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割、比较优势与加工贸易——对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加工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工贸易论文,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比较优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比较优势与加工贸易
1.中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国际贸易理论来推断，劳动密集型产品应该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Lardy和Panagariya的研究表明，改革初期工业品在出口中所占比例的快速增长和出口总额中轻工业产品份额上升，同时重工业产品份额下降，表明中国遵循了其自然比较优势，因为轻工业产品比重工业产品的劳动密集度要高。林毅夫(2003)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总结为它们都遵循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他认为，在对外贸易上，如果一国对本国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越小，企业就具有越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就会持续增加。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会受到削弱。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正是因为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或者说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电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了资金，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周弋、任若恩(1999)还认为，中国行业出口的增长与该行业的三资企业所占比例也有很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恰恰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且也是比较优势所在。
郑卫峰(2001)通过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分析，得出了由于技术引进和规模经济的原因，中国的出口特别是机械电子产品的出口增长，表明中国已实现了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
2.比较优势与加工贸易
对加工贸易的分析也能得出中国发挥了已有的比较优势，并正在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变的结论。从1980年到2003年，中国的出口由182亿美元增加到4388亿美元，年均增长14.8%。其中，一般贸易由174亿美元增加到1970亿美元，年均增长11.1%，加工贸易由大约6.56亿美元增长到2418亿美元，年均增长29.3%，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3.6%上升到2003年的55.1%（见图1），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快速成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一些学者以加工贸易的附加价值低而否定加工贸易的作用，但是不可忘记，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最大化吸纳就业（蔡昉、王德文，2004），仅这一点就足以显示加工贸易的重要作用，而且以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也注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劳动密集程度。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的加工贸易增值率在大幅攀升，而且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2002年，加工贸易增值率超过47%，出口机电产品1170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5%，占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74%。加工贸易出口中，计算机、通讯设备、视听产品占有重要地位，2002年加工贸易出口高新技术产品60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6%。所以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也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并正在进行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
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外资企业与乡镇企业是中国开展加工贸易的主体。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28.8%大幅提高到2002年的75.3%，其中大型跨国公司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提高，国有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例越来越小（张婧，2004）。吸引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动机除了其看中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外，还看中中国丰富、廉价且具有必要人力资本素质的劳动力资源（200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5年，是南亚七国的1.7倍——笔者注），后者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和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所在（蔡昉、王德文，2004）。崔大沪(2002)将中国国内的开放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作为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他特别强调中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外商开展加工贸易的理想条件和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竞争优势的有效途经。
毫无疑问，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是通过大量利用外资，并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取得的。然而，这些分析都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乡镇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力军，而国有企业却逐渐退出了加工贸易领域，因此也就没有从深层次解释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笔者的解释是，中国加工贸易的急速增长和国有企业从加工贸易中淡出，缘于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
二、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加工贸易
1.从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到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该理论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远不是竞争和统一的，它被分割成了两大块，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工作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有保障、劳资权利平等、依靠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并有大量的晋升机会等特征；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工作则具有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变化性大、管理随意性大、晋升机会很少等特征。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隔绝的，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愿到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
图1 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 单位：%
改革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表现为运行特征各异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赖德胜，1996）。这是由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及其相应体制模式所决定的。为了集中全国的经济资源，服务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整套制度控制所有重要战略资源。这套制度的核心是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蔡昉，2000）。其中从1958年起实行的严格的以城乡分离为主要特征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实行分开管理，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进入城镇寻找工作，中小城市的劳动力也不能自由迁徙到大城市，造成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与乡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张曙光等，2003），并且，城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单一的、行政式的。
改革开放初期，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逐步取消和瓦解，但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福利保障安排却被保留下来，这一情形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发生了变化。首先，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农业劳动生产力快速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了。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消化，农民进城的压力和动力并不大（张曙光等，200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增长潜力几乎全部释放，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累速度却没有因为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而放缓，在第一次“民工潮”后，城市民工市场出现了。其次，中国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变化，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它们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它需要从传统的劳动力配置渠道之外解决，即通过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在城镇就形成了并行的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城市工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传统发展经济学所面对的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在这里转变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蔡昉，1998）。农民工的绝对收入虽然也在提高，但相对于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来说却是不断下降的，这一比率大约从1985年的60%下降到2002年的44.5%，这一变化趋势见图2。
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分流促使城市政府特别是大城市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就业歧视政策。为了优先保障本市居民就业，城市政府纷纷制定了很多歧视外来工人（主要是农民工）的就业政策，限制外地工人在本市就业，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偏低，很难胜任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多数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做的脏、累、险的工作。相反，城市劳动力由于拥有收入水平较高从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受教育程度较高从而具有更高的劳动技能这两个相对优越的条件，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相对舒适和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的职业和岗位，而这一市场是城市农民工很难进入的。
2.外资经济加速了制造业部门中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如前所述，农村经济改革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在制造业部门，由于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的限制，在国有企业仍是就业主渠道的情况下，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仍然困难重重。虽然一些政策如1985年实行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便利，但是，作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历史遗物的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的限制大城市人口扩张的政策下又再次赋予其合理性，这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下岗职工的增加，为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又出台了限制农民工流动的政策，如1994年11月发布的《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了对跨省流动劳动力就业的若干限制，实际上就是限制农民进城务工。地方政府在就业问题上更象是一个代表本市原住居民利益的垄断工会（张曙光等，2003），所以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城市政府不是制造业部门中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
图2 农民工收入与城市工收入的比率 单位：%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经是按照第一步转移到本地区的乡镇企业，第二步转移到本地区的小城镇，第三步转移到外省、市、区的乡镇企业或城镇部门这样的顺序进行的(Cai,1999)。但是，乡镇企业的用工制度远非市场化，而且也存在人口流动性障碍，外来劳动力比例不足16%，乡镇企业的岗位提供相当于发放一份福利，对社区外的居民是排斥的，职工很多是兼业的农民（邱继成，1997）。而且，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就业人员基本情况的分类，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不在本文所讨论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范围之内，所以乡镇企业不可能成为形成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推动力量。（注：朱镜德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定义为三元劳动力市场，即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他的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主要是指具有传统农业特征的家庭农户，现代化国营农场不在此范围内，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即是本文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市场和城市工市场。朱镜德并没有明确指出乡镇企业职工的归属。本文依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中不包括乡镇企业就业人员。）那么就只能有一种可能，外资经济（主要是在中国开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是促进制造业部门中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形成的一股主要推动力量。
3.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加工贸易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劳动力以省内流动为主，即使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民工潮（这是中国1979年以来民工第一次大规模的跨省流动）之后，1995年省际间劳动力转移比例也不超过32%(Cai,1999)，可见90年代之前这一比例肯定会更低。这是因为，1990年之前，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尚小，省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能满足加工贸易企业的大部分劳动力需求，而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加工贸易大幅度增加，对劳动力需求剧增，必须要外省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来弥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省的劳动力缺口，于是民工潮就形成了。当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促进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原因。根据托达罗提出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行为模型，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城市的就业率。在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的外推力量，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根据赵人伟、李实(1997)的研究，1980～1985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缩小的，1986～1994年间收入差距扩大了。蔡昉等人(2001)认为，1978～1998年中国省际间人均收入呈V字型，1990年以后省际间人均收入不断拉大。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收入的这种变化趋势是有关系的。1996年以来，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少地方政府对外来劳工加强限制，剩余劳动力入城的内拉力很小的情况下，同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反而上升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93-1995)的年均水平（李实，1997），原因是外推力增大，以及加工贸易增加对大量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另据都阳(2003)的调查，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因此可以说，大量廉价的且具有必要人力资本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开展加工贸易的外商有极强的吸引力。所以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开展的加工贸易之间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4.国有企业淡出加工贸易的原因
国有企业加工贸易没有与中国加工贸易整体保持同步发展，有人将此归结为管理水平不高、机制不灵活以及效率不高等原因。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答案，因为国有企业在一般贸易上大有作为又如何解释呢？加工贸易之所以渐渐远离国有企业，正是由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加工贸易的特性决定的。在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城市工拥有“铁饭碗”，工资具有向下刚性，且高于边际生产力，他们要求有稳定的工作和好的福利待遇；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除了得到按市场定价的工资外，基本上不再有其它福利待遇。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城市两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城市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在逐渐下降。在劳动力成本是加工贸易最主要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外资自然会选择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选购劳动力，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只能使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渐渐地，外资企业的成本优势越来越明显，国有企业在加工贸易中就被边缘化了。
三、实证分析：变量选取和数据
1.变量选取
本文拟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的方法，论证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加工贸易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根据前面的分析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外商投资和技术引进是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将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口额选作解释变量，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了生产加工贸易出口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而且外商的一部分投资以及中国引进的相当一部分技术是以进口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来实现的，外部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与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同时由于加工贸易的特性，也需要将进口作为解释变量。中国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可能也是造成中国加工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也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在本模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建立模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检验它与加工贸易的因果关系。模型中的因变量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模型中一些数据如加工贸易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口额等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等官方公布的数据。人力资本通常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这部分数据来自“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编写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但由于只有1985、1990和1999年三个年份的数据，其余年份只能通过内插和外推的方法得到。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这一变量的量化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反映城市中农民工与城市工收入的相对指标，可是现有的统计数据却没有完整的农民工工资资料，虽然关于农民工收入的抽样调查数据散见于一些文献中，但都是一些只有个别年份的零星数据，不能满足建立回归模型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选取了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分别作为农民工收入和城市工收入，并以农民工工资除以城市工工资来表示中国的城市二元劳动力结构。根据直观观察，农民工的绝对收入也在增加，只不过增加的速度相对慢些罢了。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2000年外出半年以上劳动力的人均收入转移为4522元（蔡昉，2002），这其中不包括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消费。据此推算，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应在这一数值之上。当年集体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262元，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与它较为接近，所以，将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收入作为城市农民工的收入是有说服力的。另外，城市工除了货币工资外，还有医疗卫生、住房、培训、疗养、托幼等多项福利。根据调查数据，1996年国有企业的这部分费用约占职工工资的33.8%（蔡昉，1998），所以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按照这一系数全部进行了调整。本文模型中数据全部取自1985-2002年。
四、实证分析：检验、估计及结果
1.单整和协整检验
单整检验就是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加工贸易(Protrade)是序列，实际利用外资(FDI)是序列，进口(Import)是序列，表示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农民工与城市工收入比率的变量(Incomerate)是序列，人力资本（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Educyears是序列。检验结果见表1。
协整检验就是检验因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这里用尤汉森检验来验证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加工贸易与农民工与城市工的收入比率等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协整关系）。
2.回归计量结果
表1 各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
Protrade ddprotrade FDI dFDI ImportddImport
1.52
-5.02 -1.88 -3.54**1.65 -3.46*
Incomerate dIncomerate
Educyears ddEducyears
-1.86 -3.51**
-0.8824-3.733**
注：表1中d表示一阶差分，dd表示二阶差分，*、**分别表示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
表2 加工贸易出口函数的尤汉森检验：
特征根
似然比 5%显著性水平1%显著性水平协整个数
0.953986118.410068.52 76.07没有
0.82744266.0701147.21 54.46最多一个
0.77197736.2007729.68 35.65最多两个
0.42532111.0694915.41 20.04最多三个
0.0926291.6524573.76
6.65 最多四个
以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为因变量，收入比率、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口额和人力资本等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说明了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对中国加工贸易的增长有显著的影响。
五、结论和建议
根据《世界发展指标2001》显示的数据，1995-1999年期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中国仅为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中国不仅整体上劳动力价格便宜，而且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更低。所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以加工装配为主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产品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说中国对外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供给弹性几近无穷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益于中国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从回归结果来看，农民工收入相对于城市工收入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使加工贸易出口增加22.8亿美元，支持了上述结论。
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加1亿美元，将使加工贸易出口增加约0.37亿美元。FDI对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它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出口产品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依靠外资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提高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过，FDI与形成加工贸易出口能力之间有两年的滞后期，说明从资金到位到项目建设再到生产出口大约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进口是影响加工贸易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进口中有一部分产品是资本品，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加工贸易中所需要的原料。它说明至少在加工贸易中，进口对出口从而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一年，加工贸易出口将大约增加248亿美元，人力资本对加工贸易出口有显著的影响，因为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更有利于加强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减少针对农民流向城市的限制，以继续发挥加工贸易的重要作用
加工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3年，中国加工贸易增加值为78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530亿元，占当年GDP的5.6%，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加工贸易企业还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主要力量，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至关重要。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到0.1左右，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的情况下，要创造每年不低于1500万个的就业机会，按此就业弹性，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20%，但要使经济增长速度在目前7～8%的基础上再有大幅提高显然不现实（张曙光，2003），这就更加显示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贸易在中国的重要性。当然，中国的加工贸易正在向既有劳动密集型，又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加工贸易的特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形式的加工贸易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放松对农民工流动的管制，并继续鼓励和支持中国开展多层次的加工贸易就显得更为重要。
2.加大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导致城市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会增加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而且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这些最终都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此，就要提升全民尤其是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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