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理[1]2000年在《中国五矿石油器材贸易有限公司发展战略与实施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五矿石油器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石油）是经国务院和外经贸部批准，由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与中国石油物资装备总公司各出资50%组建的联合外贸公司。五矿石油的经营范围主要是石油天然气系统专用钢材及其它钢材、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进出口业务。公司成立六年来累计为国家上交利税2.3亿元人民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99年公司经营出现滑坡，市场份额和利润大幅度下降，分析其原因有三方面：1. 潜在原因：主营商品国产化程度的提高导致进口总量下降。国产石油管现已形成了75 - 8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虽然在品种、质量稳定性、售后服务等方面还不尽人意，但基本上已具备了在国内油气田唱主角的能力。为此国家从1996年起取消了石油管进口的免税待遇（沙漠地区用材除外），并由国家冶金局实行进口总量控制。2. 直接原因：石油石化工业体制改革使得五矿石油主营业务市场份额下降。1996年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成立，并随后享有钢材进口经营权，中石化对所属油气田的石油专用管进口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措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归口经营。这样一来五矿石油就基本上失去了胜利、中原等大油田的订单，市场份额急剧下降。3. 深层次原因：管理层缺乏前瞻性和创新的勇气。五矿石油在解决了创业初期的吃饭问题后，管理层本应通过对环境的分析判断，更多地考虑公司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遗憾的是，虽然意识到了来自国产化的威胁和改革大方向的影响，但管理层并没有真正地给予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过于单一的业务的潜在威胁，而是仅仅满足于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和股东拿到红利后的表扬，缺乏通盘的战略思考和创新的勇气。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能源生产国，油气资源较为丰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消费量迅速增长。为保证国家石油的基本供给，稳住东部、开发西部、瞄住海上已成为我国石油上游产业的总体战略部署。五矿石油作为最大的石油管进口商，既面临现有竞争者的蚕食，又有国产化的压力，对供应商和用户的贸易地位也在不断下降，生存形势十分严峻，<WP=3>亟待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五矿石油应凭借多年形成的品牌信誉和营销网络，抓住机遇，转变经营战略，实现二次创业。为此，特制定三大战略目标，并分三个阶段实施：1．第一阶段：把调整主营业务的经营战略作为目标，完成由进出口商向服务贸易商的转变。时间是从现在开始到2001年6月；方式是同世界三大石油专用管生产集团结成战略联盟。西部油气田开发力度的加大，必然对特殊用管的需求越来越多。附带地对技术和服务的要求也将提高，国内生产厂家尚无法满足。五矿石油可将已拥有的营销网络同三大集团的产品技术和服务经验结成联盟，进行市场的联合开发，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为使联盟高效地运转，五矿石油应注意联盟中的利益分配与协调，社会文化差异和平等合作等问题。2．第二阶段：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作为目标。争取用两年的时间培养出一两个“明星”产品或业务，主要抓好两项工作：1）积极参与西气东输工程，凭以往的业绩确保采购代理的资格，积极争取成为项目用材的供应商并设法参与管线的运营。2） 积极稳妥的展开重交沥青项目，控制风险，争取成功。3．第三阶段：以三年内上市为目标，加强资本经营。五矿石油应建立一种面向市场，面向未来的企业发展战略思路，兼顾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提高总资产报酬率，追求企业价值的增长。 五矿石油在实施其发展战略时，应注意培养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学习能力。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变得特别重要。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是企业能力的根本来源，只有每个人重新学习，一个组织才能彻底改变，企业才能得以永续发展。五矿石油能走到今天，可以说计划经济帮了很大的忙。今后的发展要靠知识、智慧和学习。必须认识到，学习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公司应着重塑造组织的学习文化，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学习来培养组织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气氛，以提高企业整体的学习积极性。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公司应注重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为员工提供多种学习机会，二是积极向外界学习，通过各种渠道向其他企业的长处学习。* 一定的融资能力，以提高服务技术含量。* <WP=4>协调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能力。包括股东、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地方社团、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等。* 管理能力。既包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面临众多选择（比如产品、市场的优先重点，企业制度结构，行业伙伴等）时的决策能力，也包括业务检查、业绩评估、内部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能力。* 抗风险的能力。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要求具备的应付以外的能力。* 掌握信息的能力。五矿石油应运用IT技术建立自己的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已初步建立起来的Intranet从Internet获取信息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有效的共享，使企业对信息进行科学高效的综合利用。 五矿石油应抓好战略实施的几个关键问题：* 人的问题。外贸公司运行绩效全在于其中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和自觉自律发挥得如何。五矿石油应该以人为本，设法把外在驱动力转变为内在驱动力?
刘庆贤[2]2010年在《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研究》文中认为针对战略转型“实施不当引致企业衰败”这一关键性难题,从解决“战略转型实施过程如何落地”入手,以“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为研究突破口,围绕“文献回顾——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理论模型构建与修正——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实践模型构建与实证验证”这一研究思路,综合运用产业链管理理论、组织协同理论、战略信息系统理论、组织学习理论,重点进行了以下研究工作：(1)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的甄别与模型建构：系统梳理西方理论界战略转型权威学者的研究发现,重点聚焦于战略转型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因素,结合国内学界战略转型著名学者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研究成果,凝练并甄别出影响战略转型实施的关键因素,提出了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初始理论模型,经过第一轮理论专家访谈和第二轮实务专家问卷调查进行修正,构建出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理论模型,并对该模型四个维度进行了理论研究,为后续构建出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实践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2)案例研究方法严谨性测度指标的构建与检验性应用：本文研究对象——商贸类中央企业样本企业数量较少,决定了案例研究方法成为本文合适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西方权威案例研究专家发表在世界一流管理学期刊上的案例研究型文献,尤其聚焦战略转型领域的案例研究文献,考察国内理论界案例研究学派的理论探索和案例研究操作的实践现状,构建出一套提升案例研究方法严谨性的测度指标,为后续运用这套指标进行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的案例分析研究提供严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3)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的识别、模型建构与验证检验：运用了案例研究方法严谨性测度指标,对四户商贸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过程进行案例研究,深化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理论模型,引申构建出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实践模型,并对该模型四个维度进行了理论研究,该实践模型所包含的四个维度是对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理论模型四个维度的承续和具体化,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运用双案例对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实践模型进行比较案例验证。本研究构建的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理论模型,对于企业集团战略转型有较强理论参考；构建的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实践模型,对于尚在战略转型探索中的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过程,能够为其实施战略转型提供实践路径的指导；构建的案例研究方法严谨性测度指标,能够为提升案例研究水平提供方法论支持。
高玉婷[3]2016年在《中央国有企业重组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引擎”。从全球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企业集团的运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已成为是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以及作为“精锐部队”的中央企业,是助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赶超的强大引擎。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维护本国企业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利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条必由之路。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企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15年9月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制定中央企业结构性调整与重组方案,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整体上市、并购重组等方式,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形成股权结构多元化、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这为未来的国企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并购重组作为提高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其成效到底如何,怎样发挥其在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中央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研究中央企业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对国内外关于国际竞争力和企业重组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竞争力与企业重组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央企业重组与央企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央企业的性质和地位,说明了增强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而重组是提升央企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进而建立了“一个标杆、两个层次,四个维度”的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构建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提出了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六大路径,即“做大——扩大企业规模”路径、“做强——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路径、“做优——提升成长能力和创新能力”路径、“世界一流——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路径以及“机遇——改善外部竞争环境”路径和“政府——深化国企改革”路径。其次,通过分析中央企业的发展现状,包括对中央企业规模、发展速度、经济地位、运营效益和行业布局等多维度研究的基础上对从中央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沿革和重组模式等方面的总体形势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说明央企重组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中央企业并购重组与整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央企业的布局结构得到优化,规模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运营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央企“大而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行业布局有待改善,国际化经营还处于较低水平。接下来,对我国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进行研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世界500强企业作为标杆进行分层次、多维度地深入比较,分析了目前我国央企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与世界500强的优势和差距。尽管中央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成效斐然,但与国际一流企业仍存在较明显的差距。虽然我国已明确提出了提质增效的发展目标,企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但离世界一流企业这一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随后,本文基于中央企业在2006年至2014年间的财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我国的中央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南北车重组、中粮和华润三个案例解析,在此基础上探析重组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最后,借鉴国外大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从影响我国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作为落脚点,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祝帅[4]2017年在《江钨贸易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带入深度调整和缓慢增长的新常态。而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不断深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既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相互作用、全球范围内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钨产品的主要国际市场国家迎来或即将迎来的政府换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加深、中国“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所带来的钨产业重组和改革步伐的加快、出口配额制度取消以及国营贸易资质的进一步放开对钨产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江钨贸易公司将面临复杂多变的全球政经环境。江钨贸易公司过去长期依靠政策红利,采取低价竞争和以量取胜的粗放经营方式因无法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导致江钨贸易公司陷入经营危机。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江钨贸易公司的内外部环境,并基于新环境对江钨贸易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探索,对江钨贸易公司规避风险、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为同行业其他外贸公司的战略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从江钨贸易公司的发展现状入手,首先,通过运用PEST分析法和波特五力分析模型分别从宏观、中观角度对江钨贸易公司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明确其外部机会和威胁;然后,分别从组织架构、人力结构、财务情况、产品结构等方面对江钨贸易公司内部环境进行分析,明确其优势和劣势;接着,通过运用SWOT战略矩阵模型对江钨贸易公司可能采取的发展战略进行权衡比较的基础上,确定了扭转型发展战略;最后,运用平衡计分卡和战略地图思想设计出江钨贸易公司战略控制框架,对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控制进行探讨。
秦承锦[5]2017年在《矿业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基石。矿产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无计划地过度消耗会制约国家的未来发展。虽然我国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人均矿产占有量处于国际较低水平,而高度依赖进口矿产会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被动状态。加之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矿产品市场供给不足,所以通过不同的投资方式获取境外的矿产资源成为必由之路。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再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我国矿产行业境外投资经历了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果的同时,也有很多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境外投资的大队伍中,国有企业以其雄厚的实力和资源优势成为了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在开拓国家战略资源、稳定价格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境外投资环境的复杂性与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稳定给国有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挑战,并购失败、巨额亏损的投资事件层出不穷,使国有企业损失惨重。这也令我们意识到矿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本文的主要内容及思路是,首先描述和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在矿产行业的境外投资现状,及其风险控制现状。基于境外投资和风险控制的相关理论基础,对境外投资的风险来源做全面细致的分析,分别从投资企业面临的外部投资环境、国有企业内部风险和矿产行业特有的风险三个部分来分析潜在的风险点。再选择五矿集团成功并购澳大利亚OZ矿业这一典型投资成功案例与中国铝业收购蒙古国南戈壁煤矿失败案例,分析当时企业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总结经验和启示。最后针对国有企业的矿业境外投资,提出双层联动风险控制体系的政策建议。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
郝冀[6]2011年在《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我国进行企业竞争力研究的历史不长,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但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关于企业竞争力的本质、组成、影响因素、提升背景以及各个主体在企业竞争力提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只有对企业竞争力进行全面的研究,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竞争力的实质并有针对性的给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建议。基于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研究的现状,本文构建了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这就是:首先对企业竞争力加以界定;然后分析企业竞争力的现状,对企业竞争力进行评价;最后在对企业竞争力提升背景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和提升措施。本文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包括比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等;对企业竞争力现状的评价方法包括粗集理论、分层比较法、基于模糊数的FAHP比较法和基于三角模糊数的最小二乘比较法等。本文对颇有争议的企业竞争力进行了界定,认为企业的竞争资产、竞争环境和竞争策略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内涵,而创新、制度和全球化则对上述三者发挥重要影响,用数学模型表示即为:(竞争资产×竞争环境×竞争策略)~(创新×全球化)×制度(?)企业竞争力本文通过对我国电力企业、钢铁企业和石油石化企业与国外相关企业的比较,对我国国企竞争力现状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某些指标上同世界领先的企业还存在差距,但差距在逐渐缩小。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宏观背景包括全球化趋势、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中观背景包括中国的产业发展状况及中国区域企业集群发展状况;微观背景包括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方式的发展变化。本文运用多层次因素影响分析方法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信贷供给的宽松环境、企业盈利水平和合理的产权结构对企业竞争力提升起到很好的正面推动作用;而企业规模的大小、企业资本市场表现和盈利水平的波动,对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方向不显著。本文通过对企业发展环境和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力提升路径的分析,提出了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即:通过以技术创新为先导、探索多种形式的产权安排结构、推动企业整体上市和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本文分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分别提出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举措。政府的举措包括:深化体制改革、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整顿市场秩序、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完善出资人管理和内部市场化改革、深化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等;企业的举措包括:选择正确的战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完善企业考核办法、突出利益相关者作用等。
王金磊[7]2015年在《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推动国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而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是目前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尚不能有效运行并发挥效果的根本原因。本文基于国有企业治理视角,从非上市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分析出发,研究信息公开披露与非上市国有企业有效治理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对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现状定性与定量分析,以及有关信息披露制度检视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对策建议。因此,本文内容以“理论分析-现状总结-制度设计”为基本框架展开,包含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首先,基于国有企业根本性质的判断和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以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公平理论等为理论基础,论证了非上市国有企业进行信息公开披露的理论逻辑。通过对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现状的总结与评价,结合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国有企业外部治理主体的信息需求分析,发现目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缺乏充分、及时信息的条件下不能满足国有企业监督和治理需求。因此,充分信息是国有企业有效治理的基础,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是解决非上市国有企业治理难题的突破口;其次,对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现状、成因进行了分析。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现状可以总结为信息隐匿的普遍性。而导致信息隐匿普遍性的成因包括国有企业治理体制自身问题、管理层规避责任倾向、制度缺失与监管不到位等原因。在外部没有强制约束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国家的强制性制度来规范非上市国有企业的信息公开披露问题。通过对目前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现状的把握,并在研究国内外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经验基础上,设计建立了针对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中央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应用研究,应用统计结果也证实了本文前面部分对目前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现状观察的基本结论；最后,本文以信息披露制度必要性分析为基础,从构建原则、主要内容、体系框架和表达机制四个方面构建了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论文结尾总结了主要结论和未来研究建议。论文主要分为三部分：导论、正文与结论。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的问题与背景,界定了研究对象,阐述了研究意义,介绍了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正文部分分为七章。第一章是信息披露相关文献的回顾与述评。界定了信息披露相关概念,对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关系、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方法、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与评析;第二章是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和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公开的逻辑论证。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公平理论等。国有企业的性质与目标决定了公开与透明是国有企业的基本义务,信息公开披露是保障所有者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公司有效治理的基础工程,是弥补“非上市”导致公司治理缺陷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政府透明度、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在要求；第三章是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有效治理关系的论证。首先对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治理途径及其不足进行了总结,对非上市国有企业监督与治理中信息传递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唯有通过信息公开披露,以知情权保障治理主体的表达和监督权,才能实现非上市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第四章对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现状与制度现状进行了总结。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现状可以总结为信息隐匿的普遍性,并对隐匿普遍性的表现和成因进行了分析。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现状主要从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地方出台的制度进行梳理;第五章是对国内外信息披露制度的经验借鉴。国内主要考察了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以及大型央企的制度安排,国外则对OECD国家和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有关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规定进行了借鉴；第六章是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评价体系的设计与应用。首先对信息披露评价体系的设计原则、构建过程、计算方法、数据来源以及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其次,以2011-2013年度中央企业为样本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应用和分析；第七章对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了构建。首先,阐明了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其次,明确了信息披露制度构建的原则、主要内容、体系框架。最后,论文设计了信息披露制度中表达机制的参与路径,并提出了相关建议。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以及未来研究的建议。
彭华岗[8]2009年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根据“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和利益相关方理论(Stakeholders Theory)等经典的社会责任理论构建出一个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四位一体”的理论模型;通过对标分析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构建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构建分行业企业信息披露评价权重。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年报、企业官方网站为信息来源,评价了中国100强企业的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用2008年截面数据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价值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分析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性质、企业规模、所处行业等相关性结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价值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
张纪凤[9]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正从旧国际分工模式下注重“贸易”逐步转向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更加注重“生产”,国际化生产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桥梁”。国际化生产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途径展开,FDI的流入和流出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对外投资政策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之一。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OFDI却屡创新高,逆势上扬。2013年中国OFDI流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078.4亿美元,位居美日之后,排名世界第三。中国OFDI已经实现连续十一年的正增长,2002-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8%。中国OFDI的飞速发展,给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上,指出企业OFDI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然而,中国OFDI不仅包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行和下行投资,而且还包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对于前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后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却积极开展上行投资。“战略三角”理论框架系统整合了战略的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OLI范式的分析框架,为新兴经济体OFDI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本文借鉴“战略三角”理论框架,结合中国OFDI的实践,研究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指导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从母国的推力(push)和东道国的引力(pull)两方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中国企业OFDI的动力机制既包括母国的推力,也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在母国的推力方面,本文基于“战略三角”的理论框架,利用3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从企业资源、产业特征、制度因素三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母国推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R&D投入、企业出口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由研发能力、出口能力、管理能力共同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的引力方面,本文在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微观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69个国家OFDI的国别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东道国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是逆梯度的上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与中国进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顺梯度的平行或下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技术较先进以及从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寻求是中国目前OFDI最主要的动因。其次,本文在R&D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动因及影响因素。R&D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目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文献综述基础上,介绍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实践,总结了其发展历程、动机、区位和模式。随后,本文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三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人均购买力和R&D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存在地理空间的约束性以及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只有靠近技术创新源,才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即便不存在垄断优势,技术追随企业依然会选择FDI方式而不是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大机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8年中国工业TFP、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IFDI、OFDI三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相对于IFDI而言,中国OF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寻求型OFDI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博采各家理论之长,在继承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并探讨了中国海外R&D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通过海外R&D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走出去”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陈雄根[10]2008年在《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国有资产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关系到改革的顺利进行。从国有资产产生的历史来看,国有资产产生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财政性目的,即为了满足国家机关活动经费和供统治者挥霍的需要;二是政治性(军事性)目的,即为了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抵御入侵和对外侵略;三是经济性(经济调节)目的,即通过国家投资以及国有资产在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分布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虽然在不同时期国有资产存在的目的偏重有所不同,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各国都普遍注重通过国有资产的运用来调节社会经济。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国有资产的监管尤其是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容易出现国家权力滥用的问题,为了控制权力滥用,规范和保障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监管,需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全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但由于人民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亲自去管理国有资产。因此,中国国有资产在实际运行中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全体人民作为初始委托人,国有企业经营者作为最终代理人,依次历经全国人大、政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中间环节,形成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最初委托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从理论上来说,国有资产人人有份。正因为如此,每个人不可能象管理私有财产那样尽职尽责去监管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现象严重;现阶段政府在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时,也并没有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将以往行政管理的模式运用到国有资产监管中;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管立法也没有跟上国有资产监管的现实需要,许多重要的国有资产法律并没有制定,已经制定的法律也没有及时的修改和完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在国有资产监管中仍旧存在,现行国资委集管人、管事、管资产于一身,这种集权模式容易失控、失范,而现行并无有效的监督监督者机制。上述原因导致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很多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没有完全达到调节社会经济的目的等。为了解决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外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制度,重新审视我国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通过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的重新构建,达到全方位、全过程地监管国有资产。首先要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法律体系,从宪法层面、法律层面、法规和规章层面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体系。其次是明确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中四个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主体,构建全体人民、全国人大、政府、国有企业内部、和其他监督网络。再次是要理顺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定程序,要通过对国有资产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经营和转让程序的全过程监管来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四是要严格法律责任。五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新的法律救济途径,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中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国有资产监管公益诉讼制度和严格国有资产监管中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民事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达到国有资产监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中国五矿石油器材贸易有限公司发展战略与实施研究[D]. 蔡康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0
[2]. 商贸类中央企业战略转型实施关键因素研究[D]. 刘庆贤. 大连理工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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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研究[D]. 郝冀.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7].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研究[D]. 王金磊. 中国海洋大学. 2015
[8].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与实证研究[D]. 彭华岗. 吉林大学. 2009
[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D]. 张纪凤. 东南大学. 2015
[10]. 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陈雄根. 中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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