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军事支出、财政与管理研究(一)_汉朝论文

秦汉时期军费开支、筹措与管理问题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费论文,秦汉论文,开支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1](P210) 秦汉大一统王朝,为开疆拓土,经常大规模、频繁地对外用兵。尤其是秦始皇、汉武帝、王莽和东汉后期的战争不断,导致后勤费用急剧膨胀,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相当大。为解决军费问题,统治者对军费的筹措与管理十分重视。学界对此问题做过一些研究,如马大英先生的《汉代财政史》[2],黄今言先生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3],刘不同先生的《汉武帝战时财政论》[4],黄今言、陈晓明先生的《汉代边防军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5] 等。但因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仍有言之未尽之处。本文拟根据现有资料专就秦汉时期军费开支、筹措与财务管理情况做一些探讨,以期就教于同仁。

一、军费开支结构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

秦汉时期国家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秦时南征百越用兵50万[6](卷6《秦始皇本纪》),北伐匈奴用兵30万[6](卷88《蒙恬列传》),地方兵史书无明确记载,全国36郡以上(注:《汉书》卷28《地理志》: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7](卷28《地理志》),我们按每郡5000~10000兵力计算当不为过,加卫戍京师的部队,秦代军队总数当在100万以上。汉代的兵力总数当也不少于这个数字。如据文献记载:

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7](卷1《高帝纪》)

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6](卷57《绛侯周勃世家》)

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餽之?[7](卷24《食货志》)

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7](卷38《高五王传》)

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8](卷1《光武帝纪》)

说明汉代全国军队的总数也在100万以上, 这与当时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和能服役的人数是一致的。据黄今言先生考证,当时有适龄应役对象2400万[9](P222)。武帝时仅屯田的边卒就有60万,边防军最高额应在80~90万左右,最低时也在30万左右[10](P336),加之戍卫京师的中央军和各个郡国的军队,其总兵力应该不低于秦时的100万。现在我们就以100万算,要装备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保障其生存和活动,军械的制造与储备、军马的繁殖与饲养、军士的给养与消耗、烽障要塞的建筑与修缮、伤病的治疗及死亡将士的安葬抚恤、各种赏赐及战争耗费等等,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应该非常之大。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依据一些零散的史料记载,将国家财政总收入与军费开支做一概略比较。

(一)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情况

查考诸文献,目前已见对秦汉时期财政状况有记载的有如下三条:

(高帝)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7](卷24《食货志》)

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7](卷86《王嘉传》)

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11](卷627引桓谭《新论》)

上述文献记载的国家掌控的财政情况:第一条是个概略数字;第二条记述很清楚,为83万万;第三条也很清楚,年总收入为123万万。黄今言先生考证汉平帝时国家财政中的租、赋总收入为12,772,359,020[3](P227),二者可相互印证。综合而论取其概略整数,我认为汉代财政年总收入平均大约120万万。这只是据史料做概略定量分析,其他费用分析也是如此,不可能精确,但总比没有定量分析要好。

(二)经常性军费开支项目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

就总体而言,军费开支可分为每年都要开支的经常性军费和不定期开支的临时性军费两项。

每年都要开支的经常性军费主要有军官俸禄、衣粮供给费、军械装备及军马费等。

1.军官俸禄。依据黄今言先生考证:汉代边防军的“军官与士卒的比例为1:10”,比照西汉官吏俸禄,平均每年每一军官“俸禄为1.66万钱”[10](P369)。我们要研究的是包括内郡在内的所有军队,考虑到内郡的郡、县尉及其所属军官的俸禄,可能已由国家(或地方)官俸财政支出的情况,我们在黄先生考证的边防军的军官与士卒比例的基础上降低一倍,为1:20。这样算来,100万军队各级军官每年的俸禄100万×1/20×1.66万钱=8.3亿钱。

2.衣粮供给与转输费。秦汉时士兵发放的衣服主要有袭、绔、袍、禅、履等[12](P67),每样衣服的价格汉简中记述有些差别,可能是受不同时间(季节)的供求关系影响的缘故。黄先生考证,一般情况下袭、绔、袍、禅的价格分别为500钱、500钱、1000钱、300钱[10](P371)。至于、履、袜、鞋之类汉简中未见有记价格者,估计值不了几个钱,可以忽略不计,再考虑到有些衣服并非每年都全发,以其总价格2300的一半1150钱计,应该是最为保守的。这样军队服装费开支为100万×0.1150万钱=11.5亿钱。

关于军粮(不考虑食盐和其他副食品)供给费用。首先必须搞清军粮的月给标准问题。据居延汉简中记载制成表1。

表1 汉简军粮供给标准表

简文 编号标准

出麦二石,以食夷胡卒徐德十一月食□□□重。 13·3[13]2石

出麦八石,禀如意燧卒程充等四人四月食。 10·26

2石

出粟卅石,三月以食卒十五人。160·8

2石

万年燧长武糯二石,卒魏圣取。38·19

2石

戍田卒七十人,月食百五十九石六斗九升。 E.P.T56:30[14] 2.2石

出麦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剧作之六303·24 2.2石

十六人,五月尽八月。

麦二石六斗,以禀夷胡燧卒□。 253·6

2.6石

麦二石六斗□以禀□。 387·23 2.6石

□□卒徐尊,七月食三石。142·17 3石

□四月食三石。 17·27

3石

止害燧卒孙周,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正月乙 27·11

3.33石少

第十燧卒覆贺,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 161·1

3.33石少

月丙寅卒冯喜取。

鄣卒李就盐二升,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 244·22 3.33石少

一月庚申自取。

燧长王望,五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四月甲午卒 286·8

3.33石少

尉吏皇楚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子自取。

□□鄣尉吏郭当粟三石三斗三升少,申自取。

尉吏郭永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丙午自取。

鄣卒□□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壬申自取。

鄣卒马□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鄣卒弋南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鄣卒孟□寿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癸酉自取。

鄣卒孔之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鄣卒徐充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鄣卒王奴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鄣卒李寿壬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鄣卒胜之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

26·213.33石少

□月己酉卒陶□宗,陶敞禀三石三斗三升少戎

326·10

3.33石少

赐戊午取。

第七燧长王庆粟三石三斗三升少陈尊取卩。

卒杨武粟三石三斗三升少陈尊取卩。

卒陈尊粟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卩。 E.P.T51:60

3.33石少

第四燧长董登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癸丑卒

卒邓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癸丑卒宣取卩

栗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癸丑□。

卒威粟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卩。

E.P.T51:87

3.33石少

从上表情况看,月口粮有2石、2.2石、2.6石、3石、3.33石少等五种标准,之所以如此,可能各有原因。最有可能与发放口粮时所用的量器有关。因为汉代有“大石”、“小石”之分,可能1、2、3情况所记,属大石。5所记,属小石。所谓“三石三斗三升少”的“少”即“小”。在当时大石与小石的比率为十比六,即小石一石合大石六斗。故“三石三斗三升少”则为大石2石;但4所记“三石”,因未注少字,若以大石计,似乎偏高,以小石计,1.8石,正合严尤劝王莽不要发30 万大军入击匈奴时所计人均月标准[7](卷94《匈奴传》)。故此我们有理由将其以小石计。那么,汉代边兵月粮的发放量,大致为大石2.6石、2.2石、2石、1.8石。高者2.6石与赵充国上奏所记2.66石大体一致(赵充国上奏汉宣帝曰:“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石),盐三百八斛。”27363÷10281=2.66)[7](卷69《赵充国传》)。但仔细比较后发现上表所记2.6石均系麦,赵充国上奏所记2.66石为谷, 并非与其他多数简所示粟相同,显然,应理解粟为粟米,属成品粮,麦和谷为毛粮,折合成成品粮也就是1.8石多。通常的月粮标准应以2石(大)居多,上述34条简文中,将3.33石少也折合为大石2石,有28条皆记月粮标准为2石(大)。1.8石和2.2石上下浮动0.2石应属正常现象。其原因,可能与发放粮食的时间先后及士卒所承担的任务有关。汉代士兵口粮的发放时间,通常是提前一个月付给,上述汉简显示5月—10月(白天较长,又是夏秋粮收获的季节)标准可能要高一些;11月—4月(白天较短,季节偏冷,活动量偏小)标准可能较少一些。上述记载也有4月和7月食三石的特例情况,若是大石,可能是“田卒剧作”或进行特种训练士卒的一种特殊标准。若是小石,可能是从事较轻工作(或其他尚不可知原因)士卒的月标准。上表还反映,粮食的发放办法有两种,一是由兵卒个人自取;二是按口粮标准发放到戍所统一使用(见上表303·24和160·8简等)。其价格史书中未见记载, 陈直先生统计汉简中所见的价格分别为:

粟二石,直三百九十,三石,直三百六十。入谷六十石六斗六升大,直两千一百二十三。……籴粮粟二石,石百一十。……籴得粟五十石,石八十五。[15](P95)

价格波动比较大,不太一致,可能是品种及质量不同和供求关系影响的缘故,属于正常现象。我们以成品粮粟的价格为准,取上述三种价格平均值(195+110+85)÷3=121.66钱。《汉书·赵充国传》说:“张掖以东,粟石百余钱。”综合二者可概略取整数价100钱计。边兵人数,秦时是80万,汉武帝时60万,平时约20万-30万[10](P366—367)。我们取其大概平均数值50万计。即内地军队口粮费为:50万×12(个月)×2(石)×0.0100万钱=12亿钱。边防军队考虑到屯田自给一部分,若以自给一半计,则其口粮费为:50万×12(个月)×2(石)÷2×0.0100万钱=6亿钱。但同时还必须考虑向边防军队转输的费用,据刘光华对汉简的研究,从酒泉郡的表是雇车一辆运25石粮至金关,约需运费1300余钱,而这段距离不过是长安至金关的1/10。也就是说,假如从长安运粮至金关,每辆运粮车所耗运费就高达13000钱[16]。但需要指出的是转运并非全部雇佣民力,平时主要是“更卒”和士兵,主要是战时要雇佣一些民力,究竟需要多少民力,尚未发现有文献记载,我们只能大致测度其为1/5左右的粮食需要雇佣民力。这样粮食转输费为:50万×12(个月)×2(石)÷2÷25×13000钱×1/5=62400万钱,取其整数即为6亿钱。这样衣粮供给与转输费共计为11.5+12+6+6=35.5亿。

3.军械装备及军马费。秦汉时属冷兵器时代,虽然武器损耗不大(除箭镞外)。但其还是要损耗一些,加之要储备一定的量。这样生产、保管和修缮费用自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中央和各郡国都设有工官作坊和武库。如《汉书·贡禹传》说:

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师古(注)曰:“三工官,谓少府之属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东园匠也。”

三工官计岁5000万,若三者平均,则考工室一年生产兵器的费用也就是1666万。再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河南、南阳、济南、泰山、颍川、河内、蜀、广汉等郡,皆有工官。

则工官制作兵器费用1666万×8=1.3亿。至于尚方、武库制作兵器费用因未发现有文献记载无法考证,暂且予以忽略不计。

全国制造车船的费用。据《汉书·韩延寿传》记载:

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

一郡300万车甲,这可能是特例,因为全国总兵力(包括步骑兵)才100万左右,即使是备一些装备,正常情况下应该也在100万左右。南方郡当为船,不管是车还是船,一件以1万钱计(黄先生考证:“车、船规格不同,市价有别。1丈的船为1200钱,轺车1乘10000钱至12000钱”。车船有大小之分,同时不同时期价格也应该有高低波动之别,这里就以船10丈和轺车的整数价10000计)[17]。此项费用为100万×1万钱=100亿。若以其使用寿命20年计,费用每年也当5亿。

养马费。秦王朝统一后,“始皇寓海内,六万骑之国马尽归秦”[18](卷148),再加上秦统一前原有的“骑万匹”和后来在郡县及边区新牧养的马应该有相当的数量。如留侯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北有胡苑之利”[6](卷55《留侯世家》) 注引《索隐》崔浩云:“苑马牧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注引《正义》《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可见,秦官府在易养马的上郡、北地等靠近胡的边地建有相当规模的牧马基地和牧马场,能成为汉朝定都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说明马的数量之大。汉踵秦之制,并有发展。当时在京都附近大量养马。如《汉官仪》曰“天子六厩”,“马皆万匹”。在边郡也建苑养马。据《汉书·景帝纪》记载:

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师古曰:“武泉,云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放谓牧马处为苑。”

《汉旧仪补注》也有类似记载: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

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

上述36所牧马场养马30万匹,加之前述天子六厩牧马场所养6万, 有明确记载的仅属中央太仆直接管辖的牧马场地所养的马就达36万匹。《玉海》卷148引魏王朗所说, 西汉王朝“西京中厩则騑騄驸马六万余匹,外牧则扈养三万,而马十之”。西京中的“厩”养马6万匹, 外牧马的人3万,而每人养马10匹。6+3×10也是36万匹。与上述文献记载数字一致,二者互证。《玉海》还记载:

(汉武帝时)雄卫霍张皇之师,勒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

仅中央太仆直辖的厩养马就有40万匹之多,说明汉武帝时官养马匹在进一步扩大。上述牧马数量若再加上内地各诸侯国和郡县官府养马,数字会更高。东汉刘秀建国后实行“柔道”治国方针,主张“偃武修文”,边郡牧养马匹减少,但与西汉比其掳掠战马量很大(见表2)。

表2 两汉战争掳马数量表

时间 掳获战马情况记载史料出处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驱匈奴马牛羊百有余万。《汉书·卫青传》

元朔五年(前124年)令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 《汉书·卫青传》

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 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卤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卤马牛羊《汉书·匈奴传》

二千余。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卤马牛羊七千余。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

卤马牛羊七万余。

昭帝时

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翖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人,至右谷蠡王庭,获《汉书·西域传》

……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

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

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得其众合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9年)

和帝永元元年(89年)

(班)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 《后汉书·班梁列传》

永元元年(89年)

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后汉书·窦融传附

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 曾孙宪传》

永元二年(90年)

(梁)慬临阵被创,不顾,连破走之,尽还得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众《后汉书·班梁列传》

永元六年(94年)

(班超)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 《后汉书·班梁列传》

永元九年(97年)

(司马寇)盱斩虏千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后汉书·西羌传》

安帝永初七年(113年) 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首虏千人,得驴骡骆馳马牛羊二万余头。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元年(114年) 遣轻骑钞击杜季贡于丁奚城,斩首四百余级,获牛马羊数千头。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四年(117年) 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阵士,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四年(117年) 乌桓大人于秩居等与连休有宿怨,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财物。

元初六年(119年) 度辽将军邓遵……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永宁元年(120年)春尚将诸郡兵与马贤并进北地击狼莫……所略人男女千余人,牛马驴羊骆馳十余万头。《后汉书·西羌传》

永宁元年夏

马贤将万人击之(西羌)。……获生口千余人,马牛羊以万数。《后汉书·西羌传》

建光元年(121年) 马贤率兵召卢忽斩之,因放兵击其(西羌)种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 《后汉书·西羌传》

延光三年(124年) 中郎将马翼遣兵与胡骑追击,破之,斩首及自投河死者殆尽,获马牛羊万余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延光四年(125年) (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首《后汉书·班梁列传》

虏八千余人,马畜五万余头。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 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永建六年(131年) 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之,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阳嘉四年(135年) 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后汉书·西羌传》

永和三年(138年) 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余级,获马千四百匹。 《后汉书·西羌传》

永和四年(139年) 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得马骡羊十万 《后汉书·西羌传》

余头。

永和六年(141年) 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余级,得马牛羊驴万八千余头。 《后汉书·西羌传》

桓帝延熹八年(165年) 颎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后汉书·段颎传》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 颎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后汉书·段颎传》

建宁二年(169年) 颎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 《后汉书·段颎传》

帐什物,不可胜数。

建宁二年(169年) 凡破西羌,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骡驴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 《后汉书·段颎传》

上表显示,史书上记载的通过战争掳获马匹30次,东汉时期就多达26次之多。仅段颎一个将领就率部掳掠西羌马牛羊近880万头。 班超父子在西域征战和马贤击西羌等战斗中,每次也是成千上万或数十万的掳掠。窦宪击北匈奴,“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东汉掳掠马匹数量真是太惊人了,不算“大获其生口牛马”等不明确数字的就有1057万,马牛羊橐驼中若马按1/6计,掳获马匹也达175万以上。可见东汉国内军牧衰落,通过战争掳获马已经成为东汉政权补充战马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掳掠来的马同样需要喂养。考虑战报中可能有虚报的成分,加之战争中要消耗大量战马和并非年年都有掳掠。此就以景帝时的36万匹马作为平均数计。如以饲养为主的话,“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7](卷69《赵充国传》), 一匹马一年的食物消耗量是一个士兵月粮的12倍。汉代马匹多在边郡牧养,粮食消耗要大大减少,但西北边地冬季三个月,马还是要以吃粮食为主。3×2×12×36万×0.0100万钱=25.92亿。此外,3万养马的官奴婢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考虑到他们夏秋时要备一些草料冬用,可能要减一些喂养马的费用,故二者相抵忽略不计。这样军械装备及军马费就为1.3亿兵器费+5亿车船费+25.92亿养马费=32.22亿。

上述这些每年要开支的经常性后勤费用为:军官俸禄8.3 亿+衣粮供给与转输费35.5亿+军械装备及军马费32.22亿=76.02亿(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曰:“大司农供军国之用。”《汉书·毋将隆传》说:“汉武库兵器,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汉书·贾捐之传》说:“西羌之师,大司农钱尽。”《西汉会要·大司农钱》说:“帝比岁击胡,大司农陈臧(藏)钱经用既竭。”《汉书·食货志》说“汉连出兵三岁……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费皆仰大农”,“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以下记述说明,装备军队的兵器、车辆制作、军马牧养费用,以及军队作战的物资给养供应等一切费用皆由大司农提供。)。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为76.02÷120×100%=63.35%。但需要明确的是,士卒的口粮和军马食用的粮食,是大司农以田租实物供给的。如果从中剔除,其费用为76.02-12-6-25.92=32.1亿。即使如此,它也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为32.1÷120×100%=26.75%。占整个大司农财政收入比例为32.1÷40×100%=80.25%,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三)非经常性军费开支项目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

所谓非经常性军费,就是一些不定期开支的临时性军费。主要是国防工程费、战争费、军功和归降赏赐费、安葬抚恤费等。这些费用无法定量考察,只能做些定性分析。

1.国防工程费。主要是修筑军用道路、漕运河渠,军用驿站、塞城、障燧等工程费用的支出。秦汉时期的这些工程费用开支也是相当大的。如秦始皇时期,竭天下人力、物力、财力,修驰道、直道筑长城,凿灵渠等等。致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7](卷24《食货志》)。在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国防工程的建设规模同样很大。如:

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上述史实说明,修筑国防工程在当时不仅条件险恶,路途遥远,转漕困难,耗费人力、物力,而且耗费的财力也十分惊人,“费数十百巨万”。马大英先生解释巨万为“万万”[2](P199)。若果真如此,其一次国防工程建设数十百亿,就几乎将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耗尽。

2.战争费。是指战争期间,国家为取得胜利而付出的费用,包括军需物资的补给及装备消耗等。如果战争规模大、作战时间长、路程遥远,其费用之大更不堪设想。秦汉四百余年间,发生的战争很多,损耗于战争的费用是相当大的。可见文献记载:

臣(贾捐之)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7](卷64《贾捐之传》)

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8](卷65《段颎传》)

贾捐之道出了当时战争耗费巨大的实情,战争“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就将大司农钱40余万万耗尽,不得不动用“少府禁钱”。安帝永初年间,14年用于平定西羌的战费达240亿,平均每年耗费17亿多。仅段颎一个将领将兵万余人与羌人作战两年,就耗“费用四十四亿”[8](卷65《段颎传》)。这些史实告诉我们,战争消耗的费用是相当大的。由此可以想见,秦朝15年,年年战争。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用兵44年,又东征朝鲜,南取南越,西战西羌、大宛,通西南夷,进行长达50年的战争(注:参见《汉书》卷6《武帝纪》、卷55《卫青霍去病传》、卷50《汲黯传》、卷61《李广利传》、卷94《匈奴传》、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卷96《西域传》。)。和王莽时期“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7](卷99《王莽传》) 的连年战争,以及到了东汉后期频繁的战争(注:据《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卷8《孝灵帝纪》等统计,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至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对鲜卑作战达18次,对南方蛮夷作战13次,对羌人作战18次,对匈奴作战5次,其他各种镇压起义、叛乱次数也有20余次。),其耗费是多么巨大。

3.军功和归降赏赐费。当时为鼓励将士勇猛作战和少数民族将领率部归降,政府给予奖赏也成了秦汉军费开支的重要项目。除赐爵、封侯食邑外,赏赐大量的钱物。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载:“‘广众心,声闻左右者,赏。’将军材以钱若金赏,毋恒数。”这是秦代有关赏赐金钱的记录。汉代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更多,大致情况可见表3。

表3 汉代对军功人员赏赐表

时间 赏赐情况 文献出处

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 卫青因击匈奴有功,被赏赐黄金千斤。 《史记·卫青列传》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 卫青比岁十余万从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 《汉书·食货志》

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 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

《汉书·食货志》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 票骑仍再出击胡,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既 《汉书·食货志》

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 义渠王因斩匈奴犁汗王,有功,赐其黄金两百斤。

《汉书·匈奴传》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单于呼韩邪朝见宣帝,严被赐以冠带衣裳……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

《汉书·匈奴传》

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元帝永光三年(前41年) 冯奉世因击破陇西羌乡姐种反者,有功,赐黄金六十斤。 《汉书·冯奉世传》

成帝河平年间 陈立击败夜郎王等叛者,有功,赐黄金四十斤。 《汉书·西南夷传》

鸿嘉四年(前17年) 赵护因平定广汉“贼”郑躬等有功,赐黄金百斤。

《汉书·成帝纪》

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在对羌人的战争中,“马援中矢贯胫,帝以玺书劳之,赐牛羊数千头”。

《后汉书·马援传》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祭彤在辽东凡三十年,衣无兼副,显宗嘉其功,“赐钱百万,马三匹,衣服刀剑 《后汉书·祭遂传》

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无不悉备”。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南匈奴三四万人归附汉廷。次年正月南匈奴单于来朝,赐彩缯千匹,锦四端,

《后汉书·南匈奴传》

金十斤…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

者,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

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

《后汉书·鲜卑传》

顺帝阳嘉年间 州兵朱盖等反,陈球等破之,“赐钱五十万”。 《后汉书·陈球传》

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7年)

段颎击太山、琅邪贼东郭窦、公孙举等,大破斩之,“赐钱五十万”。 《后汉书·段颎传》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

冯绲击武陵蛮夷反者,斩四千余人,降十余万人,“赐钱一亿”。 《后汉书·冯绲传》

永康元年(公元220年)

东羌、先零寇关中,张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赐钱二十万。

《后汉书·张奂传》

从上表中可见对作战有功人员赏赐的黄金和钱物是相当多的。黄金多者20余万斤,少者数十、数百、数千斤是常事;钱多者上亿,少者也有20万。对来降的少数民族首领赏赐的钱物也是十分优厚,黄金、钱、衣被、锦绣等成千上万,“岁费凡百巨万”、“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费用支出如此巨大,也是政府财政开支的一项沉重负担。

4.安葬抚恤费。对为国家捐躯于战场的将士,政府要给一定的安葬抚恤费。秦代的情况史文简缺载,难于稽考。汉代通常给予棺和衣衾等。楚汉战争时,刘邦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7](卷1《高帝纪》)。依据《汉书·成帝纪》:“已葬者与钱,人二千”之记载,当时安葬一人约在二千钱左右。秦汉时期,战争较多,有很多士卒战死疆场。《汉书·食货志》载:“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这只是一例记载,加之其他战争死亡人数,恐怕在数十万以上,国家要安葬数十万战死者,仅安葬费就得数亿。此外还得给一些抚恤费。如《后汉书·鲜卑传》说:“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显中流矢,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殁于阵。邓太后策书褒叹,赐显钱六十万……授福、咸各钱十万。”又《后汉书·西羌传》:永建六年,马贤及其二子与羌人战,“贤及二子皆战殁,顺帝愍之,赐布三千匹,谷千斛”。由此看来,对战死疆场将士的抚恤费也是一笔不小数目的开支。

这些非经常性军费开支,或以百万计,或以千万计,或以十余亿计,或以数十亿计,甚至是数十百亿计。与每年大司农40余亿比也好,或是与国家财政每年总收入120余亿比也好,其比重都可谓是巨大。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无论是经常性开支的军费,还是不定期开支的军费,都是很大的。庞大的军费支出,常常使得国家“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7](卷24《食货志》)。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考察,军费支出在当时国家财政中都占有极大的比例,尤其是大规模连年战争,常常导致国家经济失衡或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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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军事支出、财政与管理研究(一)_汉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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