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传播的理论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民主的理论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研究民主传播问题，或者说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探索民主的研究成果却见之甚少。当然，研究者注意到了民主的传播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将其蕴含在民主的历史梳理或转型过程中予以观察和研究，但还没有将民主的传播作为一个单独的话题加以探讨。这就需要以较为宏观的视野对民主的传播机制予以初步探索。 一、逻辑起点：民主信息的分层 民主的传播是指民主信息在政治共同体范围内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过程，也即民主信息系统的运转。有学者曾将民主比作陀螺，认为民主只有像陀螺一样运转起来，民主才有效。同理，民主的传播也需要运转起来(其本身也是一个运行、运转过程)，以驱动民主信息的交流、融合。民主的运转问题就是民主的传播机制问题。首先理解民主信息，也即传播视域下的民主，是进一步探讨民主传播机制的逻辑起点。从信源来看，民主信息的编码不仅来源于对民主实践的经验描述、总结，也来源于民主理论家的理论建构，还来源于人类对民主价值向往和追求中的想象。民主信息的不同层面既为理解民主提出挑战，同时也表明民主不是铁板一块。对此，民主理论家达尔曾提出：民主问题涉及两种判断，经验判断和价值判断。①萨托利也曾提出经验民主与规范民主的区别。②可见，面对这个复杂但重要的问题——民主时，宜于有不同的视角、分不同的层面。因此，需要采用分层的视角来理解民主信息。③ (一)经验层面 经验层面民主信息的形成，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这种判断多数是对各种民主实践材料的感性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较低层次的理论总结和概括。首先，经验判断是用来回答这些问题，像“我们能做什么?哪些正是我们所面对的?对于我们选择做X而不是Y的时候，那么这种选择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④对民主的经验判断则是，从政治运行中的政治制度、政治现象等元素中，运用较低层次的感性来判断哪些是民主的、哪些不是民主的，也即将民主信息与其他非民主的信息区分开。其次，建立在不同条件基础之上的民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往往是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民主实际状况的描述和总结。所以，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上的民主信息，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国别性色彩。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在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抽象路径中处于特殊性一端，还未达到具有更高普遍概括性的程度，因此这也就使其解释力无法达到普遍的广泛程度。所以，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较为直观，并具有较强的特殊性或较弱的普遍性。 (二)规范层面 与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面向现实不同，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一般面向的是未来，是理想。但是，其又没有“终极层面”民主信息(下文将涉及)的抽象程度。其涉及的信息是“民主应该是怎样的”、“怎样的政治是民主的”。这就意味着规范层面民主信息的编码，离不开民主判断标准这个问题。因此，研究民主的学者总是会提出一系列的民主标准。例如：美国学者达尔提出了民主的七大要素、五项标准。⑤中国的学者俞可平则提出民主的六个标准：普选、参与、法治、透明、人权、责任。⑥与经验民主的经验判断基础不同，民主标准的形成过程不是对感性材料的简单归纳、总结。其思维历程呈现出一种双向交织又曲折上升的形态：既基于感性材料，又用理想民主价值对感性材料所体现的价值予以审视。可以说，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赋予了民主以批判性。现实政治被这一层面的民主信息所检验，并通过对照而找到其想要的东西。⑦也即，规范层面民主信息具有规范民主、指引民主发展的作用和目的。因此，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已经超越了经验民主信息的表面性，既抓住后者的本质、又不囿于其中，既深入后者的核心、又跳出来站在价值高地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这种来源于经验又超越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因其方法论上更高层次的理性、抽象，也决定了其比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概括性更高，解释力更强。 (三)政治文明层面 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⑧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共享的政治成果，其中民主不仅是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民主信息的最高层次或者终极层面是以政治文明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类共同、共享的政治成果，政治文明具有抽象性，这就意味着处于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也是抽象的，具有十分广泛的解释力度和规范力度。当然，这不意味着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是“远离人类生活的虚无表面的精神幽灵”，是人类大脑臆想出来的乌托邦。实际上，其不仅以经验和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为基础，而且超越了其地方、国别特殊性色彩以及有限的解释、规范力度。在高度上，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站在了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是对全人类政治的思考与规范，它根植于人类思想感情之中并联系于人类的价值追求和目标理想。这一高度决定了，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已经从意识形态、政治性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人类性的属性特点。在深度上，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深入到了人性之中，是人性对自由、平等的需要和向往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展现与放大。正因为人性如此，政治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才得以塑造为如此结构、才得以以这样的方式运转、发展。这体现了这一层面民主的人性属性特点。人类性—人性这两方面构成了政治文明层面民主的本质属性——民主实际上是“非政治冲突性”的，⑨因此，对民主的认识应该去除政治的、阶级的、种族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有色眼镜，应看到其本质属性，站在它的高度和深度思考人本身和人类共同体本身的需要和发展。也即看到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人性—人类性属性所决定的其普适性的意义。从信息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最具抽象性，同时，也最具普遍性意义。 (四)三者之间的关系 萨托利对民主的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三者关系的理解。首先，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是一个宏观理论，而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对于它打算验证的通则——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来说太小了，前者很难证实或驳倒后者。因此，当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与规范层面民主信息相悖时，意味着规范民主信息是错误的。其次，民主是什么同民主应是什么是分不开的。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有助于使我们总是面对着理想——民主应是什么?其对经验民主信息具有规范意义。最后，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价值压力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目标政体”，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民主过程，民主是从其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⑩因此，民主信息不是一旦形成就不变的，而是将经历一个不断更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又不是随意的，其最终受到民主政治文明价值的指导和规范。从这三点可以看出，经验、规范与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并不是将民主分为不同的三种，而是为了更好以一种完整而又辩证的视角来理解民主信息。这种区分意味着民主信息复杂性中的可知性，体现的是对这种可知性的肯定和尝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们在进行民主传播时：既要看到经验层面民主信息的具体性、多样性，又不能忽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共同特征以及受更高层次一致性价值的指引；既怀有民主的理想和价值追求，又不忘只有其付诸实际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既看到民主的时代必然性，又看到民主本身意味着人类民主政治的不断探索和前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民主的传播，也同样是一个民主传播的过程。 二、民主传播驱动：动力与阻力 民主的传播，传播的是民主信息，而民主信息的传播运转离不开驱动力。“传播动力学”是由美国学者多米尼克在《大众传播动力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目前，有研究将传播动力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传播主体动力；二是传播本体动力；三是传播媒体动力。(11)除这三个方面之外，传播所处的环境也构成了传播活动的力量场域。所以，民主传播的驱动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民主传播的主客体驱动 从传播目的来看，人的发展有传播和吸纳信息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来源于传播主体通过信息的传播得到认同的需要，也来源于传播客体通过吸纳新的信息发展自我的需要。正如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考察人类不同种族发展程度的差异时指出的：“造成人类发展水平不同的关键是不同种族的易接近的程度。那些最有机会与其他种族相互影响的种族，是最有可能处于领先地位的。”(12)同理，传播主客体对民主信息的传播和吸纳成为民主信息得以传播的巨大动力之一。现代民主经历200多年的时间，逐渐成为各个国家普遍追求的价值，民主的这一纵向和横向的传播，其动力首先就是传者和受众对民主信息有意识的传播和吸纳。从国家间的民主传播来看，一方面，美国、英国、欧盟等老牌民主国家和地区有意识的推动着民主的传播，这些国家和组织是“民主制度的主要传播者”(13)。另一方面，先行的民主国家很快走向富强的成功榜样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这使后起的民主化国家直接获取法欧美国家的成功民主政治经验。(14)亨廷顿将这种现象称为“示范效应”或“滚雪球”；阿尔蒙德和蒙特其在《危机、选择与变迁》(Crisis，Choice and Change)的研究中也提到在某些环境中民主化是相互传染的。外部民主强国的压力以及国内民主化诉求成为后起民主化国家主动吸纳民主信息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成为民主传播的动力。 (二)民主传播的本体驱动 民主传播的本体动力主要体现在对民主信息的开发和共享。民主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形成、发展、完善是民主传播本体动力的具体历史体现。从理论方面来看，雅典民主实践、碎片化的民主理论的历史传播是现代民主的理念来源；(15)近代思想家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论证、“代议制”理论的构建、“政党政治”理论的概括等等论证了民主理论上的合法性、正当性，为民主提供了实际上的合理性，促使民主理论对近代民主实践更具指导性；而新时期的思想家提出的“多元民主”、“协商民主”等理论也为规范民主提出了新的理论思路。民主理论的系统性，完善了民主信息，增加了民主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为民主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更进一步完善理论的动力，也驱动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民主信息的传播、交流。从实践方面来看，尽管古希腊的古典民主实践与现代民主大不相同，但是，其民主实践使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政治存在，这种来自于民主历史传播的记忆，无疑激励、鼓舞着民主的传播；近代欧美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等国，经历了不同方式的革命，并根据各国国情建立了民主制度，形成民主政体，这些实践完善了民主理论，为民主信息去除了乌托邦色彩，更加具有说服力，大大提高了民主的传播质量，为民主信息向民主转型国家的传播提供了示范动力；20世纪是民主的丰收世纪，在20世纪末的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民主国家从三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多个。有学者对世界性的民主化运动做了不同的划分，认为仅20世纪就出现了三次浪潮。(16) 无论怎样，20世纪的民主化，不仅本身就是民主共享的结果，同时为民主信息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从传播内容来看，得以传播的信息必然是被“需要”的信息。这体现了信息本身所具有的传播意义。体现在民主信息上，即民主的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首先，从民主理念的形成、理论的构建过程来看，民主与自由、平等是分不开的。达尔在分析民主时往往将政治平等的逻辑作为民主的起点，这其中体现了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来平等地获得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追求。另一方面，西方的二元社会体系是民主实践和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这说明民主本身承载了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对强权的“幽暗意识”。(17)因此，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民主与平等、自由这些人类向往的价值密不可分。人类对民主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追求，是人们赋予民主信息的价值意义，同时也是驱动民主传播的强大动力。其次，民主的工具意义也即民主传播的社会正效用也驱动着民主的进一步传播。达尔曾总结出“民主的十大优势”：1.避免暴政；2.基本权利；3.普遍自由；4.独立自主；5.道德自主；6.人类发展；7.保护基本人权；8.政治平等；9.谋求和平；10.繁荣。(18)尽管，对于民主是否与这10个方面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学界有很多研究，并存在争议。但民主确实直接间接与以上几个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关性。这种工具意义也成为民主传播的动力。 (三)民主传播的媒体驱动 媒体传播技术的不断创新，无疑促使着传播过程的加速和传播范围的扩大。其为传播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随着媒体的产业化、独立化，媒体突破了单一媒介功能的束缚逐渐赋予了独立于传播主、客体的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的功能。媒体自主性的大大提高，为媒体推动传播过程提供了动力，这种动力蕴含在对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追求之中。对于民主信息来说，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信息传播系统的形成等，是民主在这一时期得以传播不可忽视的媒体动力。 (四)民主传播的环境驱动 民主的传播作为一个系统，其系统之外构成了民主传播的外界环境。从传播动力视角来看，这个外界环境形成了影响民主传播的力量场域，这些力量内涵于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因素中，因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合力特点。以20世纪末为例，近代民主历程经历了抵制运动、叛乱、国内战争、革命等，曾一度达到崩溃的边缘，只到20世纪末，民主的传播才呈现出了一片广泛繁荣的景象。对此，很多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得以传播，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有利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确立。达尔认为这些有利条件包括：1.对民主怀有敌意的外部力量干预减少了，主要有殖民帝国、极权主义国家、军事独裁统治等；2.反民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失败使其失去吸引力，民主成为人心所向；3.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家间广泛传播；4.一致同意的制度安排缓和了多元文化分裂可能带来的冲突。(19)亨廷顿则认为“第三波浪潮”的传播动因在于：1.威权体质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2.全球性经济成长；3.国家教会角色的转变；4.欧盟及美国政策上的变化；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20)根据两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民主传播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第一，来自非民主和反民主信息阻力的减弱；第二，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推动；第三，文化动力；第四，宗教动力；第五，民主传播主体的推动和示范；第六，民主信息受众的模仿。其中，前四项就属于环境动力。 (五)民主传播的阻力 环境驱动所形成的“合力”是一个聚合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动力或阻力的场域。在民主的传播中，动力驱使着民主的进一步传播，阻力则阻碍着民主的传播，因而这种合力或驱动或阻碍着民主的传播运行。有动力的地方也会有阻力，某种条件下的动力在其他条件下也会成为阻力，阻力虽然阻碍着民主的传播，但同时也为规范民主的传播提供了缓冲带，阻力在不同的时期具体体现不同。就目前来看，现实的民主传播阻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传播内容的阻力。20世纪末，“民主”一词“广受赞誉”，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然而，一个词使用的人越多，传播的范围越广，其含义也就必然变得越复杂，乃至发生混乱。”(21)萨托利就指出，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民主观混乱”的时代。(22)民主观是民主传播的内容，而目前民主观的混乱是民主传播历史的不良结果。其体现出一种回避民主价值同时又将民主政治工具化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民主倾向于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符号象征，这一倾向十分危险。因为，无所不包意味着无所指、无所是，从而使民主失去了本身的实质价值。这显然是一种“将什么都看成民主从而使民主什么都不是”的民主观。另一方面，与上述危险的民主观一体两面的是过分狭隘的民主观。“民主”这个词被赋予了某种正义、合法性的象征，因此成为一种政治宣传和政治标榜工具。那些非民主的统治者“被迫用民主的说辞来证明其政权的正当性，并声称他们的政权是真正民主的，或是一旦他们能够处理好该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会在将来变得民主。”(23)总之，他们成为了自身“民主”的传播者，努力宣传自己所谓的“民主”证据，认为自己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同时运用各种信息和理由拒绝成为其他民主信息的受众和被影响者，拒绝民主信息的交流，这无疑是一种逆民主传播趋势的行为。“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镜”，“错误的民主观将导致错误的民主。”(24)民主观的混乱不仅将诱使民主化步入歧途，也成为民主进一步传播的阻力。当然，来自传播内容的阻力也具规范价值，其启示意义在于：民主的传播内容应趋于更为包容、理性的民主观。 二是来自传播主客体的阻力。按照民主信息由信息主体传递到客体的过程是自发还是刻意的，民主的传播过程可以分为自发地传播过程和人为地传播过程。对于前者，正如上文所说，先行走向富强的民主国家将成为后起的民主化国家的榜样，发挥示范效应。从信息角度来看，信息的流动一方面由于存在各种传播媒介为信息流动提供了流动的“河床”，另一方面则因为信息存在着“势位差”，处于“信息流”上游或源头的是少数发达的老牌民主国家，而处于“信息流”下游的则是弱势的广大新兴民主国家或民主转型国家。(25)这种信息的“势位差”，使得信息从上游或源头国家流向下游弱势国家。对此，亨廷顿也指出，民主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那些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规范的认同。”(26)对于后者，很多“原生型民主”(27)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则把“输出民主”作为一种外交战略，成为民主信息的主要传播主体。从民主传播的效果来看这两个过程，新兴民主国家或民主转型国家主动成为民主信息的接受者，必然会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需要对民主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因此，民主信息的接受、认同会有一定的效果。然而，由于信息“势位差”的存在决定了这些民主信息的受众很难成功升级为民主信息的传播主体，这无疑不利于打破民主信息的不对称甚至垄断局面，也阻碍着民主信息的交流。而后者，由于民主的传播主体是出于某种目的进行传播，对民主信息会根据自我需要或依据简单性原则进行选择性的传递，而处于不同被动程度信息接受状态的不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认同、内化效果会呈现很大差异，而且，这些民主信息本身是否能在信息接受国家和地区促进民主化也很难把控。以美国为例，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并不讳言，促使民主化只是一种外交手段，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国家秩序。(28)从民主传播的内容来看，美国传播的主要是民主的制度，而忽视民主的理念和价值，(29)也很少考虑输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因而“移植型民主”的运行和巩固往往会面临严峻考验甚至政治危机。失败的民主传播将导致失败的民主化案例，而失败的民主化案例又将反过来阻碍民主的进一步传播。非民主国家将“移植型民主”的失败案例当做拒绝民主化的理由，或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拒绝“西方民主”的理由。可见，目前民主的传播面临着来自民主传播主、客体的阻力。这一阻力本质上来源于传播主客体对民主传播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这一点的规范意义在于，应规范民主传播主客体对民主传播运行机理的认知。 民主传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推动，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曲折的民主传播历史正是两者或抵消、或强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些因素中有阻力也有动力，而民主得以传播，得益于其中的动力远远大于阻力，两者的合力表现出的是一种驱动力，强有力地驱动着民主的传播。从深层次来看，不论是民主传播的阻力还是动力都是由人推动和创造的，也即阻力和动力都源于人对民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人类自身是民主传播的动力源泉、民主传播的驱动主体。 三、民主传播运行轨迹：分层与整合 民主传播的驱动为民主传播提供了运转动力，那么民主信息在这样的驱动下又是如何传播的?其传播运行轨迹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这些问题回答的就是：民主按照和应该按照怎样的运行轨迹有效传播的问题。从民主传播的定义可知，民主传播抽象层面的运行，体现在民主信息的扩散，以及民主信息被受众接受、认同和内化之中。民主传播的运行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其既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自身的运行逻辑。这种逻辑既来自于民主信息本身的特性，也来自于民主传播阻力、动力的合力驱动。民主信息在不同层次上体现的不同程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决定着民主传播的分层趋势；而民主传播来自各个方面的合力又驱动着民主传播的整体性和整合趋势。 (一)传播的分层轨迹 来自不同层面的民主信息，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因此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概括力和解释力。民主信息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民主传播的运行不同于一般的政治传播。 第一，民主信息的特点使民主在不同层面上具有不同的解释力；从民主信息的受众来看，民主信息的特点也使受众对不同层面上的民主信息呈现不同的“解码立场”(30)；综合起来看，这两点意味着民主信息在不同的层面具有不同的可传播性：其一，经验层面民主信息的可传播性相对较弱。因为，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被厚厚的具体的、特殊的政治现实所包裹，其难免受制于特殊的现实环境，只有在这个环境中，其才具解释力，失去了这个环境，其解释属性和参考价值便大打折扣。在受众解码时，由于对编码经验层面民主信息外界环境的陌生，使受众难以进行有效解码，甚至出现对抗或错误的解码立场。其二，与经验层面民主信息相比较，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则具有较强的可传播性。规范层面民主信息的抽象性已经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实际政治现实的控制，超越了地区、国家的特殊性，较少受现实环境的制约，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和较强的解释力。因而，在受众对规范层面民主信息进行解码时也会较少受到意识形态、国别性、政治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较为包容、理性的解码立场。其三，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具有最强的可传播性。正如上文所说，政治文明是人类共有、共享的政治资源、政治财富。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也不应分国界，而应打破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坚硬的外壳滋养所有的人类政治。这是由其人类性—人性的属性所决定的。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其本质属性也决定了受众对其信息的解码倾向于采用积极、主动的立场。 第二，不同层面上民主信息可传播性的不同，使民主在不同层面上的传播运行轨迹也不同：其一，经验层面民主信息较低的可传播性，意味着其只有在处于同质或相似的现实环境下的传播主客体之间进行传播的可能和必要。比如虽然英国的议会制和美国的总统制有一定的差别，但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建国前和英国具有同质的文化环境，英国的两党制等制度得以传播到美国，并促进了美国的民主化。因此，民主的传播轨迹在经验层面会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各种因素的制约，这意味着经验层面民主的传播范围较小，传播轨迹呈现出曲折的形态。其二，规范层面民主信息可传播性较强、较广，在外界环境具一定程度差异的传播主客体之间也可传播。比如，现代民主不同于古典民主的最大特点就是代表制。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民主是一种间接民主，所有的公民都有普遍的权利通过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进行决策。而这一点不仅是所有民主国家共同的政治特点，民主转型的国家也普遍在形式或实质上使其公民拥有这种普选权。可见，普选权这一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传播，并逐渐得到认可和实践。因此，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的传播轨迹，较少受外界环境的制约和束缚，传播范围也较广，传播轨迹呈现出较小曲折的形态。其三，由于政治文明层面民主的本质属性，这一层面的民主信息具有最强、最广泛的传播性。其传播运行趋于自发的过程，不需要传播主体的刻意传播，受众也会主动成为自身的民主信息传播主体。比如，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在与君主统治、贵族统治的比较中大获全胜，历史上多次“专制复辟”的失败，说明了这一民主信息已经被几乎所有的人所接受和认同。从今天如此多的国家，不管是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都从这一层面表明自己是民主的，也可以看出其可传播性之强。因此，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传播轨迹不易受到外界的束缚和制约，传播范围较广，传播轨迹呈现出较为平滑的形态。 最后，从整体上来看，民主信息在不同层面上不同的传播形态使民主传播整体上呈现出分层的传播轨迹。这一点既是基于经验的抽象描述，又具有很强的规范意义。民主信息在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可传播性，意味着在进行民主传播时应对丰富的民主信息进行认知和区分，明确其所属的层次以及其可传播性，认清其传播范围。按照民主的分层传播轨迹进行传播，以减少民主信息传播的阻力，最大化的利用其传播动力，实现民主信息最大可能的扩散、接受、认同和内化。 (二)传播的整合运行 民主的传播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层次轨迹，但民主传播驱动所呈现的合力驱动却同时作用于这三个层面，并促使三个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借力。因此，民主传播的三个层面不是割裂的、对立的、不可超越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同时，三者整合在一起组成了民主传播的有机整体。 第一，三者的转化体现在：一是对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进行归纳、抽象，从其特殊性中找到普遍性，这样，民主信息的经验层面也可以上升到规范层面；二是较为广泛传播的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在指导民主政治实践时也需要根据外界环境下降到经验层面，以提高其可实践性；三是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具有统领功能，它对经验层面和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具有规范意义，防止民主信息的无限增加，划清民主信息与非民主信息之间的界线。而反过来，经验层面的民主和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内含着民主政治文明的价值，也正因为此，这两者也具有了不同程度的普遍性，这种不同程度的普遍性进一步赋予了二者不同程度的可传播性。 第二，以分层的视角来考察民主信息，并不是要将民主信息分开，而是为了分析思考解决问题从逻辑上进行的分立。毋庸置疑，这三者都属于民主这个大整体中。同理，尽管在三个层面民主的可传播性以及传播轨迹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的不完整性。正如上文提到的：美国在输出民主时，只注重民主制度，而忽视了民主的价值和理念，导致传播的低效甚至失败。实际上，民主的传播运行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整体。规范层面民主的较高可传播性，建立在经验层面民主信息的完整性、成熟性、系统性之上。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不是空穴来风、异想天开，其离不开规范层面和经验民主信息的坚实基础。民主的传播在三个层面上尽管呈现出不同的传播形态，但三者的传播整体上互相依存、互相借力。因此，民主的传播在轨迹上呈现分层，但在运行时这三者是整合的，本质上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动态的传播整体。 第三，不同层面民主传播的相互转化与有机整体意味着，民主传播是一个分层与整合的辩证统一体。其规范意义在于：既需要先分开观察、详细理解各个层面民主信息的特点，又需要看清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整合民主信息，整体把握、完整传播。这意味着，民主传播应充分运用三者的转化关系进行整合传播。从最高层级来看，民主传播的理想状态是民主信息的交流，从机械原理上讲，就是民主信息的共振。共振是借用物理学的概念，共振理论的核心是不同事物之间要有共同的基础、轴心和频率才能通过共振形成共鸣。(31)信息只有达成共振，才能被接受、认同和内化。而正如机械上不同的事物只有具有相同的基础、轴心和频率才可以实现共振一样，民主也只有在相同的层面才能传递、互动、共振、交融。不同主体不同层面的民主信息，属于不同的维度，不仅难以找到共性，而且无法实现交流互动，更谈不上共振、交融。而民主信息从较低层面可以转化为较高层面则使这种传播共振得以实现：经验层面民主的可传播性使得其不易被接受、认同，更难被内化，这需要将经验层面的民主信息进行重新加工、升级，从其中提炼出更高层面的民主信息，提高其可传播性，进而提高民主信息的传播和共振的可能。同理，对规范层面的民主信息进行提炼，萃取出其政治文明层面的民主信息，其可传播性也将得以提高，并具有大大扩展了其传播、共振的范围。因此，较低层面的民主信息在不同的主客体之间进行传播时，应尽可能精准提炼为更高层面的民主信息，以实现民主信息的共振交融、丰富民主政治文明。 这一点对于民主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民主化国家具有很大启发意义，正如亨廷顿所说，如果民主有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非西方国家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文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因此，民主实践在非西方文明之中必然呈现不同的特色，这个特色既指向民主终极价值，又释放出不一样的色彩。因而，非西方国家在民主传播中的角色应去除对民主的偏见，打破民主信息受众的局限和桎梏，在政治文明层面民主的指引下积极践行民主，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经验层面的民主实践提炼、萃取出较高层面的民主信息，并促进民主的传播，实现民主信息的共振、交流和交融，为民主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实际上，这种由特殊有效性(适应于地区政治)到普遍有效性(适用于所有政治)的传播和扩展，体现了人类的政治由具有巨大分歧的现实状态走向没有分歧的理想状态的过程。(32)而这既是民主分层与整合传播的结果，也是一个分层与整合辩证统一的民主传播过程。 四、民主传播效果：认知、认可与行动能力 民主的传播效果是对民主传播机制整体运行结果的评价，同时也为民主传播机制的优化提供了思考视角。一般认为，传播的效果分为宏观和微观。人类自身是民主传播的动力源泉、民主传播的驱动主体，当然也是民主传播效果的承载主体。根据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法，传播效果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分为：认知层面上的效果、态度层面的效果、行动层面效果。(33)从民主传播的定义可知，民主传播过程的落脚点是民主信息的接受、认同和内化，这也道出了民主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对民主的认知、认可态度以及意愿和能力。 (一)民主认知 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34)20世纪末，民主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这一民主的元价值也被广泛接受。(35)可见，民主的传播已经达到了对“民主”这个词本身以及其元价值的广泛认知效果。从民主传播史来看，美国、欧盟、苏联等传播主体对民主的传播，以及传播媒介的发展，都为民主的广泛认知提供了推动力。上文中民主的传播驱动和运行轨迹更为详细地展现了民主传播效果达成的动力和过程。然而，另一方面，对民主元价值的认可并没有解开人们对民主更进一步的疑问。比如，哪些人属于人民?人民怎样实现统治?等问题。可见，民主的传播并没有实现人们对民主信息更进一步的清晰认知。从上文中提到的来自民主传播内容的阻力，即民主观的混乱也可以看出民主的传播在认知层面的效果仍不尽人意。 (二)民主认可 民主传播在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是指在对民主认知的基础上，民主信息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当然，民主的传播在态度和感情上所应达到的效果是对民主的认可。由于民主信息的复杂性，对民主的认可不是所有人对所有民主信息的认可。从本质来看，民主的认可是指对民主价值、民主观念的认可和共识。这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首先，何为民主价值?此问题的回答有三条路径，一是面向过去，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中去寻找；二是面向现在，从民主的经验中寻找；三是面向未来，从民主理想中去寻找。无论从哪条路径，尽管这三方面所体现的民主价值有重叠也有不同，但是其都指向民主的元价值。其次，民主价值的认可和共识不是价值的整齐划一，理性的多元和学说的多样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达成民主的价值认可不是去除这种多元和多样，而是在这种多元、多样中尊重差异，但同时又存留底线，在正义与自由之间达到平衡。民主是分层次的，民主的价值共识也是分层次的，比如，元价值层次、延伸价值层次、附加价值层次；只有同一层次的民主价值才能达成共识，不同层次的价值不仅不具可比性，更不可能产生共识。民主的价值认可和共识也存在程度上的区分，一般情况，对元价值的认可程度要高于延伸价值和附加价值的认可。最后，价值共识意味着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因此，对民主的价值认可和共识的达成不是一个强制、暴力的过程。正如亨廷顿谈及民主化的特征时所指出，“民主的国家是用民主的方式产生的：舍此无他。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36)民主政治的形成实际上也是某种层面民主价值达成共识的结果，可见，只有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才得以达成民主价值共识、也才得以实现民主的建立和巩固。也即，民主价值共识实现的最好方式是“民主”。进一步来看，这种达成民主共识的“民主”方式不是临时的，而是一种持久的、制度化的。正如罗尔斯所说，“仅仅把民主政体当作一种临时协定来加以接受是不够的。相反，它们必须把民主政体当作为社会各成员达成一种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之政体来接受才行。”(37)民主价值的认可和共识达成的过程，既是民主传播的效果，也是一个民主传播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非暴力性也决定民主传播过程的非暴力性。 从实际民主传播效果来看，首先，大多数传播主客体对元价值都是认可的，这种对于民主价值的认可，既是民主传播的效果，也促进着民主的进一步传播。例如，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在分析南欧民主得以成功实现的原因时提到“最高标准的”民主巩固，这一巩固的民主，“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化过程的存在，以对大多数公民灌输民主的价值”“简言之，民主培育了民主。”(38)但是，另一方面，传播主客体民主的延伸价值、附加价值等次级价值层面仍存在异议，而且对民主价值的认可也是不稳定的、薄弱的，这阻碍着民主的发展和进一步传播。例如，亨廷顿在分析民主化第一次、第二次回潮的原因时，第一项就指出在这些国家“民主价值在主要的精英团体和一般公众中十分薄弱。”(39)其次，从尊重差异的民主价值共识这一效果来看，上文中提到的混乱的民主观也可理解为这一效果的不佳。最后，对于民主价值认可和共识过程的非暴力，达尔提到几种民主实现方式时值得思考。他指出，英国、比利时、智利、哥斯达黎加、丹麦、日本等国家通过改良途径建立了相当稳固和健康的民主政体。而1789-1792年、1848年和1870年的法国、1919年的德国、1918年的奥地利和1913年的西班牙却以纯粹革命的方式建立了民主，最终没有避免崩溃的结局。(40)可见，民主价值达成认可和共识效果的民主传播过程仍然存在着暴力的可能。 (三)民主意愿和能力 对民主价值、观念情绪、态度上的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构成民主行动层面上的效果。这一效果的达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实践民主的意愿；二是具有民主实践能力。民主传播的效果在行动层面上只有这两个方面同时达成，才能促成民主的行动，缺一不可。当然，民主意愿的形成和民主能力的提高并不仅仅依靠民主的传播，传播学中“有限传播”理论也表明了传播作用的有限性。然而，第三波民主化、媒介技术的发展、美欧等传播主体对民主的推行等这一系列事件，在20世纪末的同时出现，无疑体现了民主传播对促进全球民主化进程、民主意愿的增强、民主能力的提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1974年开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至今已经四十多年，民主国家的数量从之前的三十多个增长到一百多个，民主也从欧美扩展到印度、非洲、拉美、俄罗斯等与老牌民主国家文化异质的国家和地区，可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民主的传播在民主行动层面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然而，随着民主数量的增加，民主质量低下成为民主运行和民主巩固的重要难题。这不仅体现在新兴的民主国家，老牌民主国家也出现了民众民主参与意愿下降的问题。比如，美国近四十年来的投票率都在50%左右，而且，近些年来投票率还有所下降。20世纪末出现的“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可以说是在理论上对此问题做出反应的努力。与老牌民主国家民主意愿下降相对应，新兴民主国家除了民主意愿较低，还表现出民主能力的不足。比如，研究民主化的学者指出，俄罗斯、印度以及非洲、拉美(41)等等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和地区，因为公民意识不强，民主能力薄弱等问题，民主的运行和巩固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民主传播在民主行动层面的效果，无论在老牌民主国家还是新兴民主国家，都仍有潜力和空间。正如上文所说，尽管民主进程的促进因素除了民主传播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然而，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民主传播的作用将会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民主意愿的增强，民主能力的提高，建立在对民主的认知、认可之上，其更多的还要依赖民主的传播。因而，民主进程的推进，需要通过尽可能达成理想效果的民主传播。 从目前来看，民主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阻力。制约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可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传播对象等。这样，对民主信息的分层理解、民主传播的驱动以及分层与整合的民主传播研究，为提升民主传播的效果提供了一个思路。这主要涉及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技巧、传播对象四个因素。以上主要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对民主的传播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围绕民主传播的问题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入。 ①参见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第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7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③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第107～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④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24页。 ⑤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上)，第17～1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俞可平：《民主与陀螺》，第25～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第二版)，第38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第50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⑨荆学民：《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机制及中国战略》，《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 ⑩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8～9页。 (11)张方敏：《传播动力新论》，《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6期。 (1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第3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托尼·史密斯：《美国的使命：美国与20世纪世界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Tony Smilh,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l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s the Twentieth Century)，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4年版，第4～5页。 (14)李剑鸣：《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第244页，《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 (15)雅典虽然长期实行民主政治，但却没有留下系统的民主理论，而古典时代反对和批评民主的观点，却以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流传了下来，这对后世理解民主和重构民主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具体参见：李剑鸣：《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第219～220页。 (16)这三次浪潮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次民主化浪潮，民主国家达到32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到50年代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参见理查德·威廉姆逊：《为什么要民主?》，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4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7)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18)(19)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33页，第137页。 (20)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4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21)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2)(24)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7，第8～9页。 (23)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6页。 (25)胡健：《信息霸权与国际安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6)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6页。 (27)“原生型民主”与“移植型民主”相对应，前者指在一个国家和地区自发逐渐形成的民主。而后者指本国和地区原本没有民主，而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植到本国或本地的民主。 (28)钟熙维、杨建民：《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5期。 (29)王海洋：《美国民主推广战略及其在民主化理论下的审视》，《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5期。 (30)霍尔认为受众对于信息的解码有三种立场：1.占主导统治的解码立场；2.协商式的解码立场；3.对抗式的解码。参见：布赖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第32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1)荆学民：《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机制及中国战略》，《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 (32)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第111页。 (3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88～1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4)所谓元价值是指那种能够为次一级的其他延伸价值和附加价值赖以为基础的、具有准则性质和核心地位的观念。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88～189页。 (35)张小劲、李春峰：《“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为文本的分析》，见余逊达、徐斯勤编：《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第12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6)(39)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02～203，第354页。 (37)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23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38)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民主与民主化》，第176页，刘军宁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0)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第52～54、57～5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1)霍淑红：《俄罗斯民主进程中的市民社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Patrick Heller,“Degrees of Democracy:Some Comparative Lessons from India”,World Politics,July 2000；贺文萍《论非洲民主化》，《西亚非洲》，2002年第6期，第28～29页；汪仕凯：《威权类型与转型后民主：南美四国比较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