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进入田园诗境界的心理与艺术调整——兼说陶渊明的豪放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陶渊明论文,田园诗论文,诗作论文,豪放论文,境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围绕陶渊明田园作品的热烈反响已持续一千多年了。陶渊明田园境界的创造，是他理想人格对现实人格的一个突破和超越，表现了中国中世纪一个知识分子用艺术家的手段，进行了一次对生命本身意义的追索。
[关键词]陶渊明 田园诗 境界
陶渊明用优美的文笔创造了一个引人向往的田园世界。陶渊明创作的田园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农村是不相同的。这个田园世界是艺术创造的产物，也是“陌生化”的产物。这个审美过程之所以能够得到实现，是由于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心理与艺术的调整。
首先，作者生活的农村十分凋弊。作者对此有过零星的记述：“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四）》）“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和刘柴桑》）“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怀古田舍（一）》）这个现实无疑是与陶渊明笔下那个美好的田园世界存在着差异与冲突。只是作者“意”不在此，作者在他的心理场上排除了这个现实。他对这种场景的这些描述都是一带而过。
其次，陶渊明生活的外部环境十分凋弊。而他自身在农村的生活也处于一种十分窘迫的境地。这个窘迫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陶渊明对此有大量的描述：“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幸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作与从弟敬远》）这个现实对陶渊明肯定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处在这种冲突中，人本来是难以平静下来，超然事外地去欣赏和提炼生活中的美，并将其理想化的。他的人格不能不处于分裂与对抗之中。但陶渊明克服了这种对抗，发现并创造出了田园的美，写出了一篇篇纯静动人的田园颂歌。
这是什么原因呢？从陶渊明的思想冲突到优美田园颂歌之间有着怎样的一条桥梁呢？我们认为，陶渊明能够在窘迫的现实环境中，克服自身的分裂，创作出一曲曲优美的田园交响诗，靠的是自身的人格修养，这保证他从根本上进入了一种积极的“虚静”状态，既而达到了理想的审美世界的彼岸。在实现生活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他主要依靠的是心理与艺术的调节。
第一，儒家的社会理想学说和道德修养理论。
陶渊明在诗文中多次表述自己从小喜爱儒家经典，攻读儒家经籍，尊重儒家学说，赞成儒家“仁义”道德和反对攻伐取利的社会思想。这说明他的思想受儒家学说影响甚大。
不过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不是儒家学说中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君臣忠义的正统等级制度观念，而是儒家学说中带有原始宗法意味的上古大同世界学说和人身道德修养理论；或者说，陶渊明对儒家学说的汲取有着很强的选择性。比如《时运》篇对孔子的歆慕，明显地限制在那种“东鲁春风”的安谧生活上，他将这种生活和他自己身边的农村世界溶为一体，组成一个与“乱世”相对峙的安静平和的小世界。他时或会提到“仁义”之类的概念，但这并不是要对社会有所动作，而是着眼于个人道德情操的修炼。他在《饮酒（17）》中以高洁的幽兰自比，对自己的人格期望很高。他认为有些人特别是自己有种孤介的本性，这种高尚的本性在“人间”得不到实现，只能努力保持它不变，而在“田园”世界才可望真正实现。
由此可见，他重视的主要是自身修养、自身价值和个体精神的欢乐。这样，在他的思想征途上，尽管儒家学说很不够用，但儒家的伦理学说给了他很大力量。他将这个武器作为人生征途中的一个思想支撑点。所以他无论推崇颜回式的“安贫乐道”也好，论证官职不能证明一个人的优劣也好（《感士不遇赋》），都不是魏晋名士清流的一时旷达之言，而是那么坦然的人格流露。他的这种思想虽然在改造社会上疲软无力，但在坚持个体的完善上却是十分顽强的。这个思想支持他在艺术上虚构出一个理想社会，来拒绝和“改变”现存社会。这种以儒家伦理道德理想追求个体自我完善的方式，是陶渊明在艰苦生活中保持心理平衡的一个重要生存方式，也是他得以进入田园艺术审美境界的必要前提。
第二，古代隐士高士的榜样。
陶渊明在其思想经历中，还非常推崇古代的隐士和高士。他几乎是不厌其烦地连篇累牍地歌颂这些古代人物，到了可与“篇篇有酒”相媲美的程度。这些被歌颂的隐士大都是儒家学说推崇的一些经典人物，如：“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角，精爽今如何？”（《赠羊长史》）中的角里和绮里；“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获早稻》）中的长沮和桀溺；“遥谢荷
翁，聊得从君栖。”（《于下噀田舍获》）中的荷翁；“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饮酒（11）》）中的颜回和荣启期；还有《扇上画赞》推崇的八位稳士、《读史述九章》赞赏的夷齐等等。这些人都是陶渊明精神上的榜样。
其中，最典型地表达了陶渊明决心以古隐士为榜样，克服精神与物质两重磨难摸索前进的是《咏贫士》七首。从这组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隐士们在陶潜的困难处境中，给予他多么大的思想力量。他在这组诗中承认，他有时为生活困顿而气恼：“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但靠着古代贤人支撑自己，“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于是心情得以释然。组诗中还特别提到他精神上的寂寞与追求，“知音苟不存”，“举世无知音”。所以，他便转而在古代隐士中驰骋感情，用笔墨构造了一个理想隐士贤人荟萃的小天地，寄托情操。
对于这些古代隐士，陶渊明大体是抽去了他们的政治内容，只取他们高洁的人品或其中某一点为自所用。如《拟古（2）》中提到的田畴，既是隐士，又是功业之士；但田于汉末大乱时带几千居民入山，在其境内百姓生活颇有法度，道不拾遗，俨如桃花源世界。陶渊明正是羡慕他这一点而对他的声名大加推崇的。
上述两层意思集中到一处，就是一个人格修养问题。即，排除个人的一切功利要求和社会目标，保持贞节的品德，进入自己选定的生活环境和审美气氛中，获得心灵的安宁与愉悦。这是陶渊明心理调整的核心。他在这种精神状态中，进入到艺术创作活动里面去，从而发现和创作了那个自然平静美好的田园世界，自己也得以解脱。他的田园世界因此成为他的人格象征。那里的优美宁静是以他的人格参与为条件的，这就注定了他的“田园”不是“冷”的静，有股真切的活力所在。
当然，由于他每每把个性色彩浓郁的美好田园与古隐士挂起勾来，归到儒家求道向善的理性轨道中去，这使得他的朴素优美的田园诗，有时带一点迂腐的气息。这是无可奈何的，我们无法按自己的主观愿望把这些东西剔除干净。
第三，道家佛家思想。
佛道两家思想是陶渊明的另一个支撑点。对道家佛家的思想观念，陶渊明当然是很熟悉的。他的朋友中就有佛教徒道教徒，东晋时代的环境也使这两种思想有很大市场。但是陶潜对这两种思想的态度几乎与对儒家学说的态度一样，他是汲取有用的思想成果作为跋涉人生的武器，而拒绝接受道教和佛教的具体宗教手段与教义。他将其学派思想与宗教仪式很清楚地区分开。
他不赞成道教教义，也不信奉佛教；但对老庄道家学派那种无是非的相对主义理论和佛学中的“空”“无”观念，显然有所共鸣。请看下面一些诗文：“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二十首》）“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挽歌诗之一》）“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洼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蒿。”（《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以上引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道佛两家思想虽然比较消极，但对于陶渊明从现实的思想冲突中解脱出来，缓解那种苦闷委屈怨愤的心情，拉开与现实的烦恼的距离，是有明显作用的。
陶渊明溶化儒道佛各家思想为一炉，又不同于各家思想，形成了带有明显个人特点的思想体系。这明显地体现在以下诗文中；《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中引论语、庄子等各家典故，求得了安于贫困甘居淡泊以终余年的生死观；《神释》中表达了委运自然、不喜不惧的襟怀；《饮酒》表示物质的匮乏和身后的名声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内心的适宜；《与子俨等疏》中既有对子女的融融之情，又有对子女未来的通达自然；《自祭文》中谈到生命、名誉，节操、后事，都表现得坦荡、适中、严肃而又恬淡。
综上，陶渊明的人生观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甘居淡泊，顺应生死，追求一种舒适、高尚、宁静的内心生活。这就是他的人生抉择。他就是依靠着上述种种思想所熔铸成的这种人生观，进行着艰难的精神跋涉，终于达到了“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的境地，达到了“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境地，求得了心理上的相对平衡；同时，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恬静优美的田园诗。陶渊明在临终前所作的《自祭文》中，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自己一生贫困淳朴自得其乐的生活，对此加以最后的肯定。
诚然，陶渊明的人生过程与艺术过程是反复进行的。因为在隐居当中清醒人格仍然在时时支配着作者，作者不可能一味沉浸在那个“美好田庄”中。陶渊明曾经把这种感觉用一个比喻描述出来：一只孤鸟无处可飞，只得飞到一棵孤松上托身”。（《饮酒》）这里暗喻“田园”不过是一棵孤松而已，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这说明诗人目光回到现实中来时是清醒的。田园胜境不过是理想的产物。而这种理想的有限实现（无论在生活中头脑中还是文字上），都有赖于经过上述几方面努力后达到的心理平衡。
所以，陶渊明的思想斗争不仅是他进入田园胜境的必要前提，而且其斗争的成果与精华也都一并溶铸，凝聚在田园胜境中了。田园胜境是陶渊明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他精神跋涉的绿洲，是他理想人格的最高体现。
顺便言之，陶渊明的田园诗文中创造出来的田园胜境，当然不可能包容陶渊明的全部人格；陶渊明一些豪气磅礴的诗篇作为一种能量，从宁静的田园诗文的边界上也四溢了出来。这就是人们经常谈到的陶渊明雄豪的一面。其实，这类雄豪之作与陶渊明的性格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这类诗文是陶渊明思想冲突溅起的明亮的火花；而优美的田园诗文，则是思想斗争的波浪涌过之后，静静地浮现于水面的奇葩。它们互为补充，互相映衬。这类诗文大体有三类：
一是咏古代志士。主要有：《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读史述九章》等篇。
二是叹人世功名无益。如《拟古》等，该诗颇有些建安时代“慷慨悲凉”之风力。
三是叹世道不公正。最典型的是《感士不遇赋》和《怨诗楚调》两篇。
长期以来人们对陶渊明诗文中“金刚怒目”的一面不以为意，究其原因，恐怕除了他的田园诗声名太盛以外，还由于他的雄豪诗语往往溶于平静的胸襟中，其慷慨之气往往在“复归于正”的创作模式下得以平衡。所以，通篇读来，全部读来，人们对他的豪放一面感觉不显，便将它轻轻放过了。只有朱熹较早看透这一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真是独具慧眼。我曾揣想，假若陶潜的田园诗统统散失，只留下几首豪放诗传世，那恐怕后人会以为陶渊明必是东晋时代一位壮怀激烈的隐者吧！
从这些豪气逼人的诗文表达出的人格看来，无论是对古代志士的赞颂，对人世功名富贵政治纷争的厌恶，或是对社会道德风气沦丧的谴责，都与田园诗文有内在联系。只不过在田园诗里以建构性、理想性形态包溶了东西，在豪放诗文中再次以负面性、批判性的形式酣畅淋漓地宣泄出来了。如此而已。
总而言之，围绕陶渊明田园作品的热烈反响已经持续一千多年了，人们往往在欣赏他的优美田园诗文时，不大注重他的严重的思想冲突；在赞美他的优美的田园诗文时，常常忽略了他为了进入这种理想的审美状态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人们把他看得太飘逸、太轻松了。对陶渊明来说，这种艰苦与优美、压抑与舒展、激愤与平静的对应，是山之于谷，鱼之于水一样不可分割的。他的诗文当中大量记录现实思想斗争的资料和那部分描绘理想田园形态的作品同样有价值。田园境界的创造，是陶渊明理想人格对现实人格的一个突破与超越，表现了中国中世纪一个知识分子用艺术家的手段，进行了一次对生命本身意义的追索。这个探索与追求虽不意味着实践地位的改变，但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精神生活上的一项成就。陶渊明的价值就在这里。他的价值不在于无冲突，而在重重冲突之中以高洁的人格热诚执着地追求着美好的理想，从而在脚下开辟出一块奇异的花圃，给后代人留下深长不已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