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金小说集》：《出版者的话》及其叙事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者论文,小说集论文,功能论文,别尔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C.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创作于1830年的“波尔金诺之秋”。这部全称为《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的作品包括有五篇小说：《射击》（10月14日），《暴风雪》（10月20日），《棺材店老板》（9月9日），《驿站长》（9月14 日）和《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9月20日）。
作为俄罗斯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作品之一，《别尔金小说集》为我们展示了19世纪20年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出一系列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贵族、外省地主、军官、小官吏、城市小手工业者等等；表现出小说主人公丰富、复杂的个体心态以及19世纪20年代群体的社会心理。其中，《驿站长》成功地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由此揭开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底层形象系列的帷幕；表达了作家深刻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思想。
综观《别尔金小说集》，可以发现：这部作品历史内涵和审美价值的给定与作家的叙述艺术——视角的选择、叙述者的构拟、叙述接受者的认定、叙述时间的确定、话语模式的建构以及非叙事性话语的切入等等，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叙述者角色或形象的构拟在整体叙述话语中发挥了主导的影响和作用。“叙述者的出现，事实上是小说别具异彩的特征，这就把它从更为直接的戏剧或诗歌描写中分离出来了。”（注：泰勒：《理解文学的要素》，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叙事学理论认为，叙述者指陈述行为主体，或者指声音或讲话者。在叙事本文中，它与视角合同构成叙述。在表层结构上，叙述者作为叙述行为的直接实行者，其行为通过对特定叙述话语的操作和建构，最终完成包涵有“命题”和“情态”的叙事本文。叙事学在“叙述者”概念的外延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以盖利肖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在选择叙事角度时，你是在选择一个人物来讲述你的故事。选择着眼点时，你却是在选择这样一个角色，作者能分析他头脑中的想法”（注：盖利肖：《小说写作技巧二十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8页。）由此得出结论：“叙述人物”（故事名义上的讲述者）并非属于“叙述者”（故事的实际控制者）；与此同时，以热奈特、多莱泽尔和布斯等为代表的另一观点则将“叙述人物”归入特定类型的“叙述者”范畴。基于以上界定，本文认为：在结构意义上，“叙述人物”与“叙述者”并非同一，虽然两者均为隐含作者构拟且存在于叙事本文中的角色或形象中。然而，就“叙述人物”与“叙述者”主导的要素（以视角为核心的整体叙述模式、叙述情境、叙述文体等）而言，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同一性。因而，我们不妨以“叙述者”取代“叙述人物”对叙事本文进行指示性分析。因为文学解读从不意味所谓的“理想研究”。
在研究《别尔金小说集》的传统文献中，《出版者的话》几乎不为关注。我们认为这与评论家基于社会学或历史分析的“期待”不无关联。因为只有将分析焦点基于叙事本文的主体故事或情节，亦即话语标记为《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和《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评论家才能解读出期待的价值或意义。其次，隐含作者的叙述策略也必使得读者形成误读：在这篇署名亚·普的《出版者的话》中，作家（由亚·普的隐示而得）以出版者的角色向读者介绍的作者的生平。尽管读者并不相信五篇小说是由别尔金写就，但《出版者的话》一文还是获得了叙述策略的意义，自身并不反映任何作为传统解读基础的价值。由此，叙述程式的结论使得《出版者的话》失去了应有的结构意义。
事实上，《出版者的话》首先使《别尔金小说集》获得了叙述的层次性和结构的完整性（该结构与欧洲传说小说叙述模式类似，但不尽相同）；同时也使得《别尔金小说集》各篇小说构成的“意义链”，获得了新的组合。而这一切的实现均基于叙述者——亚·普·。在《出版者的话》中，亚·普·首先完成了第一层次的叙述话语：
为此，我们曾去向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特拉林娜讨教，……可惜，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别尔金的任何情况，……她建议我们向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一位可敬的先生求教，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我们去了信，并且收到下列这封令人满意的回信。我们未作任何修改，也不加任何注释，把它发表在这里。
《出版者的话》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叙述者，即外叙述者“亚·普·”和内叙述者“一位可敬的先生”。而外叙述者“亚·普·”则处于主导的地位。须指出“亚·普·”作为叙述者，并非意谓作家本人。“对于叙事艺术来讲，叙述者从来就不是作者，不论大家知道与否，叙述者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出来并被接受了的角色。”（注：普兰斯：《叙述接受者研究》，《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1期。）在此，“亚·普·”是作家的“第二自我”，即叙述主体构拟的叙述角色或形象。“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纸上的生命’。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的）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叙事作品中）说话的人不是（生活中）写作的人，而写作的人又不是存在的人。”（注：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根据叙事学理论，“亚·普·”这一叙述者角色或形象的确立，促使它与叙事主体（第二自我）、作家得以分离。同时也促使“亚·普·”形象的“假定性”为基础的叙事本文取得了独立的“意义”。
由此，我们得出：《出版者的话》一文并非一般意义上在此语境背景中使用的艺术手段。它作为“假定性”的叙事本文与五篇小说处于不同层次的叙述话语之中，同时又作为综合上述五篇小说的“第一篇”小说实现了《别尔金小说集》整体结构的完形。也就是说，《出版者的话》的统合作用使得《别尔金小说集》成为基于语义联结的、具有分立情节的一部小说。值得说明的是，《出版者的话》在情节上与五篇小说的间离表明：它的作用并不简单地归于叙事学界定的“支配”或“框架”。确切地说，它担任了语义一框架的角色，即它是通过基于特定视角的叙述话语，对五篇小说的“命题”和“情态”进行语义介入，以最终实现其框架作用的。
其次，《出版者的话》又一显著的叙述功能在于为《射击》等五篇小说构拟了直接的和间接的叙述者形象或角色，为叙述选择了切实、有效的视角。
在《出版者的话》中，被叙述者包括两位：“一位可敬的先生”和伊·彼·别尔金。须指出，在该篇叙事本文中，与叙述者分属不同叙述层次一样，两位被叙述者也各自位于不同的叙述层次。然而，与同时担任内叙述者的“一位可敬的先生”不同，别尔金作为被叙述者具有核心意义，或者说《出版者的话》的叙述内容是关于别尔金的“故事”。
“别尔金的故事”——“一份十分翔实的传记材料”，它为我们展示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卒年月、职务、家庭情况以及他的职业和性格”，在叙述时限上，《出版者的话》以“概述”的方式介绍了他的父母、童年教育、军旅生涯以及退伍后的生活，展示了他的性格、品性、志趣、“弱点”和“贵族青年的通病”，别尔金在乡村教堂管事处完成了初等教育。由于家庭熏陶，从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培养了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别尔金温柔善良、诚实可爱，但不谙经营，疏于管理家业。
基于现实主义流派的美学观，叙述主体为实现叙事本文的“真实性”采用了一系列叙述策略，如将“别尔金的故事”定义为“作者生平”（“一份十分翔实的传记材料”——“他的言谈中以及本人的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并请求“出版者”隐去叙述者的姓名。更甚之，叙述主体在“故事”之下，设置了两个注释。
（1）【关于性爱的“故事”】：有一段轶事，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写进去，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保证，这段轶事决不会损害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死后的名誉。
（2）【关于题材来源】：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 每篇小说前面果真都由作者亲笔写着：从某处听到（职衔或职业和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兹为好奇的读者摘录如下：……
以上两个注释分属不同的叙述者——“一位可敬的先生”和“亚·普·”，然而均系叙述主体为实现叙述接受者——“我们文学爱好者”和“读者”对叙述“真实性”的认同，而运用的叙述策略。
须强调，别尔金并非《射击》等五篇小说直接的叙述者。在《出版者的话》中，叙述主体通过间接的“指示性话语”表明：“这些提到的小小说大多是真人真事，是他听人家说的。可是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而村名则出自我们附近的村庄”。与这段话语相应的注释告知了《射击》等五篇小说直接的叙述者：И.Л.П中校（《射击》），К.И.Т.小姐（《暴风雪》），Б.В.（《棺材店老板》），九品文官А.Г.Н.（《驿站长》）和К.И.Т.小姐（《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以上指示性话语及其注释证明了由这四位叙述者建构而成特殊的叙述中介的存在。与此同时，指示性话语还提供了叙述主体所采用的叙述方式和策略，隐示出这部叙事作品的“虚拟性”。
接受理论认为，期待视界作为读者“对每部作品的独特的意向”，具有明显的“先在性”，但它同时又受制于作品本文的种种特征、标记和说明。其中，有关叙述者的标记则是读者接受和把握叙事本文的关键所在。“别尔金的故事”的叙事意义在于：叙述主体在此构拟了诸多层次的叙述者角色或形象（旨在保证叙述接受者对叙述“真实性”接受的叙述者角色或形象），以此为继后的叙述语篇——“五篇小说”确定了叙述视角、叙述语境、叙述情境以及叙述文体。在此前提下，突现出“五篇小说”叙述者的视界——个体文化语言的、心理性格和社会历史的视界，从而为叙事本文的接受者——读者，在深层结构上把握叙述者意识映射之下“本文视界”以及“本文世界”之后“经验世界”、领会“本文世界”和“经验世界”两种图景的互动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别尔金小说集》作为俄罗斯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作品之一，成功地运用了诸多的叙事手段，在视角的选择、叙述者的构拟、叙事接受者的认定、叙述时间的确定、话语模式的建构以及非叙事性话语的切入等方面，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尝试，从而为实现作品的历史内涵和审美价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得俄罗斯近代小说叙事艺术最初迈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