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气候变迁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地区论文,殷商论文,气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气候变迁是古代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对古代社会的环境变迁、经济和政治生活以及民族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全面地认识古代气候变迁的真实面貌，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商代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对这个时期的气候环境变迁进行系统地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于商代后期的气候研究者颇多并且争议较大，而对殷墟以前的商代气候研究则较少涉及，所以对整个商代的气候变化情况缺乏一个较为整体的认识。本文试从多年来考古发掘中所反映出的气候信息并结合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对殷商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变迁情况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商代以前的气候概况
大约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地球史进入全新世时期，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时期。此时正处在末次冰期之后，气温开始回升，但仍偏干凉。大约到了5000年前左右时，气候进入了最温暖适宜的时期。竺可桢先生在1972年研究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史时，认为“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① 由于这个时期和仰韶文化时期的联系，所以被称为“仰韶温暖期”②。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夏商时代正处于“仰韶温暖期”的后期。
尧舜禹时代曾经发生过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这一时期气候变暖、气温升高、冰川消融、降水增多、河流决溢以至于洪水滔天，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大禹治水”故事。许多文献都对这一事件作了追述。如：《尚书·尧典》“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管子·山权数》“禹五年水”；《荀子·富国》“禹有十年水”；《淮南子·齐俗训》也有“禹之时，天下大雨”；《史记·五帝本纪》“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对于这一洪水事件，在考古材料上也有很多相关的遗存能够提供佐证。登封王城岗、辉县孟庄等龙山文化城址都有被洪水冲毁的痕迹，对此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降雨量过大引起的山洪暴发所致。另外，在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典型遗址江苏钱山漾、马桥遗址良渚文化晚期至马桥文化时期发现了较普遍的淤土层，吴江梅埝遗址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堆积厚达0.4米～0.9米的河流淤土层。环境学者根据长江下游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认为“我国东部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曾发生过空前的大洪水，洪水虽以黄河中游地区为最大，但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样受到了这次大洪水的影响，当时长江可能有一支由安徽南部经东坝进入太湖平原，使太湖平原的水位抬高，并淹没了低地，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形成了一层0.5米左右的灰黑色淤泥给先民们带来了几乎是灭顶之灾。”③ 俞伟超先生根据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的现象也认为“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④
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即夏代建立前夕，也是在此次洪水结束之后，气温开始波动下降，气候由温湿向冷干转变，到夏代后期达到严重干旱的程度。《古本竹书纪年》云：“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今本竹书纪年》说帝癸二十九年“三日并出”。《墨子·非攻下》：“遝至乎夏王桀，天有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夏代后期气候偏干，降水量减少，最后到夏桀亡国的时候，连夏代所依赖的生命之河伊河和洛河都断流了。在植被方面，二里头遗址在距今4000年之时，木本植物孢粉占总孢粉数量的17.5％，水生草本植物占24.9％，其中乔木以落叶阔叶的桦、桤、栎、桑为主，反映出较温暖湿润的环境。但自距今3900年～3650年，木本植物中阔叶树种突然减少，且以松属为主，草本植物含量大大增加，显示出气候向凉干转化的过程⑤。此外，内蒙古大青山调角海子的油松花粉浓度在距今3900年之后突然降低了1个数量级以上，一度消失的冷杉再度出现。从距今3700年～3500年前后开始，这一地区植物密度降低，森林环境为草原或森林草原环境取代⑥。洛阳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初步分为四期，分别与二里头遗址二至五期大体对应，相当于夏代中后期，在对其孢粉分析中，以蒿属、菊科、藜科、禾本科等为主的草本花粉占60％～80％，木本花粉一般少于10％，标志着遗址附近是少林的草原环境⑦。此外，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开始出现数量较多的水井，这些水井因为发掘时地下水位过高而没有清理到底。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水井，说明了降水量明显减少⑧。
二、商代早期（商汤至仲丁）
夏代后期的干旱少雨一直延续到商代早期。《世本》载：“汤旱，伊尹教民兴凿井以灌田。”《墨子·七患》云：“殷书曰：汤五年旱。”《庄子·秋水》：“汤之时，八年七旱。”《荀子·富国》：“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吕氏春秋·慎大览》：“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
以现有的考古资料，商代早期也发现了大量的水井，偃师商城目前至少已发现5座，大都深5米～6米（H25、H26⑨、H179⑩），最深的要超过6米（YSJ1D4H31和YSJ1D4H27(11)）。郑州商城的水井则更多，大都深达6米以上。郑州二里岗发掘区H1深约6.2米见水未到底，H2深约6.2米见水未到底，H3深5.41米时见水不到底，H4深5.3米时见水不到底，H5深5.6米时见水不到底，H6深7.8米以下全是软泥，H7深6.2米见水未清理到底，H9深5.95米，H12深5.06米时见水不到底，H13深5米时见水停工，H14深5.95米时见水不到底，H17深约至6米见水停工，H18深5.8米见水停工，这些灰坑应与水井有关(12)。水利部十一工程局郑州办事处发现1眼水井(13)，在河南中医学院东里路家属院发现2眼水井，其中编号为92ZSC8Ⅱ区H104井底距地表约11.6米，井深约8.1米(14)。黄委会青年公寓C8T35H73深6.98米～7.26米(15)，郑州医疗器械厂T5H1深5米时见水未到底(16)，铭功路H138深1.8米时见水未到底(17)。这些水井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掘的，由于地下水位过高而不能确知其具体深度。80年代以后，地下水位下降，在郑州电力学校一个灰坑H10内发现商代89ZDJ3、战国89ZDJ1和唐代89ZDJ2三眼水井，其中J3井口距井底深7.8米，开口于3层下，而J1和J2都开口于1层下，井口距井底深分别为7.55米和4米(18)，商代二里冈上层的某个时候的地下水位要比战国某时低1米左右，比唐代某时低4.5米左右，这说明商代前期的气候比战国和唐代干旱。郑州商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的地下水位为3米～5米（80年代以后，由于工农业用水的迅速增加而使地下水位急剧下降），而发现的水井深度大都是在水位线以下，说明商代前期比现在要干旱许多。
从商代二里岗期孢粉分析结果看，二里岗期的孢粉含量很少，二里岗下层的孢粉数量和种类较上层少，而且以草本类型为主，包括藜科、禾本科、菊科和葫芦科(19)，说明此时也是比较干冷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波动升温期。
三、商代中期（仲丁至武丁）
夏代后期的干冷气候一直持续到商代中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白家庄期时开始向温暖湿润转变，商代中期是整个商代最温暖湿润的时期。
首先，近年来发现的考古遗存发现有商代中期气候变暖的相关证据。郑州小双桥遗址主要为商文化白家庄期的遗存。从这里的孢粉数量和种类看，白家庄期比二里岗期要多。白家庄期的主要乔木类花粉有松、桦、枫香、栎、柳和胡桃。在白家庄上部出现了亚热带常见的分子枫香，说明此时气候具有一定的亚热带性质，气候比二里岗期更温暖和湿润(20)。此外在小双桥遗址中也曾发现过象和鳄鱼的骨骼(21)。在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之间）发现了2眼水井，J2是一眼早期（略晚于白家庄期）水井，井口到底深3.7米；J1是一眼晚期（相当于殷墟二期）水井，井口到底深6.02米(22)，可以看出商代中期的地下水位比以后殷墟时期的高出2米多，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商代中期比商代后期更加温暖湿润。此外，“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发现了圣水牛和四不像鹿的遗骨。至于四不像鹿，是一种喜水的动物，适合沼地生活。水牛的习性，与潮湿多水的环境分不开。因此，由这几种动物看来，滹沱河边藁城一带，在三千多年前是雨水充沛、气候温暖的地方，并且附近地区生长了森林。”(23)
其次，从殷墟早期发现的大量具有亚热带气候性质的哺乳动物骨骼所反映的种群数量来看，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温暖适宜气候的存在。在殷墟1928—1937年的15次大规模发掘中，曾经收集到大量动物骨骼。这批材料由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鉴定整理，认为多数属于哺乳类动物，达29种之多。数量在“一千以上者仅肿面猪、四不像鹿及圣水牛三种……其中一百以上者一为家犬、猪、璋、鹿、殷羊及牛等六种……在一百以下者，为数最多，计有狸、熊、獾、虎、黑鼠、竹鼠、兔及马等八种。至在十以下者，为狐、乌苏里熊、豹、猫、鲸、田鼠、膜、犀牛、山羊、扭角羚、象及猴等十二种。”(24) 说明喜湿热的肿面猪、四不像鹿及圣水牛的种群最大。在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很多捕获兕和麋的卜辞。如：
……我其兽（狩）盂，□允禽（擒）？获兕十一，鹿七十又四，豕四，麋七十又四。（《合集》40125）
□□［卜］，壳贞：今日我其兽（狩），有□兽（狩）？获，禽（擒）鹿五十又六。／贞：今日我其兽（狩）盂？□获兕十一，鹿□。（《合集》10308）
……其［兽］，禽（擒）？壬申允兽禽（擒），获兕六，豕七十又六，麋百又九十又九。（《合集））1047》
翌癸卯其焚，禽（擒）？癸卯允焚，获兕十一，豕十五，虎□，麋十二。（《合集》10408）
□禽（擒）虎？允禽（擒），获麋八十八，兕十一，豕三十又二。（《合集》10350）
以上所引武丁卜辞中，获兕之数多达11头的就有3次。刻有“获白兕”的《甲编》3939片是前中央研究院在殷墟第13次发掘的大兽头骨，经考证这应是商代犀牛遗骨(25)。说明在武丁时期，这些亚热带动物种群的规模就已经很大了。我们知道气候变暖、降水增多会引起喜湿热的植物物种的出现并逐渐繁盛，进而引起喜湿热的动物物种的出现并逐渐繁盛，这需要一个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的过程。像这样第一大物种种群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在武丁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就已经持续了很久，也正说明在殷墟时期之前的商代中期属温暖湿润的气候。
最后，从文献关于商代中期迁都的记载中，我们能够窥察到一点商代中期气候情况的蛛丝马迹，在这里可以作为商代中期气候温暖的一个辅证。“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后五”的五次迁都都发生在商代中期。关于河亶甲迁相和祖乙迁邢，《尚书序》记为“祖乙圮于耿”。伪《孔传》云：“圮于相，迁于耿”。耿与邢实为一地。被河水冲毁为“圮”。目前学界关于邢和相的地望尚有争议，笔者认为不管是“圮于相”还是“圮于邢”，如果“圮”字记载不错的话，也能察到当时降雨量增大、河水泛滥的迹象。关于南庚迁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南庚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关于奄的地望，文献所记都比较明确。《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续汉书·郡国志》：“鲁国，（古）奄国。”《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曲阜一带是连绵的低山地带。另外《尚书·盘庚》中有“先王适于山”语句。把都城选在地势较高、交通不便、取水困难的山区，也许是出于防洪的需要。此外，对《尚书·盘庚》中盘庚迁殷时的“殷降大虐”，古今学者也大都理解为洪水灾害。从这些字里行间中也能透露出商代中期降水增多、自然灾害频繁的迹象。
四、商代晚期（武丁至帝辛）
对于商代后期殷墟时期的气候状况，很多学者都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中以胡厚宣先生(26) 和竺可桢先生(27) 的温暖湿润说影响最大，后来学者信从者甚多。竺可桢先生认为殷墟气候以温暖湿润为主，同时也承认有较小幅度的变化和在距今3000年前（相当于商代末年）华北地区曾发生气温明显下降的情况。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陈昌远先生通过考察稻在北方的种植变迁后认为，黄河流域在殷墟时代的气候与今天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温润到干燥的缓慢变化而已(28)。通过殷墟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中所呈现出的环境信息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我们认为殷墟一、二期之间是商代中期以来温暖湿润气候的转折点，从此开始向冷干转变，直至商末达到严重干旱的程度。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1.动植物变迁相对气候变化具有滞后性，说明动植物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反映当时的气候特征。
殷墟气候温暖湿润说的主要证据，一是殷墟所发现的动物遗骸中有肿面猪、圣水牛、四不像鹿、竹鼠、犀牛和獐等等都是喜湿热的亚热带哺乳动物；二是在植物上根据竹的实物和竹鼠而推论有竹林的存在等。这些动植物遗存显然是反映遗址气候信息的关键因素，然而，我们在使用这些证据时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植物和动物变迁相对气候变化的滞后性。气候变暖、降水增多并不能突然就引起很多喜暖湿植物和动物的繁盛，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样，如果气候慢慢地向冷干转变，也不能使原有物种突然消失或者灭绝。商代中期的气候变暖，使商代中期的后段气候具有亚热带性质，从而使上述喜湿热的亚热带哺乳动物达到在当地的鼎盛时期。大致从殷墟一期后开始，气候慢慢地向冷干转变，初步表现为降水减少，喜热的植物渐渐减少，而喜干凉的植被渐渐增多。其实依赖于这种生存环境的动物并不能觉察环境的微小变化，它们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在气候偏干的商代后期存在这些动植物是合乎情理的，只不过会有一个由多到少再到消失的变化过程而已。《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说明在公认气候干旱的商末至西周时期仍有象的存在，只是由于一些人为因素才使其彻底南迁。再说，安阳附近在经过长达百余年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下所积累的湿地环境也并不是突然消失的，在殷墟东南部以及南部的广大地区，通过考古调查发现确实存在着大面积的湖泊沼泽湿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联合组成的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在对洹河流域的钻探表明，在安阳市区以东的洹河河道两岸，尤其是河道南岸3～4公里以内地区，曾发现一层厚20～40厘米，深2～7米的黑色或棕黑色沉积地层，该层依附于古地面、呈越往东越深的趋势分布。据调查者推测，该黑土层或为冲积扇前缘承压水形成的湖沼沉积物，在这一带没有发现西周以前人类活动痕迹(29)。动物的生存环境不完全消失，就会有其存在的可能。
至于竹子，20世纪9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就认为：“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竹的生长，除了一些人为的作用外，一直没有间断。温暖时期如此，寒冷时期也是如此。既然温暖时期和寒冷时期都是一样，再依它作为例证，说明不同时期气候的变化，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而竟是徒劳的。”(30) 如汉晋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2℃，是历史时期的一个寒冷期(31)。生活在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就是因为常在现在的修武一带的竹林中饮酒赋诗而得名。经考察发现，现在焦作地区仍有大面积人工培育的竹林。
2.殷墟“求雨”、“霾”、“雪”卜辞跟殷墟气候的温暖湿润相矛盾。
殷墟气候温暖湿润说的另外一条证据就是甲骨文材料中的几百条求雨的卜辞。但我们认为求雨不但不能作为多雨的证据，而且正是少雨的象征，因为只有干旱时才会求雨，如果雨水本来就很丰富甚至偏多，就没有求的必要了。胡厚宣先生早年曾选出151条记有卜雨或降雨月份的卜辞，按月份排列分析，得出结论“殷代自一月至十三月，终年可降雨”，“殷代安阳一带之雨量，必远较今日为丰”(32)。胡厚宣先生这一工作颇具开创性，把殷墟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但是在卜辞分期得不到圆满解决之前，单靠把相同月份归类研究的方法是否科学呢？再者，每一年的降水情况都可能有差别，何况二百多年的漫长时段呢？更何况殷代历法的真实面貌尚不为我们完全掌握，因此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十分突出(33)。所以陈梦家先生并不赞同这一方法(34)。
再者，殷墟甲骨文中也有“霾”和“雪”的卜辞。卜辞中有一个
字，郭沫若先生释作“霾”(35)。（1）贞：兹雨隹霾，贞：兹雨不隹霾（《合》13467）；（2）乙酉卜，争贞：风隹有霾（《合》13465）；（3）癸卯卜，王占曰：其霾……（《合》13466）。这些都是武丁时期的卜辞。《说文》：“霾，风雨土也。”《尔雅·释天》：“风而雨土为霾。”类似于今天的沙尘暴。孟世凯《甲骨文小辞典》179页：“雪”字早期作“
”，晚期作“
”。这说明从武丁时期到商末都有降雪发生。既然殷墟时期有降雪和沙尘暴的发生，“温暖湿润”一词恐怕就很难准确表达殷墟时期的气候状况了。
3.殷墟的地下水位明显低于商代中期和现代，说明当时气候总体上偏于干旱。
在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2眼水井，其中相当于中商时期的J2比相当于殷墟二期的J1深2.3米左右(36)。历年来在殷墟发现了许多水井，其深度大部分都在10米以上(37)，其中也不乏有深达16米～17米的(38)。而在早于殷墟大司空一期的洹北花园庄遗址，至今至少已发现3眼水井，其中最深的一眼J2深7.8米(39)。这表明安阳殷墟时期的地下水位比商代中期下降了很多。1979年前后，安阳地下水位发生较大的变化，在这以前，潜水面在地下3.5～5米，以后突然下降到10米以下(40)。此种现象应该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用水的迅猛增加所致。商代在没有现代工业和农业的情况下，其地下水位竟达14～17米，比改革开放前的3～5米低10米左右，这种现象从一个方面说明商代后期的气候整体上是偏于干旱的。
殷墟时期的深墓穴也反映出当时的地下水位较深。商代的埋葬原则是“上不遗臭，下不及泉”，特别是王室贵族墓葬一般较深，但也不能达到水位线以下，所以，这些大型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时的地下水位状况。西北岗王陵四条墓道的大墓深度都在10米以上，其中HPKM1001深10.5米，HPKM1004深12.2米，HPKM1005深13.2米，HPKM1002深13.5米，杨锡璋先生认为只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才是王陵，8座王陵都是二至四期的(41)。1983年，在小屯妇好墓南约50米处发现一座特型墓M34，年代属殷墟二期，发掘时因在地下水位以下而没做到底，据钻探可知，墓底距地表约13.5米(42)。后冈大墓M12属殷墟二期，深9.3米；M9属殷墟四期，深10.3米(43)。安阳郭家庄殷墟四期墓葬M160深8米(44)；地势较低的殷墟西区墓地，M698深7.8米；M699深8.1米；M700深8.3米，都属于殷墟三、四期(45)。深达8米以上的大中型墓葬几乎遍布了殷墟的各个区域。
4.考古学资料表明，殷墟一、二期之间是殷墟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转折点。
对姬家屯遗址西周层下伏生土的分析表明，古土壤末期确实存在着气候由暖湿向冷干变化的转折点。中国的黄土在气候冷干或温暖的影响下，会发生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表现为含超微磁粒多少的变化，即冷干气候下磁粒减少，而暖温气候下磁粒增加。由专用的磁化率仪顺序测定样品的磁粒含量，以高斯质电磁单位（CGSM）量化，然后将各样品的磁化率做成连线图，即成磁化率曲线，该曲线能较好地反映古气候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安阳姬家屯下伏生土的样品进行磁化率测定，试图找到商代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据分析制成了曲线图(46)。从这一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土壤的末期有一个明显的磁粒由多向少的转折点，说明在商代末期以前确实存在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转变。此外，在对姬家屯下伏生土的孢粉分析结果中，孢粉随地层和时间的变化在发生类型和数量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到古土壤末期木本花粉减少，而喜干凉的蒿、黎、禾本科花粉与卷柏孢子的数量增加(47)，这也同样说明了这种变化的存在。
殷墟二期地下水位相对于殷墟一期明显下降和陕西渭河流域黑垆土和黄土进行的碳十四测定及孢粉分析表明，殷墟一、二期之间是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转折点。1997年3月至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白家坟东地的黑水河西岸黑河路一带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发掘中，发现了3眼殷代水井。“其中一口水井，年代属殷墟文化第一期。该井壁上发现有使用期间明显的水位线痕，距该水井4米处，发现一处殷墟文化第二期的窖穴，经测量知，二期窖穴的底部低于一期水位线痕2.5米。由此可以推测，殷墟文化第一期某个时候，黑水河一带的地下水位曾大大高于殷墟二期。”(48) 无独有偶，在陕西渭河流域的寺洼文化的文化层处在早期适宜农耕的黑垆土与晚期黄土的交界层面上，这个层面的碳十四测定平均值在距今3000±80年左右，校正年代在3200±130年左右。这个时代正是商代晚期。这就是说，本为农牧交错地带的泾渭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在商代晚期，为季风气候转型期，气候的干旱化导致水土资源的严重退化，土壤由黑垆土向黄土转变，致使定居农业文化向游牧文化转变。同时在对陕西洛川、武功和岐山的黑垆土层和黄土层进行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古土壤层位常有栎、榆、槭椴、胡桃、臭椿等花粉，可见它们形成于温带阔叶林环境，甚至还有亚热带的漆、栗、化香、枫杨、枫香和山胡桃等花粉，但在黄土层，上述乔木的种类就很罕见，而菊、蒿、藜的花粉成分异常突出，表明它们形成于草原、荒漠草原环境的时期(49)。距今3200年～3100年与武丁在位时间（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50) 非常接近，所以这种变化的开始阶段也大体在殷墟一、二期之间，与安阳殷墟的地下水位的变化年代大体接近。此外殷墟的深墓穴大都在一期以后，这从侧面说明了殷墟二、三、四期时地下水位比较低。
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在殷墟二期其气候即开始向冷干转变，但是，这种变化是缓慢的，直到殷墟三、四期时环境才显露出严重干旱的状况。文献中有记载：《竹书纪年》谓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墨子·非攻下》和《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时“雨土于毫”；《淮南子·俶真训》说“逮至殷纣，峣山崩，三川涸”，《览冥训》也说殷纣时“峣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五、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对整个商代的气候变化情况有以下几点认识。（1）商代气候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体上呈波动变化； （2）从商汤灭夏到仲丁迁隞的商代早期是夏代后期冷干气候的延续，表现为天气干冷、降水偏少甚至干旱、地下水位较深、地表生态环境较差的特征；（3）自仲丁迁隞到武丁早期的商代中期是整个商代最温暖湿润的时期，表现为气温波动上升、降水偏多、地下水位上升、湖泊沼泽密布、地表植被繁茂、多种喜暖湿的亚热带动物北迁中原等特征，使中原地区呈现出勃勃生机，但同时降水偏多且不稳定引起洪涝灾害频发，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4）从武丁开始气候由暖转寒，表现为气温降低、降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各种具有亚热带性质的动植物也逐渐减少，到殷墟三四期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气候干冷，河湖枯竭，商代后期总体上表现为干冷的气候特征；（5）承认每个阶段总体上的气候特征，但也不排除每个阶段内气候较小范围的波动。
注释：
①(27)(31)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② 段万倜：《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③ 王富宝、李民昌：《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④ 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
⑤ 宋豫秦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12期。
⑥ 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地学前沿》1997年4期。
⑦ 叶万松、周昆叔等：《皂角树遗址古环境与古文化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二缉，科学出版社，2000。
⑧ 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1页、202页，科学出版社，2002。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2期。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Ⅳ区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2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
(1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1959。
(13) 宋国定：《1985～1992年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综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1993。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2年郑州商城宫殿区考古发掘收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1993。
(15) 宋国定：《试论郑州商代水井的类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1993。
(1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医疗器械厂考古发掘报告》，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1993。
(1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4期。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9)(20) 宋国定、姜钦华：《郑州商代遗址孢粉与硅酸体分析报告》，《环境考古研究》第二缉，科学出版社，2000。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3期。
(22)(3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3) 裴文中、李有恒：《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之兽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
(24) 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学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
(25) 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26)(32) 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28) 陈昌远：《中国历史地理简编》第79—8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10期。
(30)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10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33) 周伟：《商代后期殷墟气候探索》，《中国历史地埋论丛》1999年1期。
(34)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523页，科学出版社，1956。
(35) 郭沫若：《卜辞通纂》第417页，科学出版社，1982。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8) 许多材料没有正式发表，此情况是根据长期参加殷墟发掘工作的何毓灵先生介绍。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
(40)(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26页～127页，科学出版社，2001。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小屯》第152～153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4。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12期。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46)(47) 唐际根、周昆叔：《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与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变化》，《殷都学刊》2005年3期。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考古又有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31日第一版。
(49) 黄春长：《渭河流域3100多年前以资源退化与人地关系演变》，《地理科学》2000年1期。
(50)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60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