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汉奸伪军集团形成的社会因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伪军论文,探析论文,汉奸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1999）03—0020—04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始，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鼓舞下，长驱直入，很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回顾历史，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占领区维持其统治，使中国人民的抗战延续长达八年之久，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与牺牲，是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伪军集团的罪恶行径分不开的。据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报告称，截止1947年底止，汉奸案经侦察起诉者计30 828人，不起诉者共计有20 718人，起诉后经宣告无罪者6 152人，科刑者15,391人， 此外被通缉者尚有数千人[1]。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统计，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伪军改编为“自新军”的共有238 996人， 将保安团及游杂部队整编拨补779 116人，这样共收编伪军及游杂部队1 018 112人。而此时“日寇在华兵力共有34个半师团约56万人。”[2] 多么惊人的数字！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出现如此众多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用以灭亡中国的罪恶工具的帮凶、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在中华民族史上乃至世界民族史上都是少有的。是中国百余年近代史上的一个怪胎和毒瘤，实在值得我们深思。以汪精卫为首的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叛国投敌，在主观和客观上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拟从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因素入手对其进行简单分析，期为前车之鉴。
一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征服中国做为其基本国策和进行国民教育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文化上形成了一整套侵华战略。1938年7月8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其方针是：“如中国政府不对日屈服，日本须更加集中国力，即将作战、内政、外交、经济、策略、宣传等国家的一切努力，都集中于击溃中国现中央政府或使其屈服。”[1]
在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策划后，1931年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三省。为掩盖其侵略野心，1932年3月炮制了伪“满洲国”， 扶持建立了溥仪伪政府。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胃口大开，1937年，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相继侵占了我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区。为了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华北日军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建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 华中日军也在南京建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维新政府”。在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在内蒙、察哈尔及华北地区，相继建立了各地的伪政权，并在1939年9 月将其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侵华日军的这些行动，正是体现了日本灭亡中国，实现其独占中国的既定的“国策”。1938年1月16日， 日本首相近卫在其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就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5]1938年7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在政治上积极帮助亲日反共势力，同时策动抗日阵营内部崩溃，酿成和平气氛。在扩大和加强亲日政权的同时，尽快使这些政权统一为一个政权，真正成为中国中央政府，使内外不得不承认其是实际上代表中国现中央政府的新政权。为此，他们一方面继续在其占领区内策动吴佩孚等人出任“新政权”的首要，以加强伪政权的政治实力，但遭到拒绝；另一方面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策动和诱使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汉奸势力反蒋降日，并且终于获得成功。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分子，如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在日本的诱使下，公然于1938年12月脱离重庆，在日本的扶植下，于1940年3月30日， 以“还都”名义，在南京建立号称“国民政府”的傀儡组织。并且诱使一批高级将领及军队追随，使抗日阵线不攻自破。而在伪府成立前日本就已相继收买了若干游杂部队及忠义救国军，这样伪军也就成立了。
抗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强于我国，加之其军国主义的思想，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不断高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由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使不少人从思想上认为日本是不可战胜的，战争只能促使中国灭亡。九一八后张学良曾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蒋介石也曾密电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3]。尤其在广州、武汉沦陷的形势下， 许多人更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如果日军继续进攻西安与宜昌，国民政府将无处可退。于是由民族失败主义而发展为民族投降主义。在他们看来，与其彻底失败，不如就此按照日本要求的条件停止抗战，实现“和平”。特别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暂时优势，以及对东南亚及太平洋广大地区的占领，在客观上给中国的抗战以极大的困难，不仅使中国仅有的国际援助路线和据点全部丧失，而且也断绝了南洋华侨对抗战的援助，由此促使在敌后的一些国民党军事将领相继率部投敌，参加汪伪政权，因此伪军不断扩大，1942年2月起，先后投敌的国民党重要将领有孙良诚、 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荣子恒等。孙良诚对抗战毫无信心，一直脚踩两只船，1940年2月初，在汪筹措伪府时， 即派其部军长程心明前往上海，开始与汪精卫、周佛海暗中联络。孙殿英本为流氓军阀，1940年2 月，曾派代表与汪伪接触，日军为促使孙投敌，曾于1942年6 月对太行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结果孙部第三师师长刘月亭被俘投敌，但此时孙殿英仍犹豫不决，不敢公开参加汪伪组织，1943年4月， 日军再次进攻，孙被俘后，宣布投敌。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罪恶目的，非常重视对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侵华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对中国教育文化机关肆意破坏摧残，不管是战区的还是远离战区的，都遭到轰炸。据统计，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108所，到1939年春，移往内地的有53所， 学校的一部分移往内地的有17所，有8所学校仍在日本的占领区[4]。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一直喋喋不休地鼓其如簧之舌，宣称要与日本实现“和平”，甚至称这种“和平”不仅仅是一时的，而且是“永久的和平”。他妄称：日本决无侵略中国之意，中日战争只是一种相互的误会，是兄弟阋于墙。汪伪集团为兜售其降日卖国的汉奸谬论，非常重视利用报纸、电台、广播、音乐、电影、图书等传播媒介。为加强对沦陷区民众的奴化宣传，对新闻出版电影等实施统制，规定所有报章杂志都要接受日军报导部的新闻检查。汪伪政权尤其重视通过各级学校，特别是在大、中、小学推行“和平反共建国”的反动纲领，灌输卖国投敌思想，实施奴化教育。各沦陷区的大中小学教科书，经日军强令修改，删除所有有关抗日、反日的内容，改以亲日、媚日的文字。其根本之点就是泯灭青年的民族意识、消除抗日的意识，使青年的思想与行动，与日本所提出的侵略主义，即“建设东亚新秩序”意识吻合一致。
二
现在再看看被侵略的中国当时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状况。
1.在政治上，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坚持反共的阶级立场，使一些人对中国前途失去信心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间民族矛盾严重激化，在东北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战争和全国抗日救亡民族运动开始兴起，但蒋介石政府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阶级立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患”。蒋介石给抗日加上了附加条件，也就是说，“抗日与否取决于共产党被消灭与否。共产党未被消灭之日，中国也就无抗战实现之时”。他的这种主张，受到了全国各民族团体的广泛反对，“西安事变”迫使其立场有所改变。因此，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实力地位都是向上的，得到发展。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的确定，国民党把注意力转向反共摩擦上，其结果，既减弱了对日军的攻击，又在摩擦中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说：“蒋努力压制共产党，甚至宁肯一时停止对日军的作战也要加强对共产党的部署”，使两党之矛盾“激化”。于是，日军提出：“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去扑灭共军。”[5]这样抗日力量被削弱，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许多本来就认为“战必大败”，主张与日本谋取妥协，反对国共合作的高层人士，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幌子下，迅速转而投降日本，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局面。至1943年国民党中委投敌的20人，高级将领投敌的58人，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到1943年的80万人。
2.“不抵抗主义”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致使国内政局更加混乱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略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 几乎没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便先后占领了中国的辽、吉、黑三省，一年以后，又将热河轻易占去。中国国土沦丧之速，举世惊诧。这是中国军队奉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次大国耻。“不抵抗主义”自1931年9月18日晚由东北地方当局公开提出，至1933年3月3 日汤玉麟以放弃承德的实际行动为它画上句号，虽为时不长，但其铸成的恶果却无穷。冯筱才在《“不抵抗主义”再探》一文中列举了四点：①“不抵抗主义”的执行，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自热河失陷之后，华北门户更是全部向日敞开”。“日本借助东北三省的富源走上了全面侵华之路”。②“不抵抗主义”的执行，引起全国舆论界的广泛抨击，致使国内政局更加混乱。③“不抵抗主义”的执行，助长了日本侵略的嚣张气焰。④“不抵抗主义”的执行，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军队只勇于内战而怯于对外”，“（中国军队）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败退，未经一战就丧失国土”。国耻之深令中国驻国联代表处境尴尬，甚至联名申请辞职。其实，“不抵抗主义”的执行，最大而且影响最深的是，打击了民族抗战的自信心。一些人认为“蒋介石张学良兵多将多还不敢打，咱们小百姓顶什么事呢？”[3] 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侵略者面前当起了“顺民”。
3.长期的军阀混战，造成了地方势力割据，“各为其主”的封建思想让侵略者钻了空子
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扼杀了抗日的积极力量，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自清政府灭亡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1927年至1936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国是双重内战的十年。一重内战，蒋介石和统治集团其它派系间的矛盾对立和战争，人们称为新军阀战争，它们如潮水般汹涌，此起彼伏。再一重内战，是蒋介石十年一贯的剿共内战。中国大地上日日夜夜，总有地方是在枪炮轰鸣中度过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长期的战争造成地方势力割据，封建社会“各为其主”的思想仍然统治着人们。地方实力派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消极抗战。这些现实使日本侵略者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借口”、“空子”。战争初期，担任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战争末期任过内阁总理的小矶国昭狂妄宣称，根据中国的形势和历史来看，中国统一是很困难的，应该在日本势力之下分成几个地区来统治。
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求得外国侵略者的满意，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等错误政策，对外国侵略者退让妥协，对内坚持反共、反对抗日的反动立场，不听其命令而自动组成的抗日力量，都遭到残酷镇压。1933年5月，冯玉祥、 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绥抗日同盟军，举起武器，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多伦、沽源等地，这一下可触怒了蒋，蒋即组织了30个师的兵力和日军携手围攻这支部队，直至扑灭而后快，国民党派到北方前线的关麟征和黄杰两个师，此时才发挥了“作用”。同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州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宣布抗日反蒋，也被蒋以军事手段迅速扑灭。非但武装的抗日力量受到镇压，连宣传抗日、声援抗日也在禁止之列，南北方抗日救国会都不能自由活动，他们的领导者或受到迫害，或被捕入狱，报纸上不许登载抗日言论，为此，《大公报》主笔史量才被蒋暗杀。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人们思想的严重混乱，加之日本的文化侵略和奴役政策，一些人对历史淡漠，封建思想严重。民族观念不强，便当起了“顺民”。“日本人厉害就让他来吧！哪个皇上坐朝，我们都要纳粮，是一样的。”[3] 这大概代表了一批文化素质不高的汉奸们的思想吧！
根据以上简单的分析，站在侵略者的立场来看，日本帝国主义所采取的策略都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而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但是，中华民族毕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想象的那么软弱，那么好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卖国求荣、腐化变节的败类大有人在，但相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毕竟是极少数。虽然危害不轻，但毕竟难以扭转乾坤，只能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慨和斗志。中国传统文化中“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使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日本人的侵略，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更加觉悟，更加团结，终于将民族灭亡的危机变换成了民族复兴的转机。
残酷的战争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期。我们从中日双方社会因素方面简要分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伪军产生的客观原因。当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汉奸、伪军们自身的思想素质才是造成其成为民族罪人的根本原因。汪精卫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卖国，不会不清楚什么是汉奸，更不会不知道卖国汉奸的下场。那么他何以甘冒大不韪，不惜遗臭万年呢？这一切是与其强烈的领袖欲分不开的，即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取蒋之地位而代之，实现其“恢复”在国民党及政府中的最高领袖地位的梦想。历任伪税警团总团长、安徽省省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警察局长等要职的罗君强，1947年3月6日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狱中曾检讨说：“我之落水当汉奸，完全昧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只从反革命立场看问题，醉心于个人权势，忘了民族大义，一失足成千古恨。”[6]他的这段话，大体反映了这批汉奸投降卖国的真正原因。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同外国入侵者进行英勇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一场最伟大的爱国自卫战争。在中华民族处于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政治家和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日本军国主义有所抬头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国力，更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只有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才是不可征服的。
收稿日期：199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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