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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亚洲货币单位的路线图
(一)两个路径和区域一体化
2007年和2008年的东盟10+3财长会晤曾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单位的路线图。这个蓝图的实现路径有两个：第一，将为了经济监测而建立的亚洲货币单位用于宏观经济监测领域，这个亚洲货币单位应该包含所有参与经济监测的国家的货币；第二，用于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应该成为用金融商品表示的合成货币。只有那些符合标准(如交换性等)的货币才可以成为合成货币的构成货币。
如果在长期内能够充分实现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那么这两个路径会收敛到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之间的差异，将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化发展，在所有的经济领域尤其是在金融市场的成熟度方面趋于缩小。
这两个路径将促进区域内的经济、金融一体化。以经济监测为目的建立的亚洲货币单位被利用到区域内经济监测机制，将有助于减少东亚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错配和过度波动，由此可以推进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用于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将通过分散外汇风险来促进金融中介服务的开展，强化区域内投资和储蓄的关联，也会促进区域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显然，建立亚洲货币单位的两个路径与区域内经济、金融一体化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二)经济监测的路径
用于汇率监测的亚洲货币单位可以很快建立起来。它将成为判别区域内汇率错配和过度的汇率变动的合适的尺度。各国货币当局应该定义用于经济监测的亚洲货币单位，每天公布其数值，在东盟10+3“经济评论与政策对话”(Economic Review and Policy Dialogue，ERPD)的框架内就用亚洲货币单位监控各自货币的偏离程度达成一致。
第一阶段是经济监控。通过关注某一货币同亚洲货币平均值的偏离程度，或许可以掌握该国经济状况的某一侧面。这种偏离或许只能通过中期动向来说明。例如，如果货币升值是因正确判断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力提高的资本流入所导致的，那么这种货币价值的变化引起的偏离可能不会成为问题。因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货币升值，更不会成为问题。但另一方面，由短期资本流入引起的货币升值则有可能在后期导致较严重的货币错配和汇率波动。
导致货币贬值的偏离也有两种类型。若货币贬值与内需缩小和缓慢的金融政策同时发生，则货币贬值有可能在短期内刺激出口。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货币贬值速度过快就将成为问题。我们必须关注货币贬值的缘由。因此偏离指数只是经济监控使用的几种指数之一。至少，它在用于调查经济状况的基本面方面是有效的。
从长期来看，从经济监测到实现货币一体化可以有如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确立宏观经济监测的标准；第二阶段，作为早期预警信号来使用；第三阶段，通过金融政策协调和协同干预，将偏离程度控制在一定的许可范围内，如欧洲货币体系(EMS)中的汇率机制(ERM)；第四阶段，缩小浮动的许可范围；第五阶段，采取固定汇率；第六阶段，实现单一货币。
目前，第一级阶段已经可以实现了。在东盟10+3副财长级会晤机制中已经实行了经济监测，这可以看做是第一阶段的正式实行。现行框架需要检验的问题是，能否将经济监测机制作为对应货币危机的预警信号来使用。第三阶段是将经济监测职能扩展到金融财政政策领域，使之能够调节各国货币对亚洲货币单位(东亚货币的加权平均值)的偏离。同时，这一职能框架最好能够进入下一阶段，使得汇率的偏离能够成为预警信号。这就要求各国的经济发展通过经济监测阶段走向趋同。
从第四阶段开始，可以实行类似于欧盟(EU)在实现欧元过程中所实行的欧洲货币单位ECU和ERU机制。从欧盟的经验中可以学习到很多教训。如果东亚各国在亚洲货币单位的基础上能够维持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我们可以考虑逐渐缩小浮动的许可范围。第五阶段是将汇率制度转型为固定汇率制度，这个过程可以让汇率机制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是极为重要的一步。第六阶段是货币一体化的阶段。
(三)民间部门交易的路径
交易路径的第一阶段是，创造以一篮子货币计价的金融商品，并在几个主要的市场出售和交易这些金融商品。为经济监测使用的亚洲货币单位和为民间部门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应该是相同的，但是考虑到有些国家还在实行汇率管制，因而有必要重新检讨亚洲货币单位的货币构成。现阶段所有交易都不存在外汇管制的货币有日元、韩元、港币、新加坡元等。因此，用于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可以由以上四种货币构成。另一方面，泰铢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交易中几乎不受外汇管制的约束，但是在资本项目交易中受到比较严格的管制。这些货币可以看做是上述第一种货币类型(完全无管制的货币)的准货币。我们可以把第一种类型的货币构成的亚洲货币单位称为核心亚洲货币单位Ⅰ，在第一类货币的基础上加上第二类货币的货币集合(日元、韩元、港币、新加坡元、人民币、泰铢)称为核心亚洲货币单位Ⅱ。
该阶段的进展如何主要依赖于东亚各国货币怎样加入到核心亚洲货币单位Ⅰ和核心亚洲货币单位Ⅱ。换言之，实行汇率管制的国家撤销管制的速度将决定两种货币构成的不同以及包括所有用于经济监测的亚洲货币单位的构成货币之间的差异。
民间部门需要重新认识作为一篮子货币的亚洲货币单位的益处。如果区域内货币汇率稳定，交易费用降低，且存在公共定价基准的话，投资者自然会更加关心亚洲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从民间ECU市场发展的经验来看，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对于亚洲货币单位计价金融商品的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从亚洲债券市场培育倡议(ABMI)以及亚洲债券基金倡议(ABF)中可以看出亚洲独特的发展道路。在亚洲债券市场，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创建了亚洲债券基金(ABF)和亚洲债券基金Ⅱ(ABFⅡ)。ABFⅡ中包含了ABF泛亚洲债券指数基金(PAIF)。这个PAIF被视为一篮子债券基金，是实现民间市场交易的第一步。正如ECU的官方使用直接支持了ECU在民间市场的利用一样，政府部门的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二、创建亚洲货币单位的方案
(一)短期方案
在直接鼓励使用亚洲货币单位的方案中，有以下几种短期措施：
1.用于经济监测的亚洲货币单位
首先，东亚各国的货币当局要对“用于经济监测的亚洲货币单位”的定义形成统一的认识，并应该每天公布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和东亚各国货币对亚洲货币单位的偏离指数。为了对东亚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错配和过度波动进行区域内经济监测，应该监控亚洲货币单位及其偏离指数。
2.用于民间部门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
应该考虑东亚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发行亚洲货币单位计价债券的方案。东亚各国的货币当局有必要在汇率管制的适用范围内对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债券设定特别措施。如果资本管理的完全撤销不易实现，那么货币当局至少可以在亚洲货币单位计价金融商品相关的资本市场交易中设定汇率管制的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货币当局需要将用于民间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认定为“外国货币”。关于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必须要调节会计和税收措施。而且，货币当局要支持亚洲货币单位计价资金的结算及清算制度的创建。
(二)中长期方案
为了改善亚洲货币单位的利用环境，或者说为了使用亚洲货币单位的收益最大化，东亚各国需要通过中长期的交涉达成政治协议。为此，有如下中长期构想：
1.亚洲货币单位的政府干预
各国货币当局应创建用于交易的官方亚洲货币单位，并对其进行定义，每天公布其价值，用于作为清迈倡议框架下货币互换协议的表示货币等官方交易的货币单位。而且，也可以在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和东盟10+3宏观经济调查事务局(AMRO)的预算项目上使用亚洲货币单位。
2.区域内汇率的稳定性
各国货币当局应该通过汇率政策等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来回避外汇市场的错配，探求增强区域内汇率稳定的区域性体制。
3.区域内各国货币的交换性
货币当局在关注经济发展和金融制度建设状况的同时，有必要促进资本账户自由化，提高区域内各国货币在经常项目进而在资本项目中的交换性。
4.促进经济、金融一体化
东亚各国政府应该促进区域内FTA和EPA的发展。此外，货币当局应该强化经济监测机制，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并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一体化而进一步推进CMI和ABMI。
三、用于经济监测的亚洲货币单位和偏离指数
(一)基于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
关于亚洲货币单位的计算方法，已有诸多讨论。小川和清水根据1999年欧元开始使用之前的欧洲货币体系下计算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方法计算出亚洲货币单位(Asian Monetary Unit，AMU)。正如ECU是由欧盟成员国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来定义的一样，AMU也是由东盟10+3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来定义的。在这篇文章中，对各种货币比重的测算是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和贸易额(出口+进口)的比重来进行的。④在河合正弘的计算中把国内资本市场的相对规模也考虑在内，⑤而小川和清水则把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资本管理也考虑在内。⑥
财务大臣助理会议调查小组指出，有关亚洲货币单位及东亚各国货币偏离指数动向的基础统计在量上几乎没有差异。考虑到这一点，应该选择最容易的方法。⑦2009年5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办的东盟10+3财长会晤中，已经对CMIM框架下各国对外汇储备库的出资比率进行了界定。因此，若根据CMIM的贡献额度来计算亚洲货币单位的分配比率的话，各方将更为易于接受。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的特征是，其一篮子货币的比率是根据各国对CMIM的贡献额度比率决定的。东盟10+3成员国货币以外，港币也会被加入到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的构成货币当中。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的一篮子货币的比率，如表1所示。
根据CMIM的贡献额度，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汇率是根据以下计算式⑧，以美元和欧元的一篮子货币计价来计算的：
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和偏离指标的计算，同按照GDP、国际贸易或资本市场的比率来进行的亚洲货币单位的计算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东亚各国的CMIM贡献额度如果不发生变化，那么基于CMIM计算的亚洲货币单位一篮子货币比重则不会发生变化。确定基准汇率的基准时点同小川和清水计算的亚洲货币单位一样，是由2000-2001年间日汇率的平均值决定的。⑨
(二)基于CMIM的ACU和偏离指标的动向
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对美元欧元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可以发现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虽然在2009年以后增值了大约15%左右，但是对美元欧元的一篮子货币是比较稳定的。而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的汇率对欧元、美元的汇率却表现出非对称性的大幅度波动，这是美元对欧元汇率的大幅变动所致。⑩
我们将此指标和亚洲货币单位进行比较。AMU是以区域内贸易比重和购买力平价测算的GDP比重为基础计算得出的。通过比较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对美元欧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11)和AMU对美元欧元货币篮子、美元、欧元的汇率走势，可以发现，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和AMU表现出几近雷同的走势。
首先，利用东亚各国货币对亚洲货币单位的名义货币汇率，我们可以计算出以2000/2001年为基期的东亚各国货币对亚洲货币单位的名义偏离指标。公式如下：
名义偏离指标(%)=当期名义汇率—基期名义汇率/基期名义汇率 (1)
在此，汇率是指亚洲各国货币对亚洲货币单位的汇率。
从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的名义偏离指标的走势(12)可以看出，亚洲一些国家的货币有一些在全球金融危机前是被高估的，有一些则被低估。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被高估的货币(例如韩元)在危机爆发后大幅贬值，乃至被低估。相反，像日元这样原先被低估的货币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却大幅升值，变为被高估的货币。
比较各国货币对AMU的名义偏离指数的走势(13)和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的名义偏离指标的走势后可以发现，东亚各国货币对基于CMIM的亚洲货币单位和AMU的偏离程度有基本相同的走势。
其次，我们将通胀率差异这个因素考虑进来，分析实际汇率的偏离指数。将公式(1)计算的名义偏离指数代入到下面的公式(2)，得出实际偏离指数：
实际偏离指标变化率(%)=名义偏离指标变化率-(东亚的通货膨胀率-该国通货膨胀率) (2)
公布实际偏离指数的时候，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作为一般物价指数水平。因为CPI数据是每月统计一次，因此实际偏离指数也是每月计算一次。关于东亚的通胀率，我们可以利用计算亚洲货币单位时使用的比重来进行加权平均，以获取东亚整体的CPI加权平均值。东亚各国货币对亚洲货币单位的实际偏离指数的月度数据可从RIETI网站上查得。(14)
四、用于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
(一)用于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的特征及功能
亚洲货币单位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外汇风险的分散化。这是因为亚洲货币单位就是亚洲货币的组合体。第二个特征是，能够提供构成货币计价的加权平均利率。只要汇率风险能控制在一定的许可范围内，利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可以用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来进行资金管理，因而可以获得高于本国的利息收益。此外，用亚洲货币计价的金融商品来进行资金管理，可以让那些本国利率较高的国家获得更低利率的资金，而不会只依靠高利率的本币计价资金。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征，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完全可以成为区域内丰富的储蓄与旺盛的投资需求之间的金融中介手段。
亚洲货币单位的功能在官方和民间都值得期待。关于它的官方使用，可以有以下几种。第一，亚洲货币单位可以作为官方部门和国际机构的会计单位，或者可以作为区域内政府之间借贷契约的表示单位来利用。更为具体的是，亚洲货币单位作为ADB的计价单位来利用，或者是用于东盟10+3的各种活动。CMI货币互换协议的上限也可以用亚洲货币单位来计价。第二，在区域内的政府之间或者是国际机构和政府之间的支付上，亚洲货币单位可以作为其表示货币来利用。第三，亚洲货币单位可以作为外汇储备来利用。欧洲货币体系加盟各国就曾把欧洲货币单位用作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在民间部门，亚洲货币单位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来利用。第一，亚洲货币单位可以作为经常账户交易和资本账户交易中的表示货币来利用。第二，可以作为经常账户交易和资本账户交易中的交易货币和结算货币来利用。为了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创建以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资金结算及清算体系。第三，可以作为资产(存款、融资、政权、金融衍生品)的表示货币来利用。
(二)用于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的效果
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亚洲金融资本市场存在的严峻问题，即亚洲的金融资本市场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在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金融中介职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亚洲的储蓄大多没有直接流向亚洲的投资机会，而是转到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再迂回地返流到亚洲。这样的资本移动大部分都具有短期性特征，并且大多都是以境外货币计价、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对外债务。这些投资到亚洲各国以后变成本币计价的中长期投资。其结果，进行金融中介业务的亚洲金融机构在资产负债表中存在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问题，使得这些金融机构的外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并且，亚洲的金融机构对管理这种风险还缺乏经验和技术，因而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亚洲各国的货币当局在推进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同时，试图维持金融政策的自律性，采取了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政策不能同时实现汇率稳定、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及金融政策的自律性，因为“不可能的三角形”理论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其中两项，必须要牺牲剩下的一项。
所以，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采用了同“不可能三角”相矛盾的政策。但是，如果将区域内货币计价的储蓄与区域内货币计价的投资相联系起来，那么缘于货币错配的风险应该没有那么大。即使在这种状态下引起危机，实现对危机的管理将是可行的。
亚洲货币单位能够分散外汇风险，提供构成货币计价的加权利率。因此，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能够促进亚洲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直接金融中介的发展，对区域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回想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这种贡献对亚洲的意义极为重大。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利用，并且促进区域内货币计价的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也能够给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和亚洲债券基金的发展提供支持。
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能够提供构成货币和利率的加权平均值。这对境外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它们是整个亚洲层面的境外投资者，而不是单个国家层面上的境外投资者。如果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能够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们运用于亚洲的功效，并且境外的政府、金融机构、投资者开始利用这种金融商品的话，亚洲的资金筹措者便不会面临汇率风险，导致资金在亚洲境内外流动。如果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交易比率在亚洲与其他地区间的资本流动中持续提高的话，将会减少亚洲地区面临的汇率风险。
五、利用亚洲货币单位的条件
(一)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稳定
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稳定有两层意义，即亚洲货币单位对区域外货币的价值稳定和对区域内货币的价值稳定。其中，对区域外货币实现价值稳定更为艰难。对美元、欧元这种区域外货币实现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亚洲货币单位对区域内货币的价值稳定则可以通过区域内的政策协调来实现。
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稳定是促进亚洲货币单位使用的关键，因此可以解释为对区域内货币的价值稳定。亚洲货币单位对区域内货币的价值稳定意味着区域内汇率的稳定。在亚洲的区域内经济监测框架下，监视区域内各国货币对用于经济监测的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变动，是稳定区域内汇率的最有效办法。虽然在亚洲区域内很难协调汇率政策，但至少应该开始讨论政策协调的问题。
纵观欧洲利用ECU的历史，价值稳定对亚洲货币单位的利用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在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中，当欧洲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发生剧烈波动时，ECU的利用急剧减少。但是一旦明确ECU将会成为欧洲的单一货币，ECU的使用便开始迅速恢复。如果ECU没有能够明确其成为欧洲单一货币的预期，ECU的使用则无法实现。
(二)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
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是交易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时发生的费用，它包括对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买卖时发生的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进行对冲所必须发生的成本。低廉的交易费用对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利用非常重要。交易费用以外，还存在着收集信息时发生的信息费用。下文中“交易费用”这个概念里包含这种信息费用。
为了减少交易费用由此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使用，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当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资产少于用其计价的负债时，未来对冲由此差异而产生的汇率风险，需要将资产负债调整到等量的额度。增加买进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资产是其中一个手段。但如果这样做困难，则有必要增加买入亚洲货币单位的构成货币使其达到亚洲货币单位中的同等比率。这被称作由构成货币向货币单位的捆绑。二是如果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资产多于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负债，并且想要对资产负债进行平衡的话，就需要售出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资产。如果难以售出的话，就需要售出亚洲货币单位中的构成货币使其达到亚洲货币单位中的同等比率。这种手法叫做从构成货币到亚洲货币单位的分拆。
由此看来，为了降低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首先需要降低其捆绑和分拆的费用。因为捆绑和分拆是买卖构成货币，所以降低构成货币的交易费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开始进行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交易时，亚洲货币单位的捆绑和分拆不仅需要开展即期交易，还必须开展远期交易。在这种即期交易和远期交易中，亚洲货币单位构成货币的交易费用的降低能够降低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
为了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利用，必须要降低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这比降低亚洲货币单位构成货币的交易费用更重要。如果亚洲货币单位构成货币的交易费用低于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可以把亚洲货币单位计价金融商品按照其比率来分解成亚洲货币单位中构成货币计价的金融商品，交易亚洲货币单位构成货币计价的金融商品，而不是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
除了一部分货币以外，亚洲各国的货币都不具备充分的交换性。金融、资本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几乎所有货币的交易费用都很高。因此，亚洲货币单位构成货币的交易费用会比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交易费用高出很多。
把亚洲货币单位的构成货币合成为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资产对零售客户来说费用高昂。因此，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需要比构成货币的交易费用低很多才能实现零售交易。但是，随着交易规模扩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将缩小，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低于亚洲货币单位构成货币的交易费用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在下一节中，笔者将说明当“网络外部性”效果处于支配性地位时，这种条件将会被满足。
(三)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网络效果产生的外部性对于降低交易费用来说是很重要的。随着更多其他经济体将某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来使用，其作为交换手段的职能会更高，这就是所谓的网络外部性在货币领域中的作用。结果是使用该货币的费用也会随之下降。
这种理论也适用于亚洲货币单位。为了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使用，需要把网络外部性的机制考虑进来。如果这个网络外部性的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交易将会增加，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交易费用。现在，亚洲国际交易的绝大多数都是用美元来进行的。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利用美元进行交易比利用亚洲货币单位更为方便。这样，我们必须导入并考察这种网络外部性的机制。
规模经济是导致交易费用降低的重要原因。目前，在ABMI和ABF效果的基础上，区域内债券市场的规模正在持续扩大。规模经济开始发挥作用，降低交易费用的条件逐渐开始完善。即便如此，区域货币计价债券的交易费用还是不够低。从亚洲各国债券市场的买卖价差数据可以看出这一点。(15)如果债券发行余额和交易规模都得到扩大，那么规模经济将开始发挥作用。然后，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应该进一步下降。现在，投资于亚洲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在购入债券后基本都继续持有债券。为了促使他们将手中的债券进行买卖，作为重要的基础制度建设，在建设发行市场的同时促进流通市场的发展是重要的。
(四)促进经济和金融一体化
随着区域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化发展即商品和服务的区域内交易和金融资本交易的相互依赖日益深入，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会越来越大。随之，区域内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会进一步扩大，区域内的金融、资本市场也会扩大，使得规模经济的效果提高。
同时，随着区域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稳定的区域外汇市场的收益将会增加。这就意味着，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为实现区域汇率稳定的协调可能会加强。这种协调一旦得以开展，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将更加稳定。这样，区域内经济金融一体化不仅能降低交易费用，还将增强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稳定。
六、促进亚洲货币单位使用的政策
(一)区域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促进
区域内的经济、金融一体化对提高亚洲货币单位的魅力至关重要。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是互补的过程。尽管目前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比经济一体化迟了一些，但促进其发展尤为重要。在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把各种各样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提高亚洲货币单位的使用需求，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化为何如此重要呢？其理由在于，它将启动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化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使用，进而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良性循环。
如前所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将深化区域内的相互依赖。区域内交易增加后，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效果使得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交易费用降低，而且区域内汇率稳定的重要性也将随之上升。因此，稳定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如果亚洲货币单位的吸引力在民间部门提高，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交易自然会增加。由此，区域内的储蓄和投资的金融中介得到强化，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的一体化。
如果区域内的经济、金融一体化能够影响区域内各国政府的立场，使其能够更关注相关的政治性协调，乃至达成有关使用亚洲货币单位的官方协议的话，亚洲货币单位的交易费用能够通过网络外部性得到进一步下降。由此也能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使用。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对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使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两者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至今为止，东亚的经济一体化是由市场主导的，而非政府主导。区域内的生产网络是通过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形成的。这对区域内贸易的扩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区域内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数量倍增。在不久的未来，亚洲将会出现FTA网络。这意味着在如今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是由政策和市场两方面的支持而发展起来的。
促进金融一体化对亚洲货币单位的发展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亚洲货币单位的两个优点——即分散外汇风险和提供区域内货币计价的加权平均利率——与金融交易的联系比贸易交易的联系更为紧密。我们可以从ECU的经验来支持这一论点。当初，ECU在金融资本交易中的使用远远超过了在贸易中的使用。通过金融一体化来扩大区域内资本移动，才能扩大对亚洲货币单位的需求。
通过外汇市场、短期金融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之间的掉期率和收益曲线、股市投资收益和利率的机制，可以进行套利交易。如果这些市场被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们将会实现互补式的成长。如属于短期金融市场范畴的伦敦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对债券市场尤其是债券流通市场的培育不可或缺。为了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债券流通市场，需要让那些持有债券的投资者自由地交易，便于其进行资产组合和资产管理。为此，必须让投资者更方便地开展现金担保债券借贷交易。这意味着债券流通市场培育和债券同业拆借市场的培育是互补的，并且相互之间紧密关联。
亚洲一直努力通过ABMI和ABF来发展区域内债券市场。但是，因为债券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之间是互补的，因此对这些金融市场的培育需要同时进行。
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金融商品的发行机构和持有机构，需要管理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并灵活地对冲这些风险。为了满足这些需求，需要适当地发展构成货币的外汇市场、短期金融市场和债券市场。
(二)构成货币的交换性：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与汇率的稳定性
亚洲货币单位构成货币的交换性，对于亚洲货币单位的捆绑与分拆以及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资产负债的风险对冲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换言之，这也是充分降低亚洲货币单位交易费用的条件。所谓交换性是指，居民或非居民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一国的金融机构在外汇市场交换该国货币。如果创建一个官方的亚洲货币单位，并且相同意义上的亚洲货币单位在民间部门也能得以发展，那么亚洲货币单位构成货币的交换性对于维持市场机制——官方的亚洲货币单位和民间的亚洲货币单位通过套利交易得以收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利用而推进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是本末倒置。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应该和经济、金融一体化同时推进。而且，本国货币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寻找适当的时机来实现可兑换性。这一点是亚洲金融危机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之一。
如果某国需要让本国货币继续保持“不可兑换性”，那么可以让该货币在仅限于与亚洲货币单位相关的交易中实现交换性，从而促进亚洲货币单位的利用。这种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个欧洲国家中也曾出现过。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需要协调的重要问题。那就是，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宽同区域内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如果亚洲货币单位的构成货币获得了交换性，那么构成货币的外汇交易将会增加。我们可以考虑下面两种可能发生的状况：第一，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外汇交易中的买卖差价将会降低，甚至与亚洲货币单位的捆绑和分拆相关的交易费用也会大大降低。第二，这有可能让区域内外汇市场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区域内外汇市场的不稳定会造成外汇交易中买卖差价的扩大。因此，同亚洲货币单位的捆绑与分拆相关的交易费用也会增加。
这两种不同的情景将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就像国际金融中“不可能三角”所展现的那样，如果假定国内金融政策中存在自律性，那么意味着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构成货币的交换性与区域内汇率的稳定不可能同时实现。
纵观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经验，金融全球化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发展。这也意味着跨境流动的资金量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因此，当时在容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实现区域内的汇率稳定并不困难。这两种状况之间的矛盾也没有那么深刻，但在金融全球化大规模发展的进程中，由此矛盾所引发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将来，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协调框架将会开始讨论。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的最有约束力的手段是建立像欧洲货币体系那样的区域汇率制度安排。要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建立这种区域内汇率制度可能会招致很多争论。但是，为了实现亚洲货币单位的价值稳定并促进用于交易的亚洲货币单位使用的增加，必须建立某种区域汇率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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