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视角看世界历史农本向重商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于廑先生曾在《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等文章中对西欧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作过深刻的论述①。本文以吴先生的立论为基础，尝试从消费视角来考察西欧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
一、从消费视角看农本向重商转变的体现
消费与生产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卡洛·M.奇波拉曾经指出：“任何经济体系的功能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那就是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视角紧密联系，反映了同一个现实。”②但是消费本身在东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即使在经济学中，消费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经济学习惯上以生产作为分析的起点，导致消费概念发育不全，只有统计估算③。特别是中世纪史家，很少涉及消费这一主题，主要是由于相关资料匮乏④，以至于约翰·布鲁尔和罗伊·波特断言存在着消费的“中世纪空白”⑤。但是随着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对西方消费社会历史考察的视野从近代早期不断向中世纪晚期延伸，从消费角度来审视西欧从农本向重商转变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从消费性质来看，主要体现在生存性消费向时尚性消费的转变。
吴于廑先生指出，农本经济的目标在于最大程度上实现自足，是生产所有生活必需品的经济，交换在原则上没有必要，即使有也无足轻重⑥。也就是说，在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时代，消费仅仅是为了生存。詹姆斯·W.汤普逊也认为，在封建的盛世，庄园的自给自足是真实可信的，虽然盐、铁和磨石等需要从外面运入，但主要的必需品，甚至包括葡萄酒、啤酒、麻布等物品，都是在庄园上自己生产或制造的，也是在庄园上消费的⑦。玛丽安娜·科瓦雷斯基强调：“在中世纪早期，农民自己种植大部分食品，自己生产其他物品，比如呢绒，当时城镇需求很低，因为城镇很少，即使是贵族也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地产生活，消费经济不是很活跃。”⑧贝内特指出，中世纪的农民住在低矮简陋的小屋，常处于饥饿的边缘，必须竭尽全力来维持艰难的生存，尽力养家糊口，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季⑨。在这样一个自然经济的时代，虽然王室和贵族等特权阶层有时会讲究一下排场，但他们主要消费的还是自己领地的产物，“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⑩克里斯托弗·戴尔认为，消费在中世纪出现重大变化发生在1375—1520年期间，普通大众的饮食更加丰富多样，人均衣物、住房、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普遍增长，需求受到时尚的影响，并得到裁缝、木匠、绸布商和其他靠消费增长谋生的人的推动(11)。到17世纪末，消费已不再是一种对基本需求的满足，而是超越了物质享受的层面而成为一种身分诠释方式和提高社会地位的行为。特别是英国，形成了以中等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社会，中等阶层在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炫耀性消费能力十分强劲，追求时尚，讲究品味，攀比和模仿成风(12)。而在法国，在路易十四的强力推动下，巴黎成为时尚消费之都，“全欧洲所有城市里的人们都成为法国大餐、时装和设计的奴隶，而大餐、时装和设计，则要极力仿效巴黎的款式。”(13)
从消费主体来说，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体现在从特权消费阶层向中等消费阶层的转变。
桑巴特指出：“中世纪早期的财富几乎完全是由地产构成，而且正是大土地所有者(教会除外)构成贵族。那时，富裕的市民还不存在。”(14)因此，此时的消费主体是王室和贵族，但是，“这一状况在13、14世纪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在那一时期并非从封建关系中产生的大额财富迅速积累”，“这些新财富应打上中产阶级而不是封建的标记。”(15)这些早期资产者迅速成为消费的主体，汤普逊在谈到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时，指出除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军役制等方面的变化外，还反映在资产阶级的广泛影响上，“资产阶级乃是社会中一个新阶级；它代表着一种由封建时代即已得到承认的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这个资产阶级既能够也愿意为了自己并在自己身上花费金钱。富商大贾建造起一幢幢富丽堂皇的住宅，比之先前的贵族宅邸毫不逊色，如布尔日的雅克·科尔的宅邸。他们餐桌上摆着金银餐具，身上穿着裘皮丝绸。”(16)这样就导致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个显著现象，那就是西欧各国制订了大量禁止奢侈的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是为禁止新发迹阶级在衣着、餐具、家俱、珠宝上过度挥霍浪费钱财”(17)。到了近代早期，随着市场的扩展和致富机会的增多，在土地精英和穷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中等阶层(18)。中等阶层作为消费者，在17世纪就成为新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最大市场(19)。琼·瑟斯克甚至认为，在17世纪形成的消费社会，“不仅涵盖贵族、乡绅和富裕的约曼，而且包括卑微的农民、劳工和仆人”(20)。
从消费品种类来看，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单调的地产消费品向多样的全国乃至全球消费品的转变。
在农本经济条件下，消费品主要是本地生产。罗伯特·福西耶提到，10世纪人们肚子里塞满了豆子，11、12世纪饮食有所改善，到12世纪肚子里有了牛肉，但面包仍是主要的食物。西多会士一天的食物定额是300克，在1125年饥荒前后，好伯爵佛兰德斯的查尔斯为每位穷人准备了1000克的食物。根据对北德意志一个垃圾场的考古发掘，表明饮食中的动物蛋白比例有所增加，牛肉消费增加，但猪肉消费停滞不前，羊肉和野味基本消失。在发生饥荒时还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21)。王室和贵族即使偶尔举办奢侈的宴会，但正如布罗代尔所言，这些宴会还没有讲究的烹饪，“读者不要受历史上某些有名的宴会，如勃艮第的瓦洛家族豪华的宫廷筵席的迷惑：美酒像泉水一样流淌，房间里陈设豪华，化装成天使的儿童拴在绳子上从天而降……那个年代炫耀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最令人艳羡的也不过是酒池肉林而已。”(22)到了中世纪晚期，每个人的食物、饮料消费量和种类都增加了，工资劳动者、农民和工匠能吃更多的肉和鱼，喝更多的啤酒，有更多的机会吃到白小麦面包，喝到大麦芽酿的啤酒，下层民众的生活日益接近贵族家庭的日常饮食(23)。近代早期，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开发，来自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商品极大地丰富了消费品的种类。米森描绘了18世纪初期伦敦富裕绅士或殷实市民的晚餐，共有10种或12种常见的肉类轮流上桌，正餐有两道菜肴，大部分是肉类，间或与蔬菜搭配，或者浸泡在奶油中，这两道菜总是轮替上桌，构成了中产之家的日常晚餐(24)。由此可见，来自国内甚至海外市场的肉类、蔬菜、水果、饮料成为日常饮食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香料、糖、咖啡、茶、葡萄酒、烟草、印花布、瓷器等海外商品逐步由过去昂贵的奢侈品普及成为廉价的中等阶层日常消费品，其它消费品包括房间的装饰品也有许多是从世界市场进口而来，或者使用的是进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西欧人的消费品味和消费结构。
从奢侈观念来看，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奢侈的去道德化。
赫克歇尔认为，中世纪观念和重商主义之间最广阔和最具决定意义的鸿沟就存在于道德领域，重商主义从目标和手段双重意义上都是去道德的，道德考虑在许多重商主义作品中完全消失了(25)。克里斯托弗·贝里对奢侈概念的历史演变做过细致的研究，“奢侈”的第一定义是贪婪和淫荡，尽管这双重含义不是起源于基督教，但却随着基督教的最终胜利而独占鳌头，经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进一步阐释，这一定义成为农本经济时期道德语汇的一个组成部分(26)。尽管一些早期重商主义者仍将奢侈消费视为恶习，但重商主义者倾向于用经济考虑来取代道德考虑，重商主义思想原则上抛弃了任何对奢侈的道德态度，唯一值得考虑的是，一项特定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生活在重商主义引导的方向上前进(27)。到17、18世纪，奢侈逐渐从道德的语境中走了出来，巴本、曼德维尔等人开始站在经济发展角度来思考奢侈问题，认为时尚和奢侈品能够刺激消费，促进贸易和就业，带来更大的普遍繁荣，因而是合理的，从而引发了18世纪对奢侈消费的大讨论，奢侈的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具有积极的含义(28)。曼德维尔之后，奢侈不再是道德文章的主题，而成为政治经济学文章的主题，奢侈成为范围广阔的商业讨论的一部分，詹姆士·斯图尔特爵士、大卫·休谟等人几乎完全把奢侈与商业、便利和消费联系在一起(29)，如大卫·休谟就认为：“增加和消费所有用来美化和享受生活的商品，对社会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商品增加了个人天真的喜悦，同时也成为一种劳动力的储备库，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转为公共服务。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这些过剩品的需求，人们就会陷入懒散，丧失所有的生活乐趣，对社会毫无用处，就不能依靠这些懒散成员的勤劳来维持舰队和军队。”(30)
消费性质、消费主体、消费品种类和奢侈消费观念的变化，从消费层面生动展示了农本向重商的转变。
二、从消费视角看农本向重商转变的原因和结果
由于消费与生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消费层面的转变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生产层面的变化，展示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吴于廑先生分析了从农本向重商转变的原因和结果，指出变化起因于农本经济的内部，商业和城市经济由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发展为它的对立物，促使它转向商品经济，重商主义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历史前奏(31)。这一论断至今仍有说服力，对研究消费问题也具有指导意义。这里仅从消费角度略作补充和延伸。
首先，生产力的提升是消费增长的基础，是农本向重商转变的基础，而消费反过来促进了生产的变革。
卡洛·M.奇波拉在综合各种生产率的数据后得出结论：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生产率水平相比，西欧在中世纪和文化复兴时期达到的收益是引人注目的(32)。弗朗索瓦·克鲁泽认为，欧洲从7世纪的野蛮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10—14世纪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扩散，经济实现了深度变化，极大扩展，虽然有史家对人均产量的持续增长持怀疑态度，但人均收入的增长是毫无疑义的(33)。玛丽安娜·科瓦雷斯基也指出了中世纪晚期购买力的增长，在14世纪第一个10年，购买一篮子消费品需要27个农业劳动单位，35个建筑工作单位，到15世纪60年代，同样的消费品只需12个农业劳动单位，14个建筑工作单位(34)。正是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长，成为农本向重商转变的引擎，形成了克里斯托弗·戴尔所说的14世纪消费社会，琼·瑟斯克、琳达·利维·皮克所说的17世纪消费社会，尼尔·麦克肯德里克等人所说的18世纪下半期消费社会(35)。
消费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技术的变革、产品的革新，加速了重商社会的形成。克里斯托弗·戴尔的研究表明，在14、15世纪，已经像18世纪消费革命中一样，生产者通过尽可能地开发和制造新产品来刺激需求(36)。玛丽安娜·科瓦雷斯基也认为，消费革命开始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之后人口急剧减少，促进人均消费更高，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37)。到16、17世纪，通过一系列的企划和国家的帮助，英国生产出了大量的新消费品，随意比较一下农民的标准家内用品就一目了然。在1550年之前，农民的家里拥有基本的家具，长凳、一张桌子、凳子、床、少量的家庭日用织品、基本的做饭和吃饭器具。到17世纪末期，农民拥有如此多的不同质量的家用织品可供选择，可以用作家用和个人穿戴，多得不可胜数，更多的铁制、黄铜制和铜制容器陈列在厨房、食品室和乳品间的架子上。从个人穿戴来说，人们可以从大量不同颜色、设计和尺寸的针织袜中做出选择。商店陈列着11种或12种不同种类的丝线，带蕾丝的、精制的、粗制的，花色各不相同，还有布带、缎带、亚麻织带，服饰的范围多种多样，像今天的大型服装店一样。饮食同样可以在一个广阔范围的食品中选择，乡绅最好的果园可以生产60种不同种类的苹果、20种梨、16种樱桃、35种杏和李子。如果你在1677年左右从伦敦订购莴苣种子，你可以从卷心莴苣、亨伯莴苣、罗马莴苣、阿拉伯莴苣、萨伏依莴苣、粉红色莴苣、红色莴苣和皱叶莴苣之间选择(38)。所有这些消费品都是当时的企划家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从国外引进或在国内培育、生产的。玛克辛·伯格指出：“外来消费品的输入，特别是从亚洲的进口，促进英国人重新思考本国生产的消费品的特点，这一创造性交流的结果是新产品的发明，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形成了一个可辨认的英国消费品部门的基础。”(39)这些新消费品的生产，推动了英国在18世纪的产品和工艺革新(40)。桑巴特认为，市场在地理上的扩张，并不是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在于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在我看来，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工业生产的组织。在很多情况下(虽然不是全部)，为资本主义打开大门，并使之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恰恰是消费的增长。”(41)桑巴特的这一观点值得重视，因为重商主义社会就是市场经济向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的社会，而消费是渗透进去的第一滴水，最终在18世纪上半期汇成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形成了消费社会。
其次，为满足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商人阶层就转向国家寻求庇护，从而推动了重商主义的诞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城市、行会等地方性、中世纪因素开始成为市场经济的绊脚石，享利·皮朗指出：“同业行会支配并影响城市经济制度的时期，也正是城市保护主义发展达到顶点的时期。各种工业集团，尽管其职业利益有所不同，却团结于一个共同的意志中，即尽量实施各自所享有的垄断权，并摧毁个人创造的一切机会和竞争的一切可能性。因此，消费者完全为生产者而牺牲。”(42)城市的消费离不开大商业，但“城市的自我主义妨碍了大规模商业，正像它妨碍了大规模工业一样”(43)。城市的新富阶层为了从市场经济中获益，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倾向于投入王室的怀抱，来克服城市和地方中心主义，保障商品与货币的流通，王室为了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与新兴财富阶层一拍即合。商业资本在经济上为国家服务，国家则运用各种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从而为重商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博尔顿分析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指出后来发展为重商主义理论的一些主题已出现，“所有后来重商主义的思想已经存在，丝毫不用惊奇，这些思想是由商业阶层表达出来。”(44)戴安娜·伍德也描述了重商主义的形成：“中世纪晚期的商业气候导致对商业和商人看法的转变，商人的角色在激发国际政治和战争的经济民族主义中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后来成为‘商业体系’标志的原理诸如重金主义和贸易平衡，由立法和行政机关表达和实施。”(45)赫克歇尔在其巨著《重商主义》中用一大章来分析国家是如何克服度量衡不统一、通行税混乱、城市各行其是等农本经济因素，建立起统一的重商主义工商业政策的(46)。
最后，正是由于早期资产者通过消费的脱颖而出，才逐渐打破了农本经济下的社会身分和等级秩序，促进了西欧的社会转型。
早期资产者通过贸易致富以后，开始在消费上与贵族比肩。饮食和服装作为身分的标识，但随着早期资产者购买力的提升，过去只有贵族享用的高等食物如来自东方的香料、鹿肉、淡水鱼、葡萄酒、猎禽，开始摆上新兴资产阶级的餐桌。14世纪产生的服装时尚不断变化服装的样式，也打乱了身分和等级。为了保持等级地位，当时西欧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出台了禁奢法。英国的禁奢法阻止对贵族饮食和服装的模仿，规定限制每餐只能上两道菜，以及每道菜的花样和食物花费；在1337、1363、1463、1483年的禁奢法中，努力根据社会等级控制服装的花样和花费，如仆人和工匠的衣服花费不能超过2马克，农夫、农业工人和其他人不能超过40先令，只能穿粗呢和赤褐色毛呢(47)。由于新的消费行为打破了农本经济下的身分等级和社会秩序，中世纪晚期一位英国人反对商人模仿贵族绅士消费的趋势，他写道：“吾辈祖先的智慧和政策就是那样把商贾和匠人从农夫(耕夫)和什一汉中分离出来……而且通过这种方法……这个国家曾经充满了绅士和农夫(耕夫)，现在则栖息着商贾和百工；以致没有一个人满足于自己的身分地位，结果把一切都弄得糟糕透顶，恰如许多年前一样。”(48)法国的孟克列钦也激烈地谴责奢侈消费导致店主穿得像绅士，最终只能是颠覆所有的社会秩序(49)。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对这一从农本向重商转变过程中社会转型有深刻的描述：“社会地位以社会-职业群体为基础，或者以收入区分的群体为基础，正更迅速、更深刻、更明显地取代以出生和以法律地位为基础的分类，后一社会分类正走向衰落。”(50)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在中世纪晚期就被消费冲击得支离破碎，促进了从农本社会向重商社会的转型。到了近代早期，消费继续发挥其强大的经济和社会推动作用，推动了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英国在17世纪末形成消费社会的同时，重商主义也走向完全成熟，清晰地表明了消费与重商主义的内在联系。
三、消费视角的特殊意义
虽然消费与生产是经济活动的一体两面，但从消费视角出发来审视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消费视角开启了农本向重商转变历史研究的多元维度，极大地丰富了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历史的内容。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是西欧从农本向重商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最近30多年来消费史的繁荣敞开了多学科研究的门户，消费问题成为近来许多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不同的学科关注的内容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正如本·法恩和埃伦·利奥波德指出的那样：“经济学主张，消费赋予了效用；在社会学，消费可能是身分或社会地位；在心理学，消费是获得一定程度福利的一种条件反射；在人类学，根据消费在仪式中的象征角色来解释，等等。”(51)在大多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参与讨论的情况下，丹尼尔·米勒认为：“消费成为历史的先锋”(52)，消费社会史和消费文化史都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维度，过去被忽视的史料如遗嘱、商店账簿、家庭账册、纳税记录等得到充分的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53)，再加上后现代主义对消费文化的审视，极大地拓展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历史的内容，大幅增加了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物质文化、市场和零售策略、消费场所等方面的知识。
其次，消费视角开阔了重商主义研究的新视野，可以深化对重商主义的认识。
过去学术界多从生产视角来考察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者有一种“货品的恐惧”(54)，因而只注重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不重视国内的消费。实际上到17世纪晚期，多数重商主义者相信，如果个人、商业企业以及政府达到最大量的消费，那么经济将实现繁荣，相反，节俭被认为是失业的原因之一(55)。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新消费品的需求，重商主义者大力支持产品、工艺和技术革新，如约书亚·塔克就认为制造商应该迎合农民和工匠的需求，使农场主、自由民、商人和制造业者能够拥有中等生活，使批发商、大商人和所有地主都过上上流生活，拥有干净整洁的家具、地毯、屏风、窗帘、壁钟、精良的铜锁、壁炉板等等(56)。正是在这一技术革新的浪潮中，酝酿形成了工业革命的技术大突破。
最后，消费视角为当今中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充分借鉴其它国家消费社会发展的经验。西欧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J.H.普卢姆就认为从大历史角度来看，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不仅仅表现为工业化或经济增长，而且表现为创造和维持消费经济的能力，以及追随消费潮流的消费者(57)。西欧从农本向重商转变阶段消费社会发展的历史启示在于，必须切实提高居民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提升实际购买力；培育和壮大中等阶层或中产阶级的规模，使其成为消费的主体人群；转变消费观念，强化对国内消费的重视；实现多样化的市场营销手段，强化消费场所等服务行业的合理布局；稳步加快城镇化步伐，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生产出适合中产阶级审美标准和时尚品味的新商品。
总之，从消费视角来看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不仅是西欧现代化起始阶段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而且也为当今世界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注释：
①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载《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148页。
②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London:Routledge,2003,p.2.
③Ben Fine and Ellen Leopold.The World of Consump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62.
④Rosemary Horrox and W.Mark Ormrod.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1200—15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38.
⑤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1.
⑥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载《吴于廑文选》第88～89页。
⑦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80页。
⑧Rosemary Horrox and W.Mark Ormrod.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1200—1500,p.239.
⑨享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龙秀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8、209～210页。
(10)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页。
(11)Christopher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Clarendon Press,2005,p.155.
(12)李新宽：《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第51页。
(13)若昂·德让：《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位及奢侈生活》，杨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前言第4页。
(14)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15)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7页。
(16)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675页。
(17)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681页。
(18)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Cultur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1550—1800.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4,p.2.
(19)Lorna Weatherill.Consumer Behaviou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1660—176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p.14.
(20)Joan Thirsk.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8.
(21)David Luscombe and Jonathan Riley-Smith.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IV c.1024-c.1198,Part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5.
(22)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20页。
(23)Christopher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134.
(24)Peter Earl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Business,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1660—173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273.
(25)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Vol.2.New York and London:Carland Publishing,Inc.,1983,pp.285,110.
(26)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87～101页。
(27)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Vol.2,pp.289～290.
(28)Maxine Berg and Elizabeth Eger.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Debates,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Ltd.,2003,p.2.
(29)Maxine Berg.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32、33.
(30)David Hume.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London,1758,pp.159、160.
(31)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第87页。
(32)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p.83.
(33)Francois Crouzet.A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Economy,1000—2000.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2001,pp.34～35.
(34)Rosemary Horrox and W.Mark Ormrod.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1200—1500,p.241.
(35)笔者认为，英国的消费社会形成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见李新宽：《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其他观点见Christopher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an Thirsk.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inda Levy Peek.Consuming Splendor:Society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 and J.H.Plumb.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1982.中外学者对西方消费社会形成时间的不同观点，正说明了从农本向重商转变过程中消费增长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36)Christopher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139.
(37)Rosemary Horrox and W.Mark Ormrod.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1200—1500,p.239.
(38)Joan Thirsk.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p.106,107.
(39)Maxine Berg.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p.85.
(40)Maxine Berg.“From Imitation to Invention:Creating Commodit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2,(55),p.3.
(41)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212页。
(42)享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43)享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199页。
(44)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1150—1500.London:J.M.Dent & Sons Ltd.,1980,pp.326～331.
(45)Diana Wood.Medieval Econom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31.
(46)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Vol.1.New York and London:Carland Publishing,Inc.,1983,pp.33～455.
(47)Rosemary Horrox,W.Mark Ormrod.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1200—1500,pp.244、248.
(48)转引自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678～679页。
(49)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Vol.2,p.290.
(50)David Abulafia.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V c.1198—c.13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4.
(51)Ben Fine and Ellen Leopold.The World of Consumption,p.3.
(52)Daniel Miller.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A Review of New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1.
(53)Sara Pennell.“Consumption and Consumeris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9,(42),p.549.
(54)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Vol.2,p.114.
(55)向荣主编：《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转型研究论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56)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 and J.H.Plumb.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26.
(57)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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