《老子》曰：“善战者不怒”。老子之弟子文子说：“忿无怒言，怒无作色，是谓计得”（《文子·上德》）。意气用事、个人英雄主义、一触即发、火冒三丈，对于用兵是致命性毛病，同样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条件下的为君为政也是自杀式的弱点。
不仅如此，《孙子兵法·军争》所说的：“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老子》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也是说的同一道理。同时老子用在为政为君上，可谓登峰造极：“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六十六章）。“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无私而能成其私”（七章）。“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三十四章）。圣人之所以能够变得伟大，是因为他不自以为伟大……如此等等，不就是“以迂为直”的极至？难道不是胜于《孙子》的地方？
《孙子兵法·行军》对于识别敌军外交辞令有两条精彩的结论：“卑辞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译为白话就是：敌人使者言辞谦下而部队却加紧备战的，是企图向我进攻；敌人使者言辞强硬而部队又向前逼进的，那是在准备后退。《老子》则说“正言若反”——正话反听，或正面的话含有反面的意思。毫无疑义：这两种论断相通，但后者之所指、后者之精炼，能否说明它的后出和超越了前者？
以上很难说一定就是《孙》影响了《老》，如果说《老子》的作者，比孙武经历了更多更大的历史教训的结果，但《老》有所借鉴于《孙》，则是大致无误的。
四、从“诡道”的移植方面看《孙》《老》
何炳棣院士的两篇论《孙子兵法》的文章，提到老子之愚民与欲擒故纵之权谋，乃出自《孙子兵法》。其一，何院士说：“《老子》把《孙子》愚兵的理论和实践提升扩大到愚民”。《孙子·九地篇》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老子》则说：“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智也。故以智知邦，邦之贼也；以不智知邦，邦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此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六十五章）不仅如此，《老子》更提出：“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责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智〔者〕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三章）军事保密与战争求胜的需要，使孙武提出“愚士卒之耳目”、“若驱群羊”。再比较《老子》的愚民理论，显系事后的发展。《老子》而且明确指出愚民的关键第一在不尚贤，第二在使那群智者不敢胡来。真是抓住了要害！由此也可以看出《老子》的后出吧！
其二，欲擒故纵。《孙子·计》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与《老子》三十六章的：“将欲拾之，必姑张之；将欲弱之，必姑强之；将欲去之，必姑兴之；将欲夺之，必姑予之……”岂不同出一辙而略高一筹？
那“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套用上面孙武的话说，岂不就是“为，而示之无为；事，而示之无事；味，而示之无味”？要不然，臣下的奉迎讨好，闻风而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一下十”的规律发挥作用，岂不会把事情弄糟？何况还必须瞒过敌国的窥探呢。《孙子兵法·虚实》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即用兵的极至在于迷惑敌人，不露一点真迹，连埋藏得很深的间谍也不能窥测到实情，即使很有智谋的人也无法设谋。《老子》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不也有类似的考虑吗？《老子》说的：国家的权道机制运行是不可以昭示于众的，更不可假借于人，即“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它已经大大超过孙子的战争谋略了。
五、从防止“奇正之变”看《老》对《孙》的改造
从楚简《老子》看，老子承认“势大象，天下往”，即权势盛大，实力雄厚，能够使天下归往。但老子并没有任何兵家法家的任势、造势，“执柄以处势”的主张。《孙子兵法·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哪里会不知道这些理论？同时也必定会承认和肯定“以奇用兵”，而且还肯定对待政敌也会用奇。但总的却是力主“以正治国”，反对“奇正之变”，以及把任势、造势用在为君治国上，这对于本来就是战争体制与军国一体下的各国显然是十分正确又十分艰巨的。那么《老子》所谓的“以正治国”是什么呢？它不是什么仁义、兼爱、泛爱众等，而是极简单的几条：“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什么是“正”？正即是为君和统治阶级的治国不为私而为（无为），不为私事而事（无事），不为私欲而欲（无欲），不为一己权力功名扰民动天下（好静）。药方很简单，真能办到，那绝对能避免以奇治国临民的。《老子》说了上面这段话后，紧接着就提出防止“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一套方略，可惜它被今本《老子》严重模糊。按照帛本的文字，非今本的文字，其原文如下：“其正闵闵，其民屯屯；其正察察，其邦夬夬。祸，福之所依；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谦（非“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朓（非“耀”）。”（五十八章）人们熟悉“祸，福之所依；福，祸之所伏。”其实这个论断是为下面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论断作铺垫的。《说文》云：“复，行故道也。”所以这两句话的译意是：“正道复归于权诈，善良复归于邪恶。”祸福是相依相伏的，同样，正与奇、善与妖也是会相互转化的。《老子》的这个论断正是接着上面“以正之国，以奇用兵”而来的。怎样“以正之邦”呢？即为国为民，不从私利出发，这即“正”。而所谓“以奇用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善于创造作战方式，善于选择敌人想不到的攻击时间，善于选择敌人想不到的主攻方向，善于使敌以奇为正，以正为奇。能否“以奇之国”呢？显然不能使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人民，而是要“以正之邦”。但是祸福相通，福祸转化，为国以正不以奇，但为国者出于私心私欲的作为，又往往会以奇不以正，借用兵诡奇之术，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也就是将兵不厌诈，变为政不厌诈；将兵以诈立，变为政以诈立。这样，就会正确变为谬误，善良变为邪恶，正道变为诡诈，伟大变为渺小，光明变为黑暗。“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老子》开出了防止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方略有三：第一，就是上面的无为、无事、无欲、好静。第二，帛本的文字是：“方而不割，谦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朓”（今本为“廉而不刺”“光而不耀”，误）。《说文》云：“朓，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夏历月底，本来见不到月亮，但此时月亮出现在西方，超常之意。与今本之“耀”字含义不同。译为白话即“方正而不生硬固执，谦虚而不伤害别人，直率而不肆无忌惮，光亮而不超常超前”。第三，按照今本《老子》的文字，“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它被译释为：“政治宽厚，人民就淳朴；政治严苛，人民就狡黠。”（见陈鼓应：《老子注译与评介》第293页）但是按照帛书《老子》的文字（“其正闵闵，其民屯屯；其正察察，其邦夬夬”）译为白话就是：“〔对能不能〕以正为国，常怀忧虑，他的人民也就会谨慎仁厚；对以正为国一味标榜，他的国家就会刚愎自用。”显然帛本正确，应依帛本。所以《老子》此章防止以正治国变为“以奇治国”的主药是：对以正治国常怀忧虑，唯恐不正，这样，“正”就能保持与不变味。如果一味标榜，大吹特吹，那么，君国就会变得刚愎自用，超前超常，急急忙忙。老子说：福祸是相联的，它是没有定准的。治国必须以正不以奇，但一旦刚愎自用，又往往会“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所以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正，奇之所依；善，妖之所伏。”可见，作为军事哲学的《孙子兵法》，当然只能从用兵出发，强调“奇正之变，不可胜穷”，而作为政治哲学的《老子》，主要谈的是为君、为政治国，它所强调的是“以正治国”，虽然也承认“以奇用兵”。但上述两章及其他有关的章说明老子为防止“正奇之变”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了。由此也可以看出《老子》是如何从《孙》那里汲取借鉴与营养的，目的在防止移军于政的种种弊端。总之，从防止奇正之变看，《老子》后出，而且是后来居上！
六、倡导“无名”者《孙》先于《老》
王弼用“本在无为，母在无名”概括《老子》。极准确！因为无为必无名，无名方能无为。所谓“无名”之“名”，它与“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的“名”不同。后者指认识、概念、称谓等，而《老子》更多的“无名”之名是指毁誉、荣辱、功名之名。无名即安于无名、不求名、更不争名。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还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孟子也说“耻没世而无闻焉”。庄子、韩非子等都说过同样的话：“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这些说的是一般人。而对于侯王来说，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必须安守无名。是谁首倡无名？自然不是孔子，也不是老子，首创权看来当属孙武。其《地形》篇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说的是将帅在决定进与退，战与不战，不能以一己之名望为转移，而应唯人是保，国家利益至上。如果搞个人英雄主义，贪功冒进，死打硬拼，不顾人民与士卒的死活，那非吃败仗不可。而侯王的地位比将帅更特殊、更重要。将帅之上有国君，中有同僚，下有将士的牵制，而侯王则手握各项大权，几乎不受任何制约，而他的声誉与荣耀，地位与权力，已经至高至上。居此高位，不安守无名，不守朴守静存真，反而求名争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那会怎么样呢？“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侯王好名，奉承、讨好、吹捧、加码的会蜂拥而上。不用说，它必然给侯王个人进而给国家带来困辱，结果又必然是人民遭灾受难。所以《老子》一书直接间接进行无名说教的多达四分之一。如帛本首章首句就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有德而不以为德，自然也不以德钓名争名。并且按照帛书《老子》的排列，再按照帛本的文字，其最末一章就是将《老子》之说教总括为“侯王守无名”：“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下将自正。”这自然是无数君王求名求荣取辱、使国家人民遭灾受难的历史教训总结，但是孙武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说教对《老子》就没有丝毫影响吗？应该说多少有些吧！
孙、老思想方法上的相通还表现在深刻的辩证思想上，他们都能同时把握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依存、互相转化。一个是从军事方面升华战争的经验。一个侧重于政治、升华政治历史经验。他们分别形成各自的军事哲学与政治哲学。对此，何炳棣院士已有深刻的分析。这里不再重复了。
《孙子兵法》现今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成为中国和世界兵家的必读物，甚至还被国内外的企业家所运用，这说明军事哲学的某些东西是超时代、阶级、地域的。它的某些规律对于任何社会、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有参考乃至实用价值。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的阶级性、时代性、地域性与军事哲学有所不同。但是也有许多精湛的思想是超越时代、超越阶级、超越国度，像《孙子兵法》那样具有普遍意义。尽管老子的一些思想确属糟粕，或者早已过时，但大部分仍具有生命力和长久的借鉴价值。遗憾的是《老子》被人们认识和运用的程度远不如《孙子兵法》。当老子成为“太上老君”、变成教主之后，《老子》被称之为《道德真经》，同时为了适应政治与宗教的需要，它的篇次遭颠倒、章次被调整、分章结构被压缩、某些文字被篡改了。《老子》本来就是“辞称微妙难读”的，这一来它的政治哲学更模糊了。它需要根据简帛两古本《老子》进行研究、复原、“破译”与“开发”。相信有一天，像兵家圣典《孙子兵法》那样，政家圣典《老子》也会以其本来面目再度重现于世，继续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同时也会为我国从政者所认识，所学习，成为中华民族古代灿烂文化的伟大见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