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巢穴——学校管理理论如何走出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巢穴论文,学校管理论文,困境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校管理理论如何摆脱脱离实际的困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关系到理论的存在意义以及实际的存在状态。不能真正影响实际的理论有什么意义？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际又只能处于自在的状态。这样势必影响教育改革的积极推进。因此，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对此，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谈到学校管理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两类人——教育理论工作者（通常指高校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可称其为“学术人”）和教育实际工作者（通常指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我们可称其为“实践人”），似乎只要理论工作者深入下去，实际工作者“武装上来”就可以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凸显出不可忽略的第三类人——教育行政工作者（通常指各级教育行政官员，我们可称其为“行政人”）。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必将越来越清晰的第四类人——教育消费者（通常指学生及家长，我们可称其为教育“消费人”）。最后，我们尤其要研究这四类人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不同地位、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状态，正是这诸多的因素，才造成了学校管理理论脱离教育实际的现状。
制度合理性的丧失与制度的变革
让我们先来看看“实践人”的困惑。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来自基层教育实际工作者的疑问：为什么“上面”总是让他们学习新理念、转变旧观念，但相应的制度却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不是让他们为难吗？他们说，能否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行为，主要靠两个条件，一是思想，二是制度。先进的思想是先进行为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两个条件中，思想是软的，制度是硬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俗人，是制度中的人；并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乏先进的思想，但由于上级对考试成绩的要求及其相应的制度制约，使他们没有办法改……
看来，制度的制约成了“实践人”运用理论的障碍。
课程改革一启动，来自实验区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就开始站在实践的角度提出：评价制度不改，高考制度不改，如何进行课程改革？班师比不变，如何进行合作学习？教师职称评定制度不改，综合课怎么开设，教师又如何评定？……一大堆的实际问题，其中大多是制度问题。“人是制度中的人”，这话很深刻，似乎比“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到位。正如人们所说的“利害！”关系，在亲情、友情、同事情的关系中，最“利害”的还是制度中的关系。
教育改革确实引发出许多制度问题，这很自然。教育制度是已往教育价值判断的体现，是已往教育教学行为的规范，它的存在肯定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制度的相对稳定性、系统性、现实中的合理性以及人们对它的依赖性，所以使制度的改革就变得非常艰难。改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改革自己的习惯，因而它会使人望而生畏，甚至成为人们拒绝改革的客观理由，这是制度的异化。制度的“现实合理性”成为理论脱离实际的第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制度的合理性是相对的，它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丧失，改革是必然的。教育改革就是要突破原有的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教学行为。制定制度的人更该自觉地克服制度的惰性。摆脱现时制度合理性的制约，寻找制度变革的突破口，是走出理论脱离实际困境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制度的变革仅仅靠“自觉”是不够的，它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例如：大家对考试驾轻就熟，省时又省力，因而一不留神就容易还回到过分重视考试的老路上去。
问题是，不用考试评价学生、教师、校长，又该用什么去评价呢？有了新的理念，具体的经验性知识和便捷的操作技术在哪里？又该由谁去总结？
理论的缺失与理论研究范式的重建
让我们再来看看“实践人”的另一个困惑。
在进行校长培训时，我们常会听到校长们这样的反映：听专家学者们讲课，经常是在最紧要处就没了下文……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反思，学者们到底都讲了什么，又没讲什么？什么对于“实践人”来说才是最紧要的？……
看来，似乎是因为“学术人”讲的“理论不够完整”，才使得“实践人”无法去运用理论。
理论长期脱离实际，会不会是由于我们的“理论”本身有缺失？我认为，首先应该反思我们的理论。例如：讲选修课的开设，学者往往会讲“什么是选修课”、“为什么要开设选修课”，而校长们更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学校里开”和“具体怎样开”，即具体的经验性的知识和技术。可是当校长们想继续听下去的时候，学者却不讲了。于是，校长们提出能不能将内容讲完。其实，不一定是学者没讲完，而是学者背后的那个理论界没有认真研究“在什么样的学校里开”和“具体怎么开”。由此看来，学者们讲了“是什么”、“为什么”，而没有讲“在哪里”和“怎么样”。学者没讲完的根本原因是理论研究上的不完整，这应该是学校管理理论脱离实际的第二个原因。让我们设想，假如我们的理论研究是完整的，也就是说既研究了“是什么”和“为什么”，又能够研究“在哪里”和“怎么样”，这样的理论就不会脱离实际了。
长期以来，学校管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方向，一种是注重学习和借鉴国外学校管理的理论，俗称“海派”；一种是提倡借鉴企业管理的理论，认为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接轨有利于学校管理的正规化，或许可以称为“企业派”；还有一种是关注对学校管理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即所谓的“土派”。在这三种方向中，第一种研究了“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国外的“在哪里”和“怎么样”，但对中国的“在哪里”和“怎么样”往往没有深入的研究，因而常常会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第二种充分重视了企业管理与学校管理的共同点，却往往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即企业管理理论在学校中的适用性，它同样忽视了“在哪里”和“怎么样”。第三种与前两种不同，它关注了“在哪里”和“怎么样”，即在哪些学校具体做了些什么，却似乎又忽略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由此看来，构建包括以上四个方面内容的较为完整的学校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是走出理论脱离实际困境的第二个条件。
学校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之所以应该包括以上所说的四个方面，主要是由学校管理的知识性质决定的。学校管理是实践科学、行为科学，因而其研究必须与现场、行为紧密相联。走进学校，走进实践，与实际工作者携手进行合作研究，是学校管理研究者不可缺少的硬工夫。
关键是，理论工作者会走到实践中去吗？愿意研究具体的经验性知识和技术吗？是什么因素阻碍着他们走下去？
权力的分割与功利的掣肘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践人”困惑背后的原因。
研究者发现，在地方教育志保存的教育资料中，被保存最多的是领导的讲话，而且相对较完整。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虽然已经开始重视学术的作用了，如请专家给下面的校长和教师开讲座等，但行政领导自己却常常以“没有时间”为由不参加。
在高校，显示教师业务水平的一个硬指标是看其是否出版了学术著作或在A（一）类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而这些著作和文章大多是理论性的。
高校是学术圈子的中心，中小学的教科研是否有水平，必须得到专家的认可，专家们享有对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科研水平的学术评审权……
理论与实际结合最终体现在“实践人”身上，但第一部分显示，是制度制约着“实践人”，而制度背后是“行政人”；第二部分显示，理论也制约着“实践人”，而理论背后是“学术人”。由此，似乎可以这么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行政人”与“学术人”分别有着不同的权力并“各行其是”的结果——
“学术人”拥有的主要是“学术权”和“话语权”，而“行政人”拥有的主要是“制度权”和“行政权”。这两种权力往往是各自为政的。为了捍卫各自独立的地位，“学术人”和“行政人”都筑起了各自的巢穴，制定了各自的“行规”。“学术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话语制度（诸如必须在某某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什么性质的文章）。这种制度虽有利于学术的规范与发展，但同时也隐含着对行政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难怪我们常常听到“行政人”和“实践人”（站在“场外”）发自内心地发出对学术的呐喊，但（处在“场内”）在学术研究中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行政人”是通过更厉害得多的制度来说话的，制度又使“学术人”的话语事实上不被尊重。为了捍卫这种制度权，“行政人”创造了一种惯例，即在行政制度中，领导者的讲话有着比“学术人”的话语更高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来自“行政人”对现实的了解和较强的针对性，同时也隐含着对学术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行政人”与“学术人”不自觉地“各行其是”，最受罪、被动的还是“实践人”——校长和教师们常常会感到困惑，是听领导的，还是听专家的？
由此可见，权力的分割成为理论脱离实际的第三个原因。无疑，促进权力的结合也就应该成为走出理论脱离实际困境的第三个条件。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应继续发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权力的分割？
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利益。“行政人”有行政人的利益及其独特的获取利益的方式，“学术人”有学术人的利益及其独特的获取利益的方式。这些利益及获取方式，在生活中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常识，按照这种常识去做，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获得利益，否则就要困难得多。比如：高考的压力依然很大就与考试制度有关（在我看来，高考和考试制度不是一回事，人们通常混淆着使用。高考是任务，而考试制度是为完成它而制定的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平时要求学校搞素质教育，但到关键时刻“要分”一点也不含糊。考试成了评价的硬标准。“考研”部门（指有的教研部门）不断设计着一次次的考试，使教师和学生不得不天天生活在考试的氛围里……高考变成了复杂的制度，高考的压力被这种制度放大了……
由此可见，“行政人”和“学术人”对利益的追求是造成权力分割的更深层的第四个原因。因此，走出狭隘的功利主义，走向对广大人民利益的关怀，是理论走出脱离实际困境的根本道路。
那么，这两种权力有没有结合的可能？怎样才能结合呢？
其实，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有远见的“学术人”和“行政人”。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将希望寄托在少数人的自觉上，而更应该找到这条道路可能出现的理论依据，即推动这两种权力结合的力量，或者说是找到制约二者的共同利益。我的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权力将成为最高的权力，“消费人”的地位将被凸显，他们将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并成为最大的利益供给者（过去，人们的利益主要是由“上面”供给），他们能“引导”许多东西。现实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术人”认识到真正的话语权并不在学术圈内，而是在教育“消费人”和“实践人”（因其直接为教育“消费人”服务，所以其权力将随着“消费人”权力的增大而增大）当中。不深入实际的话语就没有听众，没有听众，就可能连生存权都会丧失。同时，越来越多的“行政人”也认识到，制度的权力是相对的，只有不断地学习理论，改革制度，才能适应教育“消费人”的需求，因而也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原来被动接受“学术人”和“行政人”权力影响的“实践人”和教育“消费人”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这是中国教育发生的一次重大革命。只有当“学术人”和“行政人”真正看到了“实践人”和教育“消费人”的重要性，尤其是看到他们对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时，才可能真正走到实践中去，也才能真正确立起“人文精神”和“服务精神”，并为了新的利益而彼此结合，谋求发展。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行政人”需要根据学术人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构建新的管理制度；而“学术人”也需要“行政人”提供的管理平台来进行学术服务。看来，“学术人”与“行政人”真正携起手来，走出各自的巢穴，了解“实践人”和教育“消费人”的真正需求，将话语权和制度权结合起来，是理论走出脱离实际困境的第四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