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经济学论文,民族地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是以连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制度调整为显著标志的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的过程。[1](P.76)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稳定超过了第一产业，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发展滞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二元结构依然典型，对资源型产业依赖大，城镇化水平低、质量不高。[2](P.150)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和发展转型。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加快发展，是当前民族地区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从要素禀赋及其演变出发讨论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问题。文章首先归纳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和思路，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沿着禀赋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及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文章最后探讨了新时期、新形势下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思路、新对策。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
最近，由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为我们思考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也为发展中经济体制定赶超政策提供了指导。[3]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说法，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按照笔者的理解，新结构经济学有以下三个要点。
(一)要点1
产业结构内生于禀赋结构。初始禀赋(决定经济体的总预算和t时的要素相对价格)决定了经济体在某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决定了最优产业结构(内生的)。
考虑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
这一关系若用图形表示，如图1所示，意味着等产量曲线与等成本线相切。
(1)式中，w/r是要素相对价格比。要素价格由要素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给定需求，要素价格就由要素供给决定，而要素供给由要素的丰裕度决定。因此，w/r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体各种要素的丰裕度(禀赋结构)，也就是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所在。
(二)要点2
动态地看，收入增长取决于禀赋升级及其决定的产业结构升级。遵循比较优势是升级禀赋结构和持续产业升级、收TY 增长和减贫的最好方法。
假定一个经济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并且只生产一种产品(图3)。等产量线(I)上每一点代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组合可以得到相同的产量。等成本线是在既定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生产者可以购买到的两种生产要素的各种不同数量组合的轨迹。在这个经济中只有采用等产量线(I)和等成本线相切的那一种技术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等成本线的斜率由一个经济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富程度决定，因此，企业是否有自生能力决定于其采用的技术是否和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一致。如果劳动力资源丰裕经济选择B点，其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将使选择A点之外的各种技术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4](P.7－9)
图5 禀赋结构升级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一个地区的禀赋结构定义为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度。[5]由地质和自然地理因素所决定的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区位，是这个地区禀赋结构的第一天性(first nature)；一个地区发展的历史基础，包括已经形成的物质资本(特别是软硬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构成了该地区禀赋结构中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一个地区禀赋结构的变化，在要素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必然要在要素价格上反映出来，以反映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升级要素禀赋结构的主要手段。
(三)要点3
关于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理论争论的恒久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区分出了两类政府干预：第一类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为结构变化提供便利条件，方法是提供信息、补偿外部性以及协调“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改革。因为私人部门要想以符合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方式增长，“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改善就是必要的。第二类政府干预旨在保护本国选定的、违背比较优势的一些企业及产业，这些产业或者过于先进，或者过于衰落从而失去了比较优势。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第一类政府干预，并称此为因势利导型政府(facilitating state)，认为企业要最大化利润，就要基于要素相对价格选择技术和产业，这就需要竞争性的市场制度，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下，价格才能传递资源稀缺程度的信号；要实现产业升级，就需要解决协调问题和处理外部性，就需要因势利导型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还为这类干预提供了一个指导性框架——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框架)，包括六步：第一步：选择正确的目标；第二步：消除约束；第三步：引诱和吸引全球投资者；第四步：壮大自我发现的规模；第五步：工业园的力量与奇迹；第六步：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6](P.117－148)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在经济发展分析和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第一，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个国家一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对应相应的发展水平，但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第二，经济发展的每个水平都是从低收入、维持生存型农业经济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连续谱内的一个点。第三，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上，市场都是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同时政府需要在经济向更高阶段的转变中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第四，对于任何给定产业，专业化、集聚和集群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政府也应该提供一些激励措施，引导私人企业进入符合国家比较优势、有广泛国际市场的部门。[7](P.134－136)
三、民族地区的禀赋结构及其升级趋势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下简称民族地区)的禀赋结构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进。
(一)自然资源与区位
民族地区主要分布于西部，这里地域辽阔，资源丰裕，从全国看，资源品位相对较好。但也存在着远离经济核心区、开采条件较差等不利条件。为了更明确地判断民族地区哪些具体资源是优势资源，这里计算了各种资源相对于人口的区位商，①计算结果见表1。
从自然地理区位上看，民族地区地处中国陆地领土的边缘地带，远离经济核心区和政治核心区，同时距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较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区际和区内的通达性。以综合运输网密度为例(图6)，1978年民族八省区分别为内蒙古89，广西111，贵州132，云南125，西藏108，青海88，宁夏117，新疆55；到2010年提高到309(内蒙古)、318(广西)、621(贵州)、497(云南)、322(西藏)、319(青海)、367(宁夏)和260(新疆)。
图6 民族八省区综合运输网密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二)物质资本禀赋的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几次生产力布局的西进，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奠定了这些地区发展的物质基础。据计算，②民族八省区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30.61亿元，占全国的8.95％，1978年为463.05亿元，占全国的8.00％，1999年为3379.08％，占全国7.60％，到2009年民族地区资本存量为18602.26亿元，占全国比重为12.32％。[8]各地区资本存量及占全国比例见表2。图7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八省区劳均资本存量的变化。可以看出，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各地区劳均资本存量的增速普遍加快，尤其是内蒙古。这是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
图7 民族八省区劳均资本存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单豪杰(2008)计算。
(三)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禀赋的升级
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水平是支撑该地区发展的最重要的禀赋之一。一方面，人口的数量及集聚程度是决定本地市场大小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根据普查数据计算，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③2010年民族八省区人口合计为8.06年，较2000年的6.96年增加了1.1年；其中男性人口由7.52年提高到8.41年，增加了0.89年，女性人口由6.36年提高到7.68年，提高了1.32年，可以看出民族八省区人口受教育程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表3)。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文盲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表4)。
不仅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在提高，人力资本的构成也得到较大改善。从每10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变化看，大专及以上人数有大幅度的上升，高中和中专及初中的人数有所上升，而小学的人数下降(个别地区除外)。具体见表5。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看④(表6)，2000年民族八省区技能劳动力占比合计为3％，到2010年达到7.69％，提高了4.69个百分点；其中男性人口技能劳动力占比由3.49％提高到8.1％，提高了4.61个百分点，女性人口占比由2.46％提高到7.25％，提高了4.79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构成的变化，特别是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能工人，对于这些产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有利的。
(四)技术禀赋
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与进步速度，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禀赋因素。一个地区的技术禀赋可以从该地区研发(R&D)投入、专利和技术市场等方面反映出来。从R&D/GDP看，目前民族地区均很低，20l0年民族八省区平均不到0.6％；从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看，2003年民族八省区三种专利申请量8962件，到2010年三种专利申请量达到23151件；从专利授权量看，2003年民族八省区三种专利授权量为5280件，2010年授权量达到16683件；从技术市场成交额看，2003年民族八省区技术市场成交额535604万元，到2010年达到668054万元。(见表7)
把上面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可以看出目前民族地区在要素禀赋结构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表8)。其中：
区位丰裕度是用各地区综合运输网密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除得到的，可以看出，贵州、云南和宁夏最近几年交通通达性改善较快，综合运输网密度超过全国水平，其余地区的交通通达性虽然有改进，但依然相对滞后，特别是区内各地区的交通条件(通县、通乡镇、通村)还相当差，交易成本高，极大地影响了区域内部的一体化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自然资源丰裕度考虑了各种自然资源占全国的比例及资源的组合情况，具体计算方法见郑长德(2009)[2](P.97－98)，该值越大，表明自然资源越丰裕。从全国看，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裕度高，考虑到资源勘探技术的提升，这种优势将会长期保持下去。其中矿产资源丰裕度是各地区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价值占全国比例与各地区人口占全国比例的比值(即矿产资源区位商)，显然，内蒙古、青海、宁夏、云南、贵州、新疆等的矿产资源是具有重要的比较优势的。
物质资本丰裕度是用一个地区物质资本存量与人口的区位商表示的。显然，该值大于1表示物质资本方面具有优势。在民族地区，内蒙古经过西部大开发10多年的大规模投资(主要是资源开发方面的投资)，物质资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其余的民族地区依然是物质资本形成不足，进一步加大投资，加快物质资本形成，是禀赋结构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面。
劳动力丰裕度用的是各地区劳动力相对于人口的区位商表示，人力资本丰裕度是各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全国水平的比值。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在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方面比较优势不突出，特别在人力资本方面，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但与全国及发达地区的差距还很明显。
技术丰裕度用的是各地区R&D/GDP与全国水平的比值。显然民族地区在技术水平上缺口很大，这严重制约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构变化是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结构转换。郑长德的研究表明，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自那以后民族地区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稳定地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目前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近90％的生产总值。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看，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中，民族地区的生产结构正处于新的大规模变化时期。[9](P.78)除了产业结构随经济发展而发生的一般的规律性变化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化还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结构变化的非典型性：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
随着生产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的部门配置的转换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研究表明，1978年以前民族地区的劳动力主要是向工业部门转移，1978年后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不过，今天民族地区大多数劳动力仍然集中于农业部门。如表9所示，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滞后于产值结构的变化。例如，内蒙古197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32.67％，就业占比67.1％，到201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9.4％和48.2％，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了23.27个百分点，而就业比重只下降了18.9个百分点。
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低，是赶超经济结构变化的特征之一。林毅夫的研究表明，[10](P.119)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及各地区选择的是重投资、重重化工业发展的赶超战略，在这种战略下，资本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结果是就业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发展战略的转型，但在民族地区基于资本密集型优先发展的赶超思想影响很大，经济增长70％左右的贡献来自于投资，限制了对就业的吸纳。
(二)城镇化、工业化与非农就业
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人口居住方式的变化，表现为人口的城镇化。表10列出了民族八省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民族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基本适应，但与非农就业相比，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还很粗放，城镇化质量低，发展水平不高。
(三)产业结构的逆向调整：去制造业化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在工业结构方面呈现出逆向调整的态势，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工业行业结构的变化：采矿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民族地区矿产资源丰裕，基于矿产资源发展的采矿业在工业结构中占重要地位。如表11所反映的，民族八省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制造业占比远低于全国水平，且逐年下降；相反采矿业占比大大高于全国水平，且在上升。
2.区位商的变化：采矿业的区位商在上升，而制造业的区位商在下降。从表12可以看出，民族八省区工业的区位商中，区位商大于1的采矿业，其区位商还在上升，而制造业的区位商本身就低(小于1)却在下降，这说明民族地区采矿业的优势在加强，而制造业的劣势在进一步强化，说明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产业分工呈现出的典型的资源—加工型垂直分工特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强化。
3.资源性工业的变化。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裕，工业结构中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为基础的资源性工业比重大。据统计，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民族地区资源性工业企业产值占2/3以上(表13)，同时，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资源性工业的重要性在强化，例如，2010年资源型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内蒙古为71.36％，广西为48.91％，贵州为70.72％，云南为66.39％，西藏为63.91％，青海为89.65％，宁夏为76.04％，新疆为79.84％。这说明，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走的仍是一条“卖资源”的传统路子，最近10年民族地区的高速增长，主要是资源性重化工业的快速扩张所起的主导作用所致。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采矿业和资源性产业的依赖愈来愈大，这是由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的禀赋优势决定的，同时也是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的资源开发的响应。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际自然资源价格的波动及资源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民族地区在全国资源地理格局中的重要性愈益突出。
(四)高技术产业产值的变化
产业结构升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据统计，2000年民族地区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25％，到2010年该比重下降为2.95％，下降了1.3个百分点。在民族八省区中，除了青海有些微增加外，其余七个省区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均在下降(图8)。
民族地区高技术产业比重低，而且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下降，这是与这些地区技术缺口密切相关的。如上节所述，民族地区研发投入低，技术缺口大，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积累不足，自然高技术产业发展就很有限。
五、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政策建议
上一节的分析表明，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非典型性特点，就业结构的演变滞后于产值结构的变化，工业结构呈现出逆向调整的特征，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对采矿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依赖大。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这些特征反映了其禀赋结构的层次低、水平不高。因此，要实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首先要使其禀赋结构升级。结合笔者以前的研究，[11](P.159－162)现提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如下政策建议：
(一)禀赋结构升级战略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及其升级是由其禀赋结构及升级所内生的。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民族地区的禀赋结构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尚未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比较优势。因此，要继续加强资本投资，首先要特别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投资强度，改善投资结构。特别重视基础教育和女童教育，同时加强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在提高劳动者平均素质的同时，重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高技能劳动力的比例。
其次，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大开发以来，通过大规模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地区与外部联系的通道骨架已基本形成，高速公路有了大幅度增加。未来，要特别重视民族地区农村和边远地区水电气及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把实现区域内市场的一体化放在优先位置，扩大本地市场范围，例如，提高民族地区内部县与县、县与乡镇、乡镇间的交通通讯的质量，提高公路等级，逐步取消各类道路收费项目，加快实施“村村通”道路交通工程和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等。
第三，要加大改善地方创新环境的力度。传统产业的改造，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地方创新环境很重要。地方创新环境包括地方创新程度、企业间合作和协作程度(网络)、产业经济地方化程度和城市经济集聚度。对于中央政府和民族地区的政府，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就特别重要，包括知识产权的有效实施和给创新企业实施创新补贴，建立创业园区，形成民族地区的技术孵卵器，等等。
(二)产业结构升级战略
为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央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政策支持的重心在于在民族地区保持住制造业份额，为此可供选择的政策包括：
资源型产业升级战略：鼓励国有资源型企业把企业总部迁移到民族地区，在民族地区建立资源加工企业，这将伴随资本和劳动向民族地区的流动，增加了民族地区的支出份额，从而增加民族地区制造业份额。同时对民族地区企业实施投资补贴，对于延迟其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有重要作用。
产业链延伸战略：一是要延伸农牧业产业链，大力发展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的加工工业。二是在资源型工业的发展中，特别注意资源型工业的深加工，加强与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建立工业园区(集中区)，加快制造业的发展。三是要特别重视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提升产业集聚力。
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不一定未来依然具有比较优势；目前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经过禀赋结构升级，未来有可能就会具有比较优势。例如高技术产业，根据目前民族地区禀赋结构，确实不具有比较优势，但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结构的改善，随着地方创新环境的优化，某些高技术产业在民族地区就具有发展的比较优势。因此，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该认真研究，找出自己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制定政策(组合)促进它们的发展。
承接产业转移与民族地区的产业升级：东亚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雁阵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在空间上也是由东至西的梯级产业转移的模式。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机遇，做好承接国际和国内产业的转移。特别是国内所实施的对口支援战略，为民族地区承接国内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最好的平台，把对口支援和产业转移相结合，不仅促进民族地区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更会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金融支持战略：根据民族地区目前的发展阶段，构建基于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尤其中小银行)的金融体系，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最优金融支持。
(三)空间结构优化战略
“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不平衡的，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而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和谐性发展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这就要求“一方面促进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各种政策来使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包括营养、教育、健康、卫生)平等化”。“要获得经济集中化和社会平等化这两个方面的效益，就需要采取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行动”[12](P.108)。从区域发展角度看，此种发展模式可称之为“集中均衡开发模式”。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重塑民族地区经济地理格局，就是要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及区域性中心城镇集聚，而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大幅度向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显著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能力，让各族人民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注释：
①某种资源的区位商(LQ)为：
，其中
为某地区某种资源占全国比重，
是该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资源区位商大于1，表明此种资源具有优势。
②关于资本存量的计算，这里采用的是单豪杰博士执笔，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10期的成果。该成果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项目中间成果。
③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是用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与相应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其中受教育年限分别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中专(11年)、大专(15年)、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
④技能劳动力占比是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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