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_意第绪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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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政策是否得当,与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十月革命掀开了俄国犹太人历史上新的一页,大批犹太人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于革命与建设事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布尔什维克党所宣传的民族平等理念并没有在犹太人身上完全体现。近年来,关于苏联犹太人问题,国内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章,① 但有关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问题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旨在梳理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与态度,并兼谈犹太人对苏联社会的贡献。

一、列宁时期

列宁时期的苏联政府采取民族平等政策,其境内的犹太人获得了解放。

1.犹太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俄国犹太人对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同样功不可没。俄国犹太人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卑微社会地位和悲惨遭遇造就了他们改变民族命运的决心以及对革命的向往和热情,犹太人是俄国最早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民族。

1895年犹太人马尔托夫(J.Martov)同列宁合作,建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俄国的工人运动,为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组织基础;1900年底,两人又在国外秘密地创办了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报纸《火星报》,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宣传基础。“二月革命”后,在俄国所有民主和社会党派中,从领导阶层到基层都有犹太人的身影。如孟什维克党中有马尔托夫,社会主义革命党中有后来任首届苏维埃政府司法部长的施坦伯格(I.N.Steinberg),布尔什维克党中有托洛茨基(L.Trotsky)、斯维尔德洛夫(Y.M.Sverdlov)、加米涅夫(L.B.Kamenev)、季诺维也夫(G.Zinoviev)等。② 1917年犹太人积极投身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在首届苏维埃党政24名领导人中,有16名犹太人,③ 再加上马克思也是犹太人,所以俄国内外的反犹主义者便加以歪曲,制造出“犹太-布尔什维克”理论,说苏维埃政府就是犹太政府。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之流又进一步利用犹太人在苏维埃国家中身居要职的事实,将反犹与反共相结合,煽起了新一轮的反犹狂潮。但也不可否认,一些犹太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多是“拉比”、富翁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些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在后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2.列宁对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列宁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政策,为改善和提高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奔走呼吁。1905年他写道:“党为了消除关于它的民族性的一切想法,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④ 1914年列宁在《关于民族政策问题》中提到:“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融合。”⑤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即“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可能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⑥ 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也称赞“列宁总是向共产党队伍中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任何表现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⑦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原则,呼吁各民族平等,为解决历史上的犹太人问题奠定了基础。

列宁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宗教歧视。早在1895年和1896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就提出“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⑧ 1903年列宁指出:“欧洲各国中只有俄国和土耳其还保留着一些可耻的法律,来整治不信正教而信其他教的人……整治犹太人。……所有这些法律,都是极不公道、极专横、极可耻的。”⑨ 1905年他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说道:“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向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我国资产阶级现在也开始打算煽起宗教仇视……这种企图分散无产阶级力量的反动政策,今天主要表现为黑帮对犹太人的屠杀,明天也许有人会想出某些更巧妙的新花样。”⑩

列宁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他说:“劳动人民的敌人并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中间大多数是工人,是劳动者,他们是我们的受资本家压迫的兄弟,是我们的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同志。像在俄罗斯人中间的其它民族中间一样,犹太人中间也有富农、剥削者、资本家。资本家们极力散播和挑起各教派、各民族、各种族的工人间的仇恨。”(11) 1914年列宁在《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中提出“凡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任何方面对犹太人加以限制的一切法律、暂行规定、法律附则等等,一律废除”,并主张“给犹太人以居住权、迁移权、受教育权、担任国家职务和社会职务权、选举权、服兵役权、在城市和农村购置和租用不动产权”。(12) 这一号召得到俄国广大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积极参加俄国革命运动,为十月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也重申了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1917年11月15日发布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指出:“俄罗斯各族人民平等和独立自主,废除任何民族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语民族集团自由发展。”(13) 列宁还认为“分裂犹太民族是没有基础的”。(14)

这一时期的俄国犹太人经过新思想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终于从沙皇专制下解放出来,他们在一种国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的氛围下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兴建犹太会堂,开办犹太学校,发展意第绪语文化,并积极投身于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及政权的巩固。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曾赞扬说:“犹太人的解放是我们革命最美的成果之一,给予犹太人同俄国人平等的权利,使我们从我们的意识中抹去了一块可耻和血污的痕迹。”(15)

二、斯大林时期

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在理论上仍宣称各民族平等,但实际上苏联政府从各方面对其境内犹太人进行压制,特别是在斯大林执政后期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

列宁时期,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其政治、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其文化事业也逐渐得到恢复。但遗憾的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将全部工作重心放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上,由于劳累过度,其健康状况恶化,未能亲自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是将它交给了民族事务委员斯大林。斯大林不仅没有完全实践列宁的民族平等理论,相反,他在晚年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

作为民族事务委员的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犹太教采取限制政策,如宗教学校只能有限制地开放,宗教出版物只能限量发行,犹太会堂和教职人员的数量也都受到限制。犹太人的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也被取缔或禁止。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歧视低调而微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反犹倾向越来越明显。

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4—1946年),犹太人尽管在各方面受到限制,但苏联政府的反犹主义倾向并没有突出地表现出来。斯大林作为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公开讲话中看不出有反犹倾向。他声称:“应该用75%的注意力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用25%的注意力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16) 1931年,斯大林在接受美国犹太电信社记者的提问时斩钉截铁地说:“反犹太主义对剥削者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使资本主义躲开劳动者打击的避雷针;反犹太主义对劳动者是危险的,因为它是使劳动者离开正路而走入丛莽密林的歧途。因此,作为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是反犹太主义的势不两立的死敌。”(17) 但是,这并不能掩饰他对犹太人的偏见。斯大林不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早在191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就提到“民族是以共同语言、疆域、经济生活为基础,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的稳固团体”,因为犹太人缺少这种共同基础,所以他们只能是一个“纸上民族”(a nation on paper)。(18) 斯大林曾经强烈反对其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婚姻,当知道她与犹太人卡甫列尔相恋时,他怒不可遏。斯维特兰娜说:“卡甫列尔是犹太人,似乎是使他最生气的事”;“为了他,我和父亲的关系永远破裂了”。斯维特兰娜的第一个丈夫格列高利·莫罗佐夫也是犹太人,她说:“我父亲从来不赞同我们的婚姻,因为莫罗佐夫是犹太人,故此父亲从不见他。”(19) 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厌恶心理由此可见一斑。俄罗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也说:“斯大林当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从来不简单地以个人的好恶行事。”(20)

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使在城市经济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犹太人遭受了无情打击,他们多为商店店主或“奈甫曼”(Nepmen,苏联新经济政策允许从事私人买卖的商人),苏联政府对他们实行严格监督并课以重税,这些人还被剥夺了诸如雇佣、公共医疗、使孩子接受初高级教育等公民权。据官方统计,1920年后期大约有1/3的犹太经济人士已经消失或被剥夺了上述权利。(21) 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苏联全国掀起了反宗教运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许多犹太会堂被关闭或改做他用。与反宗教同时进行的是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大批犹太人被无端地从党政机关中清洗掉,一批有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也被以“反革命”、“间谍”等罪名遭到判刑或处决。成立于1918年的苏共犹太局也于1930年被撤销,犹太事务由内务部直接管理。(22) 1939年由罗森塔尔、尤金编著的具有官方主导思想的《简明哲学词典》出版,其中对“犹太教”有如下解释:“犹太教……历来都被用来煽起宗教的偏执性,挑起对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的民族纠纷……锡安主义者……目的是使他们离开全体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共同战线。”(23) 二战初期,《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使苏联政府再次对其境内的犹太人进行压制,苏联驻柏林大使犹太裔尤可夫·苏利茨被召回,犹太裔外交部长季维诺夫被撤换,其他犹太裔官员也相继被悄悄地从显著职位上排除掉。

尽管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压制一直存在,但犹太人的生活和文化相比于沙皇时期而言仍然获得了巨大解放和发展,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人民一起为巩固国家政权、发展国家经济、实现民族富强而挥洒汗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乌克兰的列宁水力发电站建筑工地上,几乎包括各个民族的工人和专家。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建设者在1935年写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在空地上建起了城市,煤田建设的广大地区被矿井、企业和村庄所覆盖……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哈萨克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鞑靼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是一个大家庭。”(24) 这一时期犹太人出版报刊、建立犹太剧院、兴办犹太学校,利用一切条件发展犹太民族文化、语言和文学。1928年3月,苏联政府还在位于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境内划定了一个犹太自治州(又称比罗比詹自治州),想以此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犹太民族的家园。在该自治州内,意第绪语与俄语同为正式语言,使有意第绪语的学校、新闻社、剧场、影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因气候、地理、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该自治州始终未能发展起来。犹太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从事技术工作,担任设计师、工程师等,犹太人也因此成为职业最先进的民族。

二战时期,为争取各民族共同抗战,也为了自身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苏联政府采取支持以色列建国、对国内犹太人相对友好的态度。然而好景不长,苏联犹太人在短暂的欣喜中等来的却是一场可怕的梦魇。

第二阶段(1946—1953年),斯大林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制造了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批判运动到“克里米亚事件”,(25) 直至“医生谋杀案”,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压制达到了顶点。

根据对1948年至1953年苏联21种报刊报道的统计,在思想批判运动中,犹太人在被点名批判的作家、艺术家中占70%,在被点名批判的经济和体育工作者中占85%,在被攻击三次以上的人中有80%是犹太人。(26) 许多大学、企业也限制招收犹太人,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有专为犹太人设立的学校1100所、剧院18个,但到了40年代末均被取消。1952年11月,反对犹太“骗子和挪用公款者”事件席卷全苏联,许多担任工厂负责人、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律师、工程师等的犹太人受到攻击,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是: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产、浪费资金和原料、行贿受贿、欺诈等。(27) 1953年的“医生谋杀案”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和高等院校中被赶走。时任以色列外长的摩西·夏里特对此事件给予了严厉谴责。2月9日,苏联驻特拉维夫的使馆院内发生爆炸,4名职员受伤,苏联曾一度中止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28) 3月1日,斯大林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将国内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的计划。对犹太人的迫害直到斯大林逝世才得以终止。“对于犹太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抹去了他们被驱逐以及荼毒他们生活的邪恶的反犹主义的威胁。恐惧和紧张仍在,但却存有一丝轻松和希望”。(29)

斯大林时期是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最严厉的时期,斯大林执政晚期所表现出来的反犹主义倾向更是在许多犹太人心中留下了挥不去的阴影。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沙皇俄国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传统对斯大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他虽然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了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但其内心深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固有偏见并没有彻底消除。其次,斯大林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地位使其变得暴虐多疑。一方面他担心犹太人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会危害苏联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又担心犹太高层人物的突出地位会对他本人的权威造成威胁,故而要进行压制。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思想批判运动,其攻击对象有很多是犹太人,这使斯大林更加坚定地认为犹太人对国家的危害是巨大的,所以他坚持反犹直至去世。

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较斯大林时期有所松动和缓和,但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压制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国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排犹情绪。

斯大林逝世后,他所营造的专制官僚体系很快就崩溃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甚至被描述为‘真正的伟人’,虽然有时粗鲁急躁,专制傲慢,但却同样讲究策略,善于迂回”。(30) 苏联公众的情绪比斯大林在位时要轻松得多,犹太人更是期盼着赫鲁晓夫这位新领导人的对犹政策能有所改善。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宣布释放“医生谋杀案”中被捕的以及因此案而受到牵连的犹太人,后来又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放宽了对国内犹太人的政策,如下令开放被关闭的犹太会堂,放宽了对犹太人入学受教育的限制,准许出版意第绪语刊物,举办意第绪语音乐会,等等。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犹太人找工作已经不会因其犹太身份而受限。赫鲁晓夫执政后虽然没有采纳斯大林将犹太人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方案,但他却做了一个乖戾的报告,声称政府机关里有太多的“亚伯拉罕人群”,从而制造出一种紧张的反犹气氛。他对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团说,他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即一旦苏、美交战,苏联国内的犹太人就是一个危险,“因为许多犹太人在美国都有亲戚”。(31) 他也完全同意斯大林不允许犹太人移居到克里米亚的方案,因为“万一发生战争,克里米亚就会变成反苏的阵地”。(32)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排犹政策依旧。这一阶段,苏联政府也没有明确地谴责反犹主义,犹太人在宗教、文化、教育、就业等方面均受到限制。

从宗教方面看,犹太教徒不能像其他宗教信徒那样制作自己的会堂饰章及纪念品,如光明节使用的灯、大卫盾等;也不能像其他宗教团体那样拥有印刷厂,印刷宗教礼仪及神学书籍和文章。苏联当局禁止任何“拉比”访问耶路撒冷或者参加任何在国外(包括某些共产党国家)举行的宗教大会。只有莫斯科的拉比耶胡达·莱伯·列文例外,他于1968年访问美国犹太人,但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未曾被准许出访耶路撒冷。而俄国正统教精神领袖经常被准许出访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雅典等城市;穆斯林宗教领袖被准许出访其他穆斯林国家,甚至组织从苏联到麦加的朝圣;天主教人士去梵蒂冈参加基督教大会也没有受到什么阻碍。1962年苏联政府禁止其境内犹太人烘烤逾越节无酵饼,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犹太人的抗议下,这个禁令在莫斯科有所放松,但直到1969年才在全国范围内被废除。鲍里斯·斯莫拉尔(Boris Smolar)说:“犹太宗教社区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不能对国外犹太人发生任何影响。因此,尽管苏联政府对国内其他宗教都表现出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犹太教在它存在的时间内却几乎未被宽容过,这主要是苏联政府基于这样一种臆断:犹太教不会存在很久,因为犹太年轻一代正在背离犹太教。”(33)

从教育方面看,犹太人是苏联国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个民族。据统计,1975年苏联犹太人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有566000人,占全国的4.1%;犹太人在研究人员中大约占5.3%;在艺术、文化、文学、新闻出版工作人员中占6%;在医学领域工作人员中占3.4%;在法律工作人员中占6%。(34) 但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犹太人在入学方面却受到许多限制。虽然在理工科的高难度专业中犹太人是占据多数的,但在一些政治-社科专业中,几乎没有犹太人。而在一些“敏感”领域,如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培养高层领导的两个机构——高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更是犹太人的禁地。一些学校流行选课制,如果犹太与非犹太学生同时申请选修某个科目,通常这种机会会给非犹太人。犹太学生也不能进入外事机构及商贸学院。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苏联出现了反犹运动,犹太人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人数不断减少,在党、政、军部门中的地位日益下降。种种限制使得这一时期苏联犹太人受教育的人数锐减,据统计,1967年到1973年间,苏联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1万人下降到88500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从46000人下降到37100人。(35)

从文化方面看,由于苏联政府的压制,犹太文化发展极其有限。在此阶段,苏联只有一个犹太文化“阵地”,即1960年批准的意第绪语月刊《苏维埃祖国》(Sovietish Heimland)。另外还有一份只有4页的报纸,它只能在遥远的比罗比詹每周发行一次。犹太戏剧及音乐更是少见,以至于一旦有犹太音乐、戏剧演出,犹太人就会表现出高度的热情。

犹太文化在大清洗之后仍得不到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与苏联政府的文化政策有关。自20世纪50年代起,苏联政府就进行大规模的推广俄语运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实行“双语制”,即苏联各个民族在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还要掌握俄语,这一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意第绪语的发展。1970年人口统计结果表明,只有7.7%的犹太人称自己将意第绪语作为母语,而1959年这一比例为21.5%。(36) 第二,从接受教育角度看,不少犹太父母倾向于将自己的孩子送往俄语而非意第绪语学校,他们认为如果想让孩子接受更高的教育,俄语比意第绪语更能增加这种可能性。第三,经过长时间的民族融合和同化,许多犹太人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苏联人,其次才是犹太人,他们对俄语的认同明显大于意第绪语。

从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来看,除了在二战时期内的一段时间,苏联政府一直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申请从苏联移民到他国的犹太人被说成是叛徒、间谍,有的还被关入监狱。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世界犹太势力”、“犹太百万富翁阴谋”等一些煽动性话语充斥苏联媒体和书刊。1974年别贡(Begun)出版了《悄然蔓延的反革命》(The Creeping Counter-Revolution)一书,把犹太教描写为锡安主义的主要来源,认为《托拉》是“血腥、伪善、反叛、不忠、道德沦丧……的前所未有的书”。日渐高涨的反犹宣传导致1975年联合国大会出台了将“锡安主义”等同为“民族主义”的3379号决议,更加助长了反犹主义者们对犹太人的攻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lck Moynihau)说“这是苏维埃反犹主义的分水岭”;1984年《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法西斯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亲缘之根》(Fascism and Zionism:the Roots of Kinship)的文章,作者弗拉基米尔·博利沙科夫(Vladimir Bolshakov)有一个蛊惑性暗示,即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犹太复国主义“15人集团”;1985年1月,塔斯社发布了对苏联社科院东方研究所成员、反犹主义作家列夫科涅夫(Levkorneev)的采访谈话,他指控犹太复国主义银行家和企业家在二战中支持德国纳粹,并且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当承担在大屠杀中灭绝犹太人的责任。(37)

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压制还表现为不愿彰显犹太人在国家社会公共生活和各个行业中的出色表现,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减弱对他们成绩的宣传和公开认可。犹太人的节庆活动也受到限制。除了一些年轻人,苏联犹太人都不敢收藏由外国游客带来作为纪念的以色列明信片、钱币或者邮票,因为收藏它们有可能危害自己和家庭的安全。(38) 1941年9月纳粹曾在位于乌克兰基辅市郊的巴比·亚(Babi Yar)山谷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苏联政府没有竖立花岗岩墓碑以作纪念,而是将之改造成一个平静的发展区,在掩埋着成千上万具犹太人尸骨的土地上建起一幢幢大楼。苏联国内很多人甚至基辅的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巴比·亚山谷的位置,这说明苏联政府并不热衷于保留犹太遗产。1965年埃里·威塞尔(Elie Wiesel)未与苏联官方联系,擅自访问了5个苏联城市并与成百上千名犹太人进行了谈话,通过自己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写下了犹太人在苏联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在《沉默的犹太人》(The Jews of Silence)一书的开头写道:“我因犹太人的沉默而去,却带回了他们的哭声。”(39)

从对以色列的政策及犹太移民的态度来看,1965年苏联政府允许几百个犹太家庭移民到以色列“重组家庭”,但是1967年的“六五战争”使曾经一度有所改善的苏以关系彻底决裂,这项移民政策也被冻结,直到1968年底才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恢复。在此期间,苏联境内固有的对犹太人的仇视,伴随着一股狂热的反以色列、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潮流,在大众媒体上蔓延开来。申请移民到以色列的成功者寥寥无几。苏联政府为阻止境内犹太人向外移民,往往对申请者课以重金,或者剥夺他们的苏联公民权,甚至以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分子”的罪名予以逮捕。最典型的是1970年12月对所谓“犹太劫机犯”的指控,污蔑犹太人试图劫持苏联飞机飞往以色利。(40) 然而苏联犹太人尤其是年轻的苏联犹太人被以色列的胜利所鼓舞,他们站出来抗议苏联政府对移民的限制;他们写信给苏联当局、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西方共产党领袖;他们组织学习希伯来语,聚集在残存的犹太会堂里唱犹太歌曲、跳以色列流行的集体舞等。格鲁吉亚、乌克兰、立陶宛等地的犹太人还以静坐、绝食的方式要求移居以色列。美国国务院也以取消最惠国待遇来遏制苏联政府。在多种压力下,从20世纪70年代起,苏联政府开始放宽对犹太人的政策,犹太移民人数逐渐上升。1954—1959年由苏联迁往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人数为776人,60年代上升到8840人,70年代高达225494人,其中1979年犹太移民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为51320人。(41)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但在苏联社会上反犹呼声仍然此消彼长。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新思维”、“民主化”、“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倡导,使戈尔巴乔夫赢得西方的赞誉,西方媒体称他为“一个光明磊落、思想敏锐、生气勃勃的人”,说他“具有超人的智力、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政治上的洞察力”。(42)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速与西方缓和并与以色列改善了关系,放宽对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从1986年起,苏联政府取消了对犹太教活动的种种限制,同意兴建犹太会堂,准许进口希伯来语教科书,批准犹太人出国接受“拉比”课程培训,允许在莫斯科开办“可舍”(Kosher,意为遵守犹太人的饮食规定)饭店,允许出售犹太节日期间屠宰动物和烘烤无酵饼的器具。据统计,1985年1月到1990年7月可以运作的犹太会堂的数目从91个增长到106个。(43)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府允许宗教自由传播,反对反犹和排犹活动,注重发挥犹太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尽管犹太人口在下降,但他们特殊的职业分布和教育水平使他们在一些人力资源需求方面将起到巨大作用。苏联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也有所放松,在1981年第三次莫斯科国际书展中有来自80个国家的2300个出版商家参展,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在1985、1987年的第四、第五次书展中,有关犹太人的书籍依然很多,1987年有18000种有关犹太人的书籍,其中3000多种被抢购,宗教方面的书籍尤其受欢迎。(44)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多元化政策触发了苏联民族纷争的“火药库”,民族主义开始恶性膨胀,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组织纷纷出现。1987年苏联国内还出现了一个具有强烈沙文主义思想的组织“帕姆盖特”(Pamgat,纪念之意),该组织有公开的反犹章程,与苏联政府和学术中心有密切的联系,在犹太人中间引起极大恐慌。1989年该组织与其他组织在莫斯科体育竞技场集会,公开叫嚣犹太人犯了很多反俄国人民的罪,并声称犹太人对苏联缺少忠诚。(45) 当时,在苏联国内反犹太复国主义之声日渐高涨,“犹太-共济会阴谋”的传闻被重新传播,《复国长老议定书》被再次印刷。还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对犹太人的一系列恶毒指控,例如犹太人杀害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庭成员,犹太人“侵蚀了俄国文化”、“破坏了生态体系”,等等。(46) 在新领导人的上任给犹太人带来有利方面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利,犹太人所期望的平等地位与和平环境依旧飘渺无影。

由于内政、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此阶段苏联政府与以色列的关系逐渐缓和,移民政策宽松不少。沙米尔担任以色列总理后,以色列政府从1990年的财政预算中拨款17亿美元作为安置移民的费用,1991年安置移民的费用高达65亿美元,这也促成了新的犹太移民潮。1987年有8155名苏联犹太人离境,其中2071人去了以色列;1988年离开苏联的18961名犹太移民中有2173人去了以色列;1989年离开苏联的71196名犹太人中绝大部分去了以色列;从1990年1月开始,每天都有300—500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全年多达20万人;1991年又有近15万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47) 在1987—1991年间,大约有44.8万犹太人移出苏联,其中大部分人去了以色列。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领导人在官方文件中一直都反对民族主义,谴责反犹主义,矢口否认国内歧视犹太人这一事实。1956年8月29日,赫鲁晓夫在接见加拿大劳工代表团时说:“这里有什么反犹主义,谁会遭到反犹主义之害呢?那些似乎苏联存在着反犹主义的谣言,其目的是挑起反苏的狂热情绪。你们所说的苏联犹太人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这是小事一桩,就像牛犄角上的一只苍蝇一样。”(48) 1981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尊重民族感情,尊重每个人的民族自尊心,苏共过去和将来都坚决反对沙文主义或民族主义这种与社会本质格格不入的表现,反对任何民族主义的越轨行径,例如排犹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我们反对人为地取消民族特性的倾向。”(49)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是:同民族局限性和傲慢、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原则性斗争。我们应当时刻牢记: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族际主义,这是两种对立的政策和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50) 1985年9月30日,戈尔巴乔夫接见法国电视公司记者,当记者问到人权问题及苏联犹太人问题时,他说:“如果另有一个国家的犹太人也享有我国那样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我将乐意听一听。犹太人只占我国总人口的0.69%,而在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他们所占的比重不低于10%—20%。其中许多人还是我国的著名人士……当提出家庭团聚问题时,我们同意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掌握国家机密的人例外。我们今后仍将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平心静气地解决这类问题。”(51) 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实际发生的一系列反犹言论和行动使渴望平等的苏联犹太人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五、结语

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苏联政府对待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与态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尽管苏联时期犹太人在各方面受到限制,但总体来说,他们和其他苏联人民一样,从沙皇统治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他们对苏联国家社会生活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不仅表现在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而且表现在反法西斯战争及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犹太人在官方许可下于1942年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下简称“犹委会”)。“犹委会”采用各种形式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和反动实质,呼吁苏联各民族共同抗战,并开展广泛的国际联系,在战争期间争取到食品、衣物、药品等的大量无偿援助。苏联政府对于“犹委会”在战争期间开展的活动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赫鲁晓夫这样评价:“情报局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于我国的利益、我国的政策及共产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1946年11月,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米·安·苏斯洛夫在组织对“犹委会”的调查中,也不得不承认“犹委会”在动员苏联犹太人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斗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52) 在第一次犹太人大会上,“犹委会”主席索·米·米霍埃尔斯说:“犹太人母亲!即使你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也请你为他向上帝祈祷,并把他送去参加反对法西斯褐色瘟疫的战斗。”作家大卫·贝格尔逊呼吁:“所有犹太人……都应当毫不迟疑地投入反法西斯主义的神圣斗争。不仅要提高自己的呼声,而且要高举起自己强有力的巨手,以便给希特勒之流以应得的致命打击。”1941年8月25日《真理报》对此次大会进行报道时说:“演说充满激情,激动人心。”(53) 一个关于二战中犹太人参战情况的报告指出:约有500000名犹太人参战,其中160722人被授予“英雄”或“勇士”称号,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之后,位居第四。(54) 在获得苏联最高军事奖“苏联英雄”称号的11000余人中,俄罗斯人为8160人,乌克兰人为2069人,白俄罗斯人为309人,鞑靼人为161人,犹太人为108人。(55) 二战中还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犹太军事人才,例如著名的犹太海军军官谢苗·尤罗夫斯基(Semyon Yurovsky)少将和丹·特赖宁(Danl Trainin)少将;空军元帅斯穆什克维奇(Smushkevich)在二战中指挥空军战斗在列宁格勒和其他战线上,曾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陆军上将雅科夫·克赖泽尔(Yakov Kreizer)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战斗中功勋卓著,之后又在克里米亚打败了德军,重新占领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1956年赫鲁晓夫提到他时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是一个犹太人。”(56) 18岁的哈伊姆·德什金(Chaim Dyskin)全身受伤40处,摧毁5辆德军坦克,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同时获得列宁勋章和红星勋章。(57)

在苏联热核科学、高等数学、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等方面也涌现出一大批犹太科学工作者。1963年苏联出版局的刊物报道说:“苏联有36173名犹太科学家,占全国科学工作人员的9%。”(58) 犹太人古列维奇是著名的米格飞机的设计者之一;列夫·朗道(1908—1968年)是举世闻名的学者,被誉为“苏联的爱因斯坦”,他被选为苏联科学院和美国、丹麦、英国、法国、荷兰科学院的院士,并荣获诺贝尔奖和许多其他大奖。(59) 据估计,在所有获得“列宁奖”的科技人员中,有10%是犹太科学家。(60) 犹太人塔姆提出利用电离气体中的电荷来作为控制热核电力的手段,于195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他还是苏联科学院、波兰科学院、美国科学艺术学院的院士;赫什·布德克尔(Hirsh Budker)、亚历克斯·瑙莫夫(Alex Naumov)分别是苏联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正、副所长,利亚·利夫希茨(Llya Lifshitz)是乌克兰科学院物理科技所所长,他们三人都是苏联科学院的成员,均获得“列宁奖”。在苏联航空体系中有一位杰出的犹太飞行员伊戈尔·本雅明诺维奇·布济卡(Igor Benyaminovich Buzyka),他因精湛的航空技能而获得“功勋飞行员”的称号;格利高里·库什尼罗夫(Grigory Kushnirov)中尉和保罗·尤格尔(Paul Yuger)中尉在航空领域获“特殊贡献奖”,并且在训练飞行员和建设军事飞行员骨干组织中做出了杰出贡献。1959年3月,赫鲁晓夫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午宴上被问到关于苏联犹太人问题时声称:“在往月球发射火箭的所有首要工作人员中,犹太人获得了极大的尊敬”。(61)

其次,苏联时期犹太人获得了解放,但他们在政治、经济地位提高的同时却仍未摆脱反犹主义的影响。列宁的民族平等理论并没有被其继承者很好地贯彻。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苏联历届领导人对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虽有微妙的变化,但总体的限制政策并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及直接或间接针对犹太人的行动,无论是口头上的批判还是行动上的驱逐、迫害,都使犹太人生活在紧张、惶恐不安之中,都给犹太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斯大林时期紧锣密鼓、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主要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犹太人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微观层面的限制使犹太人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感到自己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仍然是苏联的“二等公民”。因此,苏联政府对待境内犹太人的政策虽然逐渐宽松,但并未能使犹太人完全融入苏联社会和成为“苏联人民”。(62)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二战后苏、美两国争霸,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苏联政府将国内的犹太人视为“潜在的危险”和“不忠诚的民族”,在中东地区利用反犹、反以色列来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好感和支持。从国内因素讲,一方面,犹太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非凡成绩,使苏联政府官员对犹太人产生一种警惕和敌视的心理,他们不愿让犹太人过分突出;另一方面,犹太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善于经商和理财,在职业选择上占有很大优势,这与苏联国内其他民族形成了经济上的竞争。另外,苏联政府和民众对犹太人的不公正待遇,使犹太人内心产生一种抵触情绪,这样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使得苏联政府与犹太人的关系中总是搀杂一些不和谐的音调。

第三,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产生了某种连锁反应。对犹太人来说,苏联政府的压制政策反而使其境内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增强了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十月革命后,经过多年的融合和同化,许多苏联犹太人已经把苏联当成自己的祖国,把俄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他们认为自己是苏联公民,应当享有苏联公民的正当权利;他们背离了犹太民族的传统,不再信奉犹太教,不再严格遵守犹太教规,试图以此融入苏联社会生活中,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热情和力量。但是,苏联社会中若隐若现的反犹言论和行动打碎了他们的美好愿望,使他们感到困惑和无奈,从而强化了他们的犹太民族意识。1976年本杰明·费恩在100名志愿者的帮助下,对1215名苏联犹太人就犹太文化的34个题目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苏联犹太人希望被确认为犹太身份,希望了解更多的犹太文化;绝大多数苏联犹太人倾向于给他们的子孙取个犹太名字;77%的苏联犹太人想让他们的亲朋好友娶(嫁)个犹太人,反对异族通婚;85%的苏联犹太人希望子孙懂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68%的苏联犹太人想让他们的孩子去犹太学校读书;一半苏联犹太人说他们遵守犹太节日,如果可能的话,有时还会去犹太会堂。(63) 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民族融合和同化政策并未很好地得以实现,苏联犹太人对婚姻、语言、教育、宗教节日等的态度更倾向于体现本民族的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犹太人在近两千年中流而不散、毁而不灭。可以说犹太民族意识还深深地根植于苏联犹太人的心中,他们对自己的犹太特性仍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苏联政府限制其境内犹太人发展的压制政策在极大地伤害了犹太人感情的同时,也促进了犹太宗教文化的传承和犹太精神的存驻。

对苏联政府来说,限制与迫害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对苏联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犹太人的境况被公之于众,给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了反苏、反共的口实。他们以苏联犹太人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为理由,对苏联的人权问题进行责难,这对于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很不利的。苏联犹太人大量向外移民也对苏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苏联政府未能很好地利用境内犹太人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建设服务,在世界各国竞相引揽人才以发展本国经济的时代,苏联犹太知识分子、商人、艺人的大量流失,对苏联国家的科技、工商业、金融、医学、文艺等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苏联犹太人向国外移民在客观上也刺激了苏联其他民族的移民欲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还严重地影响了其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它造成了其他少数民族民众心理上的不安,并对苏联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产生了怀疑。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及国家政策上的逆转使人们无所适从,民众感到更加茫然,社会秩序也就更加混乱。

注释:

①例如,杨申:《论苏联犹太人》,载《外国问题研究》,1981年第3期;高慧群:《苏联犹太人今昔》,载《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白坚:《略论斯大林晚年的反犹主义倾向》,载《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第3期;赵克仁:《试析前苏联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态度和政策的演变》,载《西亚非洲》,1993年第4期;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毛远臻:《时代变迁中命运沉浮的苏联犹太人——试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增刊,等等。

②参见Encyclopaedia Judaica,Keter Publishing House,Jerusalem Ltd.,1972,vol.14,pp.456-457。

③参见杨申:《论苏联犹太人》,载《外国问题研究》,1981年第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4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31页。

⑥《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2页。

⑦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50页。

⑧《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⑨《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13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47页。

(12)《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4页。

(14)Encyclopaedia Judaica,vol.14,p.460.

(15)转引自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0页。

(16)转引自高麦爱:《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犹太人政策》,载春秋中文网(http://www.cqzg.cn)。

(17)《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页。

(18)参见Encyclopaedia Judaica,vol.14,p.460。

(19)周庆熙编译:《斯大林反犹内幕》,载《世纪》,1999年第6期。

(20)转引自高麦爱:《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犹太人政策》,载春秋中文网(http://www.cqzg.cn)。

(21)参见Encyclopaedia Judaica,vol.14,pp.467-468。

(22)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540页。

(23)黄陵渝:《当代犹太教》,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24)转引自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25)1949年夏,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向苏联领导人提交备忘录,建议在克里米亚或伏尔加河流域建立犹太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本意在解决犹太人在国家和法律面前与苏联其他民族平等的问题的建议却被否决,该委员会主席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委员会被解散,委员被捕。1952年7月的莫斯科秘密审判将此事件曲解判定为:被告从事阴谋活动,旨在把克里米亚从苏联分裂出去,使其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基地。1952年7月1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所有被告死刑。

(26)参见白坚:《略论斯大林晚年的反犹主义倾向》,载《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第3期。

(27)参见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I.B.Tauris & Co Ltd.,London and New York,1988,pp.530-531。

(28)参见Lakov Etinger," The Doctors' Plot:Stalin' s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 ,in Yaacov Ro' i( ed.) ,Jews and Jewish Life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Frank Cass,Newgury House,England,1995,Chaper 6。

(29)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550.

(30)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555.

(31)参见Boris Smolar,Soviet Jewry Today and Tomorrow,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p.21。

(32)Boris Smolar,Soviet Jewry Today and Tomorrow,p.102.

(33)Boris Smolar,Soviet Jewry Today and Tomorrow,p.42.

(34)参见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809。

(35)参见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36)参见Encyclopaedia Judaica,vol.14,p.483。

(37)参见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p.787-788,791。

(38)同上,第583页。

(39)Elie Wiesel,The Jews of Silence,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66。

(40)参见Encyclopaedia Judaica,vol.14,pp.488-493。

(41)参见Yaacov Ro' i( ed.) ,Jews and Jewish Life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p.539。

(42)〔苏〕若列斯·麦德韦杰夫著、王德树译:《戈尔巴乔夫》,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43)参见Anthony Jones and David E.Powell,Soviet Update 1989-1990,Westview Press,Inc.,1991,p.57。

(44)参见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768。

(45)参见Anthony Jones and David E.Powell,Soviet Update 1989-1990,pp.55-56。

(46)同上,第56页。

(47)参见Ahron Bregman,A History of Israel,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2003,pp.225-226。

(48)中国冷战研究网(http://www.coldwarchina.com):开放档案/俄国/赫鲁晓夫谈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429页。

(50)同上,第468页。

(51)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9页。

(52)中国冷战研究网(http://www.coldwarchina.com):开放档案/俄国/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及其活动。

(53)同上。

(54)参见Boris Smolar,Soviet Jewry Today and Tomorrow,p.68。

(55)参见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56)Boris Smolar,Soviet Jewry Today and Tomorrow,p.67.

(57)参见Isaac Landman,The Universal Jewish Encyclopedia,vol.9,p.619。

(58)Boris Smolar,Soviet Jewry Today and Tomorrow,p.64.

(59)参见中国冷战研究网(www.coldwarchina.com):开放档案/俄国/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60)参见Boris Smolar,Soviet Jewry Today and Tomorrow,p.64。

(61)Boris Smolar,Soviet Jewry Today and Tomorrow,pp.63-69。

(62)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说:“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250页)

(63)参见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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