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欧盟对土耳其政策的矛盾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耳其论文,矛盾性论文,欧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12月17日，欧盟首脑会议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在2005年10月启动土耳其入盟谈判，这是欧盟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在当今所谓“反恐战”和“文明冲突”的国际背景下，欧盟的决定格外引人注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欧盟对土政策中的主导因素，对未来欧土关系走向、土耳其入盟前景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做出基本判断。
一、欧盟对土政策的演进轨迹
在欧盟战后对外关系中，土耳其是一个有独特地位的重要国家。欧盟对土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发展双方经济关系，鼓励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以“土融入欧洲”为诱饵，拉拢、利用和改造土耳其，使其符合西方与欧盟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但在土入盟问题上则持消极态度。
二战后，西欧国家出于当时防范苏联威胁的需要，对土耳其主要采取拉拢政策，不但向土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基本上不反对土耳其的“欧洲取向”（注：自19世纪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向西方靠拢，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恒定外交重点也是加入欧盟。参见：Yucel Bozdaglioglu,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London,Routledge,2003,pp.68—69.）。在西欧国家的认可下，土耳其先后加入了一系列与欧洲有关的国际组织：1948年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2年加入北约。1963年，欧共体（欧盟前身，以下为论述方便均以欧盟代称）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由此直到70年代末，欧土关系基本顺利。在联系协定框架下，土耳其较好地按欧盟要求履行了协议，而欧盟也没有在土耳其军人专政或民主问题上过多纠缠。因为当时的欧盟只是一个经济组织，政治取向还不十分明显，也不具备执行集体外交政策的手段和能力，更何况在冷战高峰时期，欧盟的关注点主要放在土耳其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上。
从70年代末起，欧盟对土政策出现僵硬迹象。随着欧盟政治合作机制的启动，欧盟对外关系开始强调政治因素，“民主化”成为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于是，土耳其国内的“非民主”和“非西方”性质日益引起欧盟关注，并成为双方的主要磨擦点。特别是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使土融入欧洲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注：Atila Eralp,“Turkey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the Changing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in Canan Balkir and Alan M.Williams eds.Turkey and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 Ltd.,1993,p.31.）。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而土耳其则指责欧盟“试图继续执行19世纪基督教欧洲对穆斯林土耳其所实行的歧视政策”（注：Meltem Muftuler,Turkey's Relations with a Changing Europe,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61.）。在欧盟的压力下，土耳其军事当局于1983年举行了大选，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相应地，欧盟也恢复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协议。在双方关系缓和的形势下，土耳其于1987年4月14日正式提出了入盟申请。
欧盟对土耳其的入盟申请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一方面，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欧洲集体文化与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在土耳其政治民主及人权等诸多方面尚未达到欧盟要求时，欧盟不可能真正接纳土入盟。另一方面，与中东欧国家相比，欧盟国家对土耳其有较强的排斥心理，所以在积极帮助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以尽快达到欧盟标准的同时，对土则执行了事实上更为严格的标准。欧盟委员会在1989年12月对土入盟申请的评估意见中称，由于欧盟要完成内部市场建设，因而不会在1993年以前考虑土入盟问题。评估意见还提到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库尔德人以及希土主权争执等问题，并认为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权等方面与欧洲的标准还相差太远。（注：See EC Commission,“Opinion in Turkey's Request for Accession to the Community”,SEC（89）2290 final,Brussels,Dec.18,1989;Sevilay Elgun Kahraman,“Rethinking Turkey- European Relations”, Turkish Studies,Vol.1,No.1,Spring 2000,pp.1—20.）当然，欧盟在否决土耳其入盟候选国地位的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表示可以与土建立一个关税同盟。（注：See Burce Kuniholm,“Turkey and the West”,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1,pp.41—42.）1995年3月， 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然而，在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峰会讨论欧盟扩大问题时，土耳其再次被排除在候选国名单之外。
欧盟对土政策的重大变化是在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土耳其不仅受邀参加了此次峰会，而且最终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土耳其进入“入盟伙伴关系”计划表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的立场，并愿意像对待其他候选国一样对土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为其入盟做好准备。但是，欧盟接纳土耳其是有严格条件的，即入盟谈判只有在土耳其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才会开始，这些问题包括国内人权、民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的领土争端问题等。而且欧盟在土入盟谈判启动时间上也一拖再拖，2002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明确决定，暂不与土开启入盟谈判，一切要到2004年12月对土政治、经济、人权状况等再次评估后再作决定。
尽管2004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与土耳其入盟谈判的启动时间，但欧盟同时强调，并不能完全保证土耳其入盟目标最终能够实现。（注：Nicholas Watt,David Gow,and Helena,“Smith,Blair Holds Key as EU Opens Door to Turkey”,The Guardian,December 17,2004.）而且欧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意见。法国总理拉法兰称，“今天的土耳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来说都离欧洲还很远”（注：Katrin Bennhold,“In France,A Searching EU Debate over Turk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15,2004.）。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入盟谈判都是开放式的，但这一次，欧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如果土耳其国内出现严重的、持续的违反人权或欧洲价值观的情况，欧盟将随时停止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从欧盟战后40多年来对土耳其政策的演进轨迹看，欧盟虽然不质疑土耳其申请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合法性，并试图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注：Bulletin of the EC,1989,Point 2.2.37.）但事实上却采取了一种“延滞”土耳其融入欧洲的政策，在不明确拒绝土耳其入盟的同时，不断提高入盟门槛，尽量拖延其入盟时间。
二、矛盾的根源
在土入盟问题上，欧盟政策主要受地缘与安全问题及文化认同问题制约。二者一正一反，从相反的方向产生作用力，使欧盟在土入盟问题上的政策充满了矛盾。无论是冷战期间，冷战后的过渡期，还是在“文明冲突”甚为激烈的今天，欧盟出于地缘与安全上的考虑，对土耳其始终有着一种战略需求。
冷战期间，土耳其在西方战略中的地位是由它相对于苏联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事实上，也正是苏联的威胁才提供了将土耳其包含在西方联盟内的机会。土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注：“Which Turkey？” The Economist,March 19th 2005,p.5.），作为北约的南部支柱，它不仅是阻止苏联向南欧扩张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欧洲与中东的桥梁，因而是欧洲安全的一笔极为重要的资产。这种重要性使欧盟必须认真对待土融入欧洲的要求，“因为土耳其是欧洲人在反击来自东方的战略威胁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注：Heinz Kramer,“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A multi- Dimensional Relationship with Hazy Perspectives”,in V.M.Mastny and R.C.Nation eds.,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Boulder:Westview Press,1996,pp.203—232.）。欧盟委员会在一份评估土耳其入盟申请的报告中也承认，土的北约成员国身份是土入盟的一张王牌。（注：European Commission,Background Report,ISEC/B987,Brussels,1987.）英外交大臣豪尔称，“土是一个重要的北约盟友，欧洲大家庭理应有它的一个位置”（注：Arikan,Harun,Turkey and the EU,An Awkward Candidate for EU Membership？ Antony Rowe Ltd,Chippenham,Wiltshire,2003,p.186.）。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土耳其在冷战期间拥有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大大降低，土也似乎失去了与欧盟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欧盟也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把土耳其放在一边。对欧盟来说，似乎可以不必再宠爱这个它并不是从心底里喜欢的野孩子，欧盟因而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东欧国家上。但是，随着欧洲新的安全问题的凸现，尤其是各种与宗教、民族主义相关联的地区冲突和地区危机的频繁爆发，欧盟逐步认识到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促进稳定的重要性，认识到欧洲必须着手考虑解决更大范围内的地缘安全问题。于是，土耳其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再次受到重视。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的刺激下，年底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
土耳其对于欧盟地缘政治与安全的重要性体现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冷战后，由于旧政权解体后少数民族问题的重现以及边界争端、民族主义和种族问题上的紧张，欧盟东部及南部出现大量新的不稳定因素。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使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地区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处于社会动荡不安状态，而且这些不安全因素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对欧盟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直接和间接威胁。例如，欧盟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上述地区的石油及其他能源的供应，中东及中亚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或出现政局不稳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欧盟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难民潮，或发生大量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及偷渡等事件，对欧盟国家边境安全和国内社会关系构成巨大压力。由于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紧邻这些政治上敏感和问题很多的地区，对欧盟来说，土耳其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即成为中亚和中东地区的一个稳定因素，并为该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树立榜样。
土耳其的作用是由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宗教文化等背景所决定的。它与这些地区的国家特别是中亚五国有着相似的语言、文化、历史及政治联系，它是“伊斯兰大会”及“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同时，土又与西方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它是北约的成员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也是欧盟与西欧联盟的联系成员国。这种特殊身份使土有可能在中东、中亚及巴尔干的冲突中发挥独特的调停作用。事实上，土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这一地区稳定的代言人。例如，它试图调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提议建立一个共有11个国家参加的“黑海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与中亚、巴尔干及中东国家签订了一些双边与多边协议；从1992年开始，与突厥语国家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安全与文化合作协议。（注：Sezer,Duygu Bazar,“Turkey in the New Security Environmetn in the Balkan and Black Sea Region”,in V.M.Mastny and R.C.Nation eds.,Turkey Between West and East,p.85.）作为一个与西方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世俗的、民主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哈萨克斯坦总统曾声称哈“唯一的榜样就是土耳其”（注：Arikan,Harun,Turkey and the EU,An Awkward Candidate for EU Membership？ p.195.）。欧盟与美国对土耳其的这种“样板”作用也很认可，因为如果中亚和中东的伊斯兰国家采纳土耳其模式，那将可以有效地抑制和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
为树起土耳其榜样，欧盟必须确保土耳其模式本身成功，减少或消除土耳其国内潜在的安全隐患。长期以来，土耳其国内一直存在世俗主义与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存在着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其多元主义宪政民主极为脆弱。特别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它不仅反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和西方式政体，也反对土与西方国家及组织建立紧密联系。它的兴起造成了土国内亲西方势力与伊斯兰力量之间的严重冲突，对土政权和民主制度构成严重挑战。事实上，这一不稳定因素已经对欧洲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如土耳其军队和库尔德分离主义的冲突给欧盟国家带来了成千上万的政治难民；库尔德工人党在欧洲频繁实施恐怖袭击等。此外，欧盟国家内的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偷渡及其他犯罪问题也与土有很大关系。欧盟意识到，如果土耳其在欧盟扩大进程中被边缘化，不仅会催生土耳其国内日益增长的反欧情绪，也会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及民族主义情绪，这对欧盟和土耳其都没有好处。
欧盟对土耳其的重视在“9·11”后有了进一步加强， 对土耳其入盟要求开始从被动回应转为“认真考虑”，这意味着在欧盟的对土政策中，安全及地缘战略因素占据了更为突出的地位。
其一，欧盟试图避免与伊斯兰世界发生所谓的“文明冲突”。“9·11”后，关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欧盟一直予以否认。但欧盟是一个“基督教俱乐部”是客观事实，拒绝土耳其入盟将给人以伊斯兰不容于基督教且二者之间存在文明冲突的印象，这是欧盟极力想要避免的。德国外长菲舍尔承认，在他的意识中，曾经“有51％的倾向是接受土入盟，49％仍充满疑虑”，但在“9·11”后，“我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事情变得更为清楚，欧洲一体化也应有一个战略性的考虑”。德国内政部长奥托·席里也强调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接受土入盟是向世界表明，“穆斯林和西方也可以在启蒙主义价值观及联合国人权宪章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注：“How Terrorism Trumped Federalism”,The Economist,October 2,2004.）
其二，欧盟认为，继续促进土耳其的“欧洲化”和“民主化”更符合欧盟的地缘安全利益。几十年来，欧盟之所以能对土耳其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与其没有拒绝土耳其的入盟要求有很大关系。土耳其在被列为入盟候选国以来，为达到入盟标准，已在政治体制及立法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如释放政治犯，废除死刑，扩大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等。尽管土在宗教自由、人权、法制诸方面离欧盟要求仍相差甚远，但欧盟保留土的入盟希望总比明确拒绝要好，因为这至少有助于加强土国内的亲欧改革力量，打击极端宗教势力，防止土成为“一个像伊朗一样的伊斯兰主义国家”。（注：Ibid.）德国总理施罗德称：“如果我们成功地一体化一个伊斯兰国家，这将极大地增强我们的安全。”（注：“The Unwelcome Guests”,The Economist,December 11,2004.）另外，在伊斯兰世界树立一个民主样板也有利于欧盟这个新型“软帝国”维护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利益。
如果说欧盟的地缘与安全考虑是土耳其入盟的最有利因素，那么由于土耳其的“异类性”而导致的欧土之间的认同冲突则是欧盟几十年来“延滞”土耳其入盟的根本原因。
欧盟对土耳其入盟带来的变数有着多方面的担心。一是因土耳其人口庞大而产生的问题。土现有人口已达7200万，而且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据估计，到土耳其入盟时，其人口将比欧盟任一其他成员国都多。（注：Vincent Boland,“Turkey Is Becoming a Re-religious Society and Trying to Join a Post-religious Europe”,Financial Times,October 5,2004.）这将给未来欧盟决策过程带来重大影响，因为目前欧盟部长理事会内的表决权主要是根据成员国人口的多少来分配的。这种前景使许多成员国感到害怕，特别是那些已经感到被边缘化的欧盟小国。此外，欧洲人也担心土耳其人会抢去他们的工作机会。二是土耳其地理位置带来的问题。土领土横跨欧亚，只有不到3％属于欧洲，（注：“Turkey in Europe:More than a Promise？ ” p.10,http://www.independentcommissiononturkey.org/pdfs/english.pdf.）绝大部分在亚洲。 大部分欧洲人认为土耳其在地理上不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如果土能入盟，那么欧盟有什么理由拒绝格鲁吉亚或亚美尼亚这样的国家入盟呢？三是因土耳其经济落后带来的问题。土目前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接纳土为成员国将给欧盟纳税人造成沉重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为准备土耳其2025年入盟将花费170—280亿欧元。土有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欧盟这一数字不到5％，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这意味着欧盟为土提供的农业支持资金将高达82亿欧元。（注：George Parker and Daniel Dombey,“Accession of such a Large,Poor Country Would Transform Union”,Financial Times,October 7,2004.）
但上述原因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欧盟在吸收中东欧国家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难题。事实上，在欧盟关于土耳其入盟问题的讨论中，焦点集中在土耳其的异质文化和非基督教问题上。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人。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基督教欧洲的最大敌人，统治中东及东南欧达400年之久，是唯一一个拥有“圣地（指麦加及麦地那）捍卫者”头衔的伊斯兰超级大国。尽管现在的土耳其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仍有95％的居民自称信仰伊斯兰教；（注：Netherlands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The European Union,Turkey and Isl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4,p.89.）而欧盟现在的成员国大都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在土耳其入盟进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认同问题。欧洲政治家大多避免提及这个问题，因为没有现成答案。所谓欧土认同冲突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涵义，其一是文化或宗教认同，其二是基于文化或宗教认同基础上的政治认同。
欧洲文明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以来，随着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为国教，欧洲文明又披上了一层宗教外衣。公元9—11世纪， 在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东欧地区后，欧洲便几乎是基督教世界的一统天下。欧洲统一思想也随着宗教一体化而出现。中世纪的“欧洲人”以基督教为核心建起了一个文化与精神的统一体，这种“基督共和”的理想便是欧洲一体化思想的最早源头。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欧洲文明又产生了以科学、民主、民族主义等理念为核心的现代性，并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和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比较中，欧洲文明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古代文化和犹太基督教背景”，使之“在与异族文化接触时，显示出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又表现出欧洲文明的普遍性和同一性”。（注：[意]玛丽娅·格拉齐娅·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 欧洲统一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许多学者都将这种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视为欧洲认同。（注：Heikki Mikkeli,Europe as An Idea and An Identit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Chapter10,pp.195—211.）
然而，这种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似乎都与土耳其毫无关系，“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基督教”这些名词对土耳其来说都是陌生的。许多欧洲人认为，“从文化与历史的视角来说，土耳其人不是真正的欧洲人，因此土耳其也不是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注：Heinz Kramer,“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 with Hazy Perspectives”,in 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p.226.）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正是欧洲认同形成时期，土耳其人的入侵促使欧洲人觉醒，并促进了欧洲人的团结和联合。此后，土耳其人与奥斯曼帝国便被欧洲人赋予了异类的角色，即他们是“非欧洲的”。在启蒙时期，土耳其更成为欧洲的一面镜子，欧洲人在与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建立起了他们自认为是独特的东西。因此，在今天的绝大多数欧洲人看来，因为土耳其人是穆斯林，所以他们的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方式都将使其不易被欧洲人所接受。也就是说，即便土耳其是欧洲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因为它缺乏历史上的先决条件”（注：Anne-Marie le Gloannec,“Turkey Holds a Mirror to Europe's Failings”,Financial Times,June 9,2004.）。
实际上，在欧盟扩大过程中，只有涉及土耳其时，文化才成为一个有问题的因素。而土耳其在与欧洲接近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与欧洲文化不相容的一面：大量移居到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在寄居国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社区，并常年从事宗教活动，这使欧洲人对土耳其文化能否与欧洲文化相融感到格外担心。这种担心在上世纪80—90年代尤为明显。穆斯林人口较多的法国、奥地利及荷兰等国也是反对土耳其入盟最强烈的国家。民调显示，75％的法国人反对土耳其入盟，执政的人民运动联盟（UMP）在此问题上与支持土入盟的希拉克总统公然对立。 法国人不仅害怕土耳其工人的涌入，更害怕伊斯兰声音的强大。（注：“How Terrorism Trumped Federalism”,The Economist,October 2,2004.）
政治认同冲突是基于文化、宗教认同冲突而产生的。战后西欧一体化虽从经济领域起步，却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政治涵义，欧洲一体化的创始者“所展望的是最终将欧洲建成一个政治联盟，联盟内各国拥有相似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注：参看胡瑾等著：《欧洲早期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07页。）因此，在这些人看来，欧洲除地理、文化要素外还具有政治上的涵义。而没有同质的文化就意味着没有同质的政治。甚至有学者认为，欧盟这一“政治计划”的目的就是提升各国“文化上的共同性”。（注：Michael Wesley,“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Australia,Turkey and Definitions of Regionalism”,Pacific Review,No.10,1997.）在欧盟内部，一些要人也经常强调文化的相容和文化一体化，如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德洛尔称，“保持该地区文化的一致性对于欧洲扮演一个全球性角色是非常关键的”，“欧盟的团结应该建立在文化工程的基础上”。（注：Michael Wesley,“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Australia,Turkey and Definitions of Regionalism”,Pacific Review,No.10,1997.）欧洲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政要人物如德国前总理科尔等，甚至倾向于将欧洲定义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注：Netherlands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The European Union,Turkey and Islam,p.89.）
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欧盟内部存在着两大对立派，一派是将欧洲定义在文化基础上的一体化主义者或联邦主义者，另一派则将欧洲定义为松散的经济自由贸易区。于是，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也出现了两种声音：反对最激烈的是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倾向于欧洲更为一体化的国家，而英国、北欧国家及绝大多数新成员国则支持或者至少不激烈反对土耳其入盟。支持更紧密联合的欧洲人认为，“一个有土耳其的欧洲将不可能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注：“The Unwelcome Guests”,The Economist,December 11,2004.）。“欧洲只有维持白人与基督教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注：James Nathan,“Turkey on Edge”,International Relations,13 August 1997,p.19.）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草案主持人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接受土耳其入盟有使欧盟成为“联合国的地区版”的风险，欧盟将变成一个闲谈俱乐部。“它将没有认同感、没有共同的意志，也将不能扮演任何角色，世界将在没有欧洲的情况下演进”。（注：Anne-Marie le Gloannec,“Turkey Holds a Mirror to Europe's Failings”,Financial Times,June 9,2004.）还有人怀疑布莱尔、特别是布什极力推动土耳其入盟就是想让欧盟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自由贸易区。（注：“How Terrorism Trumped Federalism”,The Economist,October 2,2004.）土耳其入盟将彻底粉碎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准联邦政治认同的梦想。（注：George Parker,“Brussels to Welcome Turkey Reluctantly into the Fold”,Financial Times,December 17,2004.）在德国，施罗德政府支持土耳其入盟的立场遭到了基督教联盟党的极力反对，他们主张可以与土建立“特殊伙伴关系”，但不能让土入盟，因为这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无法接受的。（注：Anne-Marie le Gloannec,“Turkey Holds a Mirror to Europe's Failings”,Financial Times,June 9,2004.）
进一步分析，欧洲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认同冲突实际涉及到一体化未来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什么是欧洲”、“欧洲到底在哪里终结”？（注：Katrin Bennhold,“In France,a searching EU debate over Turk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15,2004.）以及欧盟应在21世纪扮演何种全球角色？当这些问题与欧盟面临的战略威胁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欧洲便陷入了抉择困境。
三、土耳其入盟前景
由于欧盟对土政策的矛盾性长期存在且难以调和，未来土耳其能否入盟将取决于这一矛盾的发展演变。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欧土认同冲突是否会弱化，二是欧盟是否会出于地缘安全考虑而确立一种真正吸纳土耳其的战略。
从长远看，这两个问题的演变逻辑，似使土入盟充满了希望。文化认同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根本性问题，理论上，欧土在文化认同上的冲突似乎无法调和。但从长远来看，欧盟存在着克服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其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已处于没落阶段，欧洲正日益世俗化。例如，在欧盟首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尽管罗马教廷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宪法明确将基督教列为欧洲的共同文化遗产，但遭到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拒绝。因而欧盟一些成员国不愿土耳其入盟与其说是因为基督教欧洲不容异教“入侵”，不如说是出于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如果土耳其能在未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稳定、民主，经济上市场化日益成熟的国家，欧盟民众对土耳其的恐惧感将大大减少，从而有助于克服欧盟与土耳其之间的文化认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未来能否入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土耳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当然，这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法国的一份民调显示，如果土耳其能在今后10年内完成改革，法国人也可能改变反对土耳其入盟的态度。（注：Larry Siedentop,“Europe Must Listen to More than Turkey's Elite”,Financial Times,December 15,2004.）
政治认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2005年6月，法国和荷兰这两个重要的欧盟创始国相继以绝对多数票否决了欧盟宪法，这在事实上宣告了欧盟宪法这一“精英工程”受挫，同时也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欧盟在政治欧洲的认同上已出现严重问题。法荷两国民众对欧盟的失望与不满绝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西欧大陆的富裕国家对欧洲未来发展方向一种普遍的疑虑。欧盟东扩后，同质性减少，差异性增大，新与老、大与小、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造成欧盟各国民众的“欧洲认同感”（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明显弱化。欧盟宪法试图在“联邦化”和“松散化”之间寻找一条折衷路线，法荷两国的否决意味着这种折衷失败，进而必将引起各国对欧盟未来发展方向重新思考。在欧盟各国缺乏一致、明确的发展方向的情况下，一种很可能的结果是欧盟整体更趋于松散化；部分国家可能在某些领域先行一步，建立更多类似于欧元区的一体化集团，其中那些参与了所有一体化集团的国家则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所谓的欧盟“硬核心”（hard core），而英国、北欧国家和大部分新成员国都将处于它的外围。这种前景应该有利于土耳其入盟，因为一体化的外围国家不会对“核心”国家构成激烈的政治认同冲突。
在地缘安全考虑方面，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将内部发展作为政策的优先点，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缺乏明确的战略，更多是一种被动应对之策。但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欧盟自身实力的增强，欧盟在共同安全与外交方面的行动明显加强。作为对欧盟地缘政治与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土耳其自然成为欧盟必须要处理好的外交重点之一。欧盟决定在2005年10月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这一事实表明，欧盟对土政策开始转向积极。当然，这一战略能否清晰化和长期化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变化，其中欧盟内部的整合情况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当前情况来看，“宪法危机”使欧盟还未成形的对土耳其战略受到冲击。欧盟将在较长时间内陷入“内省”期，并受内部纷争（如欧盟2007—2013年度的预算谈判）所困扰，无法顾及其扩大战略。尤其是欧盟宪法主要是为应对东扩及未来进一步扩大而提出的，宪法的夭折意味着欧盟的这种努力付诸东流，欧盟目前已不具备进一步扩大的能力。因此，从中短期来看，欧盟将无法为土耳其入盟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规划。但从长期看，欧盟在解决了内部问题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向外看”，特别是其近邻地区，而土耳其仍将是欧盟选择的重点对象。
标签：基督教论文; 欧盟总统论文; 土耳其军队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