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２０世纪西方哲学东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3889 （2000）01-0010-06
西方哲学东渐，是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国仁人志士寻找真理、探索中国出路发生的文化现象。在世纪末文化反思中，如果通过深入的分析与全面的总结，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取得清醒的认识，对于理解20世纪中出现的其他各种文化现象，对于今后中外哲学交流中自觉地依据哲学交流的规律吸取人类哲学智慧的优秀成果，迎接下个世纪中外哲学更大规模的交流与更高层次的会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仅就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所以发生、学术成果、社会影响及其曲折起落的根源，简要地提出一些看法。
一、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所以发生
从西学东渐到西方哲学东渐，都是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所以，为了阐明这些现象的发生，必须把它们放在中国现代化、乃至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才有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大家知道，现代化“是代表一种先进的历史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的综合性概念”[1]。在这种历史运动与社会变革中， 不能只是局限在可见的器物层面，还应该包括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把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归结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大变迁那样，中国人民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几个方面变迁的实现。在这些变迁中，文化变迁不但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而且它对其他几个方面的变迁还具有制约作用。然而，要使文化变迁得到全面实现，却是十分艰难的。一方面，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依赖人的现代化”。[2]就是说， 现代化的最终实现要取决于不同价值系统和行为新模式的决择。这种决择是否正确，并且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化进程中作为行为主体，即现代化的人的出现及其素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依靠文化变迁、即建立与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新文化来实现。这就说明，文化变迁对于其他方面的变迁不仅具有制约作用，还因涉及现代化进程中思想行为的深层次，要使它实现变革，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当我国被动地卷进世界现代化潮流时却是在曾经有过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中起步的。勿庸讳言，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不乏值得弘扬的优秀成果，但从基本倾向说，也不能因此否认其中确实存在着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甚至只能起阻碍作用的消极因素。由于它有强大的惰性与顽强的的生存能力，特别是经过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与提倡，当中国跨入现代化进程时，它作为文化背景，不但不能为现代化鸣锣开道，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及其进程。
如果说，实现文化变迁，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任务本来就十分艰巨，那么，加上前述文化背景，其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可是，文化变迁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不但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而且它对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具有先导作用。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如何进行文化变迁，建构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便是摆在仁人志士面前的历史课题。在寻求这个课题的解决方案时，基于我国现代化起源的性质，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是一个后来者，有不利的因素，但可以借鉴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与成果。其中，从文化变迁与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来说，通过引进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国家的文化，有可能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适应本国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新文化。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先进分子出于历史的自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认识的。例如容宏。早在19世纪下半叶前期，他就认为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 。“西学东渐”的主张，就是他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所谓“西学”，是指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他认为只要输入西方文化，中国就会像西方一样富强和文明起来。通过这一主张的提出，把引进西方文化的目的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了，也把“西学东渐”发生的必然性清清楚楚地揭示出来了，充分说明它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
然而，19世纪后半叶“西学东渐”发生后，作为其中核心部分的西方哲学却没有紧跟其后“东渐”。这是由中国踏上现代化道路时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国人对现代化认识与对西学的选择决定的。如果说，社会条件的这种复杂性，对国人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当人们一旦采取实际行动时，更会使事情复杂起来。因为当中国踏上现代化征途之时，也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之日。在当时的形势下，摆在爱国者面前燃眉之急的历史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使国家由贫弱为富强，以便抵御西方列强的侵害。然而当封闭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却一落千丈。因此，当他们探索中国出路的解决方案时，目光便被西方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吸引住了。于是一个严峻的局面展现在国人面前：为了图亡救存，捍卫国家主权，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害行径。而为了现代化的前途与国家富强，必须首先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列强，然后急起直追，争取早日实现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又需要向西方学习，借鉴他们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西学东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有它发生的必然性，但它又是在这些内外条件的复杂环境中迈出脚步的。这就使“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些界限模糊起来，增加了认识和处理反对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关系的难度。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先进分子虽然殚精竭虑，艰苦探索，但是由于受到这些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上传统价值观念束缚形成的思维定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冲破，因而严重地限制了他们不能正确处理反对列强侵略与向西方学习的关系。其结果便集中表现在对西学的选择上，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西方哲学东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仁人志士对现代化与对西方哲学认识的进步，“西学东渐”的内容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进到维新变法时期的制度层，再进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观念层时，具有自觉意识与全面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东渐，才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虽然这个过程时到新文化运动期间才得以最后完成，但它是晚清“西学东渐”的发展，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则是毫无疑问的。
二、学术成果及其社会影响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直接产物，首先是西方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体现这门学科、内容及其水平的学术成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并不断提高与深化的。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学术成果的取得，都是和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环境与学者们对西方哲学的认识密切相关的。
具体说来，从19世纪末维新变法到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西方哲学学科创立，学术研究起步的时期。由于当时传播者主要是把它作为启发民智的手段，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它的表面。因此，在学术研究上难以做到深入与系统。至20年代中到40年代末，随着一批在国外研究西方文化、哲学的学者回来，特别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们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极大地激发起他们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热情与唤醒民族觉醒的使命感。同时，当时社会中对于各种思想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学者们能在比较自由的条件下……从事他们的创作”[4]。因此， 在全面推进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了多方面的进展，学术研究取一批有价值的成果。然而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由于推行日丹诺夫文化模式，以及后来在“左”倾政治发展到社会动乱的社会条件下，虽然在学科建设的某些方面有所进展，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却基本上停顿下来。只是自从70年代末以来，在思想解放的有力推动下，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景象。这说明，无论西方哲学学科建设还是学术成果的获得，主要是在后五四时期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虽然前后这两个时期中的社会性质不同，但从学术研究需要的社会环境来说，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在某种大一统专制型意识形态废驰之后，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文化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思想自由的局面，从而为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因此，尽管几代中国学者辛勤耕耘，其他时期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学术成果的取得来说主要是上述提到的两个时期。在这期间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的学者，问世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表现在文献形式上，除了译著外，还发表了成批的论文，出版了成批的著作。在这一方面，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认识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独立研究，深浅不同地取得了一批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在古代哲学研究中有汪子嵩等的《希腊哲学史》、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范明生的《拍拉图哲学述评》、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与傅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在近代哲学研究中有陈修斋等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洪汉鼎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杨祖陶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郑昕的《康德学述》、贺麟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张世英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张颐的《黑格尔伦理学》、王树人的《黑辨哲学新探》与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在现代哲学研究中有张东荪的《新哲学论丛》、谢幼伟的《现代哲学述评》、洪谦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车文博的《弗洛伊德主义述评》、涂纪亮的《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徐友渔的《哥白尼革命—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在内容上，这些著作材料丰富、视野开阔、论述透彻，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观点，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哲学不同时期取得的进展，及其学术上达到的水平，说明西方哲学东渐在学术上是有成绩的。其中，特别是古代哲学中对希腊哲学的研究，近代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获得的成果更为突出。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从整体上对西方哲学东渐取得的成果及其水平，冷静地作出分析与估计，则应该承认：水平不高，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5]这主要是由于受到种种原因的制约， 使国人对西方哲学的认识长期处在肤浅的层次或根本错误造成的。这种肤浅和错误，使西方哲学东渐不时处在曲折之中，不但直接导致西方哲学研究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成果，还由此使它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没有发挥本来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
当然，中国学者取得的上述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自己国家民族命运的理解，以及他们对面临时代挑战作出的反应。因此，通过这些成果对于推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发挥了一定推动作用。这是首先要加以肯定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前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最后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与解放，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制度的保证。这些政治斗争所以最后能够取得胜利，与西方哲学东渐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通过西方哲学东渐，第一，使一批有识之士认识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从而使他们自觉地承担起领导政治变革的重任；第二，使国人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革命意识唤醒的过程中投入到政治变革的潮流中去，从而推动了社会革命向前发展；第三，为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与指导，从而保证政治变革顺利进行，并不断走向胜利。显然，这三条不但没有把西方哲学东渐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作用全面地概括出来，就是它对政治变革一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也不是毫无遗漏地反映出来了。但是通过这几条至少说明了，西方哲学东渐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实际上，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无论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无不深浅不同地烙上了西方哲学东渐的印迹。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的。
问题是必须看到，它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正常发挥。虽然这种作用的发挥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但也不能否认与学术成果的取得及其水平的限制没有关系。只要举出当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外在表现，透过其影响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便足以得到说明。
例如，作为适应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本来，西方哲学东渐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从帮助认识世界的发展潮流、选择现代化模式、进行思想启蒙，到现代化主体的培养与现代化目标的全面表现，都能发挥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中仅以现代化需要的思想启蒙来说，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期间，通过西方哲学东渐，“民主”、“共和”与“天赋人权”等学说都输入进来了。然而，这些革命运动却屡遭失败，以至辛亥起义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的手中。后来，袁氏恢复帝制所以失败，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共和”深入人心的结果。可是孙中山指出：“袁氏帝制所以失败者，取消帝制为其极大之大原因也。盖以帝制之取消，则凡为袁氏爪牙各具王侯之望者，亦悉成空想而斗志全消矣。如陈宦所以独立，而袁代即以气绝也。”[6]这种看法的正确性， 从鲁迅有关辛亥革命的描写中也能得到印证，说明并非像有些人宣扬的那样。五四前后，在西方哲学纷至沓来的过程中，传播最为热烈的莫过于“科学”与“民主”学说。可是在地广人稀的中国，真正相信并接受德赛二先生究竟有多少呢？对此，当年陈独秀就曾经指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7]。否则，为什么后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 一再听到要求进行“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呼声。马克思主义启蒙也是这样。在它成为国家指导思想以后，为什么遭到扭曲、变形，甚至最后在它的旗帜下发生社会动乱，当时在社会中识破并进行抵制的，又有几个呢？
又如，以中国传统哲学变革来说。这是一个与现代化关系十分密切的问题。因为要使中国迈向现代化，必须要有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哲学来为它开辟道路。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不能适应这一时代要求，遂有西方哲学东渐发生。因为通过西方哲学东渐，能够促进中国传统哲学从僵化的社会格局中解放出来，推动它从僵化的思维模式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还能促进它在内容上向现代形态转变。然而在这一方面积极作用的发挥也十分不尽人意。主要是有的在弘扬传统的口号下，拒斥西方哲学，使人们长期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思维模式与文化心态，在旧的惰力的束缚下不能解放出来。有的则一味强调与传统断裂，视传统与现代化水火不容，使传统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理与真正的扬弃。因此，尽管在西方哲学东渐的推动下，中国传统哲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展，但由于不断陷入困难的境地，使新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难以推广到广大市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中去，使他们仍然长期处在传统思想的紧紧禁锢之中。中国传统哲学变革的这种不彻底性，导致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所需要的理性觉醒与成熟，即文化变迁迟迟不能实现。因此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时期内，新的虽然在不断冲破旧的，但死的又拖住了活的。就这样，使社会生活新旧杂陈，方生方死，导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曲折与反复。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显然没有把西方哲学东渐积极作用受到扼制的情况全面地反映出来。但是，通过这些事实的叙述，其积极作用没有得到正常发挥及其消极后果，还是能够得到说明的。把前面对西方哲学东渐积极作用的肯定与这里对其积极作用受到限制的阐述归纳起来，足以说明：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所以对其积极影响不能估计过高。
三、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曲折起落根源
学术成果取得及其社会作用发挥的上述状况，是由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因为多种原因使其曲折起落决定的。例如，前半个世纪中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和封建腐朽势力的强权政治及其文化专制主义，常常使西方哲学的输入遭到遏制；后半个世纪中则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日趋僵化与“左”倾政治路线的作祟，导致在对西方哲学的认识与处理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原因中，哲学研究中的政治化倾向与中西哲学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是理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命运与西方哲学东渐曲折起源的关键。从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考虑，应该特别对它们进行严肃的反思。
首先，哲学研究中的政治化倾向，是西方哲学东渐曲折起落的社会政治根源。
哲学与政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而且，它们作为上层建筑的不同组成部分，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一定社会政治斗争的反映，同时反过来，哲学又要为一定社会的政治斗争服务。可见，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哲学与政治，又有明显的区别。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既决定于一定社会的政治斗争，还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原先哲学发展提供的思想资料。而且，哲学对政治的反映不是直接的，需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有可能。因此，哲学与政治虽然同属上层建筑，但它却是一种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因而决定了哲学上与政治上的斗争方式不同，决定了它们各自有自己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规律。所以，在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时，不能把它们看得过于简单化，更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需要十分细致与慎重。
然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在处理哲学与政治关系时，却出现了哲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这种倾向是在片面强调与歪曲“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形成，并随着“左”倾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强化。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艰难地跨进20世纪的。因此，从政治上寻找民族生存发展之路，成为时代最紧迫的课题，由此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引进西方哲学，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在当时，西方哲学东渐主要是为了振兴中华和推动社会进步，因而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一个优点。但是，哲学研发中的政治化倾向，也是从这里萌芽的。因为在当时社会变革中，政治斗争主导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政治生活成了中国人关注的中心。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家们总是力图从哲学上找到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而哲学家们又总是以自己的理论活动介入并以此指导现实的政治斗争。这使哲学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发挥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的作用。例如，在西方哲学东渐全面启始时期，传播者一开始便过分地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因此在引进西方哲学时只是从政治目的上着眼，对西方哲学本身学理探究不够，明显地染上了政治化的倾向。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倾向得到了恶性发展。例如50年代中期批判实用主义时，完全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与需要出发，把一切哲学上的是非争论都完全归结为政治上的阶级斗争，从而使哲学研究完全政治化。又如文化大革命中联系西方哲学批判林彪时，完全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选择与剪裁史料，根本不顾哲学观点在西方社会中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它们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真实含义，只是按照唯物主义进步、唯心主义反动的公式，无限地上纲上线，把时下政治斗争的一些口号或套话作为结论强加到西方哲学家的头上去，以此宣判他们的所谓罪行。具体作法是，把哲学上的不同争论等同于社会上不同阶级的对立，进而把哲学上的争论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然后把哲学研究直接地、单率地政治化。这就是“哲学为政治服务”的真相。实质上，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事业，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与附庸。这样，不仅直接地使西方哲学东渐陷入困难与曲折之中，并且给西方哲学事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消极后果。其中主要是：第一，完全抹煞了西方哲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使西方哲学研究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学术成果；第二，完全否定了哲学对政治的指导功能和价值，使西方哲学东渐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没有发挥它本来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次，文化民族主义，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曲折起落社会心理根源。
前面曾经指出，虽然西方哲学东渐是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潮流发生的，但它又是伴随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东渐的，因而使它本身布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复杂性。由此，使生活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对它具有不同的认识与心态。例如，在晚清上层社会中有所谓闭眼看世界与睁眼看世界两种人。他们对西学东渐作出的反映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盘踞在晚清历史舞台占优势的反动势力，他们从维护封建专制出发，顽固地敌视和排斥西学。对于他们这种文化心态，人们是不难理解的。值得考察的倒是在那些睁眼看世界、主张引进西学的人士中也喊出了反对引进西方哲学的声音。这里，着重分析一下“中体西用”原则。因为尽管它是西方哲学全面启始东渐前提出来的，但作用一种文化心态，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对于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产生过长期的消极影响。
简单说来，“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在推行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文化模式。核心思想是，要在维护中国封建制度这个“体”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生产手段和科技文化，以此为“用”使之达到强化“体”的目的。这是晚清一部分具有一定改革倾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心态。它在中国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在洋务运动过程中，随着它的提出与实施，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动摇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思想统治，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然而另一方面，它只允许引进西方的器物层文化，反对输入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文化优于西方。特别是这种引进必须以坚持和维护现存的封建秩序的“体”为前提。这就背离了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极大地限制了西学引进的范围及其作用的发挥，所以当后来要求扩大“用”的范围向它提出挑战时，它仅有的一点进步意义便寿终正寝，成为一道阻挡近代西方文化冲击的精神堤防。而且，自此以后，虽然它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不断地受到批评，但由于它成为一种传统文化惰力，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不断地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表现出来。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东方文化挽救西方”论，30年代的“本位文化”论自不必多说，就是60年代叫得震天价响的“世界革命中心”论、“顶峰”论，也仍然是“天朝上国”的翻版。
这些文化心态虽然在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别，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它们“坚持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思维模式：人是为特定的纪纲或文化传统而生的”[6]。就是说， 它们都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出发，以此确定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例如，是引进，引进什么；是排斥，排斥的根据，都是完全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唯一的标准。有文化价值取向上，这是一种“天朝大国”、“华夏文化中心”的文化取向。这是文化民族主义，确切地说，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它是上述文化心态的共同实质，而那些文化心态则是它在中西方化、哲学交流过程中的外在表现。由于它的存在与作崇，当外来文化、哲学冲破国门进来时，它筑起了一道思想堤坝，给西方哲学东渐事业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实践证明，它不仅使西方哲学东渐长时期处在艰难与曲折之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学术成果的取得与社会作用的发挥受到它的严重制约延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
认识了这种实质后，值得深究的是，上述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既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条件直接相关，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惰力的产物。从前一方面说，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是伴随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东渐的的，虽然中国为了促进社会现代化，有必要引进西方文化，但因为列强的入侵，使国家民族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不仅触动了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伤伤害了普通百姓的土地家园感情，从而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必要性掩盖了输入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导致西学东渐不断受阻。从后一方面说，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靠着文化悠久与自成一统的格局，逐步形成了一种“用夏变夷”的“民族中心”与“文化中心”的观念。而且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深深地沉入广大群众的社会心理之中，成为一种封闭的文化视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默默地发挥着作用。这是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不断遇到的一块巨大的暗礁。“中体西用”是它的表现，其他文化心态也莫不根源于它。综观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对西方哲学认识上种种偏颇、片面与错误的观点，以及对它采取的种种怀疑、恐惧、排斥的态度，都是这样产生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收稿日期：200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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