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信缄封考——以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出土书信文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信论文,中国人民大学论文,和田论文,唐代论文,文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人颇重书信往还的礼仪程序。敦煌等地所见之唐五代书仪，详细记载了各种书状书写规范及模板，足见当时社会对这种日常礼节的重视。书信的缄封方式，也是书仪的重要方面。作为书信的外部特征，缄封方式甚至更能直观地表达尊卑、亲疏等关系。然而，与纯文本的书信内容不同，书信封缄的具体细节一定要有实物为参照，方可了解清楚。敦煌几种《新定吉凶书仪》中，画有书信封皮的图样，称“封状样”、“封题启样”等。周一良先生考察了这种封皮图样，结合文献资料，提出两点推定：一是唐代没有预先糊制成筒状纸袋备用的封皮，而是随写随糊；二是封皮相当大，没有写字的部分可以再利用①。之后，他又参考日本古文书的缄封方式，推测唐代“可能是折封方式，把上下向后折的部分用浆糊粘住”②。彭砺志先生注意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书信背题的实物，指出在现代样式的信封出现以前，书牍有两种缄封方式，一是随纸卷封，二是单纸皮封③。王使臻、王使璋二位先生整理了敦煌文书所见各种封皮，考察斜封、直封两种封皮以及随纸卷封的缄封方法④。然而虽然前辈学者们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但我们对唐代书信的缄封方式的认识仍然不甚清晰。尤其是面对数量众多的出土文书中的书信，如果不理解唐代的缄封方式，甚至会在文书的识别上出现问题⑤。故而有必要研究清楚唐代书信的缄封方式，这既是解读出土文书的需要，也对于理解唐代礼仪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和田地区出土汉文文书中，有几件书信封皮以及有背题的书信实物，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书信缄封方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本文试对这几件文书进行介绍，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讨论唐代书信缄封的具体方式。 一、出土文书中的直封封皮 唐代加封皮之缄封方法，有斜封和直封两种。敦煌藏经洞出有一件珍贵的斜封封皮，编号为P.2555 piècel⑥。赤木崇敏及王使臻、王使璋等先生对其缄封方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⑦。其特点是封题与纸边成45°角斜向书写。敦煌文书中直封封皮的实物有P.5012、S.8672v、S.11297、S.11348、S.11349、S.11350。这些封皮的封题都是纵向单行书写的，且都押着缄封线题写，展开后一行完整的封题会分作两行残字。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和田文书中，编号为GXW0199、GXW0200、GXW0201、GXW0202、GXW0159的几件，亦是典型的直封封皮。现介绍这几件文书如下： GXW0199号文书(图1)为残纸条，左侧押边缘处有一行残字，每字仅有右半边；右侧一行残字，馀左半边。两行残字正好拼合为一行完整的字，录文如下：
杜押牙二郎左右守捉都虞候中郎裴
此封题中的收、发信人不叙亲族，只称官职，应是官员之间的往来书信。按唐代的封题，会因收、发信人地位不同，而有诸多称谓变化。内外族有亲者以血缘关系远近及年辈高低论“轻重”，无亲者则以官爵高下论“尊卑”，这是唐代开天以后书仪之常规⑧。例如，法藏P.3284号《新定吉凶书仪》中，便载有“内外族题书状样”，将内外族的书信封题格式，按照“轻重”顺序详细地划分为八种⑨。又如，年代稍晚的法藏P.3502v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亦载有五种不同格式的“书题样”⑩，其中对收信人的称谓有“阁下”、“记室”、“执事”、“左右”，以“左右”为最次。又S.329与S.361拼合后之《书仪镜》中有： 四海书题内外文官三品云阁下，左右丞相节度使云节下，五品云记室，已下侍者、左右。唯执事之语无论重平并通用。内外武官三品云麾下，太守管军亦云麾下、节下。折冲已下无管押与文官五品已下同。(11) 则“左右”为对文武五品以下官之称呼。按押牙为唐代中晚期常见之武职，押牙虽然在地方节度使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2)，但其品秩则无法明确认定。从“左右”的称谓看，杜押牙的官秩可能不及五品。从下文的例子看(GXW0201)，也有可能发信人与杜押牙官阶相当或略高，才用这种较轻的称谓。 GXW0200号文书(图2)纸张相对完整，仅左下部分残去。押右侧纸边有一行残字，每字仅馀左半边。纸面中间有一行残字，馀右半边。两行字亦可拼合为一行，录文如下： 苻晃书至杰谢镇付杜将军书
此种书式，类似“内外族题书状样”中轻重最次的“姓名书至厶处送达/分付厶乙”的格式，则发信人符晃的地位，应远高于收信人杰谢镇的杜将军，或为杜将军之长辈。 GXW0201号文书(图3)为残纸条。押左侧纸边有残字，馀右半边。纸右端有残字，馀左半边。两行残字拼合如下： 谨通米使特进左右神山知堡官押牙将作监李旺状封 此书式类似GXW0199号文书，亦是轻重较次之“四海”书信。此“米使特进”或即GXW0197号文书中的“特进大使公”及GXW0198号文书中的“米使将军”。按，特进为唐代正二品之文散官，仅次于开府仪同三司。米使特进能有如此高的散官，其职事官的官品应当不低，甚至有可能是经略使一类的高官。然而此处书题仅用“谨通”、“左右”，或稍嫌不合于书仪。因为在GXW0197号文书中，对此“大使公”的称谓很可能是“座前”，是仅次于“几前”的第二等尊称。李旺亦出现于GXW0174号文书中，这是一封李旺寄与杨副使的书信，其中李旺官职的全称为“神山知堡官摄经略副使押牙将作监”。由此可知，李旺之官职亦颇高，或与米使特进不相上下。可能正是因为二人品秩相似，李旺才使用了略轻的封题书式。 GXW0202号文书(图4)亦为残纸条。押左纸边有残字一行，馀右半。纸左端有残字，馀左半。两行残字可拼合。纸中另有一行字。录文如下： 1胡子书状至请分李姊夫
奉珎分付 2
座前
子书状封 此为妻弟写与姐夫的书信封题，下对上，用“谨上”、“座前”等语，亦合于书仪。此处的姊夫李奉弥，常见于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当是活跃于建中前后的官员。 GXW0159号文书(图5)为残纸条。押左纸边有一行残字，仅有右半。右侧有残笔划，可与左侧“附”字、“送”字拼合。录文如下：
谢请通送杨
左右封 杨郎未知何许人也，但“通送厶乙左右”当是较轻之书式。 这种直封封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写于接缝处的封题展开后成为两列残字，一行押纸边，另一行在纸中。在这一点上，GXW0200号文书比较明显。其余四件文书都已被裁为纸条，细审之下，还是能看出左列押着左纸边，右列右侧尚有一些残纸，不是纸边。 以此为线索，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可能是封皮的文书，例如： GXW0025号文书(图6)，为一残破纸条，左侧边缘隐约有一竖线，右侧有半行残字，每字仅有左半边。录文如下：
此封题以官称杨郎，当是官员往来之书信样式。“厶乙开”的格式又是书题样式中最轻者。则发信人的地位当是高于杨郎。 GXW0137号文书(图7)，为残纸片。右侧有图纹。左侧有一行残字，馀左半，但不押纸边。录文如下：
GXW0146号文书(图8)，为残纸片。左侧有残笔划。右侧有残字，馀左半。文书上另钤有朱印两处，印文已不可辩。
此文书较残。一般往来书信不会在封皮上钤印。除此以外，封皮用印者，仅见敦煌P.4516v《天皇后书》。用印除了标明发信人身份外，很可能也是体现书信重要性和正式性的标识。或许此类封皮与公文书有关。 同样，检阅伯希和于库车县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所获汉语文书，也可以发现两件类似的文书。其6号文书(图9)亦为残纸条。押左侧纸边有一行残字，馀右半边。右侧有若干残笔划。最下方笔划可与左侧残字拼出“状封”二字。录文如下：
此又是内外族往来书信封题，应当是妹妹上与姊夫者。称“阁下”为极重之书式。 76号文书(图10)，押左侧纸边亦有一行残字。纸中有若干残笔划，仔细辨认下，正可与残字一一拼合。录文如下：
此封题仅馀发信人。按库子当指在仓库役作之人。左奔儿以库子的身份封此书状，显然不是写给内外族的，亦不似官员往还之私人信件，更像是呈给上级的书状。 135号文书(图11)，为残纸条，押右侧纸边有一行残字，馀左半。左侧纸中有一行残字，馀右半。录文为： 谨谨都护九郎阁下(15) 都护或指驻龟兹的安西都护，地位极高，故用“阁下”的书式。 幸运的是，我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找到了同类文书。《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公布了一件题为《唐天宝年间习书》(图12、13)。据整理者介绍，文书由两张残片组成，背面皆有多道朱笔划痕。残片(二)有一行左半墨书，未识读；残片(一)有3行文字，暂定为天宝年间习书(16)。实际上，我们发现残片(二)与上举几件封皮样式非常相似，都是在纸面中间出现半行墨书。如果仔细辨认的话，还是能确定其中的一些字：
从这个书写格式看，显然也是书信封题。那么残片(二)的性质就是书信封皮。残片上出现的朱红色划痕，看起来也很像是某种装饰用的花纹。残片(一)也是封皮的一部分。两件残片有朱痕的一面，即09ZJ0045(a)，09ZJ0044(b)，为封皮外面；相对的，09ZJ0045(b)，09ZJ0044(a)为封皮内面。但是残片(一)背面书写的文字，书法与封皮明显不同，笔法略显稚嫩，字句也不甚通。整理者推测为习书，还是很有道理的。这些习字很可能就是在封皮废弃后写上去的。其中又见有“天宝”、“大夫”等字，故颇疑是抄写自书信正文。 此外，在新出和田文书中，还有几件未完全拆开的封皮残片。GXW0248号文书(图14)：
“表兄”二字处尚保持着缄封状态，其下数字的缄封处则已拆开。此当为内外族之往来书信封皮。 GXW0197号文书(图15)仅馀数字，其文为： 特进大使公座 GXW0198号文书(图15)上部有三个残字，下部数字完整。录文为： 杰谢送米使将军宅 两片文书字体相近，应当上下拼接为一件。上书“米使将军宅”为收信地址，下书“特进大使公”为收信人。通过查阅文书原卷发现，这两片文书的封题字都是押在缄封线上的。从上面的例子看，封皮的拆封都是要从缄封处小心拆开，这件封皮虽然碎成残片，但缄封处有完全没有开封过的迹象。那么这封书信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开封。 从这两个实例看，此类封皮上裂成两行的封题，在缄封状态下确是反向拼合成一行的。通过这些细节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直封的封皮在包裹书状时，都是从一侧纸边裹起，裹到末端，便会留一侧纸边在外。将此纸边糊好，押纸缝书写封题，拆封之后，即会出现半行字在纸边，半行字在纸中的情况。
图14 GXW0248
图15 GXW0197、GXW0198
图16 P.4516v《天皇后书》 以此而论，王使臻、王使璋二位先生在“随纸卷封书札”一节中讨论的P.4516v文书(18)(图16)，显然也是直封封皮，而不是随信卷封的书札。这件文书裱糊在《金刚经》背，是被人裁剪过的，并不能看出是题写在书信背面的封题。但其文字分作两行的特点十分明显，这是明显的直封封皮特征。 可惜和田出土的这几件直封封皮，大多是已经打开的，GXW0197、GXW0198号文书又过于残破，很难恢复其原有的缄封形态。幸运的是，藤枝晃先生曾刊布过S.1 1297号文书拆封之前的照片(19)(图17)，这是极难一见的保持缄封状态的书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上题有“肃州宰相娘子”的封皮，是长条形的，而不是圆柱形的。而且P.5012v(20)等文书，也有非常明显的纵向折痕。说明这些直封书信的缄封状态都是长条形的。
图17 S.11297号文书 即便如此，我认为直封的书信，未必是折叠成条状再包裹封皮，却更有可能是先卷成筒形再压平的。我们或可参考敦煌写本郑馀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所记“表”的封装方式。如S.6537v文书所载： 右表写了，即窠讫，从后紧卷至头，勿令心空，则着一色纸直封题讫，入函，[函]用黄杨木为之，约表纸数多少遣之讫，安表内函中，三道弦缚面上，则系定，以白蜡填之，火灸，刀子削平，当心书全字，依此样封题讫，则着一片盖板，重三道缚之，以防磨损，并四方馆牒，一时入毡袋，布裹封题发遣。(21) 表为上呈皇帝的文书，最为正式，按上文所述，需要三重包装，用纸封好后入函，再装袋。每次封装都要书写封题。实际上，这里特别提到入函前的缄封方式为直封。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直封的标准方式。即表的正文写好后，先将信纸从后向前卷起，而且要卷紧，不能使纸卷留有空心。卷好之后，再用同一颜色的纸作为封皮卷裹，题好封题。则这种直封的方式便应是卷裹而非折叠的。 既然可能是卷成的，我们同样要关注直封的左卷和右卷。从形态上看，GXW0200号文书及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所获135号文书与其余几件明显不同，是反卷的。两件文书押在纸边上的残字是落在右侧纸边上，而非左侧。若将其卷起还原为缄封状态，再正对缄封处看的话，是题着左半行字的纸边在上。而其余几件封皮则正相反，卷好之后，是题着右半行字的纸边在上。关于书状的左卷、右卷，司马光《书仪》卷一“名纸”条有： 取纸半幅，左卷令紧实，以线近上横系之，题其阳面，凡名纸，吉仪左卷，题于左掩之端，为阳面。凶仪右卷，题于右掩之端，为阴面。云：乡贡进士姓名。(22) 又卷五“吊酹赙襚”： 作名纸，右卷之，系以线，题其阴面，凡名纸，吉者左卷之，题阳面。凶者反卷之，阳面在左，阴面在右。曰：某郡姓名。慰同州之人，则但云同郡，皆不著官职。(23) 据司马光所言，左卷、右卷分别代表了吉、凶。左卷为吉，右卷为凶。左卷为左掩，右卷为右掩。由此可知，书状的卷封方向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蕴含了吉凶的重要含义。结合上文所引表的缄封方式，卷纸时要从后至头。一般尺牍皆从右向左书写，那么卷法就是从左向右。如果封皮也按相同方法卷的话，卷成题写封题之处，就会是题写右半封题的纸边在上。这与我们发现的多数直封封皮实物相符。依常理判断，日常书状所言之吉事应当多于凶事。那这种主流的卷法就应当是司马光所指之“吉者左卷”。而GXW0200号文书及伯希和135号文书封卷方向相反，应当是代表凶事的右卷或反卷。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见到的如此多的直封封皮，从形态上看，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缄封后的形态，无一列外的都应当是S.11297那样的细长条形。保持了纸幅的宽度，没有从中折断，整齐而严谨。
图18 《张休上丈人丈母书》 二、出土文书中的折封书状 除了斜封和直封外，还有不加封皮的缄封方式。彭砺志先生称其为随纸卷封(24)。王使臻、王使璋二位先生沿用了这种说法(25)。然而，如前所述，王使臻、王使璋先生举出的随信卷封的例子P.4516v文书，实际上是直封封皮。而另一件S.376文书(26)，虽然是不加封皮的，但书札却是需要用很精妙的方法“折”起来的，而不是“卷”起来的。 我们同样可以在出土文书中找到折封的书信。人大藏GXW0113号和田文书(图18)，正面右侧残两行字，为： 1 鞋子伏望到彼收取诣王 2 钱进有锯镰与附一张休谨
文书背面右下方亦有两行字： 1 谨谨丈人丈母女婿张休状 2 通上勿令惟失 这是女婿写给丈人、丈母的一封书信。背面的两行当为封题。值得注意的是，两行字的最上部各有一个字都残去右上部，形成一条明显的斜线。如果仔细辨认就可以发现，第二行最上的一个残字，是第一行那个残“谨”字的上半边，只不过字形倒了而已。将其正过来后，正可与第一行之“谨”字拼合。作为封题，这两行字的书写位置并不靠近纸边，如果按上文提到的卷封方式卷紧的话，两行字恐怕都要卷到纸卷中，起不到封题的作用了。则此信应是折封。 将“谨”字分割成两半的这条斜线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这件文书的封题是纵向直书的，而不是像斜封的P.2555 piècel文中那样斜向书写封题。如果只是简单的对折，是无法折出这样一条斜线的，两个半字也无法扭转拼合。根据周一良先生介绍的日本古信札(27)的启示，我猜测，《张休上丈人丈母书》很可能是先折成长条状，然后在斜线位置打结或捻拧。我设计了一种可使“谨”字拼合的折叠方式，如图19：
图19 《张休上丈人丈母书》折叠方法示意图 先将信纸折成两行封题宽度的纸条，然后依次按图示折叠。这样，信札就被折成了矩尺形。按此种样式折叠的话，“谨”字会刚好落在最后一张图的斜线处。这样，打开之后，就会形成两个半个的“谨”字，而且方向刚好相反。封题的两行字，会在长端纸条的正反两面。而且很显然，这种封题一定是先折好再书写的。而且开封后的纸张会留下菱形折痕，而非全部直线折痕。我们从GXW0113号文书上，还是可以隐约辨认出一些斜向的折痕的。另外，麻扎塔格出土的藏文书信中，也有一些保持缄封状态没有开封者，其中便有折成矩尺形的(图20)(28)，或可做一参照。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折法，或许有其他更接近原状的方法，但斜线处的折法一定是特殊的。 GXW0251号文书上的文字，应当也是书信封题：
使寄付丈人 这件文书保持着迭压粘贴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其上层粘贴的一小块纸张，是斜向的，与封题成一定角度。封题文字被其隔断，“使”字的下半边及“寄”“付”二字都在上层纸片上。这显然不是直封的方法。与P.2555 pièce1所见之缠绕斜封的方法亦不同。则此或为一种折封。可惜这件文书只是撕裂后的残片，很难据此复原出整封书信的原貌。
图20 古藏文信札 洛州赵义深书达 西州付欢相张隆训
图21 《唐赵义深家书面》折痕示意图 洛州赵义深书达 西州付欢相张隆训
图22 《唐赵义深家书面》折叠后形状 吐鲁番出土唐代西州文书中，也有类似的书信。阿斯塔那64号墓出土有《唐贞观二十年(646)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此件文书残存15行，其后半部分被剪成鞋底。鞋底背面即是此书信的封题，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称其为《唐赵义深家书面》： 1 洛州赵义深书达 2 西州付欢相张隆训(29) 如此看来，此书题亦是写于书信尾部的背面。幸运的是，《唐赵义深家书面》尚保存着隐约可见的折叠痕迹，如图(图21)所示：图上虚线即是折痕。周一良先生曾推测唐代信封可能是采用类似日本古信札的折封方式，即信札加封皮后迭成长条行，上下两端向后折向背面，再把向后折的部分粘贴起来(30)。从折痕来看，《唐赵义深家书面》应当就是采取这种折纸的方法。即是先将书状折成细长条形，再将上下两端向后折。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折线来折的话，信札会被折成只有一行字宽的条状，两行字会分在正反两面，向后折的两端必定会遮住其中一行字。若要将两行字都显露出来，有两种可能的折法。一是先折成两行字宽的纸条，上下两端向后折、粘好后(如图22)，再沿中间的虚线对折。二是先将上下两纸边向纸中折好，再折成条状。 另外一件值得关注的文书是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唐瀵舍告死者左憧憙书为左憧憙家失银钱事》。这是瀵舍写给已经死去的左憧憙的一封辩白书，否认偷窃了左憧憙的银钱。虽然这封信是要死者在阴间阅读的，但我们依然在其背后发现了封题：
这一封题仍然是写在书信结尾处的纸张背面。有两行倒书的文字，当是封题的主体，又有个别字与其反向书写或横向书写。很可能，这几个朝向不同方向的字，也是封题的内容。可以确定的是横向书写的一个残字，是“瀵”字的上半边，正好与第二行封题的第一个字拼在一起。我还没有想到一个能完美拼合所有封题文字的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封信在缄封的时候，在“瀵”字的位置打了结，只有这样才会出现一个字被分成横向、纵向两半的情况。 以上三种不加封皮的书信，连同S.376文书，都是折叠缄封的。并且折法各不相同，甚至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将其复原回缄封的形态。 还有一些不易复原的书信。阿斯塔那64号墓出土有《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一》，其信的一部分也被剪成了纸鞋状。背面反方向书写了封题： 李贺子书付(32) 其后当有一行写明收信人信息，但是被剪裁掉了。这又是一件双行格式的封题。《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共有四封，这是第一封的后一部分。此封题的位置亦是在书信末尾的背面。 阿斯塔那72号墓出土有《唐开元十二年(724)残书牍》，其末尾又有两行反方向书写的字：
10 分付家人奴子(33) 此处文字包含了送信地点和收信人信息，应当也是书信封题。既是寄与家人奴子收，应是家书。但《唐开元十二年(724)残书牍》从内容判断，更似公文，不似家书。其背面有《唐上娘娘书》，尽叙家中事。则此恐为《唐上娘娘书》之封题。从位置上看，此封题亦题于书状纸张最末尾位置的背面。 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这类不加封皮的书信。坂尻彰宏先生指出，英藏《甲戌年四月沙州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祐状》便是直接将封题写在书信背面，并采用折封的方式。他同时列举了另外四件封题写在书信背面的敦煌所出汉文书信，认为也都是折叠缄封的(34)。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这种不加封皮的书信封题，大都是直接题在书信正文纸张的背面。而且封题书写的位置是正文纸张背面靠近纸边的位置。但又不似直封的书题那样会押住纸边。这就决定了这种书状的缄封方式不可能是卷封，只能是折封。 陶弘景《真诰》多载杨义与仙真、杨义与二许(许谧、许翙父子)、二许与仙真之间往来的书信，其中便多有折封书信。卷十七《握真辅第一》有： 羲顿首顿首。阴寒。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未得觐，倾企。谨白，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羲白：公第三女昨来，委瘵，旦来小可，犹未出外解。群情反侧，动静驰白。 顷疫疠可畏，而犹未歇，益以深忧。 给事许府君侯。此六字折纸背题。(35) 这是一封完整的书信。小字当为陶弘景注释。他指出“给事许府君侯”数字，是此信的书题，题写在信纸的背面。而且所谓折纸，恐怕是指该信纸有折叠的痕迹，是采用折封的方式。同样样式的小字注还有几处，不再一一引证。陶弘景整理的这种书信，明显便是没有封皮的一类，题背与折纸是其基本特征。与以上讨论的几种不加封皮的书信实物，是非常符合的。 同时还需要注意到，这种不加封皮的书信，通常是被折成较短的长方形，或者因打结、捻拧等出现特殊形状，而不是规矩的长条形。因为经常出现横向折叠或打结，其长度一般会是小于纸幅的，比直封封皮短。《真诰》中有所谓“短折封”(36)，恐怕就是指这种特征。 三、轻重之分——唐代书状缄封的几种形式 唐代的书状缄封方式，有加函、加封皮、不加封皮的不同。入函即是函封。以纸为封皮，则有直封、斜封两种。不加封皮者，如上文所述，大致应为折封。这样，就有了函封、直封、斜封、折封四种缄封形式。这几种缄封方式并不是随意使用的，而是有轻重之分。 函封，当是最正式的缄封方式，用于最重要的书状。从敦煌出土的各种书仪看，唐代地方官员上皇帝的贺表，都是要函封的。其具体缄封方法已见前文所引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三重缄封皆极细致。P.3900号武则天时期《书仪》中《笺表第二·庆正冬表》亦有： 题函面云：某官臣姓名上表。函侧右畔题云谨上京神都门下，已下表头尾题函并与此同。其有表进者，缄封讫，印蜡上；其行军，头出使无印者蜡封，上全函；其具官使人在外应奏事，但修状进其状如前。(37) 这里对函上的封题，以及各种进表者如何使用函封，进行了解说。说明函封的使用及其缄封过程都是极慎重而严谨的。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又有“上四方馆牒式”和“转牒式”(38)，是上表者给中央接收文书机构四方馆及传递文书的“路次馆驿”的牒。可见，“表函”的寄送、接收也有一定的程序。除了表章外，皇帝下大臣的诏敕，很可能也是函封。《南史·杜骥传》有： 坦长子琬为员外散骑侍郎，文帝尝有函诏敕坦，琬辄开视。信未及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上遣主书诘责骥，并检开函之主。骥答曰：“开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问。卒官。(39) 南朝宋文帝时，便已用函来封缄诏书。且知，私自打开诏书函封当为重罪。《唐六典》卷八《符玺郎》条有“大事兼敕书，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40)，是说鱼符行下需要函封。或可由此推测，与鱼符同样极为重要的诏敕，大概也应当是函封的。 此外，婚书也用函封。P.3284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上下两卷》中有： 右修前件婚书，切须好纸，谨楷书紧卷于函中，函用梓木、黄阳木、楠木等为之。函长一尺二寸象八节，函阔一寸二分象十二时，函板厚二分象二仪，函盖厚三分象三才，函内阔八分象八节。其函了，即于中心解作三道路子，以五色线缚。(41) 递交通婚书函是婚礼中极为正式而隆重的礼仪(42)。因此，婚书的封函使用楠木等高级材质，其函之各种尺寸也都有着美好的象征意味。可见，除了表、诏以外，民间极重之书状，也是用函封的。 直封，如前文所论，是一种用封皮卷封后，押缄封线纵向题写封题的缄封方法。而且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所记之函封过程，大臣表章的函封方法，就是在直封外再加函和其他封装物的。P.3284张敖《新集吉凶书仪》所记婚书之缄封，虽然只言卷于函中，但记其函面封题为“｜谨谨上厶官阁下｜全｜厶官卫厶郡姓名封白”(43)。这显然是一种单行直封封题的书写方式。婚书函细长的尺寸，与直封书的形制也是非常相似的。配合极重之函封使用，说明直封在当时被作为一种正式的缄封方式。根据上文所述敦煌吐鲁番等地所见唐代书信缄封实物来看，相对于斜封封皮和折封信札，直封封皮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且与几乎只出现于家书的折封书信不同，直封书状中的大部分都是官员或高级僧侣往来的四海书状。在前文述及的和田出土封皮中，便多有镇戍官员往来之书信，其中亦有神山堡知堡官李旺、米使特进一类的高官。敦煌S.11350文书封题为“谨谨上镇使及娘子座前押衙杨保德状封”(44)，亦是官员往还书信。 《资暇集》卷下“拆封刀子”条有： 起于郭汾阳书吏也。旧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阳虽大度廓落，然而有晋陶侃之性，动无废物。每收其书皮之右所剺下者，以为逐日须取文帖，馀悉卷贮。每岁终，则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剺之处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积，胥吏不暇剪正，随曲斜联糊。一日，所用剺刀忽折，不馀寸许，吏乃铦以应急，觉愈于全时，渐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环势，加于折刃之上，使才露锋，榼其书而剺之。汾阳嘉其用心，曰“真郭子仪部吏也”。言不废折刃也。每话于外。后因传之，益妙其制。(45) 郭子仪身居高位，每日所收书状必然累积无数。但郭子仪又非常节俭，让书吏将封皮的右侧切割下来，作为日常文帖或年终账簿用。书吏的工作显然是割去有字的部分，留下空白的部分。我们且不管书吏被逼无奈下的急中生智，但看其所割之“书皮”。如前文所述，唐代加封皮的缄封方法，有直封和斜封两种。斜封封题是斜向书写，会占用很多纸面空间，割去后纸张所剩无几，难以再利用。而直封封题纵向书写，开封后，封题虽然分作两行，但都偏在一侧，且非常靠近纸边。只需裁下一小条即可。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人大藏和田文书中，直封封皮多为条状(如GXW0199、GXW0201、GXW0202号)。它们极有可能也是被裁过的。而随信折封的书状，正反两面都有字，且封题亦不靠近纸边，再利用价值不大。由此亦可知，郭子仪每日所收书状，绝大多数应是直封的。同样，《东观馀论》法帖刊误卷下“王敬武书辨”条载，唐平卢节度使王敬武写给其子王师范的书信背面，题有“谨谨上相公”、“从侄保义军节度陕虢观察等使珙状封”，可知此信原是王珙致王敬武书，是王敬武直接用其信纸又写了家书(46)。王敬武利用的信纸，一定是空白的封皮，与郭子仪重复利用封皮的情况类似，只不过王敬武没有切掉原有的封题而已。那么保义军节度使王珙写给王敬武的信，应当也是这种加封皮的直封。 又，《资暇集》卷下“书题签”条有： 大僚题上纸签，起于丞相李赵公也。元和中，赵公权倾天下，四方缄翰，日满阍者之袖。而潞帅郄士美时有珍献，赵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误卷入振武封内以遣之，而振武别纸则附于潞。时阿跋光进帅麟，览盈幅手字，知误书，一时飞还赵公。赵公因命书吏，凡有尺题，各令签记以送，故于今成风也。(47) 赵公即是李吉甫。这里讲到李吉甫错将给潞帅郄士美的回信，卷入振武军的信封内，而给振武军的别纸则错附在给郄士美的信中。此处之“卷”字，又提示我们这应该又是一种先卷后封的缄封方式，当是直封了。可见，元和时宰相与节帅之间的往还书状，恐亦多用直封。退一步讲，也应当是直封再加函的。郭子仪、王敬武、李吉甫都是当朝的重要官员，其他官员与其往还书状，必然谨慎谦恭。那么直封也应当是一种在重要场合使用的形式。 斜封，因为中宗朝著名的“墨敕斜封”而早已为人熟知。《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 时上官昭容与其母郑氏及尚宫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48) 如上文所述，唐代诏敕理当用函封。斜封并非是正规的敕书缄封方式，自不待言。睿宗朝，“斜封”甚至成了通过这种非正常途径取得职位的官员的代称(49)。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赠新茶》诗有：“旧高丈五睡正浓，军将叩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这里提到了白绢斜封，即是用白绢为封皮来斜封书信。送新茶为私事，而非公事。似也可说明斜封的方式相对来说并不那么正式。从出土文书情况看，目前只有被反复提到的归义军时期的P.2555pièce1号文书可能是所谓的斜封。而其他的封皮实物都是直封的。这似乎也说明，在唐代斜封并不是一种常用的缄封方式，至少没有直封使用的多。 折封，即是不加封皮而随纸折叠。这种缄封方式的特点是封题直接写在书信的背面。根据出土文书实物的情况看，此类折封书状，从封题上判断绝大多数都是内外族通信的家书。从轻重上来说，与诏敕表章、官员往还书状相比，家书当是最次的。从形态上来说，折封的书状有很多不同的折封，不拘一格。封题的书写也比较简单随意，通常只写作较短的两行。《张休上丈人丈母书》封题尚有“谨谨”、“张休状”等语，西州出土几种书状封题则全无此类用语，只简单书写至某处付某人。这与直封封题常见的那种复杂而正式的书写方式截然不同。李涪《刊误》卷下“短启短疏”条有： 今代尽敬之礼，必有短启。短疏出于晋宋兵革之代。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故也。且启事论兵，皆短而缄之，贵易于隐藏。前进士崔旭，累世藏钟王书，即有羲之启事一帖，折纸尚存，盖事出一时，沿习不改。我唐贤儒接武，坏法必修，晋宋权机，焉可行于圣代？令启事吊疏，皆同当代书题，削去短封，以绝舛谬。(50) 依文意，“短启短疏”当是“短而缄之”，是晋宋时开始流行的一种缄封方式。结合崔旭所藏王羲之短启“折纸尚存”的情况看，这种“短启短疏”采取的就应当是折封的方式。所谓“短”，应当是相对于不从中间折叠或打结的直封来说的。前文提到的《真诰》中所谓“短折封”，正与此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短启的风习虽然延续到唐代，但却被李涪看做是应当修正的“坏法”。那么在唐人眼中，这种短封是不适用于相对正式的启事吊疏的。被提到的“当代书题”很可能就是加封皮的书题样式。由此看，折封在唐代应是一种较轻的缄封方式。 至此，我们看到唐人使用的四种书状缄封方式，由重至轻，依次为函封、直封、斜封、折封。这种轻重不同，在具体缄封方法的严谨性上也有很明显的体现，这点前文已经论及。但值得注意的是，折封虽然轻重最次，但其书题书写格式，反倒最接近魏晋尺书(51)。这四种缄封方式，也会因轻重有别，而在不同场合使用。然而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种场合使用不同缄封方式的情况。例如内外族书状，除了折封的形式外，也有采用直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敦煌还是新疆地区出土文书情况看，直封封皮实物数量都是最多的。在文末附表列举的37件封皮及写有封题的书信中，直封封皮共有25件，占绝大多数。而且直封的使用场合涵盖公文、四海书状、内外族书状三大类。这体现出社会对这种较正式的书状缄封方式的认同。可以说，唐代的书状缄封也应当被看做是唐代礼仪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在唐代民众的日常礼仪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Trombert=
Trombert,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ilothèque Nationale deFrance,Paris,2000 《吐鲁番》=《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法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 《英藏》=《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 《国图》=《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1年 《秘笈》=《敦煌秘笈》，杏雨书屋，2009-2013年 《新博》=《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 ①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0页。 ②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54页。吴丽娱先生介绍了周一良书信折封的观点，同时对封皮图样中斜线的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3-246页)。 ③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55-65页。 ④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文献》2011年第3期，第27-48页；《古代书信封缄方法的演变》，《寻根》2010年第5期，第41-49页。 ⑤如《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公布之《唐天宝间习书》，整理者提到“残片(二)中正面存有左半墨书残痕一行，未识读”(《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222页)。细审图版，残片(二)上的残字应是书信封题，则此文书曾被用作书信封皮。 ⑥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5页。 ⑦赤木崇敏：《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敦煌文献P.2555 pièce 1の检讨を通じ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03年第20期，第7页。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第38-41页。 ⑧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239页。 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49页。 ⑩《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3页。 (11)《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2、151页。 (12)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1998年，第62-72页。 (13)
ric Trombert,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il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2000.,p.51,fig.6. (14)
ric Trombert,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p.80,fig.76. (15)
ric Trombert,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p.112,fig.135. (16)《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第222页 (17)图版见《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第48、49页。 (18)饶宗颐编集：《敦煌书法丛刊》第15卷，1985年，第95页。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第27-48页。 (19)藤枝晃：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I,Zinbun 9,1966,p.29。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 (20)《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21)《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录文参考赵和平：《敦煌写本郑馀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唐五代书仪研究》，第171页。 (22)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第12-13页。 (23)司马光：《司马氏书仪》，第55页。 (24)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第62页。 (25)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第44-46页。 (26)《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册，第164页。此件文书，正面有“律左右”三字，背面有“尚书书送邓”，两行字上下拼合为封题。具体折法可参考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第44-46页。 (27)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第53-54页。 (28)图见A.Stein,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ost China 5 vols.,Oxford 1921,fig.CLXXII.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2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30)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第53-54页。 (31)《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 (32)《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202页。 (33)《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34)坂尻彰宏：《大英博物馆藏甲戌年沙州妻邓连致肃州僧李保祐状》，《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6号，2012年，第162-164页。 (35)陶弘景，赵益点校：《真诰》，中华书局，2011年，第306页。 (36)《真诰》，第299页。 (37)《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38)《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1册，第103页。录文参考周绍良、赵和平：《敦煌写本郑馀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第171页。 (39)《南史》卷七○《杜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699页。 (40)《唐六典》卷八，中华书局，1992年，第253页。 (41)《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3册，第48页。P.2646、P.3284号文书同为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其中P.3284别字较少，故录之。 (42)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中，有男方送婚书及女方受婚书的仪式记载，都极其讲究(详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3册，第48页)。 (43)《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3册，第48页。 (44)《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45)李匡乂：《资暇集》卷下，中华书局，2012年，第204-205页。 (46)黄伯思：《宋本东观馀论》，中华书局，1988年，第124-125页。 (47)李匡乂：《资暇集》卷下，第205页。 (48)《旧唐书》卷五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3页 (49)《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曰：“献奇则除设盈庭，纳贿则斜封满路，咸以进趋相轨，奸利是图，如火投泉，安得无败？”(第162页) (50)《刊误》，中华书局，2012年，第252页。 (51)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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