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国史研究”专题研讨会发言摘登——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建设社会主义论文,研讨会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需要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支撑，同时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国史研究）的支撑。
国史研究的对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史或中国当代史。如果把中国现代史定义的上限由1919年改为1949年，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因此，国史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史学是中国史学的分支学科。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要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这些都决定国史研究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支撑作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个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以及用这种历史观对历史的叙述、解释和评价，都是那个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阶级社会里是一条普遍的社会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需要用符合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来叙述、解释、评价历史；反之，被统治阶级为了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也要用符合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来叙述、解释和评价历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以往历史上少数剥削阶级对大多数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国家具有本质的不同。在我们国家，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占据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既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又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世界观。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它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说到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具体到史学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就是以历史唯物论或曰唯物史观为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又是按照一定规律发展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这一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用这一历史观叙述、解释和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就会得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才能得到复兴的结论；就会培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相反，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用唯心史观的观点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叙述、解释和评价这段历史，必然会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对建国后的历史事件一件件泼上脏水，抹黑搞臭，最终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试想，这样看待和宣传国史，怎么可能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呢？又怎么可能培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呢？所以，是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国史研究，对于建设和谐文化，从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在国史研究领域，多数人都是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真正落到实处。为此，我认为当前需要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工夫。
首先，国史研究者要实实在在地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著作，弄懂弄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要结合时代特征和各国国情不断发展的，不发展，总是老一套，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了。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就解决不了当前的实际问题。但同时应当看到，这种学习绝不能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者，而且，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主要集中在他们的著作中。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法兰西内战》、《卡尔·马克思》、《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一些有关唯物史观的书信等等。不看他们的书，怎么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怎么阐述的，又怎么可能了解唯物史观都有哪些基本原理呢？如果连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什么都不清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怎么可能落到实处呢？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人总是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要读一点马列的书”。就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还特别提到要加强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习。这些都说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另外，对经典著作仅仅翻阅浏览是不够的，必须结合自己的实践一字一句地精读；仅仅读一遍也是不够的，必须随着自己实践的积累反复地读。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并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使唯物史观在自己的思想中扎下根来。
其次，国史研究者要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地分析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力求给予合乎历史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的回答
现在，国史研究中的问题不少，例如，国史的主线、主流是什么，国史应当如何分期；还有，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应不应当否定，“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对不对，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化三改”是不是多此一举，对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应当如何评价，制定“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为什么会由解决吃、穿、用改为备战，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批判陈伯达，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为什么会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为什么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等等。这些问题有的还不十分清楚，有的原来清楚后来又被搞得不清楚了。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如果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说了些什么，却不能详细占有史料，不能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拿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和学术规范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能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历史经验上的支持，那就会如同毛泽东过去批评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称赞“好箭”，却总是放不出去。这仍然不能算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了实处。
我们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曾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作过许多精辟论述。例如，邓小平在1979年说：“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是，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57页）江泽民在1989年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说，我们党成立后的85年里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人民日报》2006年7月1日）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牢固掌握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且把它运用到了对建国后历史的观察、分析和评价上。他们虽然不是在具体地解决国史研究中的问题，但却为我们在国史研究中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树立了光辉典范。
再次，国史研究者要密切注意国史研究领域中唯心史观的动向和表现，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批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建国后历史的种种攻击与诬蔑
近几年来，唯物史观在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坚持和维护，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唯心史观的空前挑战。例如，有人咒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是什么“帝国史学”、“官方史学”、“马屁史学”、“垃圾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教育“训练出来的不是人，而是狼”。有人歪曲、丑化建国后的历史，说什么建国后的历史是“血雨腥风”的历史；土改是“红色恐怖”，“反民主、反法治、反人道、反科学，是新中国历史倒退的第一步”；“抗美援朝不合法”；“镇压反革命运动错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弄得全国从此鸦雀无声”；“‘肃反’和‘三反五反’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三大改造是照搬苏联模式，破坏了生产力”；“统购统销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实行的，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造成了普遍贫穷”；“反右斗争是预谋，完全没有必要性”，“搞战备是错误估计形势，三线建设多此一举”；“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出于个人恩怨”等等。总之，在他们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头30年几乎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即使改革开放后，政治上也是“专制独裁”的。我们要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能不拿起唯物史观的武器，同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斗争。
在斗争中，我们当然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中的立场问题与认识问题。对于学术性的问题，必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讨论。甚至对政治问题中属于认识性质的问题，也需要通过充分占有材料，遵守学术规范，摆事实讲道理，用真理说服对方，最大限度地扩大唯物史观的团结面。即使是政治问题中属于立场性质的问题，只要它以学术面貌出现，我们也不妨把它权当成学术问题，以学术对学术，先从收集、核实史料做起，然后通过充分说理的方法，戳穿其在论据上歪曲史实、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手法的伪科学性；批驳其在论证中偷换概念，脱离研究对象的特定历史条件，混淆历史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等手法的荒谬性，指出其在论点上的欺骗性、复旧性、危害性，力求从学术上战而胜之。
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毛泽东也说过：“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他还说：“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281页）他还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232页）可见，敢不敢同唯心史观作斗争，能不能批驳攻击唯物史观和建国后历史的言论，不仅考验着我们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了实处，同时也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战斗性，能不能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辨别谬误的能力。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倡导和谐，要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如果强调同唯心史观进行斗争，批驳攻击唯物史观和建国后历史的错误言论，岂不是同倡导和谐的精神背道而驰吗？这是对我们党倡导和谐的一种误解。我们党过去有过过分强调斗争性的偏颇，犯过错误，受过损失，这个教训必须记取。但今天倡导和谐，绝不等于否定斗争性。试想，不同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贪污腐败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等等现象进行斗争，和谐社会能建立起来吗？攻击唯物史观和歪曲、丑化建国后历史的言论，本质上属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反映的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诉求，目的是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论据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来说，这种言论只能是噪音、杂音、不和谐之音，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的破坏。我们批驳这种言论，正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它同倡导和谐的精神不仅不矛盾，相反是完全一致的。事实反复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衰亡。前苏联所以亡党亡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丑化和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的覆辙，我们绝不能重蹈。
邓小平曾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江泽民也曾指出：“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这种差异和多样必须以不损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前提。只要是攻击唯物史观、歪曲丑化建国后历史的言论，不管它来自哪里，出自何人之口，我们都有责任据理批驳。这是落实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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