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历史性论文,本土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6)01～0012～11 “港独”是一种谋求“香港独立”的社会思潮。近年来已由隐秘的只言片语发展为一种理论体系。不仅如此，更有激进主义者将“港独”思想付诸实践，公然在社会运动中打出“港独”旗号。通过主张或认同“港独”的学者及社会人士的建构，“港独”理论已经基本具备了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理论体系同所有的理论体系一样，是由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粘连各基本概念的理论范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构成。基本概念构成了铺陈“港独”理论的“网上纽结”。成为对“港独”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关键所在。在众多关于“港独”的概念中，“本土意识”无疑居于基础性地位。有论者注意到，“港独”运动是随着本土意识不断强化而出现的一种本土运动，尚处于初级阶段并带有强烈族群色彩。在有着漫长殖民史的香港，本土意识其来有自。但早期的香港本土意识，是香港居民建立身份主体性的一种尝试，其中掺杂着对祖国的向往和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事实上，本土意识是个庞杂的体系，其中既有体现香港精神、能够凝聚香港社会“爱国爱港”“爱乡爱土”情怀的本土意识，也有刻意突出所谓“主体性”的本土意识。①关于香港本土意识，存在两种叙述方式：一种视殖民政府为“他者”，另一种视中国内地为“他者”。由于历史形势的变化，前者逐渐为后者所掩盖和遮蔽，沦为分离主义者谋求“港独”的口号。要纠正“港独”这种错误的论述，就必须在历史大视野中梳理和还原“香港本土意识”。 一、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渊源 1.殖民时期的“移民”：没有“本土”的本土意识 香港本土意识，当然是一种在地化的意识。但是，这种在地化意识从产生来看并不是属地主义的意义。来港的内地人士建构了“反把他乡当故乡”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发生的初期，更多的是一种没有本地认同的意识。“移民”对于香港从“他乡”到“故乡”的认知过程，形成了初期的香港本土意识。 殖民早期的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殖民当局和中国政府都不阻拦货物、资金和人员的流动，华人基本上自由出入，其情况与其他中国沿海城市的“租界”相若。②香港政局较为稳定，加上营商环境较为自由，每逢战乱就有大量内地居民涌入香港。从开埠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共有四波移民大潮，大多为躲避战乱、饥馑和政治运动从内地逃港。当时的多数移民对于香港的认同感不足，仅仅是将香港视为“大环境里的救生艇”，只会在香港暂时居住，待内地局势明朗和稳定下来之后，便会返回老家。③ 香港社会虽然充满了流动性，却在殖民早期出现了一批以香港为永久居所的买办阶级，他们为殖民者服务，但又不会放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作为殖民时期的精英，买办阶级充当了殖民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在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中，香港买办阶级紧密地站在打击罢工、维持秩序的殖民政府一方，与来自国共两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为敌，逐渐成为香港本土上牢不可破的“勾结式殖民结构”的一部分。④与此同时，港英当局的“怀柔”政策大大消弭了华人的对抗心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传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潜移默化，“殖民统治”的形象也日渐淡化，香港华人在身份上已出现殖民统治下的“顺民”和“炎黄子孙”的双重身份了。⑤ 1946年，香港本土精英马文辉呼应港英当局的“自治承诺”，先后创办了香港革新会、香港华人革新会、香港公民协会等组织。在港英当局的自治承诺落空后，马文辉联合民间团体发起抗议运动，积极投身市政局选举，革新会、公民协会成为20世纪80年代民主派崛起前的香港反对派政团。因不满市政局毫无实权，马文辉积极投入体制外自治运动，于1953年创办联合国香港协会，在香港争取《联合国宪章》载明的平等人权和殖民地自治独立。1964年，马文辉与其他自治派人士创建了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自治党”，要求英国落实联合国的呼吁。⑥马文辉本人也因其自治运动，被称为“港独之父”或“香港本土派始祖”。但马文辉本人并没有放弃中国人的身份，他所理解的“自治”只是一种本土主义的“自治”，而不是分离主义的“自治”。由马文辉领导的自治运动，被学者视为早期港人建立本土身份的尝试，但因内部分裂、港英当局的镇压及未深入群众组织，这种本土身份的构建并未引起广泛的共鸣。⑦ 2.身份认同的建构与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 有学者注意到，香港与内地真正隔绝是1950年至1979年这30年时间。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确立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香港与内地边界分隔，从此香港人与内地人不再经历相同的民族历史，不再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⑨随后，英国政府亦出于冷战思维和管治考量，在香港实行严格的入境管理制度，中国内地居民再也不能随时移居香港。从此以后，香港逐渐由移民社会进入本土社会：香港在1961年的人口普查中，首次发现在香港出生的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到了1970年代，香港总人口中的本地人口已占主体。⑩ 1949年后，香港与内地的区隔，不仅是地域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英国人在占据香港的时候，就意识到中国广阔的地缘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无法进行殖民统治，只能进行商业贸易。正因如此，在漫长的殖民时期，香港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与内地居民的区别。然而，这一切由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发生了某种转变，因为新中国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不是传统的儒家正统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中国人”这个具有永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在1949年就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其一是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家正统思想的“传统中国人”，其二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继承中国历史中革命传统的“新中国人”。(11) 此外，港英当局在香港实施了所谓的“疏离教育”。所谓“疏离教育”是指港英当局在教育中淡化、回避政治、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蓄意以社会代替国家；偏重经济教育，强化殖民主义，鼓励学生漠视自身的族群、民族、国家等问题。这种教育，使香港成为一个无根的社会；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香港人，缺乏对祖国和民族的认知、认同和归属感。(12)因为殖民者意识到，要使香港同胞听话或有利于其管理，需要淡化香港同胞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因此，中学历史课本讲到清朝中叶便结束，或将鸦片战争描述为“因商业利益而爆发的战争”，使香港同胞对香港近百年历史缺乏认识。(13) 政治上，港英政府在香港实行了“软性权威主义”统治，或称“行政吸纳政治”政策。“行政吸纳政治”指殖民政府以各种荣誉性和实质性的任命将华人社会的精英分子“吸纳”到行政机关中去，旨在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从而强化殖民统治的“认受性”，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不受殖民政府控制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14)“行政吸纳政治”一方面培植了香港本土精英，减少了港人反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疏远了本土精英和中国内地，前者更愿意被称为“英属华人”。 如上所述，1949年后，由于边界隔绝以及港英当局刻意的文化分离、教育驯服和政治笼络，港人在情感上与祖国日渐疏离。但是种种主观及客观因素，虽然疏离了港人与祖国，却未能使香港人对殖民统治产生认同。具体而言，香港居民不认同殖民政府的原因有四： 第一，北望神州的难民心态。“二战”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的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一般被称为“寮屋居民”，这一代移民生活异常艰难，靠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北望神州。(15)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个有着“左派”和“右派”的社会，“左派”北望神州，希望香港能够回归；“右派”寄希望于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因而对祖国的关注没有因地域的区隔而减少。 第二，传统中国文化的延续。如学者所言，殖民政府没有在香港实施同化教育，因而传统中国文化在香港得以延续。就英国而言，其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主要是工具性的，统治者除了政治权力的垄断和必需的行政管理外，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基本上采取不干预政策，亦没有将香港人转化为英国国民的意愿和行动。故此，尽管经历了百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人对英国不会产生感情或政治认同。(16) 第三，国际思潮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香港社会流行着各种思潮，包括左翼思潮、爱国主义思潮和反殖民主义思潮。事实上，马文辉领导的自治运动以及后来的“六七暴动”，或多或少都与这些国际性的思潮有关。虽然这些运动没有引起广泛社会反响，却为70年代的社会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四，殖民时期的不公正现象。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语言政策、垄断和封闭的政治经济体制、停滞不前的政制改革、官员的贪污腐败，令港人难以对殖民政府产生归属感。(17)这种不公义的状况加上爱国主义思潮的渲染，引发了“六七暴动”。“六七暴动”具有强烈的阶级斗争和反殖民色彩，体现了当时香港尖锐的阶级和社会矛盾，促使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后，在民主、教育、住户、反腐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施政。(18) 由于与祖国内地失去联系，又无法对殖民政府建立认同，港人的身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也就是学者所指的“双重不可能性”——不屈服于英国殖民主义，也不屈服于中国民族主义。(19)这种不可能性导致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一大特点，即它本身是一种否定：是关于香港人不是什么，而不是谁是香港人、本土意识是什么的认识。(20)也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被称为“迷失的一代”，这一代青年人后来在70年代的社会抗争中逐渐走出迷茫，建立起新的身份和意识。 3.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本土意识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火红的年代”或“黄金时代”，在各种社会运动冲击及各类普及文化迅速发展的带动下，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识与本土身份经历了探索与确认。(21)在此之前，由于对于港英当局没有认同，香港居民多自视为“难民”。当香港居民自认为“难民”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家乡才是他们心之所在，同时也尽量避免与官府扯上关系。(22)而对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一代，中国已经是回不去的家乡，他们注定要以香港为家。同时，香港在踏上工业化道路后，经济腾飞，香港华人开始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内地同胞却生活在贫困当中，因此香港华人的难民心态渐减。(23)摆脱了“难民心态”的新生一代，一方面乐于建设和维护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也敢于抗争殖民社会的各种不公正。于是，在各种社会抗争中，香港人逐渐走出了政治冷漠，形成独特的公民意识，进一步笃定了“以香港为家”的本土意识。 对香港本土意识具有形塑作用的社会运动包括“中文运动”“保钓运动”“反贪污、捉葛柏”等。这些运动对于香港本土意识有着“碎片化构造”的意义：(1)“中文运动”，即“争取中文为法定语文运动”，是香港居民文化觉醒的开端，也是香港社会反殖民抗争的集中体现，“中文运动”确认和巩固了中文和传统中国文化在香港的地位，也将反殖民意识融入了日渐觉醒的香港本土意识之中；(2)“保钓运动”激发了香港居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强化了香港与祖国的联系，启蒙了香港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为日后的香港回归奠定了民意基础；(3)“反贪污、捉葛柏”运动是香港廉政运动的高潮，它巩固了香港居民的守法意识，亦为香港成为法治之区奠定了基础。 除此以外，20世纪70年代的“金禧事件”、“公务员薪酬”运动、“文凭教师薪酬”运动、“反对公共事业加价”运动等社会运动，一方面充当了政治变革的推动力，促使殖民政府改善民生和劳工条件，另一方面扮演了本土意识的催化剂，激发了香港居民对各种社会事件和生存条件的关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公民意识。以至于70年代末，港人开始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有快速经济增长、高效率管理、廉洁政府、相对开放自由的制度环境里生活。尽管这是一个殖民制度，但生活倒是不错，一种“家在香港”的感觉由此而生。(24) 香港本土意识觉醒于反殖民社会运动，但是由于殖民政府适时调整统治手法，反殖民主义任务并未完成。有学者指出，港英政府的“亲民”及解殖化政策，比如更改政府机构及官员的称号、加强华人参与政府事务的机会，目的无非是进一步确立英国政府在香港的治权。(25)日益觉醒的反殖民和民族意识，被殖民政府的柔性统治所化解，因而“香港本土意识崛起的思潮的确加强了中国文化在香港的地位，但并未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根基性以及恢复对中国的国家认同”。(26)于是，香港本土意识也有了“认同殖民”和“反对殖民”两种论述方式。 二、香港本土意识的转化与“港独”思潮的形成 1.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情势 由于叙事方式的差异，回归后的香港本土意识有了一组对立的定位——缅怀殖民统治时的旧日子与重回母体拥抱内地的经济机遇：后一种本土意识反思后殖民处境，以建立(将临的)解殖主体为目标；前一种将本土意识重新挪移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将时间维度剔除，殖民遗产由需要批判反思的对象，吊诡地回潮成为港人甚至要捍卫的政治及文化基本结构。(27)这组对立的论述，与香港回归前的政治局面及回归后的政治安排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力量对比亦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不断转变。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标志着香港进入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期。由于华人精英强烈的民主诉求，加上香港回归祖国形势的明朗化()殖民政府在香港推行民主化改革。1989年后，国际形势出现了骤然变化，英国政府要求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企图在香港建立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借“偷步”方式公布了以实行“两局分途”和扩大选民基础为核心内容的“政改”方案。有学者认为，彭定康的政改所带来的无法纠正的后果是：香港社会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的雏形得以形成，香港社会围绕各种政治议题的争论也使意识形态分野的两大势力在政治上演变成了与中央关系亲疏的两股力量。(28)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与祖国隔绝产生的疏离感，以及冷战思维渲染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感，虽然对于“香港属于中国”甚少质疑，但是不少港人并不乐见香港回归。社会调查亦表明，在“九七回归”前，不论是“悲观者”“中立者”还是“乐观者”，均不看好1997年回归后香港的政治、经济和就业问题，并预期随着“九七回归”日子愈近，情况愈差。(29)面对1997这个年份，港人心态复杂，不一而足，从“九七大限”“有钱有办法，没钱基本法”等流行语，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潮和诸多被视为有政治寓意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可以窥见这个城市“无助、无奈”的微妙情绪。(30)出于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和对回归祖国的疑虑，港人的本土意识进一步加强，并且在这种本土意识里，弥漫着一股失败主义的气息。 2.“香港本土意识”的异化与“港独”思潮的成形 这种“失败主义”的气息、港人优越感的逐渐丧失以及对于社会主义政权固有的排斥心理，导致香港回归并没有导正本土意识。相反，自回归以来，香港社会运动有着聚焦政制发展与对抗中央管治的明确政治意识和行动。(31)而香港本土意识也随之被转化，逐渐成为“香港民运的黏合剂，所有反对建制者的共同理念”。(32)当社会运动以对抗中央管治为目标时，香港本土意识也容易从“去殖”走向“反中”。 回归后，“反23条立法”“反国民教育”和“占中”三场具有对抗中央管治色彩的社会运动登场。在对抗中央管治的社会运动中，香港本土意识被重新演绎，解殖的话语为分离的主张所代替，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亦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有学者认为，香港“人为建构”和阐释“自我”和“他者”的结果是在政治问题上与内地不断产生摩擦而逐步导致的，由于与中央政府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港人对于自己的身份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将自己和内地相区别，将内地这个“他者”视为一种与自己有着竞争关系的对象。(33)香港本土意识亦从一个自治意识、文化意识向“独立意识”、政治意识过渡。“民主独立”“香港民族”等极端分离主义的概念出现在本土意识中，本土意识逐步沦为“港独”思潮的外壳。 较之于本土意识，“港独”思潮是较新的一种现象。尽管有不少论者将“港独”的历史上溯至马文辉领导的自治运动，但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与其说当时的自治运动是一种分离主义运动，不如说它是一种反殖民主义运动。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未曾打算收回香港，如果因为马文辉在追求香港自治之时，没有扛起爱国主义的大旗，而苛责其为“港独”运动，未免过于强人所难。为免无的放矢，本文仅将“港独”限定于香港回归之后，在内地与香港融合过程中，以“香港独立”“民主建国”等为口号，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种思潮和运动。 “港独”思潮随着内地和香港矛盾的显现，逐渐由隐秘的只言片语发展成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并被用于指导各类分离主义运动。最早的“港独”口号出现于2004年，一个名为“我是香港人连线”的网站，公然贴出所谓“港独的法理理据”，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是“被中国吞并”“中国视香港为殖民地”；侮辱香港特区政府为“傀儡政府”；指责CEPA是“加强吮吸香港经济成果”，“自由行”是“污染香港社会”，等等。并声称要“透过网络运动发动舆论攻势，让港独运动发芽”，“在时机成熟之时成立香港国”，并“估计整个计划需时可能超过二十年”。(34)此后陆续有叫嚣“香港独立”的只言片语，但由于当时内地和香港关系尚好，并未引起广泛社会反响。 2011年，内地“双非婴儿”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较大规模的“港独”话语大约出现于此时。2012年，“D&G拍照”事件、“狗与蝗虫”对骂事件、“内地游客地铁进食”事件、“奶粉限购”事件、“内地儿童在港便溺”事件等一一浮出水面，香港居民对内地游客的耐心逐渐耗尽，滋生了排外情绪。随着排外情绪的蔓延，本来是极个别的事件，逐渐被渲染为香港与内地的“文明之战”。此后，内地和香港的矛盾大规模爆发，敌对情绪加剧。 敌对情绪的蔓延，为各类“港独”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2011年，“香港本土力量”成立，主张“为香港人发声，捍卫本土文化，保障香港权益，抵御文化清洗”。2012年，“热血公民组织”成立，鼓吹“本土主义”和“文化建国”。随后，“香港人优先”“本土民主前线”“全国独立党”“香港独立党”等“港独”组织不断滋生。“香港独立党”总部设于英国英格兰伦敦市金融街，声称将在海外收取政治献金并汇回香港支持“港独”行动，下一步还计划到美国注册。(35)这类“港独”组织以言语辱骂、暴力打砸、擅闯军营及炸弹威胁等方式驱赶内地游客、冲击香港社会秩序和挑拨内地与香港的敌对情绪。 让“港独”成为引人注目之理论体系的，是陈云的《香港城邦论》和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学苑》杂志。2012年，《香港城邦论》行销香港，它的主要观点是：香港既非国家，也非城市，而是城邦；面对日渐崛起的内地，香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强化自身特质，保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独特和纯正。以“城邦论”为代表的、过激的“香港自治”距离“港独”只有一步之遥。因为除了没有明确提出“独立”的字眼，其已经包含了“港独”的大部分要素。(36)2014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学苑》杂志，于2014年2月号和9月号分别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和“香港民主独立”为封面标题，专题讨论香港“民主独立”的若干问题，标志着“港独”理论体系的形成。“港独”论者将香港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新移民、香港左派和泛民派，认为：“所谓本土精神，不论形式是香港独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纯粹夺回单程证审批权，要旨就是港中区隔。”(37) “港独”寄生于“本土”，某种程度上是“本土”极端化的表现。因而有媒体将“港独”划分为“本土”的一支：“本土派”与“大中华派”是香港网络中两种政治倾向分野，“本土派”更希望尽量割裂与内地的关系，被认为对内地人相对较不友好，当中又分为“自治”“恋殖”和“港独”等派别。(38)事实上，由各种“港独”组织打出的“本土”旗号可知，捍卫香港的独特性是他们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其能够博得香港市民同情的原因，但是随着敌对情绪的蔓延和手段的激进化，“本土”的目标早已为“港独”的手段所湮没，起初的“护城”逐渐走向“毁城”。 3.从“乡土”到“国家”：香港本土意识滑向“港独”的原因 在连年不断的政治争拗和社会运动中，一个能够聚合香港民心的概念在政治和社会两个层次都出现了迫切的需求。殖民时期浮现的“本土意识”概念，成为满足需求的核心概念。随着香港与内地摩擦的显现，本土意识也逐渐“去乡土化”，成为构筑“港独”理论的底基。香港本土意识滑向“港独”，既有自然变迁的原因，也有人为刻意建构的原因。 第一，香港本土意识的变迁与“一国两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将内地人与香港人隔离开来，一方面限制了内地居民移民香港，促使香港人口结构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内地的渠道，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39)事实上，“一国两制”的安排，赋予了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也保留了香港特区的独特性。但是，地理、身份、经济等方面的区隔，以及香港市民作为中国公民在权利义务上的不充分，在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树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因而，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部分香港居民开始接受这种假想——内地与香港存在互相竞争的权力关系，因此需要构建“港人统一体”来对抗内地。(40)随着本土意识的不断强化，对内地的抗拒和排斥心理也不断加重。 第二，香港本土意识的变迁与回归以来香港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香港回归后，由于社会价值的变迁，香港居民的价值取向从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向着自由、民主、多元化等价值目标转变。(41)与此同时，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经济议题，比如分配不均、贫富悬殊和行业垄断问题，不少香港市民认为问题在于民主的缺失，并将实现民主视为问题的答案，香港社会民主化诉求日益高涨。香港回归后，政治上形成了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尖锐对立。反对派将民主理解为没有中央干预的完全自治，并在与建制派的拉锯战中自诩为本土利益的代表，香港本土意识亦被理解为对抗中央的意识。行政长官选举方案被否决，香港民主化遭遇挫败，中央被视为香港民主的障碍，香港本土意识在激进者的渲染下走向极端化，将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甚至香港温和民主派视为敌人。 第三，香港回归以来的经济形势对香港本土意识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香港回归后，由于历史变迁，香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虽然与回归无必然联系，但是难免有港人产生“今不如昔”的失落，甚至有可能缅怀殖民时代的“光辉岁月”；作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的香港，与处于发展中状态的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高度不同步，内地的崛起映照着香港的衰落，难以让港人产生“命运共同体”的认同；香港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底层怨气积累，逐渐滋生“仇富”心理和民粹主义，底层民众容易将对大资本家的怨气转嫁给中央政府；随着内地的崛起，香港在区域融合中逐渐丧失主动地位，引发了港人对香港高度不自主的担忧。 第四，香港本土意识走向排外，也可归因于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内地和香港关系。一方面，“自由行”之后，内地游客大量往返香港，他们在香港的消费行为，激活了香港经济的同时，也给香港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如商铺日趋单一化，照顾本地居民需要的小型店铺被迫关门破产或者迁往较偏僻地区；(42)随着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人数越来越多，香港医院妇产科出现床位、医生和护士短缺；(43)很多香港人认为，内地富裕人士在港买楼是导致香港楼价上升的原因。(44)另一方面，内地游客在香港的不文明行为，亦引发了香港居民对内地同胞的轻蔑和厌恶之情。不少香港居民认为内地游客不具备与其财富能力相称的文明程度，他们亦担心内地游客的不良行为会破坏香港的既有风俗，因而产生了一种排外的情绪。 第五，香港本土意识与“港独”思潮的合流离不开分离主义者的操纵。由于“港独”违背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谋求“香港独立”无法获得香港市民的支持，为了扩大市场，“港独”论者不断丰富其理论，将“本土意识”“身份认同”“香港民族”和“民主独立”等口号加入其中。事实上，很多议题未必与“港独”有关，但“港独”鼓吹者刻意歪曲议题，把所有社会问题简化为香港与内地的族群冲突，将“捍卫本土”与“民主独立”画上等号。除少数开门见山的“港独”组织外，其他谋求“港独”的势力都善于用“本土”来包装自己。如“本土民主前线”组织，虽然打着“本土”和“民主”的旗号，却做了不少破坏“本土”和“民主”的事情。 三、正本清源：从“港独意识”回归“乡土意识” 1.香港本土意识：一个本应归于乡土的观念 “本土意识”是对于在地化思潮的客观描述，但随着“港独”思潮的蔓延，“本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起，“本土意识”与“分离主义”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当前，由于公开宣扬“港独”违反了基本法，并且得不到多数香港市民的支持，谋求“港独”的社会人士开始用“本土”包装“港独”，香港本土意识的面貌也变得扑朔迷离，不少媒体将“本土”与“港独”画上等号。(45)应当说，将“本土”等同于“港独”是对香港本土意识的一种误读。从历史维度来看，恰是因为对于香港本土意识的还原度不足，造成“港独”这样一种分离主义的思潮植根在相当乡土化的“本土意识”概念上。因而，理解香港本土意识，应当回到本土意识的概念上来。 关于香港本土意识的概念，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界定，如香港本土意识是在三种主要文化(中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综合背景下形成的独立的自我认知的意识；(46)香港(本土)意识是香港人基于对香港社会及自身特殊经历进行认知而形成的一种地方性社会意识；(47)“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着一种不确定性：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同时，却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凌驾于其他道德价值之上，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以国家为先；(48)香港居民的本土意识和地域认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的产物。(49) 最初的本土意识，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产物，本土主义论者认为：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和借鉴者自身有一种本土意识，影响着他们的研究和借鉴过程。(50)本土意识强调人对一方土地的归属感，常为后殖民地区所提及，因为它们是各种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风口。就香港本土意识而言，它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由社会抗争带动的关心本土和安居乐业的意识，其中交织着爱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自我识别的主体意识。经这种意识洗礼的港人，不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会自谓为有别于内地居民的一种高级华人。 和其他语境下的本土意识一样，香港本土意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多元性。香港本土意识的多元性，体现在其文化组成的多样性：一方面，香港是中国固有领土，传承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香港经英国殖民统治百余年，也接受了诸多西方文化价值。第二，主体性。本土意识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过程，最突出的特征是主体性。香港居民的主体意识表现在积极抗争各种不公正事件。第三，矛盾性。香港本土意识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包容性与排外性：一方面，香港本土意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吸收了诸多中西方文化价值；另一方面，确立本土意识的过程即区别于“他者”的过程，为凸显自身的特性，本土主义者倾向于强调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极端的本土主义者容易萌生出排外情绪。第四，游离性。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的身上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主体意识。(51)本土意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这一点在香港本土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殖民者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矛盾时，本土主义者诉诸爱国主义；当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内地人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矛盾时，本土主义者诉诸殖民主义。 事实上，理解香港本土意识，应当将其看作香港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本土”一词原非贬义，它所反映的是人在自身成长、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对地域和文化的热爱，所代表的是“归属”“认同”。港人热爱香港这个城市，不仅是人之常情，更是一个城市能否得到良好发展的关键所在。(52)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离不开香港人的拼搏精神；而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来源于对香港这片土地的归属感。 然而，对本土的归属感却不等于对殖民的认同。“对不少香港华人来说，殖民管治虽然是可接受的德政，但内心始终感到羞耻，有些时候甚至怒火中烧。种族歧视虽然愈来愈以含蓄或隐蔽的方式出现，毕竟它仍然是殖民管治的内在特征，这便不可避免地使香港华人不时感到他们都是华人这个共同点。”(53)香港本土意识虽诞生于殖民统治时期，但是其形成是一种去殖民化的过程，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都表明香港居民对殖民主义的抗拒。 同理，对本土的认同也不等于对中国的抗拒。在香港本土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化和民族情感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殖民体制底下，本土意识的萌生需要直面殖民主义的现实，不能诉诸无处落实的中国悲情，但既然要挑战殖民主义，也仍要寄托于某种中国民族主义的华人族群意识。”(54)香港本土意识始终受到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影响，因而不会与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的身份切割。 总之，香港本土意识原本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观念，它是香港人在久经磨难、历经坎坷后的观念意识，也是对中华母体文化经历殖民化洗礼、改造乃至于变迁的复杂情怀。但是，无论如何，香港本土意识从产生到发展的机理，是且仅是对于香港这片土地的乡土意识，从来都不是脱离中国母体的分离主义意识。 2.从“国家”到“乡土”：香港本土意识的还原 “港独”论者推崇本土意识，意图借助港人对乡土的归属感，将“爱国”与“爱港”对立起来，从而达到所谓“中港区隔”的目的。然而，香港本土意识并非如“港独”鼓吹者所言，始终强调所谓“中港区隔”。恰恰相反，香港本土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爱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今为“港独”论者所利用的本土意识，只是一种被歪曲的本土意识。 第一，香港本土意识的“他者”，并非中国或内地。本土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有赖于非本土意识的在场，单纯的本土存在，谈不上本土意识。(55)“港独”论者热衷于谈论本土意识，意在将中国或内地作为“他者”；然而，从香港本土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来看，所谓“他者”不是内地或中国，而是英国殖民者。早期香港华人精英忠诚于大英帝国，但又不会放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因为拥有“双重身份”是他们可以做到左右逢源的最有利条件……他们并没有着力于建立与中国完全区隔的本土意识，建构香港城市的政治共同体。(56)“华人精英始终强调港中区隔以及维护本土利益”，这种论述犯了年代错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本土意识是作为殖民主义的反弹而出现的。与本土意识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尤其是“中文运动”和“保钓运动”，不但非如“港独”论者宣称的“区分中港”，反而诉诸了相当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可见，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是一种去殖民化而非去中国化现象，因而“本土意识等于区隔内地和香港”也是一个伪命题。 第二，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即意味着香港本土意识实质上是传统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在漫长的殖民时期，英国在香港的统治仅为谋取经济利益，因而没有在香港进行文化殖民。即使经受了百余年的殖民统治，港人只是接受了某些西方价值，而没有放弃整个传统文化。香港属于中国，香港文化是传统中华文化的一种，这些都没有改变。而中国内地，如“港独”论者所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没有割裂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的文化纽带；并且这种制度上的差异，是“一国两制”所能容纳的。在这种意义上，香港本土意识是一种地方意识。 第三，本土意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具有多元性，强调所谓“中港区隔”毋宁说与本土精神背道而驰。20世纪中叶，香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接纳了来自内地和南亚的难民，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独特的粤语文化。学者认为，香港本土意识形态崛起的过程本质上仍是一个确立文化根基的过程，但从结果上看，则最终确立了文化上多元性的文化自我意识：既有中西方文化因素，也有香港本地文化的因素。(57)事实上，正是这种多元性，才使得粤语文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放异彩。回归以后，香港本土意识受到两地融合的冲击，但是拒斥内地并不是问题的答案。说到底，内地人不会危及香港本土文化，但是港人的焦虑、不自信和排外情绪会。区隔内地和香港非但不能维护香港本土利益，反而会使香港走向封闭和衰落。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作为国际大都市，香港应当接纳内地，而非排斥内地。 四、远非结语 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香港本土意识”究竟应该是什么?无论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现实的维度看，“香港本土意识”都应当是香港这个社会得以存续的基石。但这种基石并不是民族性的，更不是政治性的，它绝不应该成为构建“香港民族”和论证“香港独立”的基石。在历史长河中，“香港本土意识”产生于对于“中国”和“中华意识”难以名状的情愫，夹杂着香港民众对于祖国既眷恋又疏离的复杂心理，它的本质是香港人“爱国爱港、爱乡爱土”的地域意识，是属于乡土的，而非属于“国家”的。对于香港本土意识的正本清源，有助于更加透彻地认识“港独”在理论上的不成立性。当下所需要的，可能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剥离香港本土意识和“港独”之间的联系。当然，这一任务已经超出本文范畴，只有留待后论再续。 注释： ①(36)祝捷：《“民主独立”的台湾故事与香港前路》，北京：《港澳研究》，2015年第2期。 ②④⑦(54)(56)罗永生：《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香港：《思想》，2014年第26期。 ③(20)(24)(48)吕大乐：《从港人身份认同看回归十年》，广州：《同舟共进》，2007年第7期。 ⑤(23)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九七前后的转变》，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7期。 ⑥(17)贝加尔：《马文辉与香港自治运动》，香港：《思想香港》，2014年第3期。 ⑧(13)陈丽君：《香港同胞中国国民意识变化探析》，重庆：《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⑨黎熙元、姚书恒：《60年来港人身份之惑》，北京：《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 ⑩刘曼容：《港英政治制度与香港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1)强世功：《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香港人的身份变迁与价值认同变迁》，北京：《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 (12)黄月细、徐海波：《香港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教育维度探讨》，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4)刘兆佳：《思考香港政治需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北京：《港澳研究》，2013年第1期。 (15)(47)黄月细：《“香港意识”的形成、流变与展望》，深圳：《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6)郑宏泰、尹宝珊：《香港本土意识初探：身份认同的社经与政治视角》，北京：《港澳研究》，2014年第3期。 (18)朱含：《香港回归前后的社会运动和宪制发展》，广州：《当代港澳研究》，2014年第1期。 (19)周蕾：《写在国家之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21)(25)洛枫：《流动风景：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22)周永新：《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北京：《港澳研究》，2015年第4期。 (26)(33)(46)(57)杨晗旭：《香港本土意识中的后殖民主义——滞碍香港人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内因探析》，北京：《港澳研究》，2014年第3期。 (27)周思中：《本土的矩阵——后殖民时期香港的躁动与寂静》，香港：《思想香港》，2014年第3期。 (28)张定淮：《香港政改的历史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北京：《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29)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居民对前景的预期与心理变化》，香港：《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30)李环：《从香港回归实践历程透视两地相处之道》，香港：《中国评论》，2015年第11期。 (31)田飞龙：《香港社会运动转型与〈基本法〉变迁》，北京：《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32)刘乃强：《香江话民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306页。 (34)《“港独”暗流涌动网际与各路分裂势力关系密切》，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2～06/26/53814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2月27日。 (35)闻政明：《“港独”喷发的这4年》，http：//www.guancha.cn/wenzhengining/2015_06_19_323930_s.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27日。 (37)王俊杰：《本土意识是港人抗争的唯一出路》，香港：《学苑》，2014年第2期。 (38)杨不欢：《焦虑的香港人》，http：//business.sohu.com/s2014/jrzj299/index.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30日。 (39)强世功：《认真对待香港的本土意识探索强化国家认同之道》，北京：《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5期。 (40)(43)黎熙元：《香港社会2012：跨境与边界控制》，广州：《当代港澳研究》，2013年第2期。 (41)张妙清、郑宏泰、尹宝珊：《香港核心价值的变迁——基于民意调查的分析》，北京：《港澳研究》，2015年第1期。 (42)刘诚：《从经济视角辨析陆港矛盾》，南京：《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12期。 (44)仓田彻：《“中港”融合的挑战——经济融合的政治效果》，广州：《当代港澳研究》，2011年第2期。 (45)《本土口号实际是港独》，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5/0122/289840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30日。 (49)刑立军、徐海波：《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和构建途径思考》，银川：《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50)(51)(55)龚小萍、罗斌：《论本土意识之合理性》，福州：《东南学术》，2012年第3期。 (52)《香港须与极端“本土”划清界线》，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5/1228/325968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30日。 (53)刘兆佳：《“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1985～1995》，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7期。标签：港独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香港人优先论文; 香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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